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官传序》起笔写到：“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诘问盛衰之理虽然关乎天命，但盛衰之理更关乎人事。接下来，“原……知之矣。”“原”，名词活用为动词，故文中应为“推究”之意。该句意为：“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探究真理就是由已知到未知再知的过程。故后文以寻意、迷问、悟情、析理四个方面推究《伶官传序》的讽喻意义，以启今人。
　　一、寻意：探究《伶官传序》写作意图
　　后唐（923年—936年）是五代十国时期由沙陀族建立的王朝，传二世四帝，历时一十四年。后唐以中兴唐祚为号召，用唐天佑年号，复唐立国，实力雄厚，统治版图为五代各国之最。十年后“仓皇东出……何其衰也！”盛衰变化之迅速，内忧外患之窘迫，让后来的北宋知识分子为之深深叹息。
　　北宋统治阶级腐化堕落，潜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渴望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以救危亡;广大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总结前朝兴衰，革除弊政，使国家走上复兴之路。欧阳修不满于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旧五代史》，于是撰了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在《新五代史》中专写一篇《伶官传》，希望借此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维护当朝的统治。
　　二、迷问：探究欧阳修抛出的盛衰之变
　　《伶官传序》本应写后唐如何因伶人误国，却极写“三矢”，浓墨重彩抒写后唐盛况，对伶人只字未提，结尾只发一问“岂独伶人也哉？”意义何在？本着这个问题，推究其行文思路及文体特征或可理出欧阳修文中所谈的王朝兴衰。
　　晋王带着遗恨而终，救国重任落在庄宗身上。庄宗不负父志，把父亲遗志牢记于心，并身体力行。在一系列战事中也确实担负起了兴国之重任。庄宗在完成大业后，爱上了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一个肩负国家兴亡的君主爱上了艺术，并非不可，历代能文能武、励精图治的艺术型皇帝不乏其人。然而“自其为王……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荒废政事，不思进取，正所谓“逸豫可以亡身”，最后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令人唏嘘。
　　文章极写“三矢”，抒写后唐盛况，而省去描写后唐如何倾覆，只以一系列令人为之震动的细节来书写衰亡之景象。最终得出“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的结论。行文详略得当，把后唐倾覆的根源归结为“人事”也顺理成章。正是对盛衰的详略处理给读者带来了极强的心灵震撼，在极盛与极衰的境况中让读者领会兴衰存亡之理。
　　除此之外，如此处理还与本文文体有关。北宋统治者重文轻武，虽武力疲敝，却带来了文化的高度繁荣，文人编撰书籍或写诗文皆兴题跋，蔚然成风。序跋类文章由此兴盛，构成了宋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兴文体、成熟的历程，而且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蕴1。然序文一般篇幅不能太长，多以点带面，吸引读者进入其作序之文。《伶官传序》即是如此。况《伶官传》中已有详尽内容，不必在序文中赘述。欧阳修写《伶官传序》只表其为伶官作传之真实目的，达到讽喻之效即可。故此，《伶官传序》详略得当，逻辑严密，论证素材提炼精妙，论证技巧极为娴熟，论证语言干净利落。清代诗人、著名学者沈潜德先生评价此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2]诚如是也。
　　三、悟情：探究《伶官传序》忧虑情思
　　《伶官传序》虽是说明国家“盛衰之理”的史论文，然于总结成败得失之间足以看出欧阳修写作此文字字泣血、步步含情。不论是开篇的“呜呼……”的感叹，还是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的反问，莫不灌注了欧阳修心怀家国，渴望革除旧弊的满腔报国热情。
　　一是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忧虑。欧阳修撰《伶官传序》，托古讽今，通过后唐兴亡史，提醒和勉励当今之主努力做到“忧劳兴国”，避免“逸豫亡身”，“得之难而失之易”，步后唐的后尘。二是对当政者不思进取的愤慨。北宋亡于金，南宋之灭于元蒙，原因之一就是宋朝统治者只求苟安享乐，毫无进取之心。三是渴望救国却无门的无奈。景祐三年，范仲淹呼吁改革，改革失败后，欧阳修受牵连，被贬为夷陵县令。即便如此，欧阳修仍未忘却其肩上担负的使命。“有志诚可乐，及时宜自强。”欧阳修时刻忧虑着国家命运，为北宋王朝寻找复兴之道，然而国家积弱已久，官员冗余而无实用，军费庞大而无战功，有识之士有志治国，然而救国无门，徒增无奈。四是少数人坚守真理的孤独。欧阳修曾说：“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欧阳修《答李翊书》）”“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欧阳修《左氏辨》）”皆言其于国运衰微、世风日下的形势下而气节不变，情志不改，坚守真理，振臂疾呼，呼吁国家变革，呼吁统治者励精图治。
　　清人沈德潜曾说欧阳修文章“文情感喟唏嘘，最足动人”[3]，朱自清也说“欧文最以言情见长”[4]。诚如斯也。欧阳修《伶官传序》一文渗透着悲叹、悲壮、无奈等动人淳厚的情感，拳拳爱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我辈后学亦当自省。
　　四、析理：探究《伶官传序》文章理趣
　　北宋包恢说：“状理则理趣浑然……犹造化自然之声也。”[5]宋代学人强调说理，热衷于探究事物的本源。受宋代盛兴的理学影响，宋代散文也重视说理，欧阳修散文在说理过程中更重视“理趣”，所谓“理趣”是指既要表现事物哲理，又要写出具有感发读者的审美情趣。
　　《伶官传序》开篇发出“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的拷问，后文紧接着论述了后唐由盛而衰的事实来佐证其“盛衰之理关乎人事”的道理，揭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这便回答了开篇之文要问“岂非人事哉？”最后向北宋统治者、知识分子提出严正警示：祸患来源于忽微，正是在细微处可预示兴衰之变;智勇多困于所溺，那些智慧与勇武并存的人被历史的洪流打败正是因为其沉醉于所溺爱的事物，而忘了曾经治国平天下的的雄心与收拾旧山河的斗志。欧阳修之文多警语，原因正在于宋代处于内有忧患外有强敌的处境，受到儒家文化系统深入影响的渴望兼济天下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以诗明志，以文作药，向统治者提出救国之道。
　　难道欧阳修写作此文仅仅是为了批判统治者不要沉溺于“伶人”之樂事？非也。一是为了劝告统治者，如果想免除“身死国灭”的“天命”，就不要忘了创立王朝之初的大志，不要忘了收拾河山的雄心，就要从微小处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革除弊病。二是为了启悟后人，我们沉迷的事物“岂独伶人也哉！”我们今天受到大众追捧的除了涂脂抹粉的明星之外，还有诸多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如果想成就一番伟业，就不能沉迷其中，而是要明心见性，不忘初心。智勇都困于所溺，何况凡俗如你我？
　　综上所述，欧阳修《伶官传序》一文写尽了兴衰之理，写透了人生大道，写通了古今之变。由“原”到“知”的探究事物真理的方法不仅仅适用于文学写作，更是我们治学究理的重要途径，不论做人还是做事，皆如是也。故以寻意、迷问、悟情、析理的路径推究出来的《伶官传序》的讽喻意义，足以启悟今人。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研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