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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性化施政”缺乏强制规定
3月16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措施。正如英国BBC此前报道的那样,英国防疫措施的一个特点是“人性化施政”,旨在将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受到的干扰最小化。英国政府提醒国民尽可能居家办公,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和人际接触,不去餐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70岁以上的老人、孕妇及有基础疾病的人应尽快实现自我隔离;如果家庭成员中的一人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那么全家人应隔离14天。约翰逊表示,未来随着疫情的升级,政府还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例如长达12周的“避免社会交往”。
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所谓人性化施政,恰恰是英国防疫预案的缺陷——缺乏必要的强制规定。大疫当前,英国立体音响乐队仍然举行了演出活动,有数千名观众聚集在场馆内听音乐;英国马拉松照常开跑,约6000人参赛,还有大量观众围观,而且几乎无人佩戴口罩。这些危险的活动仍未受到必要的约束。
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卫生部门的一份秘密报告预估,英国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持续到2021年。在这段时间里,80%的英国人可能感染病毒。报告还披露,在基本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工作的500万人中,约有50万人会在一个月的疫情高峰期先后因病缺勤。这500万人中包括国家保健署的100万名工作人员和150万名社会保障人员。这份报告是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应急小组起草的,得到该局负责应对疫情的主要官员霍普金斯博士的认可。
《卫报》指出,一边是医疗机构预估疫情的严重性,另一边是政府缺乏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这一反差体现出危机应对机制的不足。
英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应对机制分两个层级,中央层面为战略层级,负责宏观的协调工作;地方层面为执行层级,由国民健康服务系统(NHS)及其委托机构(卫生局、医院、紧急救护、基本社区医疗)实施。这种机制的特点是“重地方,轻中央”,以初级保健联合体为核心,自下而上进行响应。政府的干预力度不够,而且与医疗委托机构脱节。
另外,英国将全国专业技术机构视为统一的反应体制,认为这有助于减轻公共卫生部门的负担,并提高应对效率。这一反应体制的核心是英国健康保护机构(HPA),其功能是向公众和专家提供公正、权威的信息和专业建议。但是,在公共卫生保护政策和计劃等领域,英国政府过度依赖该机构提供的建议,而缺乏与之相配合的行政措施。
美国:“紧急状态”是分水岭
据美国CNN报道,由于初期的防范不力导致疫情蔓延,美国政府受到舆论的质疑。首先,决策混乱、政策信号矛盾、缺乏透明度,浪费了“时间窗口”;其次,由于美国卫生部门响应不够有力、检测试剂盒缺乏、口罩和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储备不足等,疫情在社区传播成为现实;最后,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暴发的流感相叠加,相关部门的疏漏增加了其防疫面临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3月13日可以看作美国防疫形势的分水岭,这一天,特朗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报道指出,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采取以“联邦—州—地方”三级公共卫生部门为基本架构的管理运行模式,即“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卫生资源和服务部—城市医疗应对系统”。美国构建了完整的立法体系,对各级主管部门及具体措施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根据上述模式,美国各州有一定的自主权,华盛顿、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州此前已根据本州情况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采取了扩大检测范围、开展人员培训、采购医疗物资等举措,有些州还采取了隔离重灾区、派遣国民警卫队协助抗疫等举措,这都有助于控制疫情蔓延。各州建立应对新冠疫情的应急指挥中心后,抗疫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更强。
美国的公共卫生水平较高,具备强大的防疫和治疗能力。在国家和各州进入全面动员的情况下,美国的疾控中心、国立卫生研究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立和私立医院等都进入“战时状态”,在病毒检测、患者治疗、医务人员防护、公众教育、人员培训、特效药审批等方面都将增强响应能力。美国大型药企的科研和生产能力,在国家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会全面释放,一是确保检测试剂盒的供应,二是在特效药和疫苗研发等方面加紧行动。对于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用品的短缺及供应链安全问题,通过迅速扩大产能和进口会得到解决或缓解。
此外,之前出现的防疫资金不足的问题已经解决。除了政府拨款,美国的保险公司已同意减免新冠肺炎患者的诊疗费自付部分,没有医保的患者也可以去医院的急诊免费就医。这样一来,美国针对民众的检测、收治等能力大幅提升。
考虑到疫情蔓延态势,美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可能会继续增加,但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美国,与之前相比将驶入“快速反应轨道”,有助于最终控制疫情。
日本:制度健全和政府迟缓
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日披露了一组数据:针对感染人数较多的几个国家,自该国确诊100例病患时起,到3月9日的确诊数据进行分析,以每日平均增长确诊人数来看,伊朗为538.8人、意大利485人、韩国383人,法国和德国都超过100人,而日本只有22.8人。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至少在3月9日之前,日本防控疫情的措施在各国中是最好的,在同以100例病患为基数的情况下,其确诊病例增长最为缓慢。另外,大量病患呼吸困难、高热不退乃至死亡案例集中出现的情况,在日本均没有发生。
相对有利的疫情防控形势,得益于日本应急管理体系的优点:一是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健全完善;二是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科学严密;三是公众防灾避灾意识强,自救互救能力强,应急保障有力。
每次经历大灾之后,日本的行政体制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即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制度的更新完善。1995年1月的阪神大地震发生后,按照日本当时的法规,地方消防等部门收集的灾情信息必须经国土厅才能送往首相官邸,灾情通报程序阻碍了高层及时获得信息。自那之后,日本政府改革了按部门层层传送灾情信息的刻板机制,重大信息从地方直达中央政府。日本还全面修改了《灾害对策基本法》,规定在自然灾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都设立“对策本部”,集中各部门负责人参与协调。
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积极的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在本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中得到体现。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都道府县政府在信息收集、病患救治、物资配给和物价干预等方面都有章可循、按部就班。在有确诊病例的地区,中央政府都直接派员与地方政府协调相关工作。《东京新闻》的记者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列车到大阪,然后又前往神户,对几个日本重要城市进行观察走访。一路上,记者发现民众生活正常;公共机构提供部分免费、部分按市价销售的物资,包括防疫物资、食品和书籍等;政府还安排志愿者向市民宣传防疫知识和注意事项,建议市民根据自身情况积极接受检测。
然而,日本的此次防疫行动也存在不足之处。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防疫措施“上紧下松”正好相反,日本中央政府这一次在新冠肺炎防疫中显得过于淡定,反而不如地方政府积极。
《日本经济新闻》举例指出,2月28日,北海道发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事态宣言》,由此成为第一个实施“戒严令”的日本地方政府,这等于“倒逼”中央政府。在这之后,安倍政府才不得不提出全国中小学停课的要求。
安倍政府的犹豫不决,导致日本此次防疫行动相对迟缓。中央政府考虑的因素过多,例如“不能让日本旅游业受到严重影响”“不能让2020年东京奥运会受到致命影响”等。民众呼吁日本政府迅速建立收集全世界最新疫情信息的体制,迅速出台防疫细则,并建立帮助民众了解疫情发展情况的网站。
编辑:姚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