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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拉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开始渗透,一切变得无法逆转。30年来,重庆数以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成长。
30年来,一群“小人物”把重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他们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这些“小人物”充满喜悦、痛苦、回味以及省思的关于命运的故事,贯穿在整部重庆民营企业史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
■ 吴永富的1984
1984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第一代企业家纷纷上路。“我们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词汇互相试探和鼓励……
1984年,改革的气息渐渐在大江南北开始弥散,那些嗅觉敏锐、视界开阔、胆识过人的少数人循着天际间洒落的一丝微光开始征程。吴永富也在其中。
这个江津德感公社中渡二生产队的社员,拿出300元钱和队上5个社员开办不到两年的塑料袋作坊厂,刚刚宣告“归公”队上。“有人向公社反映说我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社要求我们把塑料厂交出来,成为集体企业。”谈起第一次创业,吴永富很窝火。
厂子没了,自己投入的300元钱也拿不回来。而当时,生产队人多地少,尽管土地承包了,但对于吴永富一家9口来说,单靠农业生产是“活不伸抖”的。
还是要办厂!7月,他租用队上的几间农房,挂牌成立“江津中渡食品厂”。生产什么?“米花糖!”吴永富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迸出的一句话,早在他推销塑料袋子的时候,就曾听到当时的集体企业几江米花糖厂的人说,买米花糖要凭关系才能买到。这次,他不再和其他社员合伙,而是邀约了自己的4个亲戚朋友,每人出资1000元就开张了。
许多人认为这是死路。“玫瑰”米花糖是标兵,老牌国企,有技术,有资金,有销路。而标兵周围还有追兵,当时,冲着江津特产米花糖的名气,冒出了10多家生产米花糖的工厂,还有“打一枪换一炮”的无数流动黑店。
年轻气盛的吴永富决定赌一把!3块石头1顶锅,打了3口灶,几张门板做案板,9个工人就干起来。米花糖出来后,吴永富给它取名“荷花”,寓意自己出淤泥而不染,学“小荷”露出尖尖角。
3月1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恰逢这时,江津县召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工作会。时任县委书记辜文兴赶到吴永富的厂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国家鼓励搞活农村经济,你们的路子做对了,县委、县政府支持你们!”
一席话,让吴永富热泪盈眶。
1984年底,吴永富就做出了几千封米花糖。当吴永富向辜文兴汇报时,辜文兴连连说:“你们做几千封还少了,还应该大干一场,起码做到一万封以上!”
此后,每当吴永富遇到坡坡坎坎的时候,辜书记的话总会给他力量:我们农民也可以办企业,而且可以把企业做大做强!
多年后,这家手工小作坊,在吴永富手里成长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知名食品集团——重庆市荷花米花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而吴永富不仅刷新了江津米花糖多项纪录,还让“荷花”香飘海外。
■ 尹明善的1992
1992年,邓小平南行。他用积聚已久的肺腑之言为迷茫徘徊的中国指明了方向,确认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在此背景下,第二代企业家开始诞生,这些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社会主流精英阶层,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1992年1月,在袁家岗兴隆湾1号一个22平方米的小门面里,尹明善的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开业。这天,是“所长”尹明善54岁的生日。
47岁才“下海”的尹明善,曾是重庆最早也是最大的书商,他曾租来别人的执照做香烟生意,甚至参谋过朋友在重庆解放碑的百货生意。那些经历,使他对市场脉象有了体会。
一天,经营着一家校办摩托车厂的朋友告诉尹明善,他每个月需要几百台发动机,却要到河南去买,价格很高而质量很差,而重庆本地的嘉陵、建设又不愿意把发动机卖给其他小厂。
正在到处探寻商机的尹明善,敏锐地找到了他想要的灵感:造摩托车发动机。
尹明善用东拼西凑的20万元资金,带着9名员工,创办了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
创业之初异常艰难。研究所也生产摩托反光镜、弹簧等。为了请求南岸一家热水器厂给一个小零件做,尹明善在那家厂坐了两小时冷板凳,一无所获。为了完成一项加热炉的改造工程,被一位自称专家的技师欺骗而损失数万元。尹明善当时的创业计划包括“家用储米器”、“帚帕自动挤干机”、“摩托车润滑油”等等。
1992年春节,尹明善遇到了创业同道左宗申,两人在摩托车发动机领域的合作一拍即合。在尹明善策划下,左宗申联络重庆市下海最早的一家摩托车配件老板加盟研究所,三足鼎立,尹明善主持工作,左宗申负责技术,配件商老板负责供应,联合制造摩托车发动机。全国民营企业第一个生产摩托车发动机的车间建立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缘,尹明善发现了大把赚钱的秘密。
当时,建设和嘉陵是重庆两大摩托巨头。尹明善等都为它们做配套。一天,尹明善在杨家坪建设厂维修部买回一堆零件,叫工人组装成发动机,没想到竟卖出1998元,而成本仅1400元。这是一条当时无人知晓的捷径,建设集团对此也浑然不觉。于是,他开始悄悄分批从建设集团趸来发动机零部件组装销售,同时积极联系配套厂,设计自己的零配件。
这么一倒腾,一台发动机就有598元的毛利,利润滚滚而来。
好景不长,4个月后,建设厂终于发现了,一纸禁令,封锁销售。但此时尹明善已羽翼丰满,他自己独立设计的关键配件已横空出世,订购的关键部件全部到位。一年之内,尹明善净赚500多万元。
正是有了1992年原始积累的500万元资金,尹明善才研制出当时全国唯一的100毫升4冲程发动机。并从最初的独辟蹊径走险路,到后来大胆设计搞開发,一次次向对手挑战,飞身过险,一步步登上“摩帮帮主”的宝座。
■ 严琦的2005
2005年,中国民营经济全面进入深水区,和谐、稳健、持续是最具标志性的词语。2月,“非公经济36条”出台,为民营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舞台……
2005年,是38岁的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董事长严琦下海的第十个年头。
“靠一道江湖创新菜打天下”的“田螺姑娘”严琦逐渐陷入某种困境——她在全国几乎所有的直营店,都出现了营业额停止增长的局面。重庆总部所在地,商务客源大量流失,个别店甚至出现负增长。
“陶然居只有辣子田螺和芋儿鸡”,严琦从食客的闲聊中,隐隐感受到一丝不安。
不安的因子还在膨胀。
严琦发现,其实自己并不是这场危机的唯一受害者,重庆几乎所有本土餐饮企业都未能幸免。
重庆餐饮大体都经历了菜品创新、店堂包装、品牌延伸几个阶段。由于渝派创新菜技术门槛不高,相互跟风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有江湖菜一统天下、麻辣烫横扫千军之势。此外,不论是中餐还是火锅,店堂装修、品牌包装、文化元素开发,从理论到实践都追赶四川知名餐饮企业,自己独创的东西不多。菜品形态与文化包装的同质化,反映到市场上,就是品牌间相互淹没,锐度衰减,迅速老化。
譬如辣子田螺、芋儿鸡这两道陶然居的打门菜,高档酒店有,小街陋巷也有。
你不是靠一道创新菜打天下吗?当这道菜遍及大街小巷的时候,你的天下就塌了大半——歌乐山辣子鸡一条街和南山泉水鸡一条街的江山,就是这样被夺走的。
严琦敏锐地意识到了危机。她甚至认为,媒体送给自己的“田螺姑娘”封号,事实上给陶然居品牌造成了负效应:“如果再不走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自我封闭,陶然居可能成也田螺,败也田螺,死在同质化竞争的价格大战中。”
“我从来就没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做菜的人。我关心的不是一盘菜一家店的生死,我操心的是资本如何增值,以及市场拓展有无可持续性。”2005年的严琦已日趋成熟。在她看来,发现危机就等于发现机会,谁先找到穿越危机的突破口,谁就把危机留给了别人。
两年后,建立“重庆会馆”,创新的苗子在她心中萌芽。
同时,严琦作出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上马一个耗资两亿元之巨,集餐饮休闲、酒店住宿、生态观光、商务会议接待、大棚蔬菜生产、果园采摘、原材料加工酿造、物流配送、人才培训为一体的超级综合项目:陶然居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
严琦的自信来自于一个商人对政策的灵敏嗅觉。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如火如荼地讨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与路径;重庆将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严琦知道,她的机会来了!她要以一个大项目来拓展陶然居的产业空间。
越过品牌扩张的边界,将企业带入到农业产业化的高度,实现了餐桌到地头的产业化运营。
2005年,严琦让陶然居获得重生。
30年来,一群“小人物”把重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他们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这些“小人物”充满喜悦、痛苦、回味以及省思的关于命运的故事,贯穿在整部重庆民营企业史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
■ 吴永富的1984
1984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第一代企业家纷纷上路。“我们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词汇互相试探和鼓励……
1984年,改革的气息渐渐在大江南北开始弥散,那些嗅觉敏锐、视界开阔、胆识过人的少数人循着天际间洒落的一丝微光开始征程。吴永富也在其中。
这个江津德感公社中渡二生产队的社员,拿出300元钱和队上5个社员开办不到两年的塑料袋作坊厂,刚刚宣告“归公”队上。“有人向公社反映说我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社要求我们把塑料厂交出来,成为集体企业。”谈起第一次创业,吴永富很窝火。
厂子没了,自己投入的300元钱也拿不回来。而当时,生产队人多地少,尽管土地承包了,但对于吴永富一家9口来说,单靠农业生产是“活不伸抖”的。
还是要办厂!7月,他租用队上的几间农房,挂牌成立“江津中渡食品厂”。生产什么?“米花糖!”吴永富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迸出的一句话,早在他推销塑料袋子的时候,就曾听到当时的集体企业几江米花糖厂的人说,买米花糖要凭关系才能买到。这次,他不再和其他社员合伙,而是邀约了自己的4个亲戚朋友,每人出资1000元就开张了。
许多人认为这是死路。“玫瑰”米花糖是标兵,老牌国企,有技术,有资金,有销路。而标兵周围还有追兵,当时,冲着江津特产米花糖的名气,冒出了10多家生产米花糖的工厂,还有“打一枪换一炮”的无数流动黑店。
年轻气盛的吴永富决定赌一把!3块石头1顶锅,打了3口灶,几张门板做案板,9个工人就干起来。米花糖出来后,吴永富给它取名“荷花”,寓意自己出淤泥而不染,学“小荷”露出尖尖角。
3月1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恰逢这时,江津县召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工作会。时任县委书记辜文兴赶到吴永富的厂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国家鼓励搞活农村经济,你们的路子做对了,县委、县政府支持你们!”
一席话,让吴永富热泪盈眶。
1984年底,吴永富就做出了几千封米花糖。当吴永富向辜文兴汇报时,辜文兴连连说:“你们做几千封还少了,还应该大干一场,起码做到一万封以上!”
此后,每当吴永富遇到坡坡坎坎的时候,辜书记的话总会给他力量:我们农民也可以办企业,而且可以把企业做大做强!
多年后,这家手工小作坊,在吴永富手里成长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知名食品集团——重庆市荷花米花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而吴永富不仅刷新了江津米花糖多项纪录,还让“荷花”香飘海外。
■ 尹明善的1992
1992年,邓小平南行。他用积聚已久的肺腑之言为迷茫徘徊的中国指明了方向,确认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在此背景下,第二代企业家开始诞生,这些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社会主流精英阶层,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1992年1月,在袁家岗兴隆湾1号一个22平方米的小门面里,尹明善的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开业。这天,是“所长”尹明善54岁的生日。
47岁才“下海”的尹明善,曾是重庆最早也是最大的书商,他曾租来别人的执照做香烟生意,甚至参谋过朋友在重庆解放碑的百货生意。那些经历,使他对市场脉象有了体会。
一天,经营着一家校办摩托车厂的朋友告诉尹明善,他每个月需要几百台发动机,却要到河南去买,价格很高而质量很差,而重庆本地的嘉陵、建设又不愿意把发动机卖给其他小厂。
正在到处探寻商机的尹明善,敏锐地找到了他想要的灵感:造摩托车发动机。
尹明善用东拼西凑的20万元资金,带着9名员工,创办了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
创业之初异常艰难。研究所也生产摩托反光镜、弹簧等。为了请求南岸一家热水器厂给一个小零件做,尹明善在那家厂坐了两小时冷板凳,一无所获。为了完成一项加热炉的改造工程,被一位自称专家的技师欺骗而损失数万元。尹明善当时的创业计划包括“家用储米器”、“帚帕自动挤干机”、“摩托车润滑油”等等。
1992年春节,尹明善遇到了创业同道左宗申,两人在摩托车发动机领域的合作一拍即合。在尹明善策划下,左宗申联络重庆市下海最早的一家摩托车配件老板加盟研究所,三足鼎立,尹明善主持工作,左宗申负责技术,配件商老板负责供应,联合制造摩托车发动机。全国民营企业第一个生产摩托车发动机的车间建立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缘,尹明善发现了大把赚钱的秘密。
当时,建设和嘉陵是重庆两大摩托巨头。尹明善等都为它们做配套。一天,尹明善在杨家坪建设厂维修部买回一堆零件,叫工人组装成发动机,没想到竟卖出1998元,而成本仅1400元。这是一条当时无人知晓的捷径,建设集团对此也浑然不觉。于是,他开始悄悄分批从建设集团趸来发动机零部件组装销售,同时积极联系配套厂,设计自己的零配件。
这么一倒腾,一台发动机就有598元的毛利,利润滚滚而来。
好景不长,4个月后,建设厂终于发现了,一纸禁令,封锁销售。但此时尹明善已羽翼丰满,他自己独立设计的关键配件已横空出世,订购的关键部件全部到位。一年之内,尹明善净赚500多万元。
正是有了1992年原始积累的500万元资金,尹明善才研制出当时全国唯一的100毫升4冲程发动机。并从最初的独辟蹊径走险路,到后来大胆设计搞開发,一次次向对手挑战,飞身过险,一步步登上“摩帮帮主”的宝座。
■ 严琦的2005
2005年,中国民营经济全面进入深水区,和谐、稳健、持续是最具标志性的词语。2月,“非公经济36条”出台,为民营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舞台……
2005年,是38岁的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董事长严琦下海的第十个年头。
“靠一道江湖创新菜打天下”的“田螺姑娘”严琦逐渐陷入某种困境——她在全国几乎所有的直营店,都出现了营业额停止增长的局面。重庆总部所在地,商务客源大量流失,个别店甚至出现负增长。
“陶然居只有辣子田螺和芋儿鸡”,严琦从食客的闲聊中,隐隐感受到一丝不安。
不安的因子还在膨胀。
严琦发现,其实自己并不是这场危机的唯一受害者,重庆几乎所有本土餐饮企业都未能幸免。
重庆餐饮大体都经历了菜品创新、店堂包装、品牌延伸几个阶段。由于渝派创新菜技术门槛不高,相互跟风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有江湖菜一统天下、麻辣烫横扫千军之势。此外,不论是中餐还是火锅,店堂装修、品牌包装、文化元素开发,从理论到实践都追赶四川知名餐饮企业,自己独创的东西不多。菜品形态与文化包装的同质化,反映到市场上,就是品牌间相互淹没,锐度衰减,迅速老化。
譬如辣子田螺、芋儿鸡这两道陶然居的打门菜,高档酒店有,小街陋巷也有。
你不是靠一道创新菜打天下吗?当这道菜遍及大街小巷的时候,你的天下就塌了大半——歌乐山辣子鸡一条街和南山泉水鸡一条街的江山,就是这样被夺走的。
严琦敏锐地意识到了危机。她甚至认为,媒体送给自己的“田螺姑娘”封号,事实上给陶然居品牌造成了负效应:“如果再不走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自我封闭,陶然居可能成也田螺,败也田螺,死在同质化竞争的价格大战中。”
“我从来就没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做菜的人。我关心的不是一盘菜一家店的生死,我操心的是资本如何增值,以及市场拓展有无可持续性。”2005年的严琦已日趋成熟。在她看来,发现危机就等于发现机会,谁先找到穿越危机的突破口,谁就把危机留给了别人。
两年后,建立“重庆会馆”,创新的苗子在她心中萌芽。
同时,严琦作出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上马一个耗资两亿元之巨,集餐饮休闲、酒店住宿、生态观光、商务会议接待、大棚蔬菜生产、果园采摘、原材料加工酿造、物流配送、人才培训为一体的超级综合项目:陶然居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
严琦的自信来自于一个商人对政策的灵敏嗅觉。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如火如荼地讨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与路径;重庆将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严琦知道,她的机会来了!她要以一个大项目来拓展陶然居的产业空间。
越过品牌扩张的边界,将企业带入到农业产业化的高度,实现了餐桌到地头的产业化运营。
2005年,严琦让陶然居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