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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王朝以郡县官僚制度进行管理，以“自耕农”为其中产阶级，帝国的管理在抽象的道德原则上维持规模的统一，对地方社会施之以静态的设置。不论是宋以前的以人口为区划标准，还是明清时代以税额为区划标准，其精神则一致，乃是寻求静态的社会控制。
在这种模式中，农业社会的储备是有限的，在静态封闭的环境中耗竭，商业因素和商业原则不可能突破这种模式的规范。商业只是帝国社会的末业，既受到农业社会有限储备的限制，同时又摆脱不了对帝国政府的依附，他们时刻处于帝国政府的打击之中。一方面，商业成功者投机于政治、寻求官僚的庇护，使获得暴利成为必然；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跻身于官僚队伍，以保护自己。因此，“耕读传家”成了帝国时代社会的精神。
土地和人口问题，既是帝国政府关注的核心，也是农民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人类文明史上，农业的出现，堪称创举，定居的农民首先获得了稳定的财富和可以预期的收益；它首次改变了财富的观念，使对土地的占有成为财富的象征，从而使战争和侵夺土地成为有意义的行为。农业的出现，也使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国家的出现成为可能。
中国上古时代遍地开花的农业村落的出现，形成了庞大的稳定的农业群体。在农业群体之间的竞争中，土地成为首要的目标。同时，定居农业使血缘家族的生存成为规范的常态，财富就是土地和人口，这一观念占据了至上的地位。对于在土地上讨生活的农民来说，土地是生命之本，土地少的家庭，不仅生活相对困难，而且子女养育的数量也相对较少；土地相对较多的家庭，生活相对宽裕，而且可能养育较多的子女。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尽量多的土地和生养大量的子女（儿孙满堂），是最重要的追求目标。但是，多子继承与均分家产的传统，使这些土地较多的家庭在几代之后，经过分家析产，平均占有土地的面积也就缩小。
在农业人口的不断增殖和定居群体的竞争中，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土地，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但会受到种种制约。根据生存的法则，血缘家族的方式逐渐地成为农民生活的主流，而对多子多福的追求，总是不断增大土地的人口压力。土著性和血缘性以及权利的塑造，使多子继承制成为常态。土地、财产不断地被分割，农民总是处于创业的压力和极限生存的困难中。所谓“极限生存”，就是在人口的极度膨胀和土地有限的矛盾中，总是处于维持生计的最基本的生存状态。
人民之所以值得帝国政府关注，是因为他们是天然的交纳赋税者、兵役和劳役提供者，以及潜在的叛乱者。只要人民交纳规定的税收并服役，同时不从事危及秩序的破坏活动，帝国政府就可以宣布完成了天下大治的理想。
如此一来，作为农业帝国稳定的社会基础，保持其相对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就是最安全、最有效和最值得利用的手段。稳定的土著和血缘，既是农业的品性，也是历代王朝追求的目标。这样一来，直接诉诸于血缘就是最佳途径了。家而族而友朋，乃是帝国大众最可依托的组织，他们总是尽量将自己限定在能够理解和控制的人伦关系网中——他们明白，越过此条界限，一切不仅是陌生的，不可信赖的，而且是得不到帝国政府支持的。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扎根本土，土地是他们的血、稳定的社会群体是他们活动的舞台，只有站稳了这个立场，他们才有机会建立起自己的人际网络，过上安稳的生活。
民众的希求是土地的种植、农业的丰收和社会的稳定，“离乡背井”对他们来说，不是迫不得已的经济困难，就是仕宦他乡的迁徙。在这里，基层社会是自足的。商业财富和对政权的投机，是为了寻得最好的投资机会，同时也是保护自己乡村地位的途径，进而在等级伦序竞争中获得成功。这是一种耕读传统，出仕与经商都离不开土地，“耕读传家”是其间的主流意识。
农业文明本身的稳定性追求总是把它导向以往的经验，这几乎是所有的农业文明的特征。在这样的文明中，试图以肯定传统和古典的价值来代替价值的判断。在帝国的传统中，古老的经典被赋以所有的精义。它总希望将新生的事物纳入古老的传统，似乎“日光底下并无新事”。一切的解决方式都蕴含在传统之中，古已有之，古老的经典蕴含了终极的真理，只是需要人们不断释读，所谓经典精神被反复强调，官僚和帝王为首的帝国政府则是这种经典精神的守护者和解释者。
此种强有力的经典精神被纳入到血缘人伦的基石之上，稳定的社会秩序则总是要求以人伦原则规范个体。这种人伦血缘精神就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据了政治、法律、经济、风俗习惯的核心。然而个体的存在总是承受着生存的压力和对生活方式的探寻，因而出现维持农业稳定的设想以及这种秩序的静态特征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现象，这种摒弃个人存在的理想总是与现实相背离，但却是调节人伦关系的有力武器。因为它的起点是人伦血缘、道德伦理，是无法选择和逃避的，所以别具贯彻力。个体的地位受到摒弃，成为一套不断在冲突中被掩饰了的道德至上的秩序。
在这种秩序下，民众依靠血缘结合在一起，血缘就是他们安全（对官僚系统的人格判断和法律权威的疑惑）、信誉和其他社会福利问题的保证。同时，广阔的农业社会又是如此分散，这一世界的最高权威——帝国的君王又是如此遥远、如此神圣，只是写在他们神龛上的明显位置的“天地君亲师”。实际上，他们几乎生生死死都固守在一个封闭的地域，地方长官才是“君”的具体象征。君王既神圣，又陌生，很难贯彻到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在封闭的地缘关系中，他们始终忠于坚固的血缘关系和物质利益群体，坚持血缘关系赋予他们的不可置换的身份地位。在他们所处的身份地位看世界，地方绅士、家族头面人物和地方上的官宦之家，组成了地方同政府的联合体，他们始终忠诚于一种“名分”，一种“关系”，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每一个人永远只不过是特殊关系网中的网点，处理事务也必须依照其特殊的身份坐标采取相应的方式。具体的社会组织、家族血缘群体总是强调服从并对弱势者随意操控。在如此格局下，个人活力和基于自立的人格丰满性受到抑制，却同时又培育了他们在人伦关系的和睦外表下施行各种骗术和伎俩的野心。
在这种帝国秩序下，社会分化必然大为削弱甚至被掩盖。阶层分化被血缘以及推而广之的人伦道德所置换，整个社会在古老的道德原则下归于和谐，通过家族或准家族的方式得以维系。各阶层的成员，都向至上的道德判断者——官僚体系靠拢，依赖于政权本身的人格品性，各阶层内部活动弱化了。特权阶层的利益本身就是古老的神话，权力同精英分子的结合超越了阶层分化，所有变动都被限定在此逻辑内。整个帝国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独立的阶层——一切都是合乎传统的、神圣的。特权者和既得利益阶层本身就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享有者。新兴的家族，突然出现的暴发户和没落者都是此种秩序中顺理成章的组成部分。古老的理想依然至高无上，古老的秩序仍然魅力无穷。在等级伦序的基础上建立的道德化政府，永远处于抽象的道德教条之上，占据着裁断者的位置，神圣而不可侵犯。
整个帝国根本找不到严格规范化的依据和客观化的物质标准，只能在人格化的规则中寻求社会的静态平衡，在道德化的法律判断中寻求内在的相对公正。“天子圣明，臣罪当诛”一句套语足以喻示其间的况味。
帝国王朝时代商业的运作本身依靠的也是庞大的人际关系网，而非在空间扩展的契约规范。为此，帝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旦社会的发展突破了帝国控制的限度，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动荡之中。人口的发展不仅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反而仅仅在一定的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期获得增益，生产效率只是得到些微提高。帝国的治乱也就成为必然。
（摘编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
在这种模式中，农业社会的储备是有限的，在静态封闭的环境中耗竭，商业因素和商业原则不可能突破这种模式的规范。商业只是帝国社会的末业，既受到农业社会有限储备的限制，同时又摆脱不了对帝国政府的依附，他们时刻处于帝国政府的打击之中。一方面，商业成功者投机于政治、寻求官僚的庇护，使获得暴利成为必然；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跻身于官僚队伍，以保护自己。因此，“耕读传家”成了帝国时代社会的精神。
土地和人口问题，既是帝国政府关注的核心，也是农民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人类文明史上，农业的出现，堪称创举，定居的农民首先获得了稳定的财富和可以预期的收益；它首次改变了财富的观念，使对土地的占有成为财富的象征，从而使战争和侵夺土地成为有意义的行为。农业的出现，也使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国家的出现成为可能。
中国上古时代遍地开花的农业村落的出现，形成了庞大的稳定的农业群体。在农业群体之间的竞争中，土地成为首要的目标。同时，定居农业使血缘家族的生存成为规范的常态，财富就是土地和人口，这一观念占据了至上的地位。对于在土地上讨生活的农民来说，土地是生命之本，土地少的家庭，不仅生活相对困难，而且子女养育的数量也相对较少；土地相对较多的家庭，生活相对宽裕，而且可能养育较多的子女。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尽量多的土地和生养大量的子女（儿孙满堂），是最重要的追求目标。但是，多子继承与均分家产的传统，使这些土地较多的家庭在几代之后，经过分家析产，平均占有土地的面积也就缩小。
在农业人口的不断增殖和定居群体的竞争中，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土地，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但会受到种种制约。根据生存的法则，血缘家族的方式逐渐地成为农民生活的主流，而对多子多福的追求，总是不断增大土地的人口压力。土著性和血缘性以及权利的塑造，使多子继承制成为常态。土地、财产不断地被分割，农民总是处于创业的压力和极限生存的困难中。所谓“极限生存”，就是在人口的极度膨胀和土地有限的矛盾中，总是处于维持生计的最基本的生存状态。
人民之所以值得帝国政府关注，是因为他们是天然的交纳赋税者、兵役和劳役提供者，以及潜在的叛乱者。只要人民交纳规定的税收并服役，同时不从事危及秩序的破坏活动，帝国政府就可以宣布完成了天下大治的理想。
如此一来，作为农业帝国稳定的社会基础，保持其相对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就是最安全、最有效和最值得利用的手段。稳定的土著和血缘，既是农业的品性，也是历代王朝追求的目标。这样一来，直接诉诸于血缘就是最佳途径了。家而族而友朋，乃是帝国大众最可依托的组织，他们总是尽量将自己限定在能够理解和控制的人伦关系网中——他们明白，越过此条界限，一切不仅是陌生的，不可信赖的，而且是得不到帝国政府支持的。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扎根本土，土地是他们的血、稳定的社会群体是他们活动的舞台，只有站稳了这个立场，他们才有机会建立起自己的人际网络，过上安稳的生活。
民众的希求是土地的种植、农业的丰收和社会的稳定，“离乡背井”对他们来说，不是迫不得已的经济困难，就是仕宦他乡的迁徙。在这里，基层社会是自足的。商业财富和对政权的投机，是为了寻得最好的投资机会，同时也是保护自己乡村地位的途径，进而在等级伦序竞争中获得成功。这是一种耕读传统，出仕与经商都离不开土地，“耕读传家”是其间的主流意识。
农业文明本身的稳定性追求总是把它导向以往的经验，这几乎是所有的农业文明的特征。在这样的文明中，试图以肯定传统和古典的价值来代替价值的判断。在帝国的传统中，古老的经典被赋以所有的精义。它总希望将新生的事物纳入古老的传统，似乎“日光底下并无新事”。一切的解决方式都蕴含在传统之中，古已有之，古老的经典蕴含了终极的真理，只是需要人们不断释读，所谓经典精神被反复强调，官僚和帝王为首的帝国政府则是这种经典精神的守护者和解释者。
此种强有力的经典精神被纳入到血缘人伦的基石之上，稳定的社会秩序则总是要求以人伦原则规范个体。这种人伦血缘精神就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据了政治、法律、经济、风俗习惯的核心。然而个体的存在总是承受着生存的压力和对生活方式的探寻，因而出现维持农业稳定的设想以及这种秩序的静态特征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现象，这种摒弃个人存在的理想总是与现实相背离，但却是调节人伦关系的有力武器。因为它的起点是人伦血缘、道德伦理，是无法选择和逃避的，所以别具贯彻力。个体的地位受到摒弃，成为一套不断在冲突中被掩饰了的道德至上的秩序。
在这种秩序下，民众依靠血缘结合在一起，血缘就是他们安全（对官僚系统的人格判断和法律权威的疑惑）、信誉和其他社会福利问题的保证。同时，广阔的农业社会又是如此分散，这一世界的最高权威——帝国的君王又是如此遥远、如此神圣，只是写在他们神龛上的明显位置的“天地君亲师”。实际上，他们几乎生生死死都固守在一个封闭的地域，地方长官才是“君”的具体象征。君王既神圣，又陌生，很难贯彻到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在封闭的地缘关系中，他们始终忠于坚固的血缘关系和物质利益群体，坚持血缘关系赋予他们的不可置换的身份地位。在他们所处的身份地位看世界，地方绅士、家族头面人物和地方上的官宦之家，组成了地方同政府的联合体，他们始终忠诚于一种“名分”，一种“关系”，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每一个人永远只不过是特殊关系网中的网点，处理事务也必须依照其特殊的身份坐标采取相应的方式。具体的社会组织、家族血缘群体总是强调服从并对弱势者随意操控。在如此格局下，个人活力和基于自立的人格丰满性受到抑制，却同时又培育了他们在人伦关系的和睦外表下施行各种骗术和伎俩的野心。
在这种帝国秩序下，社会分化必然大为削弱甚至被掩盖。阶层分化被血缘以及推而广之的人伦道德所置换，整个社会在古老的道德原则下归于和谐，通过家族或准家族的方式得以维系。各阶层的成员，都向至上的道德判断者——官僚体系靠拢，依赖于政权本身的人格品性，各阶层内部活动弱化了。特权阶层的利益本身就是古老的神话，权力同精英分子的结合超越了阶层分化，所有变动都被限定在此逻辑内。整个帝国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独立的阶层——一切都是合乎传统的、神圣的。特权者和既得利益阶层本身就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享有者。新兴的家族，突然出现的暴发户和没落者都是此种秩序中顺理成章的组成部分。古老的理想依然至高无上，古老的秩序仍然魅力无穷。在等级伦序的基础上建立的道德化政府，永远处于抽象的道德教条之上，占据着裁断者的位置，神圣而不可侵犯。
整个帝国根本找不到严格规范化的依据和客观化的物质标准，只能在人格化的规则中寻求社会的静态平衡，在道德化的法律判断中寻求内在的相对公正。“天子圣明，臣罪当诛”一句套语足以喻示其间的况味。
帝国王朝时代商业的运作本身依靠的也是庞大的人际关系网，而非在空间扩展的契约规范。为此，帝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旦社会的发展突破了帝国控制的限度，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动荡之中。人口的发展不仅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反而仅仅在一定的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期获得增益，生产效率只是得到些微提高。帝国的治乱也就成为必然。
（摘编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