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美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逐渐取代欧洲占据了国际版图的主导地位，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自诩为欧洲文化代表的法国，一直位居世界文化强国之列。当霸道的“山姆大叔”遇到傲娇的“高卢雄鸡”，一场两个强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大战就此拉开。“美国发现法国令人难以忍受的自命不凡；而我们又发现美国令人难以忍受的滥施霸权。”这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对法美相遇时的情形的概括。
　　美国知名历史学家理查德.F.库索尔（Richard F.Kuisel）所著《法兰西道路——法国如何拥抱和拒绝美国的价值观与实力》一书通过大量历史资料及案例，为读者展现了自 “二战”以来法国人面对美国文化入侵时，是如何捍卫民族文化，坚持共和国的理念，并努力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借鉴美国的先进产品，但拒绝美国的政策；声讨美国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资本主义，却逐步开放法国经济市场；批判美国冷漠残酷的社会环境，同时捍卫法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主张民族文化应加以区别对待的文化特例政策，同时又吸收美国的流行文化……本书以时间轴为序，分篇章针对不同时期法美两国政治文化中的冲突和矛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试图揭示两个大国之间微妙关系的内外部原因，为读者勾勒出一幅20世纪后半叶法美关系的动态图。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其文化扩张也随之加大，以大众文化为标志的美国文化逐步压制了先前以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并迅速成为影响世界的主流文化。面对此情况，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掀起了一股反美主义的浪潮，用于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人的反美情绪最为激进，也最为矛盾：一方面，法国受到了美国的“诱惑”，迅速扩张的麦当劳快餐店，便利店里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以及在巴黎近郊建立的迪斯尼乐园，无不彰显着法国人分享美式文化的欣喜；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一样以官方立法的形式试图阻止美式英语的传播，没有一个国家以砸毁麦当劳连锁店來抵制快餐文化，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农民一样烧毁星条旗、游行罢工抵制美国的农业政策，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一样极力遏制美国的电影音像制品。
　　面对势不可挡的超级大国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为什么法国的反抗总是显得更加激烈？这并不代表欧洲其他国家对此毫无反应，只是缘于法国人对自身大国定位由来已久的自信。虽然和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法国人始终信仰戴高乐主义，以谋求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自主和世界大国地位为政治目标。无论是“辉煌三十年”，还是新时代，他们始终相信自己是强有力的精英国家，有能力代表欧洲发声，有责任扛起民族的乃至欧洲的发展大旗，也始终认为欧洲作为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一极，应该也必须找到不同于美国的、符合其自身发展的改革之路。因此，法国比起其他欧洲国家更加敢于质疑美国的经济和文化模式，法美之间的冲突也就显得更加猛烈。

　　面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法国人有着相当理性的认识，他们以自信与自傲的心态认为法国文化足以凭借其独具魅力的电影、文学、艺术、美食以及独特优美的法语，同美国文化相抗衡。法国人对文化的自省与自信首先体现在对法语纯粹性的坚守与维护上。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必须使用法语的范围，强调在商业和教育领域需要使用法语，否则便会予以经济惩罚，以此捍卫法国的民族身份，用以抗衡美式英语和英式法语的泛滥。其次，法国政府对本国视听产业予以保护，与美国就文化例外展开谈判，并最终取得胜利。规定美国好莱坞的电视节目在法国的播放数量上限，为本国电影提供补贴及税收优惠，以此扶持本国影视市场，抵挡好莱坞流行文化对法国电影业的冲击。因此，法国至今每年仍保持定量的电影产出，本土电影占据国内电影票房的较大份额，法国高质量电影的国际声誉得以保证。
　　素以独立思想著称的高卢民族，面对美国文化及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冲击，就法国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从未停息。究其根本原因，法美两国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在法国人看来，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美国的强硬资本主义表现出对环境的漠不关心，美国社会存在种族歧视、贫富差距、暴力、枪支泛滥、死刑等等问题。法国人认为实现永久繁荣的最终途径是实现共和主义的团结，法国人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国训，他们避免财富分配不均，宣扬国家应为此承担社会福利的责任。因此如何避开美国的霸权，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前提下，找到一条属于法国的用以实现现代化，赶超美国的道路，自然成为摆在法国人面前的议题。
　　20世纪80年代，面对美国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法国左、右派主要政党无不关注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其经济政策，但最终共和主义团结的法兰西思想还是占据了上风，法国人认为美国的模式并不适合他们。到了90年代，美国实际充当了促进法国经济社会文化改革的刺激者的角色。一方面，法国始终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适用于法国，要探索属于自我发展道路的模式；另一方面，法国虽不愿承认，实际在此期间所实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是对美国经济模式的效仿。面对美国式的极端自由主义，法国人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阴暗：收入不平等、贫富加剧、福利匮乏、高负债、暴力、毒品及枪支泛滥等。法国人认为他们与美国人在家庭、伦理道德、工作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拥有不同的价值观。法国人相信他们在诸多方面拥有引以为豪的资本：比如便利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享有劳动法保护的工作权益、完善而慷慨的福利以及医疗社会保障等等。总而言之，国家保护和政府干预使法国人已经习惯了享受这种独特的共和主义团结所带来的安心。然而与此同时，法国社会面对的必然是由此带来的庞大的公共支出、预算赤字、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经济发展缺乏动力等现实问题。因此如何在不走美国道路的同时，激活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成了法国人面临的问题。 　　对此，法国人采取了一种“隐性自由化”的道路。“法国人认为他们并不是在模仿美国人，只是尝试使用一种竞争方式以及他们所希望的具有启示性的国家统制政策。……他们既要自由化，又要维持共和主义的团结和一些国家统制的措施”。在此背景下，法国开始去除部分国家干预，实行私有化，鼓励外商投资，鼓励中小企业创业，缩减政府养老金及医疗支出以调整福利政策，以此降低国内失业率，提高对外国际竞争力。法国人需要的是介于极端自由市场和国家管制干预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正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言：“每一个社会都不仅需要灵活性，也需要稳定性。由于经济本身不具备服务于人的意识，所以它需要标记、固定点和连续性。国家必须在明确未来、树立信心以及解释伴随着变化而发生的改革等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且还必须避免断裂。国家必须制造市场的节奏以及与之协调的人的节奏，从而建立长期的超越波动的经济。”因此借鉴但不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从中添加法国特色的改革，既掩饰了法国为适应全球化所做的调整，从而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又保全了法国人对共和主义团结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条属于法国特色的改革之路未尝不是一种成功。
　　纵观20世纪后20年，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在追赶美国的道路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经济上，拒绝照搬美国式经济增长的模式，而是采取符合国情的政策调整；社会政策上，在坚持维护法兰西共和主义团结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社会福利政策，有效减少公共福利赤字，减轻政府负担；文化上，实行文化例外，通过政府的补贴等扶持手段，有效保护了本国的视听市场。大力宣扬法语语言文化，维护民族身份。可以说法国在这20年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长足发展，除去失业率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之外，经济发展已基本赶上美国。

　　2016—2017年，法美兩国都各自迎来了新一届总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北约过时论”，欧美关系遭遇冷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北约峰会和G7峰会上曾与众多欧洲国家联手对抗特朗普，在声势浩大的“气候外交”中，美国成为孤家寡人。不过，对于美国，马克龙强势却不失灵活，他始终竭力避免把法美对话大门关死。2017年7月，在巴黎上演的“阅兵外交”便很能说明这一点。特朗普欣然接受马克龙的邀请，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纪念美国参加“一战”100周年的阅兵式。法国由此成为特朗普上台后出访的第一个西欧国家，法美关系随之骤然升温。此外，法国新总统的履历中无不彰显着其与美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弃政从商，就任于美国投行；而其精神及政治导师、法国泰斗级人物雅克·阿塔利具有美国国籍，等等。马克龙总统外交既强势又灵活的双重性，将使法国在对美关系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新总统平衡的外交政策走向已大致清晰：法国将继续奉行戴高乐主义的独立外交，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采取平衡政策，努力通过引领欧洲一体化来恢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大国”地位。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用这句话来形容新世纪法美关系的变化，十分贴切。但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法美关系走强根本上是受到两国短期利益汇合的驱动，是相互需要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不存在分歧和争论。法国追求的目标依然是维护法国的自身利益和继续发挥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特立独行的高卢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美国价值观，坚持视自由、平等、博爱为国家的基石，始终以实现共和主义的团结为其最终信仰。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法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利益是否真的如此和谐，法兰西改革之路究竟会伸向何方，法美关系又将何去何从，是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