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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南京市1555名小学生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等技术探究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数据显示，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整体较差，尤其是同辈支持较弱，个体特征、家庭因素和学校环境综合作用于流动儿童的学校人际关系。最后，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其校园人际关系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流动儿童 学校人际关系 现状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识别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其中提到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0至17岁的农村流动儿童规模已经达到2877万。在许多城市，接受流动儿童的学校正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融合教育。融合教育正是要促进流动儿童在学习、生活和心理等方面与流入地的融合， 促进其全面和谐发展[1，2，3]。人际关系是社会融合的重要内容，校园人际关系是学校场域中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这两种关系对于学龄儿童的重要性已得到众多研究的证实[4-8]。从融合教育角度，学校人际关系的建构状况是体现流动儿童与流入地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融合教育实施效果的直接反映，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述评
作者对近10年来发表在CNKI上的相关论文进行检索，发现以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为研究专题的文章不到10篇。国内学者对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两个大的方面，现有的研究主要涵盖了以下内容：
在师生关系方面，在杭州等6个城市的公办学校中，大多数流动儿童与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9]；谢尹安等人发现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要好于打工子弟学校[10]；年级、就读学校类型、性别、亲子关系会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9，10，11] 。
在同学关系方面，少数流动儿童难以与本地儿童交友，户口的城乡差别、入读民办学校经历、年级对其与本地学生的交往意愿产生影响[12] ； 学生个性、学习成绩、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亲子关系、社会排斥、老师态度、就读学校类型等因素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同伴关系[11，13，14]。
总的看来，国内对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四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提高：（1）研究内容上，对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在内的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从整体上缺乏了解；（2）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少，定性分析多，在关键概念的操作化上，多采取一个或几个指标的单维度测量方式，系统分析和复合测量方式较少；（3）研究对象上，以往研究更多针对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4）定量研究的思路上，多采用简单二元对比，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技术较少。鉴于此，本文在融合教育的视角下，采用复合测量方式和多元统计方法系统地剖析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的整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二）理论假设
移民社会融合理论认为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外来者，移民容易受到较多的社会排斥，因此流动儿童在人际交往中可能具有更大的风险，因此第一个研究假设为：流动儿童的学校人际关系与本地儿童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差于后者，流动儿童具有整体弱势性。
根据在文献回顾中所述的前人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的第二个假设为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都会综合作用于流动儿童的学校人际关系，其中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三个维度下包含的具体变量见后文中关于自变量的阐述。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变量
（一）研究对象
本文中的流動儿童指年龄在6至14周岁，当前户籍不在南京，在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由南京市以外其他县、市、省、地区随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流入南京的儿童。本次调查也涉及了户籍所在地为南京且在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文中称其为“本地儿童”，将其作为流动儿童的参照群体。
（二） 数据来源
文中使用数据来自于2012年3月至5月课题组在江苏南京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该调查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第一阶段按照生源情况，分层抽取被调查学校，抽得1所公办知名小学（基本不招收流动儿童）、2所一般公办小学（兼收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两者入学时被随机混编在各个班级之中）和2所民工子弟小学（全是流动儿童），第二阶段在抽中学校的4—6年级中根据年级分层随机抽取班级，将抽取到的班级整体纳入调查对象名单。问卷调查采用集中讲解、个别指导、匿名自填的方式进行，剔除无效样本5人后共获得1555份有效问卷，其中民办学校样本51.2% ，公办学校样本48.8%，男生和女生分别占54.7%和47.3%，4、5、6年级学生比例分别为37.3% 、29.9%和32.8%。
（三）变量说明
1.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学校人际关系，指的是儿童在学校环境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总和。采用复合指标法， 从交往频率、交往内容、交往态度、交往评价等4个方面设计了21个指标，然后利用因子分析进行数据化简，剔除了共同度较低的5个指标后，留下1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校园人际关系的整体模型，如表1所示。最终提取到3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2.959%，KMO测度值为0.902，Bartlett’s sig=0.000，因子模型非常适宜。根据因子负载，将提取的3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师生关系因子、同学关系因子和人际冲突因子，作为学校人际关系的3个研究维度，利用SPSS17.0软件因子分析过程中自动生成的因子值进行数据转换，得出各个维度的得分，然后运用因子特征值进行加权综合，得出学校人际关系的综合分数，分数越高说明人际关系状况越好。
2.自变量
本文自变量为流动儿童的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分别选取了性别、年级因素、在城市生活时间长短、转学经历、性格特征、学习成绩、个人行为习惯7个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经济、家庭结构、家长对孩子在校情况的关注、家长对儿童学校活动的支持4个体现家庭环境变量以及学校类型、学校中是否存在对流动儿童排斥的氛围2个反映学校环境的变量，建立了共包含有13个变量的综合分析框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验证这13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指标赋值处理上，性别、学校类型、是否独生子女、是否转过学、性格等变量为定类变量，运用多元回归统计方法分析前通过设置参照类别的方式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在南京读书时间为连续变量，而其他变量虽然为定序变量，但数据处理时按照1分到4分或1分到5分将其依次赋值，在回归方程中将其看作一个定距变量。
（二）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555份流动儿童样本，分别以学校人际关系综合得分和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表1中的12个变量均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验证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对学校人际关系的影响，得到四次回归结果，即表3中的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多重共线性诊断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最大值为2.2）。四次回归均通过了方程整体显著性检验（P=0.000），四个模型分别解释因变量方差变异的40.7%、33.1%、18.1%和23.6%，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限于篇幅，仅列出P值小于0.05的自变量）。
结果显示：1.在个人因素层面，在南京读书时间、个人卫生习惯外，其余变量均与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显著相关，低年级、性格外向、没有转过学、学习成绩越好、越懂礼貌的学生其学校人际关系越好；年级、学习成绩和懂礼貌情况影响师生关系，性格、学习成绩、个人卫生习惯和懂礼貌情况则影响同学关系，而性别、学习成绩和个人卫生习惯会影响人际冲突。2.家庭因素中，独生子女的学校人际关系要差于非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在校表现越关心、对孩子在校活动越支持，孩子的校园人际关系越好，而家庭经济状况只对师生关系融合有显著影响。3.学校氛围对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整体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学校类型影响同学关系，公办学校比民办学校好，而对外地人排斥的氛围会影响到人际冲突因子，流动儿童感受到班级中对外地人的排斥越少，其人际冲突程度越低。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整体上要差于本地儿童，其中同学关系最差
流动儿童的学校人际关系在整体上和同学关系融合上要差于本地儿童，同时，流动儿童群体内部存在明显的校际分化，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校园人际最差，这与既有研究结论
一致[9，15，16，17，18]。民办学校较高的师生流动率，教师职业素
养和专业技能的相对较弱，学校在基本设备设施、课程安排、师资力量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导致民办学校中的儿童缺乏有利于同学间交往的活动平台等因素会严重阻碍孩子们在校园中的相互交往和相互支持。
2.個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学校环境对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产生共同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年级、性格、转学经历、学习成绩、个人礼仪行为、是否独生子女、家长支持、家长关注程度等因素对流动儿童校园人际关系产生影响；同时，在学校人际关系的不同维度上影响因素还存在一些差别。具体来说，性格、转学经历、年级、性别、家庭结构、家庭支持是校园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基本验证了既有研究结果[9，14，17，18，19]。
（二）促进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融合的建议
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在校园人际状况中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可以被改变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努力而得以改善。
第一，从教育政策角度来说，在政策层面继续加强教育均等化建设，加大公办学校对流动儿童的接纳力度或改善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对混合制公办学校来说，尽力营造一种无差别、较为公平的师生关系和和谐互助的同伴氛围，也有利于降低流动儿童的校园人际冲突感。
第二，在实现学校教育均等化的基础上，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促进还需要改善家庭生态系统，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基本权益，减少其漂泊不定的可能性，通过家长学校、家长讲座等方式帮助流动人口树立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观。
第三，在社会服务方面，高度重视、极大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广泛联合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给予流动儿童尤其是面临家庭、学校双重弱势的孩子必要的社会支持，在增加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能力、搭建师生、生生交流互动平台、建构与扩大同辈交往圈、促进流动儿童公民素质养成等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服务，让社区—学校—家庭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支持系统，提升流动儿童校园人际质量，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与城市社会的融合。
参考文献：
[1]方俊明.融合教育与教师教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03）.
[2]湛卫青.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的困惑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08（10）.
[3]黄兆信，潘旦，万荣根.农民工子女融合教育：概念、内涵及实施路径[J].社会科学战线，2010（08）.
[4]Pianta R C. Pattern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J].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1994，32：15-31. [5]Birch，S.H，
【关键词】 流动儿童 学校人际关系 现状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识别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其中提到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0至17岁的农村流动儿童规模已经达到2877万。在许多城市，接受流动儿童的学校正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融合教育。融合教育正是要促进流动儿童在学习、生活和心理等方面与流入地的融合， 促进其全面和谐发展[1，2，3]。人际关系是社会融合的重要内容，校园人际关系是学校场域中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这两种关系对于学龄儿童的重要性已得到众多研究的证实[4-8]。从融合教育角度，学校人际关系的建构状况是体现流动儿童与流入地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融合教育实施效果的直接反映，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述评
作者对近10年来发表在CNKI上的相关论文进行检索，发现以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为研究专题的文章不到10篇。国内学者对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两个大的方面，现有的研究主要涵盖了以下内容：
在师生关系方面，在杭州等6个城市的公办学校中，大多数流动儿童与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9]；谢尹安等人发现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要好于打工子弟学校[10]；年级、就读学校类型、性别、亲子关系会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9，10，11] 。
在同学关系方面，少数流动儿童难以与本地儿童交友，户口的城乡差别、入读民办学校经历、年级对其与本地学生的交往意愿产生影响[12] ； 学生个性、学习成绩、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亲子关系、社会排斥、老师态度、就读学校类型等因素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同伴关系[11，13，14]。
总的看来，国内对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四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提高：（1）研究内容上，对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在内的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从整体上缺乏了解；（2）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少，定性分析多，在关键概念的操作化上，多采取一个或几个指标的单维度测量方式，系统分析和复合测量方式较少；（3）研究对象上，以往研究更多针对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4）定量研究的思路上，多采用简单二元对比，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技术较少。鉴于此，本文在融合教育的视角下，采用复合测量方式和多元统计方法系统地剖析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的整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二）理论假设
移民社会融合理论认为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外来者，移民容易受到较多的社会排斥，因此流动儿童在人际交往中可能具有更大的风险，因此第一个研究假设为：流动儿童的学校人际关系与本地儿童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差于后者，流动儿童具有整体弱势性。
根据在文献回顾中所述的前人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的第二个假设为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都会综合作用于流动儿童的学校人际关系，其中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三个维度下包含的具体变量见后文中关于自变量的阐述。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变量
（一）研究对象
本文中的流動儿童指年龄在6至14周岁，当前户籍不在南京，在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由南京市以外其他县、市、省、地区随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流入南京的儿童。本次调查也涉及了户籍所在地为南京且在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文中称其为“本地儿童”，将其作为流动儿童的参照群体。
（二） 数据来源
文中使用数据来自于2012年3月至5月课题组在江苏南京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该调查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第一阶段按照生源情况，分层抽取被调查学校，抽得1所公办知名小学（基本不招收流动儿童）、2所一般公办小学（兼收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两者入学时被随机混编在各个班级之中）和2所民工子弟小学（全是流动儿童），第二阶段在抽中学校的4—6年级中根据年级分层随机抽取班级，将抽取到的班级整体纳入调查对象名单。问卷调查采用集中讲解、个别指导、匿名自填的方式进行，剔除无效样本5人后共获得1555份有效问卷，其中民办学校样本51.2% ，公办学校样本48.8%，男生和女生分别占54.7%和47.3%，4、5、6年级学生比例分别为37.3% 、29.9%和32.8%。
（三）变量说明
1.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学校人际关系，指的是儿童在学校环境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总和。采用复合指标法， 从交往频率、交往内容、交往态度、交往评价等4个方面设计了21个指标，然后利用因子分析进行数据化简，剔除了共同度较低的5个指标后，留下1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校园人际关系的整体模型，如表1所示。最终提取到3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2.959%，KMO测度值为0.902，Bartlett’s sig=0.000，因子模型非常适宜。根据因子负载，将提取的3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师生关系因子、同学关系因子和人际冲突因子，作为学校人际关系的3个研究维度，利用SPSS17.0软件因子分析过程中自动生成的因子值进行数据转换，得出各个维度的得分，然后运用因子特征值进行加权综合，得出学校人际关系的综合分数，分数越高说明人际关系状况越好。
2.自变量
本文自变量为流动儿童的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分别选取了性别、年级因素、在城市生活时间长短、转学经历、性格特征、学习成绩、个人行为习惯7个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经济、家庭结构、家长对孩子在校情况的关注、家长对儿童学校活动的支持4个体现家庭环境变量以及学校类型、学校中是否存在对流动儿童排斥的氛围2个反映学校环境的变量，建立了共包含有13个变量的综合分析框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验证这13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指标赋值处理上，性别、学校类型、是否独生子女、是否转过学、性格等变量为定类变量，运用多元回归统计方法分析前通过设置参照类别的方式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在南京读书时间为连续变量，而其他变量虽然为定序变量，但数据处理时按照1分到4分或1分到5分将其依次赋值，在回归方程中将其看作一个定距变量。
（二）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555份流动儿童样本，分别以学校人际关系综合得分和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表1中的12个变量均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验证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对学校人际关系的影响，得到四次回归结果，即表3中的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多重共线性诊断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最大值为2.2）。四次回归均通过了方程整体显著性检验（P=0.000），四个模型分别解释因变量方差变异的40.7%、33.1%、18.1%和23.6%，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限于篇幅，仅列出P值小于0.05的自变量）。
结果显示：1.在个人因素层面，在南京读书时间、个人卫生习惯外，其余变量均与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显著相关，低年级、性格外向、没有转过学、学习成绩越好、越懂礼貌的学生其学校人际关系越好；年级、学习成绩和懂礼貌情况影响师生关系，性格、学习成绩、个人卫生习惯和懂礼貌情况则影响同学关系，而性别、学习成绩和个人卫生习惯会影响人际冲突。2.家庭因素中，独生子女的学校人际关系要差于非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在校表现越关心、对孩子在校活动越支持，孩子的校园人际关系越好，而家庭经济状况只对师生关系融合有显著影响。3.学校氛围对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整体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学校类型影响同学关系，公办学校比民办学校好，而对外地人排斥的氛围会影响到人际冲突因子，流动儿童感受到班级中对外地人的排斥越少，其人际冲突程度越低。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整体上要差于本地儿童，其中同学关系最差
流动儿童的学校人际关系在整体上和同学关系融合上要差于本地儿童，同时，流动儿童群体内部存在明显的校际分化，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校园人际最差，这与既有研究结论
一致[9，15，16，17，18]。民办学校较高的师生流动率，教师职业素
养和专业技能的相对较弱，学校在基本设备设施、课程安排、师资力量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导致民办学校中的儿童缺乏有利于同学间交往的活动平台等因素会严重阻碍孩子们在校园中的相互交往和相互支持。
2.個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学校环境对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产生共同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年级、性格、转学经历、学习成绩、个人礼仪行为、是否独生子女、家长支持、家长关注程度等因素对流动儿童校园人际关系产生影响；同时，在学校人际关系的不同维度上影响因素还存在一些差别。具体来说，性格、转学经历、年级、性别、家庭结构、家庭支持是校园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基本验证了既有研究结果[9，14，17，18，19]。
（二）促进流动儿童学校人际关系融合的建议
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在校园人际状况中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可以被改变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努力而得以改善。
第一，从教育政策角度来说，在政策层面继续加强教育均等化建设，加大公办学校对流动儿童的接纳力度或改善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对混合制公办学校来说，尽力营造一种无差别、较为公平的师生关系和和谐互助的同伴氛围，也有利于降低流动儿童的校园人际冲突感。
第二，在实现学校教育均等化的基础上，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促进还需要改善家庭生态系统，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基本权益，减少其漂泊不定的可能性，通过家长学校、家长讲座等方式帮助流动人口树立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观。
第三，在社会服务方面，高度重视、极大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广泛联合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给予流动儿童尤其是面临家庭、学校双重弱势的孩子必要的社会支持，在增加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能力、搭建师生、生生交流互动平台、建构与扩大同辈交往圈、促进流动儿童公民素质养成等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服务，让社区—学校—家庭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支持系统，提升流动儿童校园人际质量，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与城市社会的融合。
参考文献：
[1]方俊明.融合教育与教师教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03）.
[2]湛卫青.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的困惑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08（10）.
[3]黄兆信，潘旦，万荣根.农民工子女融合教育：概念、内涵及实施路径[J].社会科学战线，2010（08）.
[4]Pianta R C. Pattern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J].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1994，32：15-31. [5]Birch，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