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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接近它，甚至拥有它
北京望京，标志性的熊猫路右拐。郑富德每次来北京都会到这里坐坐。咖啡馆已经易主，从原来两层楼的连锁品牌“咖啡陪你”变成了一层楼的熊猫咖啡。他时常觉得这个社会商业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快得好像丢了很多东西。
郑富德想把他的手工航模搬到北京，以北京为新原点推广这门高冷的手工技艺。他看不上保丽龙塑料模型，也害怕工业化制式让人们忘了手工艺的精髓。这样的玩意儿只是一个玩具，“基本的意义已经没有了，也没有制作艺术，你也不知道它的原理”。62岁的郑富德头发有些花白，身材匀称，穿着休闲而时尚。他不像一个从久远传统技艺里走出来的人。
1949年，郑富德随父亲从浙江绍兴到台湾定居。他们的新家在机场旁边。郑富德说，他对飞机是一见钟情，“特别有感受，想要去接近它，甚至拥有它。”那年，郑富德14岁。这是他至今没法用理性来分析的事情。平时的他从来不相信无缘无故的由来，总是强调“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年少时最幸福的时光是走在回家的路上，离飞机越来越近。为了省下路费买模型，半工半读的郑富德从来不坐公交车。从打工的地方到家，他要走一个多小时。每天，他都觉得这是奇妙的旅程，走在路上，沉浸在对飞机的幻想中，感到快乐。
后来，他终于买到了航模，视若珍宝。他研究每一个零部件，试着自己做，实验中不小心摔坏了就买来重做，久而久之，他的床底下积了一堆各式各样的航模。
尽管郑富德自学了航模理论知识，但动手制作的过程中依然有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就遍寻手工艺高手讨教，再转化成适合航模开发的技巧。这个过程中，他时刻提醒自己要独立思考、不断发问。以至于现在，他有这样的自信，“一般的航模教学讲理论，我讲的一定对。”
我的每一台飞机要真能飞
1981年，27岁的郑富德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这件事：航模可不可以当一门独立的事业来经营？这门技艺能不能推广，能不能为更多人所用？当时的他在一家报社上班，精通传统印刷系统，他觉得人生的经历就是要动手去实践，比如实践他多年研习的手工航模理论。
他想开一家展示店，既能展示航模成品，也能让更多人参与到这门技艺中来。他的太太是一名护士，收入维持日常开销没有问题，就决定支持他。丈母娘觉得他疯了，“你做这个东西谁来买？吃饱了撑着才玩这个。”郑富德说他才不去想这些问题，真要想了这个事就做不起来了。
郑富德坚持手工打磨每一个零部件、手工组装每一架模型。这得砸钱，“要有金钱、时间，还有鉴赏力。”他做过一台6：1的幻影战斗机模型，花了半年时间，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就连飞机上拟人模特穿的毛线衣都是手工制作的。
“我的每一台飞机要真能飞。”而市面上一般制作的仿真飞机是不能实际飞行的，“因为太像了。”为了让每一台航模都能飞起来，郑富德要不断调整设计，包括贴片怎么弯、弧度是多少、流线型曲线怎么设计。因为没有先例，他只能不停地试，成本极高，“人力和技术配合，关键靠能力和经验。”
一开始，女儿郑艾玲很难理解郑富德对飞机的热爱，本身也提不起对手工制式的热情。郑艾玲10岁前都跟着姥姥、姥爷生活。再次回到郑富德身边时，她一点都不感兴趣，也不喜欢跟郑富德一起出去，因为只要出去看到飞机，郑富德就走不动路了。
1984年，郑富德搬离车库，把航模店开在了台湾新北市。虽然离台北市中心还有点距离，但此时的他已是声名远扬。
1999年左右，受经济周期影响，同时，OEM量产模式下的低成本速成航模也从大陆流向台湾市场，“同样大小的飞机，他们只卖1/2的价格，怎么跟他们比呢？”郑富德知道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但他不能接受别人慢慢质疑他的工艺，“消费者不懂这里面的门道。”
2000年，郑富德不得不关停航模店。为此，他拍卖了房子，散尽家财。
只有靠双手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有温度的
郑艾玲在国外从事教育工作。她看到父亲很颓废，也不想失去这门技艺，就决定回到台湾一起想办法。
乡下有一所小学，100多名学生。郑艾玲想，他们可以开班授课，把航模知识教给小朋友，顺便可以赚点启动资金，以备东山再起。
一个月后，郑艾玲发现事情不妙。这些来上课的小朋友都交不起学费，而且周六、周日他们也来上课。郑艾玲去家访，“都是台湾弱势家庭的小朋友，原住民、隔代教养的小朋友，这样的话肯定收不到钱。”她很犹豫要不要继续，就问郑富德怎么办。
“怎么办？一个人酒驾被抓去关3个月，他有3个小朋友没人照顾，把小朋友交给我，一待就待3个月。”郑富德顿时明白了一件事：一门技艺的原点在于传承，传承的核心是教育。如果能通过教育传承自己的手艺，也是好事。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郑富德发现，来学习的孩子不会1+1=2的计算，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学，而是他根本看不懂，他得先学会国文。于是，所有的教育又都回到最基础的部分。更多的孩子长期处于放养阶段，根本坐不住。郑富德就把他们放出去玩，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孩子们都叫他“蓝博士”，因为他知道关于蓝天的任何秘密。
“硬着头皮干了八九年。”这段时间，郑艾玲同时打了多份工，包括做英语家教、餐厅打工。“这段经历给了我们经验。”郑富德就此开发了一套航模教育课程。
来到北京后，郑富德重新焕发了活力。他要把他的航模都搬到北京，用线下教育+航模店展示的方式重构贩卖模式，以此养活手工技艺。“在台湾，有些东西已经固化了，不管怎么样都不会产生新的东西。如果你要让它产生某种重生，有些困难。”大陆市场吸引了郑富德。
他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转型，也不得不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筹集资金开办航模店，他参加了京东众筹“聚匠计划”，效果还不错，一时间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初心和目标。也有很多投资者找到他，但谈了三句就让他崩溃。
“3个月能不能赚钱？”
“3个月？”
“我要3个月见效。”
“3年行不行？”
“3年我没办法等。”
“其实3年盈利是没有问题的。”郑富德私心想，他更想脱口而出的是，如果3个月能赚钱，那你自己去做就好了，“那不是扯淡吗？”
郑富德有些落寞，他知道这条道路还是孤独的。郑艾玲成了他的忠实拥护者，她跟父亲一起投入到手工航模的教育开发，让更多人知晓这门技术的专业性和精髓。
对于郑富德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门他热爱了将近50年的技艺，更是一种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新传统。只是回到原点，他说。
北京望京，标志性的熊猫路右拐。郑富德每次来北京都会到这里坐坐。咖啡馆已经易主，从原来两层楼的连锁品牌“咖啡陪你”变成了一层楼的熊猫咖啡。他时常觉得这个社会商业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快得好像丢了很多东西。
郑富德想把他的手工航模搬到北京，以北京为新原点推广这门高冷的手工技艺。他看不上保丽龙塑料模型，也害怕工业化制式让人们忘了手工艺的精髓。这样的玩意儿只是一个玩具，“基本的意义已经没有了，也没有制作艺术，你也不知道它的原理”。62岁的郑富德头发有些花白，身材匀称，穿着休闲而时尚。他不像一个从久远传统技艺里走出来的人。
1949年，郑富德随父亲从浙江绍兴到台湾定居。他们的新家在机场旁边。郑富德说，他对飞机是一见钟情，“特别有感受，想要去接近它，甚至拥有它。”那年，郑富德14岁。这是他至今没法用理性来分析的事情。平时的他从来不相信无缘无故的由来，总是强调“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年少时最幸福的时光是走在回家的路上，离飞机越来越近。为了省下路费买模型，半工半读的郑富德从来不坐公交车。从打工的地方到家，他要走一个多小时。每天，他都觉得这是奇妙的旅程，走在路上，沉浸在对飞机的幻想中，感到快乐。
后来，他终于买到了航模，视若珍宝。他研究每一个零部件，试着自己做，实验中不小心摔坏了就买来重做，久而久之，他的床底下积了一堆各式各样的航模。
尽管郑富德自学了航模理论知识，但动手制作的过程中依然有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就遍寻手工艺高手讨教，再转化成适合航模开发的技巧。这个过程中，他时刻提醒自己要独立思考、不断发问。以至于现在，他有这样的自信，“一般的航模教学讲理论，我讲的一定对。”
我的每一台飞机要真能飞
1981年，27岁的郑富德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这件事：航模可不可以当一门独立的事业来经营？这门技艺能不能推广，能不能为更多人所用？当时的他在一家报社上班，精通传统印刷系统，他觉得人生的经历就是要动手去实践，比如实践他多年研习的手工航模理论。
他想开一家展示店，既能展示航模成品，也能让更多人参与到这门技艺中来。他的太太是一名护士，收入维持日常开销没有问题，就决定支持他。丈母娘觉得他疯了，“你做这个东西谁来买？吃饱了撑着才玩这个。”郑富德说他才不去想这些问题，真要想了这个事就做不起来了。
郑富德坚持手工打磨每一个零部件、手工组装每一架模型。这得砸钱，“要有金钱、时间，还有鉴赏力。”他做过一台6：1的幻影战斗机模型，花了半年时间，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就连飞机上拟人模特穿的毛线衣都是手工制作的。
“我的每一台飞机要真能飞。”而市面上一般制作的仿真飞机是不能实际飞行的，“因为太像了。”为了让每一台航模都能飞起来，郑富德要不断调整设计，包括贴片怎么弯、弧度是多少、流线型曲线怎么设计。因为没有先例，他只能不停地试，成本极高，“人力和技术配合，关键靠能力和经验。”
一开始，女儿郑艾玲很难理解郑富德对飞机的热爱，本身也提不起对手工制式的热情。郑艾玲10岁前都跟着姥姥、姥爷生活。再次回到郑富德身边时，她一点都不感兴趣，也不喜欢跟郑富德一起出去，因为只要出去看到飞机，郑富德就走不动路了。
1984年，郑富德搬离车库，把航模店开在了台湾新北市。虽然离台北市中心还有点距离，但此时的他已是声名远扬。
1999年左右，受经济周期影响，同时，OEM量产模式下的低成本速成航模也从大陆流向台湾市场，“同样大小的飞机，他们只卖1/2的价格，怎么跟他们比呢？”郑富德知道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但他不能接受别人慢慢质疑他的工艺，“消费者不懂这里面的门道。”
2000年，郑富德不得不关停航模店。为此，他拍卖了房子，散尽家财。
只有靠双手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有温度的
郑艾玲在国外从事教育工作。她看到父亲很颓废，也不想失去这门技艺，就决定回到台湾一起想办法。
乡下有一所小学，100多名学生。郑艾玲想，他们可以开班授课，把航模知识教给小朋友，顺便可以赚点启动资金，以备东山再起。
一个月后，郑艾玲发现事情不妙。这些来上课的小朋友都交不起学费，而且周六、周日他们也来上课。郑艾玲去家访，“都是台湾弱势家庭的小朋友，原住民、隔代教养的小朋友，这样的话肯定收不到钱。”她很犹豫要不要继续，就问郑富德怎么办。
“怎么办？一个人酒驾被抓去关3个月，他有3个小朋友没人照顾，把小朋友交给我，一待就待3个月。”郑富德顿时明白了一件事：一门技艺的原点在于传承，传承的核心是教育。如果能通过教育传承自己的手艺，也是好事。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郑富德发现，来学习的孩子不会1+1=2的计算，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学，而是他根本看不懂，他得先学会国文。于是，所有的教育又都回到最基础的部分。更多的孩子长期处于放养阶段，根本坐不住。郑富德就把他们放出去玩，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孩子们都叫他“蓝博士”，因为他知道关于蓝天的任何秘密。
“硬着头皮干了八九年。”这段时间，郑艾玲同时打了多份工，包括做英语家教、餐厅打工。“这段经历给了我们经验。”郑富德就此开发了一套航模教育课程。
来到北京后，郑富德重新焕发了活力。他要把他的航模都搬到北京，用线下教育+航模店展示的方式重构贩卖模式，以此养活手工技艺。“在台湾，有些东西已经固化了，不管怎么样都不会产生新的东西。如果你要让它产生某种重生，有些困难。”大陆市场吸引了郑富德。
他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转型，也不得不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筹集资金开办航模店，他参加了京东众筹“聚匠计划”，效果还不错，一时间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初心和目标。也有很多投资者找到他，但谈了三句就让他崩溃。
“3个月能不能赚钱？”
“3个月？”
“我要3个月见效。”
“3年行不行？”
“3年我没办法等。”
“其实3年盈利是没有问题的。”郑富德私心想，他更想脱口而出的是，如果3个月能赚钱，那你自己去做就好了，“那不是扯淡吗？”
郑富德有些落寞，他知道这条道路还是孤独的。郑艾玲成了他的忠实拥护者，她跟父亲一起投入到手工航模的教育开发，让更多人知晓这门技术的专业性和精髓。
对于郑富德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门他热爱了将近50年的技艺，更是一种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新传统。只是回到原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