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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阶层的成长，既为帝国提供了广阔的权力基础、深厚的权力资源，造成竞争日益激烈的仕进之路， 同时又形成冗员充斥的官僚体系，成为帝国驯化官僚体系之有利因素。
华夏帝制时代的“士”这一群体，不论其源流多么复杂，有一个背景是可以确认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封建世官世禄体系崩溃，知识、智慧和财富不再是世袭的特权，既有的社会格局被打破。
在贵族与平民的交融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这就是帝国时代“士”阶层的雏形。此种变迁之剧烈，被称作“礼崩乐坏”。那个时代，堪称世事无常，个人命运沉浮难定。
战国时代的“游士”
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 公乘无人，率列无长，庶民罢敝……栾、却、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左传》昭公三年）
以上说的是鲁国贵族的没落，王公贵族都变成了低贱的“皂隶”。另一方面：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汲聚，梁父之大盗也， 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君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吕氏春秋·尊师》）
这是说普通庶民甚至“刑戮死辱之人”的地位变化。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贵族没落，普通庶民活力显现。西周数百年经营的经济区域发展和文化区域拓展，突破世袭封建的小国寡民状态。西周失统的统治秩序需要调整，社会发展需要一种强大的人力物力控制体系。
西周宗法，以尊尊亲亲格局，赖分封世袭的等级制度，完成西周时代的统治。这种制度从理论上说，不是对既存的权力集团的肯定，而是中央政权管理广阔地域的一种方式（这无疑是同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的区别之一）。这一精神奠定了统一的文明区域概念，并影响后来帝国发展的进程。
经济区域的开拓，文化区域的拓展，无疑对分封世袭的小国寡民的封闭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建筑在封建金字塔顶端的周王朝，这时仅仅是一种象征——齐楚吴越秦燕晋纷纷崛起，不仅打破了原来世袭分封的均衡局面，而且社会组织变迁的结果，回头又成为动因，推动社会组织向更深层次变化。孔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的感叹，昭示着一种新秩序的建立。诸侯争霸而欲直接控制人力物力又必需一新型的管理机构， 士阶层亦缘此而兴、缘此而盛，成为后来帝国强大的权力资源。
战国时代的士尚处于“游士”阶段，他们毕竟是世袭贵族传统、文化格局变迁、阶级层次大变动背景下的产物，是诸国不稳定的权力资源， 战国时代“游士”如吴起在楚的命运，秦国的逐客之议等，亦说明这种权力资源之不稳定和吸收这种资源的制度尚未确立，而难以成为强大的规模帝国的权力基础。但是“游士”之离乡背井， 执权柄于它国，却又充分显示了这种权力资源的创造性——它突破了狭隘的血缘和地域为中心的世袭等级限制，预示着它将是规模统一的帝国丰厚的组织资源。
“士”阶层的发展
一旦秦汉帝国统一格局形成，这些游离于帝国社会的“士”必然受到抑制。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一说法道出了当时的实况，思想的争锋激烈，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巨大。统一的帝国必然试图将“游士”纳入帝国的社会组织中，消除它的不稳定性而强化社会的静态平衡，实现稳定的官僚帝国秩序。秦汉实行等功爵制度，重首功、强耕战，也是试图贯彻直接控制人力物力资源，在条块的农业群体中，将社
会组织在一个等级秩序中，以期成为帝国可以控制的秩序。尽管“游士”的传统在秦汉时代还得以延续，但这种游离于土地和家族群体之外的力量却屡遭抨击，终究为帝国追求稳定的社会组织所吞没，而被纳入可有效控制的体系中，特别是纳入帝国体系构建的教育标准和培训机制中进行标准化培育。
汉王朝正是在社会群体的变迁中，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格局，主动控制和输导权力资源，以实现汉帝国的大一统。鉴于秦政权的经验，汉王朝开始完善官僚组织的人员选拔，实行荐举制度等， 为统一的帝国提供统一意识形态系统培育出来的人才。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既以直接控制人力物力、保证安全和税收为目标，那么“士”这种资源无疑是极有效的财富，而“士”作为战国时代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的权力资源，必然要经权力驯化演变为稳定的资源，才能成为支撑帝国政权和帝国社会的知识阶层。帝国利用这一阶层弥补庞大帝国所缺乏的技术，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为帝国的纲领、遵循同样道德原则的知识阶层为组织动力， 特别是儒家传统经董仲舒的改造建立起神圣的奠基于天人世界的等级伦序及其道德训诫，经汉武帝“独尊儒术”提升为帝国的意识形态，为帝国的治理提供了完整的理论蓝图。
另一方面，“士”这一知识阶层作为帝国官僚体系的储备性资源，又管理着地方社会事务， 无疑等级伦序精神使他们能胜任此种角色。在汉帝国的框架内，士阶层与土地、血缘结合在一起，形成帝国强有力的权力基础。不过，这种制度的薄弱之处恰也在于此，这个特权阶层一旦将帝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浸蚀到一定程度时，帝国也就日益虚弱——毕竟帝国政权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控制这种与土地、血缘紧密联系而集结起来的力量——东汉政府就为此倍受煎熬。
正是这种日益集结的力量支配着汉帝国的政府和社会，浸蚀和瓦解了帝国的皇权权威和官僚集团的雇佣性质，并最终瓦解了汉帝国。强烈的家族化和小集体化倾向，割裂了帝国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士与土地、血缘、特权结合形成大规模集结的世家大族，演变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种趋势。另一种社会趋势——帝国社会中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更激化了这种矛盾。日益疏离于静态社会的流动人口与世家大族结合，成为打击帝国的主要力量和长期削弱政权的根源。 经过长期战乱之后，隋唐王朝建立起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了帝国官僚的统一而又驯化之，有效遏制了地方小集团的集结，加之以江南地域在帝国经济中分量的增加，跃升为帝国的经济支柱，改变了直接控制人力物力而使官僚体系陷入狭隘的地方群体的困境，中央政权直接督控的目标化管理更加完善。
隋唐王朝的官僚系统对汉魏制度格局有突破。由于隋唐王朝以北方胡人背景入主中原，承长期战乱之余绪，中原及南方世家大族一方面在战乱中衰落，一方面在新政权中被边缘化，帝国王朝在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更进了一步。世家大族虽然仍支配着隋朝的政治格局，却在唐王朝大肆提倡教育、引进科举制度的影响之下， 改变了帝国的教育生态和知识景观。特别是唐代中期以后，着力于控制和改善官僚制度的科举制度大行其道，普通士子日益壮大，他们走上仕途， 一方面进一步刺激了科举的兴盛，一方面也为帝国驯化官僚系统提供了充足的权力资源。
士阶层开始突破秦汉时代不断强化的土地、血缘小集团化集结的状况，而形成一个植根于更加广泛阶层当中的群体。这一群体，虽然未改变帝国行政的目标，但却深远地影响着帝国的社会， 在静态而封闭的社会组织中，失去世袭特权的土壤，社会阶层的升降更加剧烈。汉魏世家大族化的门阀制度消弭，并演变为另一种格局——士阶层与血缘、土地、特权虽然仍密不可分，但却受到雇佣关系和科举制度的智力标准的冲击，中央权力系统的控制已经深入到地方政权当中，但又漂浮于静态的农业社会之上，根除了强宗大族的土壤。
特别是唐末五代的乱离时间极短，其原因正在于唐中叶以后经过调整的社会结构已然走上正途——改朝换代的原因不再是小集团分裂势力， 而主要是政权调整和财政的耗竭。
宋以后，帝国社会的主流完全以地主和自耕农为主，帝国政权也以其卓有成效的皇权控制、驯化的官僚系统，彻底消除小集团分裂力量的困扰。士阶层日益成为一种升降频繁的群体，再也没有可特别依恃的特权，如果说有特权的话，那也是一种身份特权，而非特有的群体特权。也就是说，只有取得某种身份，才享有其身份所具有的特权，士阶层之所以在此时代显示其不同的特征也正是缘于此。
帝国社会此时也迈入一个全新时代，在目标化管理的地方行政治理下，帝国社会处于自治状态，宗族组织、土地、血缘此时演化为一种新的家族形态，这种家族形态主要是一种地方社会自治群体组织。士和家族中的组织者构成地方社会秩序的有力保证，成为联系地方社会与帝国行政的有效力量。家族群体本身也以其对政治的投资、投机保护自己，培养家族群体中的优秀人才，帮助他们进入仕途；已得权势者，则试图照拂家族中的后进，以确保作为群体的家族利益能够得到保护。
这种知识群体——士阶层的成长，既为帝国提供了广阔的权力基础、深厚的权力资源，造成竞争日益激烈的仕进之路，同时又形成冗员充斥的官僚体系，成为帝国驯化官僚体系之有利因素。由于庞大的帝国官僚体系只能在道德层面上加以统一，即统一于意识形态，因而日益漂浮于帝国社会之上的官僚系统，更强烈需要在等级伦序上统一起来，而导入道德主义的框架。
士阶层的培养也遵循着这条路子， 直到1905 年废止科举，帝国的智力资源几乎一直耗竭于仕途，既为帝国官僚系统输送人员，又以其庞大的后备军，引导帝国社会。组成这个群体的成员可以说超越了具体的社会阶层，组成一个特权等级群体官员：候补官员、有官衔者以及获取“功名”的读书人，同时又形成一个有趣的群体——落第者、隐士、帝国的批判者，但是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和脱离帝国权力把控的知识系统。衙役胥吏在这种格局中，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他们实际操纵和支配着地方政府， 成为落第者的一种归宿。
（摘编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有删节）
华夏帝制时代的“士”这一群体，不论其源流多么复杂，有一个背景是可以确认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封建世官世禄体系崩溃，知识、智慧和财富不再是世袭的特权，既有的社会格局被打破。
在贵族与平民的交融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这就是帝国时代“士”阶层的雏形。此种变迁之剧烈，被称作“礼崩乐坏”。那个时代，堪称世事无常，个人命运沉浮难定。
战国时代的“游士”
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 公乘无人，率列无长，庶民罢敝……栾、却、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左传》昭公三年）
以上说的是鲁国贵族的没落，王公贵族都变成了低贱的“皂隶”。另一方面：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汲聚，梁父之大盗也， 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君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吕氏春秋·尊师》）
这是说普通庶民甚至“刑戮死辱之人”的地位变化。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贵族没落，普通庶民活力显现。西周数百年经营的经济区域发展和文化区域拓展，突破世袭封建的小国寡民状态。西周失统的统治秩序需要调整，社会发展需要一种强大的人力物力控制体系。
西周宗法，以尊尊亲亲格局，赖分封世袭的等级制度，完成西周时代的统治。这种制度从理论上说，不是对既存的权力集团的肯定，而是中央政权管理广阔地域的一种方式（这无疑是同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的区别之一）。这一精神奠定了统一的文明区域概念，并影响后来帝国发展的进程。
经济区域的开拓，文化区域的拓展，无疑对分封世袭的小国寡民的封闭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建筑在封建金字塔顶端的周王朝，这时仅仅是一种象征——齐楚吴越秦燕晋纷纷崛起，不仅打破了原来世袭分封的均衡局面，而且社会组织变迁的结果，回头又成为动因，推动社会组织向更深层次变化。孔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的感叹，昭示着一种新秩序的建立。诸侯争霸而欲直接控制人力物力又必需一新型的管理机构， 士阶层亦缘此而兴、缘此而盛，成为后来帝国强大的权力资源。
战国时代的士尚处于“游士”阶段，他们毕竟是世袭贵族传统、文化格局变迁、阶级层次大变动背景下的产物，是诸国不稳定的权力资源， 战国时代“游士”如吴起在楚的命运，秦国的逐客之议等，亦说明这种权力资源之不稳定和吸收这种资源的制度尚未确立，而难以成为强大的规模帝国的权力基础。但是“游士”之离乡背井， 执权柄于它国，却又充分显示了这种权力资源的创造性——它突破了狭隘的血缘和地域为中心的世袭等级限制，预示着它将是规模统一的帝国丰厚的组织资源。
“士”阶层的发展
一旦秦汉帝国统一格局形成，这些游离于帝国社会的“士”必然受到抑制。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一说法道出了当时的实况，思想的争锋激烈，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巨大。统一的帝国必然试图将“游士”纳入帝国的社会组织中，消除它的不稳定性而强化社会的静态平衡，实现稳定的官僚帝国秩序。秦汉实行等功爵制度，重首功、强耕战，也是试图贯彻直接控制人力物力资源，在条块的农业群体中，将社
会组织在一个等级秩序中，以期成为帝国可以控制的秩序。尽管“游士”的传统在秦汉时代还得以延续，但这种游离于土地和家族群体之外的力量却屡遭抨击，终究为帝国追求稳定的社会组织所吞没，而被纳入可有效控制的体系中，特别是纳入帝国体系构建的教育标准和培训机制中进行标准化培育。
汉王朝正是在社会群体的变迁中，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格局，主动控制和输导权力资源，以实现汉帝国的大一统。鉴于秦政权的经验，汉王朝开始完善官僚组织的人员选拔，实行荐举制度等， 为统一的帝国提供统一意识形态系统培育出来的人才。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既以直接控制人力物力、保证安全和税收为目标，那么“士”这种资源无疑是极有效的财富，而“士”作为战国时代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的权力资源，必然要经权力驯化演变为稳定的资源，才能成为支撑帝国政权和帝国社会的知识阶层。帝国利用这一阶层弥补庞大帝国所缺乏的技术，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为帝国的纲领、遵循同样道德原则的知识阶层为组织动力， 特别是儒家传统经董仲舒的改造建立起神圣的奠基于天人世界的等级伦序及其道德训诫，经汉武帝“独尊儒术”提升为帝国的意识形态，为帝国的治理提供了完整的理论蓝图。
另一方面，“士”这一知识阶层作为帝国官僚体系的储备性资源，又管理着地方社会事务， 无疑等级伦序精神使他们能胜任此种角色。在汉帝国的框架内，士阶层与土地、血缘结合在一起，形成帝国强有力的权力基础。不过，这种制度的薄弱之处恰也在于此，这个特权阶层一旦将帝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浸蚀到一定程度时，帝国也就日益虚弱——毕竟帝国政权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控制这种与土地、血缘紧密联系而集结起来的力量——东汉政府就为此倍受煎熬。
正是这种日益集结的力量支配着汉帝国的政府和社会，浸蚀和瓦解了帝国的皇权权威和官僚集团的雇佣性质，并最终瓦解了汉帝国。强烈的家族化和小集体化倾向，割裂了帝国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士与土地、血缘、特权结合形成大规模集结的世家大族，演变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种趋势。另一种社会趋势——帝国社会中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更激化了这种矛盾。日益疏离于静态社会的流动人口与世家大族结合，成为打击帝国的主要力量和长期削弱政权的根源。 经过长期战乱之后，隋唐王朝建立起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了帝国官僚的统一而又驯化之，有效遏制了地方小集团的集结，加之以江南地域在帝国经济中分量的增加，跃升为帝国的经济支柱，改变了直接控制人力物力而使官僚体系陷入狭隘的地方群体的困境，中央政权直接督控的目标化管理更加完善。
隋唐王朝的官僚系统对汉魏制度格局有突破。由于隋唐王朝以北方胡人背景入主中原，承长期战乱之余绪，中原及南方世家大族一方面在战乱中衰落，一方面在新政权中被边缘化，帝国王朝在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更进了一步。世家大族虽然仍支配着隋朝的政治格局，却在唐王朝大肆提倡教育、引进科举制度的影响之下， 改变了帝国的教育生态和知识景观。特别是唐代中期以后，着力于控制和改善官僚制度的科举制度大行其道，普通士子日益壮大，他们走上仕途， 一方面进一步刺激了科举的兴盛，一方面也为帝国驯化官僚系统提供了充足的权力资源。
士阶层开始突破秦汉时代不断强化的土地、血缘小集团化集结的状况，而形成一个植根于更加广泛阶层当中的群体。这一群体，虽然未改变帝国行政的目标，但却深远地影响着帝国的社会， 在静态而封闭的社会组织中，失去世袭特权的土壤，社会阶层的升降更加剧烈。汉魏世家大族化的门阀制度消弭，并演变为另一种格局——士阶层与血缘、土地、特权虽然仍密不可分，但却受到雇佣关系和科举制度的智力标准的冲击，中央权力系统的控制已经深入到地方政权当中，但又漂浮于静态的农业社会之上，根除了强宗大族的土壤。
特别是唐末五代的乱离时间极短，其原因正在于唐中叶以后经过调整的社会结构已然走上正途——改朝换代的原因不再是小集团分裂势力， 而主要是政权调整和财政的耗竭。
宋以后，帝国社会的主流完全以地主和自耕农为主，帝国政权也以其卓有成效的皇权控制、驯化的官僚系统，彻底消除小集团分裂力量的困扰。士阶层日益成为一种升降频繁的群体，再也没有可特别依恃的特权，如果说有特权的话，那也是一种身份特权，而非特有的群体特权。也就是说，只有取得某种身份，才享有其身份所具有的特权，士阶层之所以在此时代显示其不同的特征也正是缘于此。
帝国社会此时也迈入一个全新时代，在目标化管理的地方行政治理下，帝国社会处于自治状态，宗族组织、土地、血缘此时演化为一种新的家族形态，这种家族形态主要是一种地方社会自治群体组织。士和家族中的组织者构成地方社会秩序的有力保证，成为联系地方社会与帝国行政的有效力量。家族群体本身也以其对政治的投资、投机保护自己，培养家族群体中的优秀人才，帮助他们进入仕途；已得权势者，则试图照拂家族中的后进，以确保作为群体的家族利益能够得到保护。
这种知识群体——士阶层的成长，既为帝国提供了广阔的权力基础、深厚的权力资源，造成竞争日益激烈的仕进之路，同时又形成冗员充斥的官僚体系，成为帝国驯化官僚体系之有利因素。由于庞大的帝国官僚体系只能在道德层面上加以统一，即统一于意识形态，因而日益漂浮于帝国社会之上的官僚系统，更强烈需要在等级伦序上统一起来，而导入道德主义的框架。
士阶层的培养也遵循着这条路子， 直到1905 年废止科举，帝国的智力资源几乎一直耗竭于仕途，既为帝国官僚系统输送人员，又以其庞大的后备军，引导帝国社会。组成这个群体的成员可以说超越了具体的社会阶层，组成一个特权等级群体官员：候补官员、有官衔者以及获取“功名”的读书人，同时又形成一个有趣的群体——落第者、隐士、帝国的批判者，但是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和脱离帝国权力把控的知识系统。衙役胥吏在这种格局中，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他们实际操纵和支配着地方政府， 成为落第者的一种归宿。
（摘编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