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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上饶集中营的茅家岭监狱曾关押过被国民党特务当作政治犯的和尚、尼姑、道士。然而有一个被称为“茅山道士”的政治犯，却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人——他就是在狱中先后化名为“张国威”和“宿文浩”的宿士平。
宿士平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地方领导人，1932年入党，1937年任温州市委书记，1938年任台州特委书记，1939年任浙赣铁路工委书记，1940年3月任金(华)衢(州)特委常委，同年6月14日因叛徒徐伯威、陶岳春出卖而被捕，时年30余岁。他高高的个子，瘦而结实的身材，满脸络腮胡子，颇有几分“仙风道骨”。长期在白色恐怖中从事组织和领导秘密工作的斗争生涯，炼就了他一身硬骨和赤胆忠心。他能言善辩，谈吐幽默，机警过人。从1940年6月中旬，到1942年5月25日，他被囚上饶集中营两年期间，因“顽固不化”，三进三出茅家岭监狱，累计长达一年半，是关押茅家岭这个“狱中之狱”时间最长，受折磨最多的被囚志士之一。
一进茅家岭监狱
首次受审，宿士平机智掩护战友。他是在金华的住处与菊耐秋(金衢特委秘书，狱中化名“宋唯一”)一同被捕的，敌人还从他们的住处搜到了由菊耐秋保存的一包文件。在押解上饶的途中，宿士平伺机与菊耐秋商议好了对付敌人的假口供：“一切由我负责。我与你的关系，只是在‘八·一三’前，是在上海闸北一个小学教书的同事；你从上海逃难来金华，途中相遇，因病住我处；其他一切不知”等。第一次受审，是在茅家岭附近，杨家湖的三战区情报专员室，由少将特务头子张超亲自审讯。张超问鞠耐秋：“你叫什么名字?”鞠回答：“宋唯一。”张超又问宿士平：“你叫什么名字?”宿回答：“张国威。”张超又追问：“你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宿回答：“这位宋先生，在抗战前，和我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小学(已被日寇烧毁)的同事；最近在金华偶然相遇，因病暂住我处，准备回上海去治病的。”张超又指着那包文件追问：“这包东西，是你们的吗?都是些什么东西?”宿士平抢着回答：“是一个朋友放在我屋子里的。朋友叫杨筠，是个新闻记者，前些日子去浙西沦陷区，路过金华留下的。我没有打开看过，里面是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杨筠”是宿士平的笔名，当时国际新闻社给了宿士平一张特约通讯员聘书，上面写着“杨筠”的名字；这张聘书正好放在那包文件一起，宿士平就利用这一点使那包文件与他俩脱离了关系，直到审讯结束，敌人也没弄清他们的身份和关系，只好把他们押送茅家岭监狱。后来敌人又专门将宿士平和菊耐秋两人提审对质过一次，他们始终按照约定的假口供应付敌人，因此菊耐秋在上饶集中营被囚4年，直到1944年6月与孙秉泰一道从集中营的农场越狱，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受到什么酷刑。
再次受审，宿士平严守党的机密。第二天，牢房里又押进十来个囚犯，都是在浙赣铁路工作的，有程道衡(烈士)、周楚钦(烈士)等人。程道衡对宿士平说：“我和周楚钦，身上有文件，又有徐伯威(叛徒)领抓和指证，已承认是共产党员，是受宿文浩领导的。徐伯威还说已去抓你了哩!无法否认了……”宿士平说：“我现在叫张国威；对其他的人，一律要否认他们是党员。你实在吃不消，就一切推在宿文浩身上吧，不准供出其他人和党的其他秘密来。”他们商议了对付敌人的口供，以尽力避免更大的损失。
当晚来了二十多个杀气腾腾的特务，把宿士平再次押到杨家湖受审。特务头子张超再三追问宿士平：“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宿士平一口咬定：“我叫张国威，无锡雪堰桥人，因日寇进攻，家人存亡不知，逃难来到金华……”敌人忍耐不住，拿出了叛徒(徐伯威)提供的，背后有“宿文浩”签名的一张照片，以及叛徒的告密报告；还将程道衡、周楚钦两人提来与宿士平对质。为了保护金衢特委的机密，掩护其他被捕同志的身份，宿士平于是改变了策略，坦然地说：“姓名只是个符号，叫我宿文浩也可以。”并假意承认了已暴露的浙赣铁路“支部书记”的职务，领导着程、周二人。对于其他被捕的同志，宿士平和程道衡、周楚钦都否认他们是党员，有的“根本不认识”。例如，薛裕生、王石村、应振有等人被捕后，已被迫承认了自己是中共党员，但宿士平说：“我没有批准他们入党。”一概否认了他们的党员身份。
敌人对宿士平的口供很不满意。张超逼问：“你是共产党，当然赖不了。你把共产党内部组织及你们做的工作，从实说来。”宿回答：“你既已知道我是共产党员，那就什么也不用问了!你要知道共产党的组织吗?可以化四毛钱，到书店买本《中国共产党章程》看看。你要知道共产党在做些什么吗?书店里有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也可以买来看看，一看便知。”张超发怒了；“混蛋，还要你指点!我要你自己说。”宿士平倔强地回答：“我无话可说!”张超沉默了一下，又装出规劝的样子说：“我告诉你，你别上当，共产党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什么新四军、八路军，抗日救国，其实都是游而不击，搜括老百姓，专打中央军，私自扩大部队，制造毛泽东个人地位，牺牲你们这些小共产党，你何苦来呢……”宿士平愤怒地打断张超的话，驳斥说：“让我说吧!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老百姓看得最清楚。你的说法，全是自相矛盾。如果新四军、八路军真像你说的那样坏，那么，日本鬼子要打他们，老百姓恨他们，中央军也要打他们，他们还能在敌后生存下去吗?又怎能‘私自扩大部队’呢?你的鬼话连一点常识也没有!”
张超恼羞成怒：“妈的，好意劝你，不听好话。来人呀，狠狠揍他!”于是皮鞭、木棍、拳头，像骤雨一样打在宿士平身上。张超还亲自动手，拳打脚踢，宿士平咬着牙，不哼一声。敌人见宿士平不屈服，又把他捆绑在一条板凳上，倒竖起来，头朝下，脚在上，把他的头浸到盛有辣椒水的大木桶里。略一张口，辣椒水就灌进胃肠，辛辣难忍；稍一吸气，辣椒水又钻进气管，呛出血来，宿士平很快失去了知觉。敌人又用冷水把他泼醒，狞笑着问：“现在怎么样，明白了吗?”宿士平喷出鲜血，仍痛斥敌人：“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样对我用刑，岂不犯法吗?你们是孙中山的叛徒!”敌人变本加厉，又是一顿毒刑，把宿士平打昏过去，拖回了茅家岭监狱。
第三次受审，宿士平宁死不屈。敌人对宿士平仍不死心，两个月后(1940年8月下旬)又第三次提审。这次是在茅家岭村，主审的是中校特务袁家骥。敌人“规劝”宿士平：“你何苦来，别人已都讲出来了。”宿士平说：“别人的事，不关我事，他说他的。”敌人又“劝”宿士平脱离共产党，并诬蔑共产党制造磨擦，遭到宿士平痛斥：“你们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制造磨擦，现在平白无故把我抓来关在这里，究竟是谁在制造磨擦?!”敌人大发雷霆：“看你一张利嘴!”于是又严刑拷打，“三上吊”，“踩杠子”，肩骨几乎被吊脱了臼，小腿被踩得不能动弹，昏过去两次，始终宁死不屈。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又把他拖回牢房。 宿士平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无畏气概，严守了金衢特委的机密，全力掩护了菊耐秋等被捕同志的政治身份，避免了浙赣铁路地下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叛徒不了解的上饶车辆厂地下党支部，以及鹰潭、义乌、弋阳、金华、兰溪等地的部分地下党员未受损失)。
智斗军法处，宿士平免判死刑。1940年10月，敌人将以宿士平为首的浙赣铁路地下党组织被捕的十余人，押送盘石渡第三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进行军法审判。这是宿士平第一次离开茅家岭监狱。敌人妄图以“企图暴动，破坏浙赣铁路”的莫须有罪名，由战时的军事法庭判处他们死刑。
在军事法庭审讯时，宿士平带头翻供。他对法官说：“我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在茅家岭是苦打成招，身上伤痕累累，可以为证”；并指出：“即使是共产党员，也不犯法，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应被逮捕……”有力驳斥了特务的指控。法官经过开庭审理，认为他们既不是军人，又不曾犯法。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判决“无罪”。国民党特务大失所望，只好将他们重新押回茅家岭监狱。
二进茅家岭监狱
由于宿士平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深受其他被囚志士的敬重，尤其在浙赣铁路被捕的难友(原由他领导的)中有较高的威望。在狱中他还向吴大琨等被囚的党外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因此吴大琨等人对这位公开的共产党人也非常佩服。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第二次囚禁茅家岭期间，宿士平团结和领导其他难友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争取改善囚室的居住环境。针对牢房里潮湿、污臭、蚊子、苍蝇、臭虫成群的恶劣条件，宿士平团结难友向敌人提出抗议，要求来个大扫除，拿掉霉烂的稻草，用木板作高铺，白天将尿桶拿到囚室外面，等等。经过多次交涉，在“优待室”的吴大琨等难友的支持帮助下，得到看守卫兵的同情，第一回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争取卫兵的同情。宿士平经常避开卫兵排长和特务管理员(即监狱长)，与牢房门口的卫兵谈家常，为他们代写书信，教他们识字，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等道理。这些卫兵多是贫苦农民，被抓壮丁来的，经过宿士平等难友的宣传，他们对这些“抗日有罪”的政治犯有了同情，经常偷偷地代“囚犯”买些草纸、肥皂、黄烟、火柴之类的日用品，有时还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特务的活动情况，为难友们说几句公平话，对被囚志士们的帮助很大。
争取过冬棉衣、棉被的斗争。1940年的冬天到了，难友们没有棉衣、棉被。宿士平发动难友与特务管理员(卫俊立，外号“卫狗头”)交涉，回答是“国难当头，没有钱，没有办法”，要难友自己忍耐。宿士平与其他难友商议了对策：要大家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拣一些树枝和木片回来；几天之后，就积累了一小堆。晚上，难友们就在囚室中烧起火来，围着取暖，彻夜不眠。这使“卫狗头”和卫兵排长惊惶失措，连声喊叫：“这还了得!”难友们众口一词：“了不得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就该冻死吗?”没过几天，敌人被迫运来一批破旧的棉衣、棉被，斗争又胜利了!
开展学文化和多种文娱活动。被囚的政治犯是没有刑期的。为了坚持长期的斗争，宿士平和其他难友设法找到一些旧书，如《水浒传》、《石头记》、《老子》、《管子》等。文化高的难友辅导文化低的难友，用铅笔头在草纸上写字、作诗。难友们还通过下棋、讲故事、猜迷语、讲讽刺蒋介石的政治笑话等活动，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宿士平与其他难友将这些活动幽默地称为“建设茅家岭大学”!
揭露特务克扣囚粮的斗争。茅家岭监狱政治犯的囚粮按规定与国民党士兵一样，每天26两(16两1斤)。然而“卫狗头”从中克扣，一天两餐，每人每餐不足两小碗，使难友们饥饿难忍。难友们多次抗议囚饭太少。“卫狗头”总是振振有词地表示：他决不会贪污囚粮，都是按规定量米给厨房做饭的。宿士平到厨房向伙夫进行调查，找帮厨的老表进行研究，认为量米的斗有问题。1940年12月25日的早晨，宿士平代表全体难友去厨房监督量米。量米的老表还没有来，宿士平得到伙佚和卫兵班长的同意，直接去量米。量了一斗米之后，宿士平用力拍击斗底，拍了几次，斗里突然掉出足有七八分厚的圆形夹底来——原来“卫狗头”用真斗去领米，而用双层的夹底斗量米给厨房，可从每斗中贪污一、二升囚粮。于是宿士平马上提着斗和那块圆木板走到厅堂前，对着卫兵和大、小禁闭室的难友们喊：“大家看呀!我们量米的斗有两个底，是只夹底斗，难怪我们吃不饱!”
宿士平揭穿了“卫狗头”的贪污伎俩，一百多名难友群情激愤，掀起了一场闹粮斗争的高潮，连看守的卫兵也指责：“管理员好黑心呀!”事态扩大了，卫兵排长跑到特工专员室报告，专员室派了一个“大员”来调查。“卫狗头”众怒难犯，威风扫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被迫暂时收敛一些；此后，难友们总算吃得比以前更饱了。后来“卫狗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将领导闹粮斗争的宿士平戴上手铐，关了三天铁笼。经过这场斗争，宿士平在难友中的威信更高了。
囚禁特训班
1941年3月，茅家岭监狱关押的五十多名“政治犯”被押送到上周田，编入集中营里的“特训班”——这是宿士平第二次离开茅家岭监狱。不久由于吴大琨的推荐。特训班特务队长王寿山指定宿士平(这时已改名为“宿文浩”)当第一区队第一分队的班长(王寿山曾在茅家岭监狱的“优待室”关过禁闭，与吴大琨是“难友”，又是江苏同乡，因此与吴大琨关系较好)。
班长的任务，主要是每天带队出操、劳动、上课前检查人数、吃饭时整队并掌握时间，等等。第一班的班长还可以带领其他班长执行上述任务。宿士平以不亢不卑的态度执行班长的任务，对敌人若即若离，对难友(称“学员”)热情关心，努力传递“学员”的要求，团结和组织学员进行斗争。因此宿士平所在班的“学员”，不会像其他班那样，经常受到班长(尤其是叛徒当的班长)的欺压和打骂。例如楼绍洪烈士在茅家岭监狱时就传染了回归热，到特训班后一直高烧不退，得不到治疗。从他开始生病一直到病逝，都是宿士平像兄长一样悉心地照顾他。
宿士平当班长后，首先想到的是组织秘密党支部，对敌人开展反怀柔的斗争。他先后向郑丹甫(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南特委书记，狱中化名“翁元生”)和陈平(浙南特委宣传部长，狱中化名“陈一光”)提出了建立秘密党支部的建议。郑丹甫与陈平商量后认为，宿士平是受过严刑审讯，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他的口供内容也不了解；特训班(一、二区队)的“学员”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被捕的，大多互不了解，成立秘密党支部危险性太大，因此不同意成立。虽然秘密党支部没有在特训班第一、二区队建立起来，但宿士平凭着高度的党性，自觉地坚持斗争。
这期间敌人采取了上政治课、小组讨论、办墙报等“感化教育”的方法，企图以“怀柔”手段促使学员转变思想，“悔过自新”。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务教官大肆鼓吹“苏联必败”论，叫嚣说：“共产党的老家 都被德国占领了，你们还坚持什么?”一个自命不凡的宪兵团长上课时讲到苏德战争，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一定的，莫斯科一定在一星期最多两星期内失守，如果多一天可以打我耳光。”特训班第一、二区队为此召开了一个时事讨论会。讨论会上，吴大琨、计惜英、郭静唐等先后发言，认真讨论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主持讨论会的吴大琨还特意请宿士平谈谈看法。宿士平说：“在历史上，拿破仑曾经打进莫斯科的(但最终还是拿破仑失败)；现在的战争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在想：要是能够坐上一架飞得很高很高的飞机，到德苏战场上空，看看整个战争情况，那就好了。”言外之意就是：“苏联必胜!我们应该鸟瞰全局。”宿士平的话使大家深受启发，于是“学员”们七嘴八舌，纷纷批驳特务“教官”宣扬的谬论。
又如特务总教官肖芬在讲“总理遗教”时，大讲《大学》、 《中庸》。宿士平就在特训班墙报上写了一篇《在明明德》的小品文，其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大德，就是至德，在今天来说，就是要坚决抗日，把日寇打出鸭绿江边。如果抗日不坚决，如果破坏抗战，如果抗战半途而废，那就不是‘在明明德’，而是在‘在黑黑德’，”批驳了肖芬的谬论。
1941年8月底、9月初，敌人策划在特训班发动集体自首运动，要求“学员”们在“脱离共产党宣言”之类的反动文件上签名。被囚石底监狱的冯雪峰获悉情况后，写信转告宿士平和女生班班长孙子遂，要他们无论如何都要顶住，即使是杀头也要顶住!宿士平就在难友中提出了“已经结婚的，夫妻关系很好，不应离婚；没有结婚的。根本无婚可离”的口号(意即已经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不应在“脱离共产党宣言”之类的反动文件上签名：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更不应在那种反动文件上签名)。特务总教官肖芬亲自出马，找特训班“学员”个别谈话，第一个就是宿士平。肖芬将办公桌上一张折起来的白纸推到宿士平面前，对他说：“请把你的名字写给我看。”宿士平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折起来的另一面显然是“脱离共产党宣言”之类的反动文字一这是诱骗自己在伪造的自首书上签字。他不动声色，故意反问：“不是你下了纸条指名要我来的吗?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敌人见他不上当，软硬兼施，要他“识时务”。宿士平软硬不吃，始终拒绝签名，气得肖芬大叫：“混蛋!不识抬举，滚出去!”宿士平将敌人的诡计悄悄告诉了其他难友，大家心中有了底，结果被叫去个别谈话的“学员”都拒绝在白纸上签名。肖芬无可奈何，只得摊牌，直接劝他们脱离共产党。有位女党员回答：“我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你现在叫我脱离共产党，这不是硬要我承认是共产党员吗?我不当这个傻瓜!”共产党员周楚钦回答：“我这个共产党员是给你们拷打、逼供、强迫我承认的，现在你要我脱离共产党，那就让我把打我的人打还一顿，还我这笔债吧!”敌人挖空心思，要在特训班一、二区队伪造《脱离共产党宣言》的阴谋终于破产。
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指使已经秘密自首的叛徒刘英(绰号“立奇功”)到处活动，游说“学员”集体自首。宿士平察觉了刘英的行径，当面揭露了他的丑恶嘴脸。刘英狡辩说：“主任和总教官要我们脱离共产党，我想，独个人签名，那确是不好的；集体签名，我看没什么关系。我正和同学们商量这件事呢!”宿士平义正辞严地痛斥：“立奇功，你今年已经五十几岁了吧(意思是说“该死了”)，同学们还要做几十年人哩!懂吗?”说得“立奇功”张口结舌，脸红耳赤，悻悻而去。
宿士平还领导大家开展了要求“按期结业”的斗争。1941年3月特训班成立时，特务头子张超曾信誓旦旦地对“学员”宣称：“你们到这里来，是受教育的，有一定的期限，6个月一期，训练结束了，就分配工作。”转眼就到了1941年10月，早已超出了“训练6个月，结业分配工作”的期限。宿士平鼓动难友们掀起了“要求按期结业”的斗争高潮。“学员”们纷纷向特务抗议：“不是说六个月结业吗?从三月到九月，现在已经是十月了!”“说了话不算数，岂有此理!”宿士平代表特训班全体“学员”起草了一个报告，要求敌人信守诺言，“按期结业”，无条件释放大家出狱。报告用文言文写成，郭静唐修改，由项堃(烈士)誊写后，由宿士平领头，并动员了九个班长作为全体“学员”的代表签名盖章，送交特务头子张超。张超看到报告中“请求如期结业，以昭大信大德”时，气得拍桌子大骂：“不如期结业，就是无信无德了?混蛋，竟骂到我头上来了。”
张超命令追查“报告”的起草人和带头“闹事”者，叛徒杨惠庄为了邀功，伺机在项堃处偷到了宿士平起草的原稿向张超告密；反动班长钟建英也向敌人告密；叛徒班长湛锦廷也向特务汇报，说宿士平在“学员”队起领导作用，尤其浙赣铁路抓来的那些共产党地下活动工作人员最听他的话，叫他们不要自首。于是宿士平被敌人五花大绑，毒打一顿后，第三次被押送茅家岭监狱。
三进茅家岭监狱
1941年10月宿士平三进茅家岭监狱时，特务管理员由“狗头” (卫俊立)换成了更凶恶的“王八” (王锡恩)；监狱里被囚的二十多人几乎全是新四军中的“顽固分子”。虽然这些新四军如王传馥、徐师梁等人宿士平一个也不认识，但共同的政治理念和“顽固不化”的斗争精神，使他们很快就熟悉起来，在险恶的环境中团结一致，将监狱当作“大学”，开展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和可歌可泣的斗争。
将牢房作为课堂。这期间茅家岭监狱的被囚志士，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学习的权利。在这些被囚志士之中，宿士平(以及吴越)年龄最大，党龄最长。但他与其他年轻的同志一样，为了有朝一日冲出牢笼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以“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的乐观精神，抓紧时间努力学习。
一是经常讨论时事问题。如皖南事变后的基本形势，抗日战争的前途，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等国内外形势，都是宿士平与同志们热烈讨论的问题。这里的讨论与特训班有特务监督的“小组讨论”不同，完全是同志之间的畅所欲言。有个国民党军队某师政治部的职员，经常站在囚室外面偷听。有一次讨论结束时，他忽然开口说：“你们真了不起，关在监牢里还在讨论天下大事。我们政治部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次时事。”此后，他每天供给被囚志士一份《前线日报》。
二是学习中国革命史。为帮助同志们学习和讨论中国革命史，宿士平和徐师梁、钟袁平二三人共同编写了一份《中国近百年大事表》，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写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红军北上抗日、直到抗日战争的“百团大战”，由徐师梁用仿宋体写在牢房的墙壁上。特务管理员“王八”见了，惊叫起来：“你们在干什么?”被囚志士回答：“这些全是历史事实，不能改变的。”“王八”不放心，找了个“内行”的特务来审查，结果说：“确是历史事实，只是那几个起义，用的不对。”“王八”又吼叫起来：“什么南昌 起义?是南昌暴动!所有的起义，全是暴动!”于是被囚志士就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事件的“起义”二字，一律改为“暴动”。
为了便于讨论国际国内的形势，宿士平又与同志们在墙上画了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在中国地图上，标出，了革命圣地延安，还大略地画有各个抗日根据地。当同志们正准备进一步画出各抗日根据地详图的时候，“王八”又来干涉了，坚决不让画。
三是学文化。宿士平与其他同志互教互学，能者为师。有的同志懂英文(如王传馥)、日文(如陈子谷、吴越等)，就教大家学英文、日文；宿士平懂世界语，就教其他同志(如徐师梁、赵坤等)学习世界语。许多同志弄了个小本本，学写字母，学读单词。一到早晨，大家都咿咿唔唔地读起来，真是书声朗朗，“茅家岭地狱”俨然像个“茅家岭大学”了。“王八”颇为不满，走到牢房门口说：“你们放什么洋屁，不准念!”有人就嘲弄“5EA”：“管理员呀，这是外国语，很有用处哩!我教你一句：‘铁炮喔斯堆洛’(日文音译，意思是‘缴下你的枪’，这里借机骂‘王八’)。”“王八”听不懂，又制止不了，只好低着头走开。
以歌声作为武器。宿士平还与新四军同志一道，努力争取唱歌的自由，大唱革命歌曲，以歌声为武器抗击敌人的迫害，鼓舞大家的斗志。有一次，宿士平与同志们正在高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的《八路军军歌》： “王八”直喊：“这是匪歌，不准唱!”大家没有理睬他，坚持唱完。“王八”威胁说：“以后再唱，我可不答应!”大家又唱起了《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5EA”大发脾气：“什么铁的新四军，铁的也要打到它软!”马上，另一首歌又唱起来了：“中国不得了，中国不得了，你看那抗日英雄坐监牢……”众怒难犯，“王八”只好闭上嘴巴，灰溜溜地缩回屋子里。此后，每天吃过晚饭，大家就放声高唱革命歌曲，敌人也无可奈何。
有一次，听说赵希仲和赵凌波两个叛徒到集中营军官大队“劝”被囚志士自首，宿士平和其他同志就唱大家自编的歌骂他们：“赵希仲呀哎，赵凌波呀嘿，你看两个王八蛋呀哎，不要脸呀嘿，……”表示了对无耻叛徒的痛恨和蔑视！
1942年1月，皖南事变一周年，宿士平与大家一同歌唱：“一月的雪花，飞遍了皖南，雪花掩盖着同志们的鲜血，为了进到敌后去抗战，我们曾顽强地战斗不歇!如今的被俘，已过了一年，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为了反抗法西斯强盗，我们曾受尽那无情的皮鞭!……”被囚志士们唱得十分悲壮，唱到第二节时，连有些看守的卫兵也掉下泪来!
团结互助斗敌特。这期间，宿士平与其他新四军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付凶恶的敌人。例如，宿士平(第三次)刚进茅家岭监狱时。被敌人打得不能动弹，两腿被打得几乎残废，是新四军同志的精心照料才使他逐渐伤愈。同样，新四军同志被拷打后，宿士平也精心照料他们。由于宿士平坐牢时间长，受刑次数多，积累了许多医治刑伤的土办法。例如，大腿被打成紫黑色的，用一张黄裱纸铺在伤处，喷上高梁酒，加上些草木灰，半小时后，去掉黄裱纸和草木灰，用棉花蘸些烧酒轻轻摩擦，这样瘀血容易散开，伤处不会腐烂。被吊打得骨关节脱了臼的，两人拉住脱了臼的两边，用力拉拉、拍拍，使关节对上，然后再用烧酒在伤处摩擦，不久也就好了。有一次汗镇华被敌人毒打后在地上整整躺了十七天，下半身一点也不能动弹。王传馥、徐师梁等同志把自己剩下的几件衣物通过看守的卫兵拿到外面变卖，换了一些烧酒和黄裱纸，大家为他医治刑伤；宿士平每天一口一口地把饭喂到汪镇华嘴里，像兄长一样照顾他。寒冬季节赖少其、吴越先后被敌人罚站铁笼，宿士平都将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给他们穿。
为了反对特务管理员半夜毒打被囚的女同志，为了营救因抗议特务克扣囚粮而遭毒打的吴华光(化名吴必成)，宿士平积极参加了被囚志士多次开展的绝食斗争。其中为营救被敌人毒打的吴华光，宿士平与其他新四军同志连续绝食了三天，迫使敌人答应了被囚志士提出的四项要求。
1942年3月，为了帮助眭新亚、关太平等十多名刚被捕入狱的年轻“政治犯”尽快熟悉茅家岭监狱的险恶环境，了解“王八”等特务迫害“囚犯”的手段和特点，宿士平主动向他们介绍情况，传授经验：“这里是特务机关，要强迫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要追究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但是，只要你能顶住‘三关’(即三次大刑，如老虎凳、踩杠子、三上吊等)，特务们也拿你没有办法了。”他强调：在敌人审讯时，不要害怕，要坚定立场，“你一害怕，敌人就会利用你的弱点，向你进攻。”不料宿士平与“新囚犯”的私下谈话却被“王八”偷听到了，敌人勃然大怒，将宿士平绑出牢房，用枪毙来威胁他，并狠狠地毒打，他昏死过去三次，又反复被用冷水喷醒，两腿及背部受重伤，拖回牢房后，一个多月不能起立。
共同组织茅家岭暴动。1942年4月左右，宿士平的刑伤稍有好转，就找李胜商量：“我们每个人差不多全给国民党特工毒打过了，只是这样给他们毒打，不想别的办法是不行的。你们一起来的有军事干部吗?”李胜说：“等你伤好些再说，这里有军事干部，也有会打手榴弹的，也有会用机枪的。”于是组织暴动的计划开始酝酿了。
这期间，由于日寇沿浙赣铁路发动了攻势，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当局准备向福建撤退，狱中特务加强了对被囚志士的残酷迫害。被囚志士经常被敌人拖出去毒打。例如，陈子谷、汪镇华全身被打得乌黑，血迹斑斑，两条腿不能动，两只手也抬不起来；吴越、吴华光、孙锡禄等人被打得皮肤发黑，骨头受伤；李维贤、王传馥、杨才等人都被打得胸口受伤吐血；关太平也被打得皮开肉绽。摆在被囚志士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任敌人残酷折磨，束手待毙：要么举行暴动冲出牢笼。因此，大多数被囚志士赞成暴动。但酝酿时却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以孙锡禄为代表的“急躁”派，认为如果不立即举行暴动，大家随时都有被敌人拉出去枪毙的可能：认为只要有三个人就可以进行暴动，一冲出禁闭室，即使全军覆没也是胜利。他说：“我们几个人已经决定了，你们不动手，我们几个人动手!”并认为他一个人只要拿到一个水瓢，便可以把卫兵打倒，冲出监狱。
二是以吴越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中共参政员重新参加了参政会，时局有好转的可能，如果在时局好转条件下轻易举行暴动而受到损失，简直是个罪恶。他们的结论是：还是等等看再说吧。
三是宿士平、陈子谷、李胜、王传馥等主张的“有组织有计划举行暴动”派，他们认为：时局纵有局部的一时的好转的可能，但根据敌特对我们的一贯态度，这个“好转”也不会轮到我们头上来，何况这些“好转”还没有事实根据，是虚幻的，因此“等待”就是“坐以待毙”。陈子谷还认为，应该发动大家来讨论，并建议由党龄长、较有斗争经验、现在表现又较为突出的同志 组成委员会专门研究暴动问题。经商议，推荐由王传馥、李胜、宿士平、陈子谷、吴越五个人组成暴动委员会，这个提名交给近二十个党员同志审查，大家表示同意，并表示服从委员会的一切决定。
经过秘密研究，暴动委员会制订了周密细致的暴动计划。为了实现暴动计划，必须要有一定的体力。陈子谷卖掉了心爱的一支美国钢笔，王传馥卖掉了他母亲不久前寄来的一件新毛线背心，宿士平卖掉了他作被褥之用的一件呢大衣，用这些钱托伙伕买些青菜、黄豆、豆腐作营养品给大家吃，以增强体质。
为了参加暴动，宿士平每天在床上伸腿、弯腰、举臂，顽强地进行煅炼。汪镇华等受伤的同志也学着他的样子做起来。有的站在自己铺位上做做运动，有的在墙角边练练原地跑步，有的互相比比臂力，而借口都是“准备回队受训”。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终于在1942年5月25日傍晚，茅家岭监狱的被囚志士选择了最有利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果敢行动举行了夺枪暴动，宿士平与其他暴动同志一道胜利冲出了牢笼。
冲出牢笼之后
参加暴动的26名志士中，王传馥为掩护战友，用手榴弹炸死了一名正举枪射击的敌卫兵班长，自己却不幸中弹受伤；钟袁平也不幸中弹受伤，他们被敌人捕回，经受了敌人的野蛮拷打后英勇牺牲。李胜、汪镇华、祝增华、眭新亚、关太平等冲出牢笼后不久就与大家失散了(后各自回到革命队伍)。宿士平冲出牢笼不远就累倒在地跑不动了，盛田、龚金福和吴禧天等轮流挟着他拖着跑。到一个小山岗集合时，共有18名同志在一起，大家选出宿士平为临时党支部书记，推荐孙锡禄为军事指挥。行军的第一天夜晚，陈子谷、李维贤、吴禧天、盛田，以及赵坤、王白扉等人先后与大家失散了。第二天傍晚，下山侦察的龚金福又走失了。他们白天在山上隐蔽，夜晚摸黑行军。这期间，白天赤日炎炎，晚上又下倾盆大雨，宿士平淋得泻肚子，大便流在裤子上，还是带领大伙不停步地前进。经过九天九夜忍饥挨饿，风餐露宿，爬山涉水，宿士平等十一名暴动同志才到达甘溪乡的姚家山，离上饶城只有90华里。在这里他们被乡公所的民团武装包围，宿士平和杨才出面与他们交涉，假称是金华的难民逃难到此，并由杨才作为代表随民团武装去见乡长，大家才脱险。经临时党支部研究，决定能走的七个同志由孙锡禄、徐师梁两人率领，继续向闽北武夷山方向前进；体弱多病的宿士平、吴越、赵成三人留下，另行设法回解放区。不久乡公所的民团又来包围，吴越跳下山沟脱险，宿士平、赵成被抓。他们与杨才三人被敌人关在一起，并辗转押送到上饶城监狱。他们仍以从金华逃难而来的借口应对敌人。因日寇此时正在轰炸和进攻上饶，国民党当局忙于撤退，顾不上审理“难民”的案子，只好释放他们，于是逃过一劫。此后他们混杂在难民群中，趁着兵荒马乱，靠做苦丁、吃野果、讨饭等办法，经过福建蒲城，转向浙江龙泉，到达云和、景宁。在景宁县城宿士平与杨才、赵成两人分手，只身继续前进，沿着闽浙边境的崇山峻岭，奔向泰顺，转赴平阳，混在一批小商贩之中，穿过了天台、奉化，到了宁波，转赴上海，回到无锡老家。不久又起程穿过太涌地区，终于到达茅山——新四军苏南解放区，这时已是1942年9月——离开茅家岭暴动已经三个多月了!
宿士平到达解放区后，无保留地向苏南区党委作了口头的和书面的详细汇报。党组织把他留在解放区，派他到丹阳县、句容县的民主政府担任科长、秘书的工作。到了1943年冬，又派宿士平去京杭国道以西的地区(即江宁、句容、溧水之间的敌、伪、顽三角斗争的地区，简称“路西”)，担任路西办事处主任。1945年1月，宿士平奉调苏浙公学整风队学习，在学习中写成《整风自传》和《1940年6月14日——1942年5月25日狱中两年关节报告》，党组织给他作了历史结论，恢复了党籍；其中按照“七大”以前的有关精神，扣除了在集中营特训班的八个月的党龄。学习结束后，宿士平担任了《苏浙日报》的编辑科长，以后，北撤到山东，先后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秘书主任。1949年南下到云南。建国后曾任云南省武定专员、云南革大教务长、云南行政干校副校长、省委高干自修班副主任等职，“文革”前任云南省委党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
宿士平建国后长期从事干部教育、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由于他善于思考，勇于实事求是，因此对于“大跃进”之后的“左”倾错误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认为：“大跃进是大跃退”，人民公社是“早产儿”，“是空想的共产主义和农民的平均主义”；“1958年到1960年政治、经济形势都不好”，“这几年的错误，要说是路线问题也可以”，“这几年的问题搞不清楚，只能以后再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乃是实话实说的真知灼见，在“左”倾思潮严重的当年，却受到错误的批判。
早在1946年3月，宿士平就写了《茅家岭地狱》的回忆录，发表在《上饶集中营》一书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被囚志士的野蛮罪行。解放后宿士平又先后发表了《茅家岭大学》和《特训班二三事》等回忆录，记叙了被囚志士与国民党特务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但在“文革”时期，在集中营不屈不挠的宿士平却被诬蔑为“叛徒”，受到严重迫害。可宿士平并不屈服。被造反派视为“态度极不老实，老尖(奸)巨滑。”粉碎“四人帮”之后，宿士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1979年和1982年，宿士平先后回到上饶集中营旧址参观，对于弘扬被囚志士革命斗争精神提出了宝贵意见。1989年11月宿士平同志病故，享年78岁。
当年集中营的难友为什么称宿士平为“茅山道士”?笔者不知其详。但窃以为，“茅山”是新四军根据地，英雄辈出的地方；“道”者，道德也；“士”者，战士也。纵观宿士平在上饶集中营两年中的斗争经历及其整个革命生涯，的确可以说，他就是英雄群体中一位道德高尚的无产阶级坚强战士!
题图 上饶集中营旧址
责任编辑 梅 宏
宿士平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地方领导人，1932年入党，1937年任温州市委书记，1938年任台州特委书记，1939年任浙赣铁路工委书记，1940年3月任金(华)衢(州)特委常委，同年6月14日因叛徒徐伯威、陶岳春出卖而被捕，时年30余岁。他高高的个子，瘦而结实的身材，满脸络腮胡子，颇有几分“仙风道骨”。长期在白色恐怖中从事组织和领导秘密工作的斗争生涯，炼就了他一身硬骨和赤胆忠心。他能言善辩，谈吐幽默，机警过人。从1940年6月中旬，到1942年5月25日，他被囚上饶集中营两年期间，因“顽固不化”，三进三出茅家岭监狱，累计长达一年半，是关押茅家岭这个“狱中之狱”时间最长，受折磨最多的被囚志士之一。
一进茅家岭监狱
首次受审，宿士平机智掩护战友。他是在金华的住处与菊耐秋(金衢特委秘书，狱中化名“宋唯一”)一同被捕的，敌人还从他们的住处搜到了由菊耐秋保存的一包文件。在押解上饶的途中，宿士平伺机与菊耐秋商议好了对付敌人的假口供：“一切由我负责。我与你的关系，只是在‘八·一三’前，是在上海闸北一个小学教书的同事；你从上海逃难来金华，途中相遇，因病住我处；其他一切不知”等。第一次受审，是在茅家岭附近，杨家湖的三战区情报专员室，由少将特务头子张超亲自审讯。张超问鞠耐秋：“你叫什么名字?”鞠回答：“宋唯一。”张超又问宿士平：“你叫什么名字?”宿回答：“张国威。”张超又追问：“你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宿回答：“这位宋先生，在抗战前，和我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小学(已被日寇烧毁)的同事；最近在金华偶然相遇，因病暂住我处，准备回上海去治病的。”张超又指着那包文件追问：“这包东西，是你们的吗?都是些什么东西?”宿士平抢着回答：“是一个朋友放在我屋子里的。朋友叫杨筠，是个新闻记者，前些日子去浙西沦陷区，路过金华留下的。我没有打开看过，里面是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杨筠”是宿士平的笔名，当时国际新闻社给了宿士平一张特约通讯员聘书，上面写着“杨筠”的名字；这张聘书正好放在那包文件一起，宿士平就利用这一点使那包文件与他俩脱离了关系，直到审讯结束，敌人也没弄清他们的身份和关系，只好把他们押送茅家岭监狱。后来敌人又专门将宿士平和菊耐秋两人提审对质过一次，他们始终按照约定的假口供应付敌人，因此菊耐秋在上饶集中营被囚4年，直到1944年6月与孙秉泰一道从集中营的农场越狱，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受到什么酷刑。
再次受审，宿士平严守党的机密。第二天，牢房里又押进十来个囚犯，都是在浙赣铁路工作的，有程道衡(烈士)、周楚钦(烈士)等人。程道衡对宿士平说：“我和周楚钦，身上有文件，又有徐伯威(叛徒)领抓和指证，已承认是共产党员，是受宿文浩领导的。徐伯威还说已去抓你了哩!无法否认了……”宿士平说：“我现在叫张国威；对其他的人，一律要否认他们是党员。你实在吃不消，就一切推在宿文浩身上吧，不准供出其他人和党的其他秘密来。”他们商议了对付敌人的口供，以尽力避免更大的损失。
当晚来了二十多个杀气腾腾的特务，把宿士平再次押到杨家湖受审。特务头子张超再三追问宿士平：“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宿士平一口咬定：“我叫张国威，无锡雪堰桥人，因日寇进攻，家人存亡不知，逃难来到金华……”敌人忍耐不住，拿出了叛徒(徐伯威)提供的，背后有“宿文浩”签名的一张照片，以及叛徒的告密报告；还将程道衡、周楚钦两人提来与宿士平对质。为了保护金衢特委的机密，掩护其他被捕同志的身份，宿士平于是改变了策略，坦然地说：“姓名只是个符号，叫我宿文浩也可以。”并假意承认了已暴露的浙赣铁路“支部书记”的职务，领导着程、周二人。对于其他被捕的同志，宿士平和程道衡、周楚钦都否认他们是党员，有的“根本不认识”。例如，薛裕生、王石村、应振有等人被捕后，已被迫承认了自己是中共党员，但宿士平说：“我没有批准他们入党。”一概否认了他们的党员身份。
敌人对宿士平的口供很不满意。张超逼问：“你是共产党，当然赖不了。你把共产党内部组织及你们做的工作，从实说来。”宿回答：“你既已知道我是共产党员，那就什么也不用问了!你要知道共产党的组织吗?可以化四毛钱，到书店买本《中国共产党章程》看看。你要知道共产党在做些什么吗?书店里有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也可以买来看看，一看便知。”张超发怒了；“混蛋，还要你指点!我要你自己说。”宿士平倔强地回答：“我无话可说!”张超沉默了一下，又装出规劝的样子说：“我告诉你，你别上当，共产党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什么新四军、八路军，抗日救国，其实都是游而不击，搜括老百姓，专打中央军，私自扩大部队，制造毛泽东个人地位，牺牲你们这些小共产党，你何苦来呢……”宿士平愤怒地打断张超的话，驳斥说：“让我说吧!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老百姓看得最清楚。你的说法，全是自相矛盾。如果新四军、八路军真像你说的那样坏，那么，日本鬼子要打他们，老百姓恨他们，中央军也要打他们，他们还能在敌后生存下去吗?又怎能‘私自扩大部队’呢?你的鬼话连一点常识也没有!”
张超恼羞成怒：“妈的，好意劝你，不听好话。来人呀，狠狠揍他!”于是皮鞭、木棍、拳头，像骤雨一样打在宿士平身上。张超还亲自动手，拳打脚踢，宿士平咬着牙，不哼一声。敌人见宿士平不屈服，又把他捆绑在一条板凳上，倒竖起来，头朝下，脚在上，把他的头浸到盛有辣椒水的大木桶里。略一张口，辣椒水就灌进胃肠，辛辣难忍；稍一吸气，辣椒水又钻进气管，呛出血来，宿士平很快失去了知觉。敌人又用冷水把他泼醒，狞笑着问：“现在怎么样，明白了吗?”宿士平喷出鲜血，仍痛斥敌人：“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样对我用刑，岂不犯法吗?你们是孙中山的叛徒!”敌人变本加厉，又是一顿毒刑，把宿士平打昏过去，拖回了茅家岭监狱。
第三次受审，宿士平宁死不屈。敌人对宿士平仍不死心，两个月后(1940年8月下旬)又第三次提审。这次是在茅家岭村，主审的是中校特务袁家骥。敌人“规劝”宿士平：“你何苦来，别人已都讲出来了。”宿士平说：“别人的事，不关我事，他说他的。”敌人又“劝”宿士平脱离共产党，并诬蔑共产党制造磨擦，遭到宿士平痛斥：“你们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制造磨擦，现在平白无故把我抓来关在这里，究竟是谁在制造磨擦?!”敌人大发雷霆：“看你一张利嘴!”于是又严刑拷打，“三上吊”，“踩杠子”，肩骨几乎被吊脱了臼，小腿被踩得不能动弹，昏过去两次，始终宁死不屈。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又把他拖回牢房。 宿士平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无畏气概，严守了金衢特委的机密，全力掩护了菊耐秋等被捕同志的政治身份，避免了浙赣铁路地下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叛徒不了解的上饶车辆厂地下党支部，以及鹰潭、义乌、弋阳、金华、兰溪等地的部分地下党员未受损失)。
智斗军法处，宿士平免判死刑。1940年10月，敌人将以宿士平为首的浙赣铁路地下党组织被捕的十余人，押送盘石渡第三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进行军法审判。这是宿士平第一次离开茅家岭监狱。敌人妄图以“企图暴动，破坏浙赣铁路”的莫须有罪名，由战时的军事法庭判处他们死刑。
在军事法庭审讯时，宿士平带头翻供。他对法官说：“我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在茅家岭是苦打成招，身上伤痕累累，可以为证”；并指出：“即使是共产党员，也不犯法，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应被逮捕……”有力驳斥了特务的指控。法官经过开庭审理，认为他们既不是军人，又不曾犯法。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判决“无罪”。国民党特务大失所望，只好将他们重新押回茅家岭监狱。
二进茅家岭监狱
由于宿士平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深受其他被囚志士的敬重，尤其在浙赣铁路被捕的难友(原由他领导的)中有较高的威望。在狱中他还向吴大琨等被囚的党外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因此吴大琨等人对这位公开的共产党人也非常佩服。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第二次囚禁茅家岭期间，宿士平团结和领导其他难友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争取改善囚室的居住环境。针对牢房里潮湿、污臭、蚊子、苍蝇、臭虫成群的恶劣条件，宿士平团结难友向敌人提出抗议，要求来个大扫除，拿掉霉烂的稻草，用木板作高铺，白天将尿桶拿到囚室外面，等等。经过多次交涉，在“优待室”的吴大琨等难友的支持帮助下，得到看守卫兵的同情，第一回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争取卫兵的同情。宿士平经常避开卫兵排长和特务管理员(即监狱长)，与牢房门口的卫兵谈家常，为他们代写书信，教他们识字，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等道理。这些卫兵多是贫苦农民，被抓壮丁来的，经过宿士平等难友的宣传，他们对这些“抗日有罪”的政治犯有了同情，经常偷偷地代“囚犯”买些草纸、肥皂、黄烟、火柴之类的日用品，有时还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特务的活动情况，为难友们说几句公平话，对被囚志士们的帮助很大。
争取过冬棉衣、棉被的斗争。1940年的冬天到了，难友们没有棉衣、棉被。宿士平发动难友与特务管理员(卫俊立，外号“卫狗头”)交涉，回答是“国难当头，没有钱，没有办法”，要难友自己忍耐。宿士平与其他难友商议了对策：要大家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拣一些树枝和木片回来；几天之后，就积累了一小堆。晚上，难友们就在囚室中烧起火来，围着取暖，彻夜不眠。这使“卫狗头”和卫兵排长惊惶失措，连声喊叫：“这还了得!”难友们众口一词：“了不得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就该冻死吗?”没过几天，敌人被迫运来一批破旧的棉衣、棉被，斗争又胜利了!
开展学文化和多种文娱活动。被囚的政治犯是没有刑期的。为了坚持长期的斗争，宿士平和其他难友设法找到一些旧书，如《水浒传》、《石头记》、《老子》、《管子》等。文化高的难友辅导文化低的难友，用铅笔头在草纸上写字、作诗。难友们还通过下棋、讲故事、猜迷语、讲讽刺蒋介石的政治笑话等活动，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宿士平与其他难友将这些活动幽默地称为“建设茅家岭大学”!
揭露特务克扣囚粮的斗争。茅家岭监狱政治犯的囚粮按规定与国民党士兵一样，每天26两(16两1斤)。然而“卫狗头”从中克扣，一天两餐，每人每餐不足两小碗，使难友们饥饿难忍。难友们多次抗议囚饭太少。“卫狗头”总是振振有词地表示：他决不会贪污囚粮，都是按规定量米给厨房做饭的。宿士平到厨房向伙夫进行调查，找帮厨的老表进行研究，认为量米的斗有问题。1940年12月25日的早晨，宿士平代表全体难友去厨房监督量米。量米的老表还没有来，宿士平得到伙佚和卫兵班长的同意，直接去量米。量了一斗米之后，宿士平用力拍击斗底，拍了几次，斗里突然掉出足有七八分厚的圆形夹底来——原来“卫狗头”用真斗去领米，而用双层的夹底斗量米给厨房，可从每斗中贪污一、二升囚粮。于是宿士平马上提着斗和那块圆木板走到厅堂前，对着卫兵和大、小禁闭室的难友们喊：“大家看呀!我们量米的斗有两个底，是只夹底斗，难怪我们吃不饱!”
宿士平揭穿了“卫狗头”的贪污伎俩，一百多名难友群情激愤，掀起了一场闹粮斗争的高潮，连看守的卫兵也指责：“管理员好黑心呀!”事态扩大了，卫兵排长跑到特工专员室报告，专员室派了一个“大员”来调查。“卫狗头”众怒难犯，威风扫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被迫暂时收敛一些；此后，难友们总算吃得比以前更饱了。后来“卫狗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将领导闹粮斗争的宿士平戴上手铐，关了三天铁笼。经过这场斗争，宿士平在难友中的威信更高了。
囚禁特训班
1941年3月，茅家岭监狱关押的五十多名“政治犯”被押送到上周田，编入集中营里的“特训班”——这是宿士平第二次离开茅家岭监狱。不久由于吴大琨的推荐。特训班特务队长王寿山指定宿士平(这时已改名为“宿文浩”)当第一区队第一分队的班长(王寿山曾在茅家岭监狱的“优待室”关过禁闭，与吴大琨是“难友”，又是江苏同乡，因此与吴大琨关系较好)。
班长的任务，主要是每天带队出操、劳动、上课前检查人数、吃饭时整队并掌握时间，等等。第一班的班长还可以带领其他班长执行上述任务。宿士平以不亢不卑的态度执行班长的任务，对敌人若即若离，对难友(称“学员”)热情关心，努力传递“学员”的要求，团结和组织学员进行斗争。因此宿士平所在班的“学员”，不会像其他班那样，经常受到班长(尤其是叛徒当的班长)的欺压和打骂。例如楼绍洪烈士在茅家岭监狱时就传染了回归热，到特训班后一直高烧不退，得不到治疗。从他开始生病一直到病逝，都是宿士平像兄长一样悉心地照顾他。
宿士平当班长后，首先想到的是组织秘密党支部，对敌人开展反怀柔的斗争。他先后向郑丹甫(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南特委书记，狱中化名“翁元生”)和陈平(浙南特委宣传部长，狱中化名“陈一光”)提出了建立秘密党支部的建议。郑丹甫与陈平商量后认为，宿士平是受过严刑审讯，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他的口供内容也不了解；特训班(一、二区队)的“学员”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被捕的，大多互不了解，成立秘密党支部危险性太大，因此不同意成立。虽然秘密党支部没有在特训班第一、二区队建立起来，但宿士平凭着高度的党性，自觉地坚持斗争。
这期间敌人采取了上政治课、小组讨论、办墙报等“感化教育”的方法，企图以“怀柔”手段促使学员转变思想，“悔过自新”。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务教官大肆鼓吹“苏联必败”论，叫嚣说：“共产党的老家 都被德国占领了，你们还坚持什么?”一个自命不凡的宪兵团长上课时讲到苏德战争，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一定的，莫斯科一定在一星期最多两星期内失守，如果多一天可以打我耳光。”特训班第一、二区队为此召开了一个时事讨论会。讨论会上，吴大琨、计惜英、郭静唐等先后发言，认真讨论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主持讨论会的吴大琨还特意请宿士平谈谈看法。宿士平说：“在历史上，拿破仑曾经打进莫斯科的(但最终还是拿破仑失败)；现在的战争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在想：要是能够坐上一架飞得很高很高的飞机，到德苏战场上空，看看整个战争情况，那就好了。”言外之意就是：“苏联必胜!我们应该鸟瞰全局。”宿士平的话使大家深受启发，于是“学员”们七嘴八舌，纷纷批驳特务“教官”宣扬的谬论。
又如特务总教官肖芬在讲“总理遗教”时，大讲《大学》、 《中庸》。宿士平就在特训班墙报上写了一篇《在明明德》的小品文，其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大德，就是至德，在今天来说，就是要坚决抗日，把日寇打出鸭绿江边。如果抗日不坚决，如果破坏抗战，如果抗战半途而废，那就不是‘在明明德’，而是在‘在黑黑德’，”批驳了肖芬的谬论。
1941年8月底、9月初，敌人策划在特训班发动集体自首运动，要求“学员”们在“脱离共产党宣言”之类的反动文件上签名。被囚石底监狱的冯雪峰获悉情况后，写信转告宿士平和女生班班长孙子遂，要他们无论如何都要顶住，即使是杀头也要顶住!宿士平就在难友中提出了“已经结婚的，夫妻关系很好，不应离婚；没有结婚的。根本无婚可离”的口号(意即已经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不应在“脱离共产党宣言”之类的反动文件上签名：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更不应在那种反动文件上签名)。特务总教官肖芬亲自出马，找特训班“学员”个别谈话，第一个就是宿士平。肖芬将办公桌上一张折起来的白纸推到宿士平面前，对他说：“请把你的名字写给我看。”宿士平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折起来的另一面显然是“脱离共产党宣言”之类的反动文字一这是诱骗自己在伪造的自首书上签字。他不动声色，故意反问：“不是你下了纸条指名要我来的吗?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敌人见他不上当，软硬兼施，要他“识时务”。宿士平软硬不吃，始终拒绝签名，气得肖芬大叫：“混蛋!不识抬举，滚出去!”宿士平将敌人的诡计悄悄告诉了其他难友，大家心中有了底，结果被叫去个别谈话的“学员”都拒绝在白纸上签名。肖芬无可奈何，只得摊牌，直接劝他们脱离共产党。有位女党员回答：“我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你现在叫我脱离共产党，这不是硬要我承认是共产党员吗?我不当这个傻瓜!”共产党员周楚钦回答：“我这个共产党员是给你们拷打、逼供、强迫我承认的，现在你要我脱离共产党，那就让我把打我的人打还一顿，还我这笔债吧!”敌人挖空心思，要在特训班一、二区队伪造《脱离共产党宣言》的阴谋终于破产。
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指使已经秘密自首的叛徒刘英(绰号“立奇功”)到处活动，游说“学员”集体自首。宿士平察觉了刘英的行径，当面揭露了他的丑恶嘴脸。刘英狡辩说：“主任和总教官要我们脱离共产党，我想，独个人签名，那确是不好的；集体签名，我看没什么关系。我正和同学们商量这件事呢!”宿士平义正辞严地痛斥：“立奇功，你今年已经五十几岁了吧(意思是说“该死了”)，同学们还要做几十年人哩!懂吗?”说得“立奇功”张口结舌，脸红耳赤，悻悻而去。
宿士平还领导大家开展了要求“按期结业”的斗争。1941年3月特训班成立时，特务头子张超曾信誓旦旦地对“学员”宣称：“你们到这里来，是受教育的，有一定的期限，6个月一期，训练结束了，就分配工作。”转眼就到了1941年10月，早已超出了“训练6个月，结业分配工作”的期限。宿士平鼓动难友们掀起了“要求按期结业”的斗争高潮。“学员”们纷纷向特务抗议：“不是说六个月结业吗?从三月到九月，现在已经是十月了!”“说了话不算数，岂有此理!”宿士平代表特训班全体“学员”起草了一个报告，要求敌人信守诺言，“按期结业”，无条件释放大家出狱。报告用文言文写成，郭静唐修改，由项堃(烈士)誊写后，由宿士平领头，并动员了九个班长作为全体“学员”的代表签名盖章，送交特务头子张超。张超看到报告中“请求如期结业，以昭大信大德”时，气得拍桌子大骂：“不如期结业，就是无信无德了?混蛋，竟骂到我头上来了。”
张超命令追查“报告”的起草人和带头“闹事”者，叛徒杨惠庄为了邀功，伺机在项堃处偷到了宿士平起草的原稿向张超告密；反动班长钟建英也向敌人告密；叛徒班长湛锦廷也向特务汇报，说宿士平在“学员”队起领导作用，尤其浙赣铁路抓来的那些共产党地下活动工作人员最听他的话，叫他们不要自首。于是宿士平被敌人五花大绑，毒打一顿后，第三次被押送茅家岭监狱。
三进茅家岭监狱
1941年10月宿士平三进茅家岭监狱时，特务管理员由“狗头” (卫俊立)换成了更凶恶的“王八” (王锡恩)；监狱里被囚的二十多人几乎全是新四军中的“顽固分子”。虽然这些新四军如王传馥、徐师梁等人宿士平一个也不认识，但共同的政治理念和“顽固不化”的斗争精神，使他们很快就熟悉起来，在险恶的环境中团结一致，将监狱当作“大学”，开展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和可歌可泣的斗争。
将牢房作为课堂。这期间茅家岭监狱的被囚志士，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学习的权利。在这些被囚志士之中，宿士平(以及吴越)年龄最大，党龄最长。但他与其他年轻的同志一样，为了有朝一日冲出牢笼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以“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的乐观精神，抓紧时间努力学习。
一是经常讨论时事问题。如皖南事变后的基本形势，抗日战争的前途，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等国内外形势，都是宿士平与同志们热烈讨论的问题。这里的讨论与特训班有特务监督的“小组讨论”不同，完全是同志之间的畅所欲言。有个国民党军队某师政治部的职员，经常站在囚室外面偷听。有一次讨论结束时，他忽然开口说：“你们真了不起，关在监牢里还在讨论天下大事。我们政治部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次时事。”此后，他每天供给被囚志士一份《前线日报》。
二是学习中国革命史。为帮助同志们学习和讨论中国革命史，宿士平和徐师梁、钟袁平二三人共同编写了一份《中国近百年大事表》，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写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红军北上抗日、直到抗日战争的“百团大战”，由徐师梁用仿宋体写在牢房的墙壁上。特务管理员“王八”见了，惊叫起来：“你们在干什么?”被囚志士回答：“这些全是历史事实，不能改变的。”“王八”不放心，找了个“内行”的特务来审查，结果说：“确是历史事实，只是那几个起义，用的不对。”“王八”又吼叫起来：“什么南昌 起义?是南昌暴动!所有的起义，全是暴动!”于是被囚志士就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事件的“起义”二字，一律改为“暴动”。
为了便于讨论国际国内的形势，宿士平又与同志们在墙上画了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在中国地图上，标出，了革命圣地延安，还大略地画有各个抗日根据地。当同志们正准备进一步画出各抗日根据地详图的时候，“王八”又来干涉了，坚决不让画。
三是学文化。宿士平与其他同志互教互学，能者为师。有的同志懂英文(如王传馥)、日文(如陈子谷、吴越等)，就教大家学英文、日文；宿士平懂世界语，就教其他同志(如徐师梁、赵坤等)学习世界语。许多同志弄了个小本本，学写字母，学读单词。一到早晨，大家都咿咿唔唔地读起来，真是书声朗朗，“茅家岭地狱”俨然像个“茅家岭大学”了。“王八”颇为不满，走到牢房门口说：“你们放什么洋屁，不准念!”有人就嘲弄“5EA”：“管理员呀，这是外国语，很有用处哩!我教你一句：‘铁炮喔斯堆洛’(日文音译，意思是‘缴下你的枪’，这里借机骂‘王八’)。”“王八”听不懂，又制止不了，只好低着头走开。
以歌声作为武器。宿士平还与新四军同志一道，努力争取唱歌的自由，大唱革命歌曲，以歌声为武器抗击敌人的迫害，鼓舞大家的斗志。有一次，宿士平与同志们正在高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的《八路军军歌》： “王八”直喊：“这是匪歌，不准唱!”大家没有理睬他，坚持唱完。“王八”威胁说：“以后再唱，我可不答应!”大家又唱起了《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5EA”大发脾气：“什么铁的新四军，铁的也要打到它软!”马上，另一首歌又唱起来了：“中国不得了，中国不得了，你看那抗日英雄坐监牢……”众怒难犯，“王八”只好闭上嘴巴，灰溜溜地缩回屋子里。此后，每天吃过晚饭，大家就放声高唱革命歌曲，敌人也无可奈何。
有一次，听说赵希仲和赵凌波两个叛徒到集中营军官大队“劝”被囚志士自首，宿士平和其他同志就唱大家自编的歌骂他们：“赵希仲呀哎，赵凌波呀嘿，你看两个王八蛋呀哎，不要脸呀嘿，……”表示了对无耻叛徒的痛恨和蔑视！
1942年1月，皖南事变一周年，宿士平与大家一同歌唱：“一月的雪花，飞遍了皖南，雪花掩盖着同志们的鲜血，为了进到敌后去抗战，我们曾顽强地战斗不歇!如今的被俘，已过了一年，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为了反抗法西斯强盗，我们曾受尽那无情的皮鞭!……”被囚志士们唱得十分悲壮，唱到第二节时，连有些看守的卫兵也掉下泪来!
团结互助斗敌特。这期间，宿士平与其他新四军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付凶恶的敌人。例如，宿士平(第三次)刚进茅家岭监狱时。被敌人打得不能动弹，两腿被打得几乎残废，是新四军同志的精心照料才使他逐渐伤愈。同样，新四军同志被拷打后，宿士平也精心照料他们。由于宿士平坐牢时间长，受刑次数多，积累了许多医治刑伤的土办法。例如，大腿被打成紫黑色的，用一张黄裱纸铺在伤处，喷上高梁酒，加上些草木灰，半小时后，去掉黄裱纸和草木灰，用棉花蘸些烧酒轻轻摩擦，这样瘀血容易散开，伤处不会腐烂。被吊打得骨关节脱了臼的，两人拉住脱了臼的两边，用力拉拉、拍拍，使关节对上，然后再用烧酒在伤处摩擦，不久也就好了。有一次汗镇华被敌人毒打后在地上整整躺了十七天，下半身一点也不能动弹。王传馥、徐师梁等同志把自己剩下的几件衣物通过看守的卫兵拿到外面变卖，换了一些烧酒和黄裱纸，大家为他医治刑伤；宿士平每天一口一口地把饭喂到汪镇华嘴里，像兄长一样照顾他。寒冬季节赖少其、吴越先后被敌人罚站铁笼，宿士平都将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给他们穿。
为了反对特务管理员半夜毒打被囚的女同志，为了营救因抗议特务克扣囚粮而遭毒打的吴华光(化名吴必成)，宿士平积极参加了被囚志士多次开展的绝食斗争。其中为营救被敌人毒打的吴华光，宿士平与其他新四军同志连续绝食了三天，迫使敌人答应了被囚志士提出的四项要求。
1942年3月，为了帮助眭新亚、关太平等十多名刚被捕入狱的年轻“政治犯”尽快熟悉茅家岭监狱的险恶环境，了解“王八”等特务迫害“囚犯”的手段和特点，宿士平主动向他们介绍情况，传授经验：“这里是特务机关，要强迫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要追究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但是，只要你能顶住‘三关’(即三次大刑，如老虎凳、踩杠子、三上吊等)，特务们也拿你没有办法了。”他强调：在敌人审讯时，不要害怕，要坚定立场，“你一害怕，敌人就会利用你的弱点，向你进攻。”不料宿士平与“新囚犯”的私下谈话却被“王八”偷听到了，敌人勃然大怒，将宿士平绑出牢房，用枪毙来威胁他，并狠狠地毒打，他昏死过去三次，又反复被用冷水喷醒，两腿及背部受重伤，拖回牢房后，一个多月不能起立。
共同组织茅家岭暴动。1942年4月左右，宿士平的刑伤稍有好转，就找李胜商量：“我们每个人差不多全给国民党特工毒打过了，只是这样给他们毒打，不想别的办法是不行的。你们一起来的有军事干部吗?”李胜说：“等你伤好些再说，这里有军事干部，也有会打手榴弹的，也有会用机枪的。”于是组织暴动的计划开始酝酿了。
这期间，由于日寇沿浙赣铁路发动了攻势，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当局准备向福建撤退，狱中特务加强了对被囚志士的残酷迫害。被囚志士经常被敌人拖出去毒打。例如，陈子谷、汪镇华全身被打得乌黑，血迹斑斑，两条腿不能动，两只手也抬不起来；吴越、吴华光、孙锡禄等人被打得皮肤发黑，骨头受伤；李维贤、王传馥、杨才等人都被打得胸口受伤吐血；关太平也被打得皮开肉绽。摆在被囚志士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任敌人残酷折磨，束手待毙：要么举行暴动冲出牢笼。因此，大多数被囚志士赞成暴动。但酝酿时却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以孙锡禄为代表的“急躁”派，认为如果不立即举行暴动，大家随时都有被敌人拉出去枪毙的可能：认为只要有三个人就可以进行暴动，一冲出禁闭室，即使全军覆没也是胜利。他说：“我们几个人已经决定了，你们不动手，我们几个人动手!”并认为他一个人只要拿到一个水瓢，便可以把卫兵打倒，冲出监狱。
二是以吴越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中共参政员重新参加了参政会，时局有好转的可能，如果在时局好转条件下轻易举行暴动而受到损失，简直是个罪恶。他们的结论是：还是等等看再说吧。
三是宿士平、陈子谷、李胜、王传馥等主张的“有组织有计划举行暴动”派，他们认为：时局纵有局部的一时的好转的可能，但根据敌特对我们的一贯态度，这个“好转”也不会轮到我们头上来，何况这些“好转”还没有事实根据，是虚幻的，因此“等待”就是“坐以待毙”。陈子谷还认为，应该发动大家来讨论，并建议由党龄长、较有斗争经验、现在表现又较为突出的同志 组成委员会专门研究暴动问题。经商议，推荐由王传馥、李胜、宿士平、陈子谷、吴越五个人组成暴动委员会，这个提名交给近二十个党员同志审查，大家表示同意，并表示服从委员会的一切决定。
经过秘密研究，暴动委员会制订了周密细致的暴动计划。为了实现暴动计划，必须要有一定的体力。陈子谷卖掉了心爱的一支美国钢笔，王传馥卖掉了他母亲不久前寄来的一件新毛线背心，宿士平卖掉了他作被褥之用的一件呢大衣，用这些钱托伙伕买些青菜、黄豆、豆腐作营养品给大家吃，以增强体质。
为了参加暴动，宿士平每天在床上伸腿、弯腰、举臂，顽强地进行煅炼。汪镇华等受伤的同志也学着他的样子做起来。有的站在自己铺位上做做运动，有的在墙角边练练原地跑步，有的互相比比臂力，而借口都是“准备回队受训”。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终于在1942年5月25日傍晚，茅家岭监狱的被囚志士选择了最有利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果敢行动举行了夺枪暴动，宿士平与其他暴动同志一道胜利冲出了牢笼。
冲出牢笼之后
参加暴动的26名志士中，王传馥为掩护战友，用手榴弹炸死了一名正举枪射击的敌卫兵班长，自己却不幸中弹受伤；钟袁平也不幸中弹受伤，他们被敌人捕回，经受了敌人的野蛮拷打后英勇牺牲。李胜、汪镇华、祝增华、眭新亚、关太平等冲出牢笼后不久就与大家失散了(后各自回到革命队伍)。宿士平冲出牢笼不远就累倒在地跑不动了，盛田、龚金福和吴禧天等轮流挟着他拖着跑。到一个小山岗集合时，共有18名同志在一起，大家选出宿士平为临时党支部书记，推荐孙锡禄为军事指挥。行军的第一天夜晚，陈子谷、李维贤、吴禧天、盛田，以及赵坤、王白扉等人先后与大家失散了。第二天傍晚，下山侦察的龚金福又走失了。他们白天在山上隐蔽，夜晚摸黑行军。这期间，白天赤日炎炎，晚上又下倾盆大雨，宿士平淋得泻肚子，大便流在裤子上，还是带领大伙不停步地前进。经过九天九夜忍饥挨饿，风餐露宿，爬山涉水，宿士平等十一名暴动同志才到达甘溪乡的姚家山，离上饶城只有90华里。在这里他们被乡公所的民团武装包围，宿士平和杨才出面与他们交涉，假称是金华的难民逃难到此，并由杨才作为代表随民团武装去见乡长，大家才脱险。经临时党支部研究，决定能走的七个同志由孙锡禄、徐师梁两人率领，继续向闽北武夷山方向前进；体弱多病的宿士平、吴越、赵成三人留下，另行设法回解放区。不久乡公所的民团又来包围，吴越跳下山沟脱险，宿士平、赵成被抓。他们与杨才三人被敌人关在一起，并辗转押送到上饶城监狱。他们仍以从金华逃难而来的借口应对敌人。因日寇此时正在轰炸和进攻上饶，国民党当局忙于撤退，顾不上审理“难民”的案子，只好释放他们，于是逃过一劫。此后他们混杂在难民群中，趁着兵荒马乱，靠做苦丁、吃野果、讨饭等办法，经过福建蒲城，转向浙江龙泉，到达云和、景宁。在景宁县城宿士平与杨才、赵成两人分手，只身继续前进，沿着闽浙边境的崇山峻岭，奔向泰顺，转赴平阳，混在一批小商贩之中，穿过了天台、奉化，到了宁波，转赴上海，回到无锡老家。不久又起程穿过太涌地区，终于到达茅山——新四军苏南解放区，这时已是1942年9月——离开茅家岭暴动已经三个多月了!
宿士平到达解放区后，无保留地向苏南区党委作了口头的和书面的详细汇报。党组织把他留在解放区，派他到丹阳县、句容县的民主政府担任科长、秘书的工作。到了1943年冬，又派宿士平去京杭国道以西的地区(即江宁、句容、溧水之间的敌、伪、顽三角斗争的地区，简称“路西”)，担任路西办事处主任。1945年1月，宿士平奉调苏浙公学整风队学习，在学习中写成《整风自传》和《1940年6月14日——1942年5月25日狱中两年关节报告》，党组织给他作了历史结论，恢复了党籍；其中按照“七大”以前的有关精神，扣除了在集中营特训班的八个月的党龄。学习结束后，宿士平担任了《苏浙日报》的编辑科长，以后，北撤到山东，先后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秘书主任。1949年南下到云南。建国后曾任云南省武定专员、云南革大教务长、云南行政干校副校长、省委高干自修班副主任等职，“文革”前任云南省委党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
宿士平建国后长期从事干部教育、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由于他善于思考，勇于实事求是，因此对于“大跃进”之后的“左”倾错误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认为：“大跃进是大跃退”，人民公社是“早产儿”，“是空想的共产主义和农民的平均主义”；“1958年到1960年政治、经济形势都不好”，“这几年的错误，要说是路线问题也可以”，“这几年的问题搞不清楚，只能以后再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乃是实话实说的真知灼见，在“左”倾思潮严重的当年，却受到错误的批判。
早在1946年3月，宿士平就写了《茅家岭地狱》的回忆录，发表在《上饶集中营》一书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被囚志士的野蛮罪行。解放后宿士平又先后发表了《茅家岭大学》和《特训班二三事》等回忆录，记叙了被囚志士与国民党特务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但在“文革”时期，在集中营不屈不挠的宿士平却被诬蔑为“叛徒”，受到严重迫害。可宿士平并不屈服。被造反派视为“态度极不老实，老尖(奸)巨滑。”粉碎“四人帮”之后，宿士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1979年和1982年，宿士平先后回到上饶集中营旧址参观，对于弘扬被囚志士革命斗争精神提出了宝贵意见。1989年11月宿士平同志病故，享年78岁。
当年集中营的难友为什么称宿士平为“茅山道士”?笔者不知其详。但窃以为，“茅山”是新四军根据地，英雄辈出的地方；“道”者，道德也；“士”者，战士也。纵观宿士平在上饶集中营两年中的斗争经历及其整个革命生涯，的确可以说，他就是英雄群体中一位道德高尚的无产阶级坚强战士!
题图 上饶集中营旧址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