10月17日，82岁的老人巫昌桢，这位曾担任婚姻法起草小组组长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回顾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家庭、婚姻的发展变化，以及家庭暴力在其中的不同呈现特点。
　　中国新闻周刊：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就迅速颁布了《婚姻法》，此后数十年间曾经历几次重要修改，是每个阶段突出的社会问题影响到了家庭和婚姻，进而迫使法律不得不做出修改吗？
　　巫昌桢：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现在回过头看，新中国成立后，每个发展时期的社会问题不同，对家庭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一部《婚姻法》，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几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社会问题，从这部法，可以清晰看出每个时代的特点。
　　1950年的《婚姻法》，主要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因为当时家庭中主要是包办婚姻，所占比例为90%以上，立法后到50年代末，90%以上变成自由婚姻和半自由婚姻。
　　1980年代的《婚姻法》，主要任务是消除政治色彩。整个60年代到80年代初，政治过分干预婚姻，结婚、离婚均需政治决定，没有自由可言。通过立法，消除了类似政治因素的干扰。
　　2001年《婚姻法》修改，主要针对的是婚外恋之类问题。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整个社会的功利色彩越来越浓，爱情也不能幸免。比如，权、钱往往与色情联系起来，以婚姻谋财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家庭暴力也由过去的单一化开始呈现多元，并且越来越严重。
　　今年最高院出了《司法解释（三）》，目的主要是解决这些年越来越突出的财产问题。这个解释虽有亮点，但是以合同法原则解决婚姻问题，容易导致现实中的婚姻更加功利化。
　　中国新闻周刊：家庭暴力在城市、高知家庭有比率增高的趋势？
　　巫昌桢：以前认为农村的家庭暴力多，文化程度高的家庭不会发生。其实不是，因为很多人思想深处还是有封建传统。并且，家暴是一个世界性的国际难题。
　　就如何界定家庭暴力，中西方有差异。中国的定义是家庭成员中带有优势一方对另一方的施暴行为，受害者多是女方。男方现在也多有反映，但问题多是冷暴力和精神暴力，体现为压抑等。
　　目前，国际上将家庭暴力分为肉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我国只承认第一种。对精神暴力、性暴力有所保留。现在也有主张认定婚内强奸的，不过刑法界并未认同。
　　我的分析，家庭暴力主要有四个特点：行为的隐蔽性；行为的长期性、连续性；后果的严重性；原因的多样性。
　　一个调研报告显示，当前凶杀案前三位：情杀、仇杀、财杀。《中国妇女报》做过一个统计，90年代的家庭暴力数据比80年代上升了25.4%。此前也有最高法的数据表明，司法领域判的离婚案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有40%。这样一些调研和数据表明，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在近些年是迅速上升的。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夫妻间，家庭暴力同样存在于长幼之间。在你看来，目前影响家庭暴力多发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巫昌桢：这些年我最担心的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年轻人的问题。目前的新生代独生子对家庭的观念有根本变化，同时对自由的理解有误区，他们认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因此常常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其次，农村的婚姻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大幅度自由流动，导致很多夫妻长期分离，给婚外情更多可乘之机，而婚外情的结果往往会以家庭暴力的方式收场。最后，老人婚姻问题。近年来，由于房产价格暴涨，许多孩子通过包办孤寡老人再婚，以图老人房产，这一问题导致长幼之间的感情破裂，甚至发生暴力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就国家、社会、家庭等各层面而言，各自应该如何来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巫昌桢：首先，应该完善立法。在有了《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之后，现在制定全国性的防止家庭暴力法的工作已经启动。广东、上海一些地方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在这里我想提到的是，中国家庭暴力的取证问题可以考虑国外的一些经验，比如加拿大的推定原则。中国的做法是必须有证据证明，但是家庭暴力、婚外情的证据等都很难找，现实中行不通。
　　其次，应严格执法，法律的全部意义在于执行。公安以前对此管的不多，更多让受害者找妇联。目前开始介入，但是介入不够，往往认为是家务琐事，除非到打死打伤的地步。另外，要提高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借鉴英国的“零忍耐”提法。
　　最后，社会各个方面都要发挥作用。民政部正在探索一些疏导机制，重视多调解。另外，应该探索婚姻登记的制度化。
　　英国有一个家庭宣言：反对闪电式结婚，反对闪电式离婚。美国也有誓约婚姻法，这就对婚姻有了约束性，对我们也有启发。另外，对年轻人要有婚前培训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