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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南方》系广西土改小说，写作时间是1953年5月至1959年6月，故事原型时间是1951年至1952年，两个时间段虽属同期，但其中的差别不能忽视，这样的时间落差导致了作品内蕴的迁移。在作家个人写作史上，《美丽的南方》有一吐为快之意，于是陆地不顾同类题材作品的已然存在，坚持书写自己的见闻。此时，全国范围内的合作化运动早已开展，作家为何执意再写土改题材，它在全国同类题材作品中贡献几何，时过境迁后均值得探问。
一、问题的提出
广西隶属中南局华南分局，1950年春在全省一半区域开展减租退租运动，1951年5月完成消灭全省股匪的任务，全面的退租退押运动于1951年春后展开。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广西1950年10月开始试点土改，至1951年5月已有24个县完成土改，但离全面完成尚有很大差距。在1951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陶铸提及1952年要完成全省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次党代会就是土地改革作战会议”①。将土改视为中心工作与城市的民主改革同时推进，其他一切工作均需要服从、结合土改工作来统筹安排。各类干部的需求量自然明显增多。
即便在已经完成土改的地区，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在工作上还存在许多缺点。最主要的就是群众发动不够，给地主封建势力的打击不够，干部不纯，政策思想不高。敌人潜在力还没有被肃清，地下军不断发现，隐藏和被管制的敌人还可能伺机再起，特别是我们内部不纯的严重现象还未得到解决，干部能力弱、经验少，群众觉悟还低，各界人民还要很好去团结和教育，尤其是大部农村尚未土地改革，即在已经土地改革地区也还有很多问题要复查解决”②。这同样需要相当数量的干部深入全区各地进行土改复查与继续推进。针对“广西干部少而弱”的现实处境，借助外来干部的力量加强工作的推进便是自然的举措。党代会上对组建土改工作队提出了要求，“关于土地改革工作队的条件：总的要求保持政治上的纯洁，立场很好，作风正派，工作积极，来历清白。……除以上外，一般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都可吸收参加土地改革”③。下乡干部的思想动员与储备均有明文规定，足见政府筹谋的用心。
由此，1951 年冬，陸地同艾青、田汉、安娥、胡绳、阳太阳等人，会同清华、燕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与了南宁郊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他时任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挂职省委新组建的土改工作队，会合党中央派下各省开展土改运动的干部，统编成广西土改工作团。由于邕宁专区的土改工作相对滞后，需要加强领导力量，陆地挂名中队副队长，随二团到南宁地区邕宁县十三区参加土改。贺允清2011年撰文《在广西参加土地改革》④回忆当年赴柳州参加土改的经历，那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细致，不可谓不用心。陆地在麻子畲的工作由此可见一斑，遗憾笔者暂未能见到陆地此阶段的日记等文献。陆地 1948 年曾在东北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写过短篇小说《还乡》。陆地的二姐中年丧夫后成了小土地出租者，在土改运动中需要过关，陆地对此的文字亦不多。1952 年冬天至1953 年他分别在邕宁县华安乡和南宁郊区白沙村深入生活。1953年，陆地重回麻子畲，外调武汉作协不成而继续留在广西，开始写作《美丽的南方》。1957年《红水河》创刊号上刊登了《冬天》，此为长篇小说的开头。1959 年 5 月，《美丽的南方》完稿于桂林榕湖，1959 年 5 月至 1960 年 3 月在《红水河》杂志连载，1960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土地改革被赋予极高的历史意义，意味着这一工作对时人的重要性。陆地在完成土改工作后对这一生活资源不忍舍弃，坚持写出长篇小说以记录这段历史，自有其价值。再读其作，亦有必要与广西土改运动的发展过程结合来看。
广西的土改在全国解放之后展开，各解放区土改经验的收集、整理后的全国推广可以作为有益借鉴，无须自己探索。陆地小说中的土改工作队入村时，全省有四百二十万人口地区已完成土改，但依然存在包办代替、群众思想发动不足的缺陷，有些地方处于复查阶段，这是小说的潜在背景。党代会的专题发言对广西土改工作作了细致的部署与要求，如要求“每一村的土地改革，必须经过以上四个阶段连续不断的运动和斗争，工作才算作好。顺序是按工作的性质与先后排列的，工作内容是相互衔接的，不能超越，不能分割，更不能脱离实际照本宣科，不管群众思想是否发动起来，都硬搬乱套，一步步走下去，把这一套工作方法当走过场，使运动流于形式，死气沉沉，敌人没有真正打倒”⑤。在土改工作队下乡进村之前，细致的步骤和做法已经形成文件，全区被要求普遍采取访苦扎根、诉苦串联的办法展开群众动员工作，下乡的干部只要做好落实即可完成任务，不存在摸索的艰难，导致留给小说家驰骋文思之处显然不多，陆地小说同样采取这些办法推进土改进程，难出亦未见新意。
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在土改工作中审查干部，全省整党要在1953年完成，“各地要把整训土改工作队，特别是在试点中进行整训，当作土改的重大准备工作来认真进行。把查有实据的混入土改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出去，对土改中犯过错误的、不称职的干部，应分清轻重，予以恰如其分的批评处理和调整。对于作风朴素、密切联系群众、有相当成绩的干部，都要加以适当的表扬和提拔，要赏罚分明，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来教育干部”⑥。因此，干部队伍内部的分歧成为作家写作的一个支点，本地干部中的坏分子遭到识破与清除，“既贫且农”的干部则坚持原则，主导了土改的完成。陆地小说的结尾亦按照陶铸等领导所提的要求进行书写，进入农业大生产运动阶段，农会开始了互助组的筹建工作，土改工作队也最终离开。
如何进行思想发动、中农政策问题、斗争地主、审查干部等是《美丽的南方》土改书写的重要内容，但在1959年的文学场域中，这样的书写并未贡献更多，陆地何以“一意孤行”非写不可？有没有作家在意而被当时的批评所忽视的内容呢？
二、文学批评里的《美丽的南方》 一部文学作品的传播，有赖于不同时代的读者不断激发文本的意义，因此重视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的塑造作用无疑是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环。为更好地理解《美丽的南方》，有必要对文学批评情况进行梳理。过去常把《美丽的南方》视为土改小说，本文就从土改叙事这一角度，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与《美丽的南方》的比较中进行定位。三部作品共同分享了外来干部“到来—离去”的结构模式，都试图描写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即如何发动群众找批斗对象、搞串联、划成分、斗争地主，最终实现斗倒地主阶级的目的，但每部作品的处理均颇有意味。真实历史与文学叙事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都经受了很大的阻力，工作队的教条主义、地主的不配合、农民的排斥、本地坏干部的使坏，都是土改运动的阻碍因素。曾有学者指出小说中无法妥善地处理中农位置问题、土改中的暴力问题、干部队伍中的坏人问题，是使得土改小说没有大作品出现的原因⑦。以下就此略作分析。
丁玲1946年夏天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她用顾涌的经历提出了中农的位置问题，这应该是该小说最主要的区别要素。小说写到斗争四位地主的情形，一次是斗侯殿奎，一次是斗李子俊老婆，一次是斗江世荣，最后是斗钱文贵。侯殿魁、李子俊、江世荣三人均是有钱无势的地主，经济的揭发是第一位的，也并未形成覆蓋性的影响，民众明显持观望的态度。而钱文贵罪不在地多，而是跟日本人与国民党有联系，从而赋予斗争地主以合法性，避开了土改内含的暴力成分，最终成功斗倒钱文贵，为下一步工作打下基础。丁玲笔下的坏干部有张正典、江世荣，文采是外来干部中的不力分子，小说着墨较多地写了他的成长历程，阻碍了土改任务的早日完成，也间接透露了干部队伍的复杂，外来干部的思想改造只是初露端倪，并未被更多强调。黑妮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可能性反对力量，这也是作家注意到农村复杂情况的体现，与周立波小说中从地主亲属中打开缺口的办法取得呼应。
周立波曾作为土改工作队员与区委委员历时半年参加了珠河县元宝区的土改，无意中积累了写作的素材，后又为补足写作素材而多次下乡，仔细研读土改文件与政策，终在1948年12月写完《暴风骤雨》。小说写元茂屯斗争韩老六，三次批斗均宣告失败，后把他定义为恶霸地主进行批斗才取得成功，从小说原型的七斗改为四斗，作家声言是为了避免读者的厌烦，但也足见斗倒地主的困难。小说下部主要写其他地主的疏散财物与装穷叫苦，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揭发斗争地主杜善人、唐抓子。这完全符合土改的目的诉求。周洁夫认为中农刘德山的落后与动摇被作家强调，而忽视了中农的革命的一面⑧，这回应的是中农政策问题。本地坏干部是张正典与张富英，分别阻碍了土改的推进与篡夺了土改果实。刘胜作为外来干部犯过两次失误，均作了检讨，下部则没有了干部的工作不力。农民干部成长的过程及其艰难是丁玲与周立波刻画的一个重点，根源是本地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1948年5月东北举行的座谈会对《暴风骤雨》的评价多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入手或肯定或批评，周立波的土改书写有意避开了有争议的内容，1949年他曾说：“北满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我只顺便的捎了几笔，没有着重的描写。”⑨由此可知，这部堪称土改指南的小说呈现如此面貌乃是作家的有意退让所致。
晚出的《美丽的南方》同样提供了这几个考察的维度。本地坏干部是梁正与赵佩珍，梁正由于懂得交际而在清匪反霸时当任，他与山上的土匪有联系，蓄意破坏新政府；赵佩珍是个坏女人，与覃俊三的小老婆过从甚密，替他们跑腿出力，谋害韦廷忠的妻子阿桂致死，导致农会被利用、被把持，破坏了本地干部队伍的纯洁。外来坏干部是张文，他虽在“北方老解放区一直都是搞土改工作的”干部，但他的工作表现却大失水准，显然作家早已分好了人物阵营，这也跟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情况有关，思想改造的成分愈加浓厚。陆地用全昭给福生治病、工作队队员与农民“三同”、阿桂遭到地主覃俊三的下毒以及冯辛伯勇救土匪赵光甫的儿子亚升来唤醒民众并激起对地主的仇恨，山上的土匪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总体而言，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对立态势未及丁玲、周立波小说严重。小说并未直接写斗争地主的场面，农民诉苦的会议也少。地主的使坏甚至逼迫农民采取暴力的原因是他们跟山上的土匪勾结，试图配合国民党反攻，在剿匪的战争中将土改运动中的暴力因素最大限度的弱化。因此，陆地亦没有正面触及土改暴力的话题。陆地笔下农民对土地的诉求没有丁玲、周立波小说来得强烈，中农问题也没有成为陆地关注的话题。韦廷忠的妻子是地主阶级使坏而提前预留的一枚棋子，这与黑妮的设置相似。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是与土改运动同时进行的创作，处在历史进程中的作家们当然不能完全看清楚这场运动。而《美丽的南方》是在更晚的时候且广西的土改运动也已完结才开始写作的，广西的土改已经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有指导理论、有组织、有策略的运动，碰到的问题均已有参考的经验。因此，陆地在土改叙事层面并没有超过周立波与丁玲之处贡献，有人认为“跟同时代许多优秀作家相比，陆地略显才气不足、灵性不够，而且由于受当时的写作环境影响，小说难免有点‘主题先行’，在故事走向和人物塑造上留下诸多遗憾”⑩。确是指出了陆地在土改叙事上的欠缺。因此，《美丽的南方》是否被文学批评视野有所遮蔽就值得追究。
三、对婚恋生活的对比书写
《美丽的南方》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写广西乡村在外来思想的引导下社会关系的变化，这是革命深入乡村政权的持续性后果。二是写知识分子的下乡改造问题，如从北京来参加长岭乡土改运动的燕京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傅全昭、杨眉、钱江吟等知识女性的思想转变过程，这是《美丽的南方》区别于《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处。因此，对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式书写成为陆地的着力点，用力甚多的是对婚恋生活的描写。但陆地的态度多有矛盾之处，颇值得玩味。
1950年5月1日起全国施行《婚姻法》，该法附则允许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中共中央在给全党的通知中指出，“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不仅彻底否定了延续几千年的旧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而且要全面建立新的婚姻制度、新的家庭关系、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社会道德，以促进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11。可见《婚姻法》的推行不仅是一场移风易俗的运动，也是试图用习俗改换来获取民众国家认同的治理过程，受到重视自不必说。广西省在土改工作中也从妇女工作的角度对《婚姻法》进行了宣传，但并非独立的宣传。鉴于婚姻习俗的久远与牵涉的广泛，阻碍《婚姻法》推行的力量是多方面的。陆地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写工作队进村的初次见面会上乡妇女主任赵佩珍发言就是一例。小说中黄怀白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牵连，该运动是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这与广西组织土改队入村的时间一致，也是全国宣传《婚姻法》的时间段。在这些潜在背景下，陆地笔下的婚恋生活就有了别样的意味。陆地对本地人的婚恋与外来干部的恋爱的书写可以进行对照性的阅读。 先看作家对本地人的婚恋书写。当时农村女性找对象的标准是“一军、二工、三教员，第四才是庄稼汉”，农民无论男女，只要跻身干部行列，无疑会在婚恋中处于优势地位。马俊为了银英而放弃外出参加工作，等于主动放弃了优势。银英即便有过短暂婚史，她的爱慕者很多，所以她并不着急，两次拒绝众人的撮合。银英莫名喜欢苏新，“银英喘着气跑来找杨眉去吃饭，一进屋，见穿黄军服的青年，他们的眼光正好碰上，好象两块石头碰着，发出了火花，她情不自禁地，心头悸动了一下”12。两相对比，苏新的优势无疑更明显。大我与小我的取舍、新式农民的成长等话题被自动包含在内，韦廷忠与苏嫂的婚恋就更具有劝喻的意味。
现年四十岁的韦廷忠儿时家境尚可，但父母被覃俊三陷害致贫，双双死去，他只好给覃俊三家做羊倌抵债。三十岁时覃俊三将丫头阿桂许配给他，但韦廷忠对玉英实难忘情，由于家境的败落，原已有眉目的感情出现了转变，玉英只能嫁给同村的苏民。后来玉英守寡，廷忠才有了靠近她的机会，却总无法突破而组织家庭。当阿桂嫁了韦廷忠之后，他们两人的关系自然也仅限于日常的互帮互助。但阿桂一直无法释怀，经常疑心廷忠，如韦廷忠帮苏嫂家抬回跌死的耕牛，遭到她的嫌弃与吃醋。韦廷忠曾想一走了之，但觉得福生与阿桂都可怜而不忍心离开，两人的关系一直不乐观。后覃俊三让赵佩珍毒害了阿桂，才算是让廷忠长舒一口气。廷忠的父仇、妻仇都与地主覃俊三有关，阶级觉悟自然迅速提高而成长为基层干部。冯辛伯在离开韦廷忠家去岭尾村工作时，曾对韦廷忠提起续娶之事，直接点明苏嫂是合适人选，廷忠回说：“那……现在不行了，人家是烈士家属，她要同我过的话，怎么对得起革命同志嘛。”13这是失散多年的两位有心人，当苏嫂请廷忠去帮忙耙田时，廷忠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苏嫂在爱情中的变化也被楊眉看在眼里，“我看你近来年青多了，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全昭也注意到苏嫂的眉毛修得整齐洁净，但苏嫂担心“明天又要上坟去了。一个人好去，要是听你们的话，有了旁人就不好去了！”杨眉听后指摘说：“你这都是封建感情！”而全昭则瞪了杨眉一眼，解释道：“苏民同志是革命烈士，真有灵魂的话，他知道你现在这样子过，他准是不赞成，你说不是吗？”14两位外来人员的不同的应答话语，实在透露了一些复杂的情状，也足见《婚姻法》执行时当事人对情与法的辩证把握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应该说，苏嫂的心思活跃是外来人员激励所致，小说写到众人对他们的撮合与帮助，大家觉得为难的是苏嫂的婆婆是否同意她改嫁，苏嫂也懊恼地叹息说“这事情多不好，伤了老人家的心就不好啦”。但婆婆并未阻拦其再嫁韦廷忠，且此时苏嫂的儿子苏新已经二十二三岁，事情得以圆满收场。苏嫂的两次婚恋对象均是干部，苏嫂跟韦廷忠结合，既符合《婚姻法》的要求，也是在宣传《婚姻法》，更有助于土改运动的推进和农民干部的养成。
作家对外来干部恋爱的书写无疑具有强烈的对照性，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情绪变化。外来干部的思想改造问题在这部作品中被强调得过重，隐约有1957年之后的现场氛围。抱着一本县志的俞任远、有小资情调的钱江冷，都是小说家排斥的人物。作家对杨眉的转变书写也是为突出这一主题，“大家都注意到她身上去了。她把绿色的毛衣除下，披在背后，将两只袖子交叉围在脖子上，两根大辫子已经铰掉了，脸色晒红了一点，反而显得结实，少了些娇气”15。这位刚来时因枪响而哭鼻子、经常跟王代宗交换消极思想的年轻人开始转变，整天盼着来信的她如今已没有时间写信，虽然还未免因工作稚嫩而受到杜为人的批评。作家对外来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干部的恋爱则多方消解，刻意淡化爱情的意味。王代宗写给杨眉的信被几个朋友公开，这是被嫌弃的爱情模式，因为全昭认为这些信是“个人主义的呻吟”，杨眉也说“别提他了，讲起来我都怕嘴巴脏”16。这其中尤以傅全昭与杜为人的关系最为明显。
傅全昭是大学生，“全昭的祖父是清末最后一次科举的头名秀才，后来参加过同盟会，晚年好藏书、画，爱喝酒赋诗；父亲是中学校的文史教员。从小受书香的熏陶，对文学发生爱好”17。“健康、结实”“苗条、标致”的她有着无须雕琢的自然美，“从来没见她用心打扮过，但是，她往往给第一次见面的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除了外表，还包含着她那典雅、端庄的丰度，那亲切、真诚的情感，开朗、严正的思想，和那优美的谈吐”18。这样的女子自然容易受到异性的注目，但她对男士的追求感到厌烦，她与冯辛伯河边夜谈也是谈论工作，与风月无关。爱情是要比融入工农更为复杂，在钱江冷介绍自己的情感经历后，全昭说：“我想，同工农群众交朋友是不需要那么复杂，那么细致的感情的。”19直到接触、靠近杜为人后，她讨厌男性的症状才有所改变。
全昭搭救福生时路遇杜为人，不由得多看几眼，后在工作中逐渐喜欢上他，“全昭用单纯的眼光期待地看着杜为人。在她心目中，对方是最能解释实际生活疑难的老师”20。也借着工作的机缘而多次单独见面聊天。杜为人也注意到这个特别的姑娘，惊讶于她的精神状态，“她一夜没有合过眼皮了，来回跑了好几十里，早饭还没吃，但是人还是精神奕奕，不见半点倦容。她仍旧穿一身男装浅灰色的中山服，这些天来头发长了，没空剪，用手绢把它扎了起来，辫子不象辫子，髻子又不象髻子，更显得落落大方”21。很快，全昭就“以无限关怀的眼光深深地瞟他一眼”并把手电筒递给他，而“杜为人回头看入对方的眼睛，不知说什么好”。紧接着她独白似的夸赞他，“我们这位队长可真是，总也不见他停过一下的”22。因此，两人的关系开始逐渐升温，当黄怀白与王代宗因“三反”运动被召回之后，全昭思考了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但依然困惑，故而想找杜为人答疑解惑，因她把他视为“这些天来一直支配着她的思想的、使她由衷地敬佩的一个人”。
全昭开始对杜为人过去的经历充满好奇，他曾是桂林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参加过广西学生军，参加了新四军，在东北参加了四年的农村土改工作。但傅全昭更感兴趣的是他的情感经历，杜为人在讲述自己的过往时，坚持对之进行否定，认为“也是那个时期我小资产阶级玩的花招”。在与异性的交往中，杜为人逐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但在对方的眼里，他开始变得哲学气味太浓，以至于最终选择弃他而去。有意思的是她后来的经历，“以后，我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解放后我回到桂林听人说，她的那位骑士终于甩掉了她，境遇很不好。如果她不走那样的道路，也坚决地走进革命的行列，今天可能是个出色的歌唱家”23。杜为人听到全昭的歌唱声，发出了“也是差不多的音色呵！”的感叹，隐约有深重的回味。他的这种为难延续到他当下的情感生活中，影响不可谓不深。但傅全昭并未有此遭遇，她主动暗示对方，如当两人讨论苏嫂与廷忠的感情时，全昭借机提醒他可以主动写信给她。 临别时的河滩散步是作家重点安排的场景。从两人的对话可以发现杜为人在避重就轻地回应傅全昭的通信互动与深入交往的请求，“杜队长，你可是哲学味道太重了！”而气跑了全昭，两人的心都悸动着，但又总是口不应心地说不上话来。当杜为人终于“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對方两只热乎乎的手”时，却被杨眉的喊声打搅，杜为人也只是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定性为革命友情。晚上失眠的杜为人在想起自己的情感经历时，依然觉得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病根尚未除净，“要不得，必须克制！”看到全昭留给他的照片与题字，想到的却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恶魔正缠在她身上呢！但愿她在今后的实际斗争中摆脱它”24。其中的言不由衷可见一斑。跟廷忠与苏嫂的早早同居相比，傅、杜两人萌生的爱意就这样消于无形，外来知识分子型干部的尴尬处境一目了然。众人撮合与帮助廷忠、苏嫂的行为与傅全昭、杜为人自动屏蔽爱情的做法互为映照，全社会越来越浓烈的知识分子改造氛围被作家有意识地纳入自己的书写中。傅、杜的自由恋爱难以达成，革命与恋爱就此分离。傅全昭与杜为人互相有意，但又有意克制。杜为人的克制与病态的拒绝，其实是整个时代的赋意，作家自然难以抵挡。杨眉的爱情结局表明“摇篮式的生活过去了”，爱情要与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才能被允许。甚至省土改工作队的李金秀对冯辛伯有意，但作家很快让冯辛伯救人牺牲，让这一线索中断。这些人物经历的设置都是作家对知识分子陷入恋爱的自觉警惕与主动隔离。作家在客观性现实与表达性现实之间的犹豫与为难，揭示了作品生成过程中中国作家的历史处境。
综上所述，《美丽的南方》是一部杂糅着教育农民、农民干部的成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土改运动发动过程等主题的小说，作家独到的贡献在于对当时乡土社会的婚恋与外来干部的恋爱进行比照书写，让读者注意到其中的丰富内涵。投身革命、参加土改过程中的情路心曲，才是陆地想在这部作品中委婉书写的重要内容，是他念兹在兹的部分。
2018年6月7日于绿城
2018年8月29日再改
【注释】
①陶铸：《在胜利的基础上争取于一九五二年完成全省的土地改革——陶铸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总结》，见广西省人民政府土改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选与经验汇编》（上），550页，1952年。
②《广西基本情况与今冬明年的任务——陈漫远同志在中共广西省首届党代会上的报告》，见广西省人民政府土改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选与经验汇编》（上），561页，1952年。
③谢扶民：《如何结合土地改革贯彻整党审干培养干部》，见广西省人民政府土改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选与经验汇编》（上），644页，1952年。
④贺允清：《在广西参加土地改革》，载《百年潮》2011年第11期。
⑤⑥何伟：《贯彻土地改革的具体步骤与作法》，见广西省人民政府土改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选与经验汇编》（上），615、581页，1952年。
⑦陈思和：《六十年文学话土改》，载《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⑧⑨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79、28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⑩孙鹏远、刘豫：《关于陆地〈美丽的南方〉的记忆片段》，载《南国早报》2012年10月27日。
11《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婚姻法〉给全党的通知》，载《人民日报》1950年5月1日。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陆地：《美丽的南方》，311、246、269、212、223、261、97、138、172、203、206、301、31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朱厚刚，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广西隶属中南局华南分局，1950年春在全省一半区域开展减租退租运动，1951年5月完成消灭全省股匪的任务，全面的退租退押运动于1951年春后展开。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广西1950年10月开始试点土改，至1951年5月已有24个县完成土改，但离全面完成尚有很大差距。在1951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陶铸提及1952年要完成全省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次党代会就是土地改革作战会议”①。将土改视为中心工作与城市的民主改革同时推进，其他一切工作均需要服从、结合土改工作来统筹安排。各类干部的需求量自然明显增多。
即便在已经完成土改的地区，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在工作上还存在许多缺点。最主要的就是群众发动不够，给地主封建势力的打击不够，干部不纯，政策思想不高。敌人潜在力还没有被肃清，地下军不断发现，隐藏和被管制的敌人还可能伺机再起，特别是我们内部不纯的严重现象还未得到解决，干部能力弱、经验少，群众觉悟还低，各界人民还要很好去团结和教育，尤其是大部农村尚未土地改革，即在已经土地改革地区也还有很多问题要复查解决”②。这同样需要相当数量的干部深入全区各地进行土改复查与继续推进。针对“广西干部少而弱”的现实处境，借助外来干部的力量加强工作的推进便是自然的举措。党代会上对组建土改工作队提出了要求，“关于土地改革工作队的条件：总的要求保持政治上的纯洁，立场很好，作风正派，工作积极，来历清白。……除以上外，一般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都可吸收参加土地改革”③。下乡干部的思想动员与储备均有明文规定，足见政府筹谋的用心。
由此，1951 年冬，陸地同艾青、田汉、安娥、胡绳、阳太阳等人，会同清华、燕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与了南宁郊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他时任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挂职省委新组建的土改工作队，会合党中央派下各省开展土改运动的干部，统编成广西土改工作团。由于邕宁专区的土改工作相对滞后，需要加强领导力量，陆地挂名中队副队长，随二团到南宁地区邕宁县十三区参加土改。贺允清2011年撰文《在广西参加土地改革》④回忆当年赴柳州参加土改的经历，那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细致，不可谓不用心。陆地在麻子畲的工作由此可见一斑，遗憾笔者暂未能见到陆地此阶段的日记等文献。陆地 1948 年曾在东北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写过短篇小说《还乡》。陆地的二姐中年丧夫后成了小土地出租者，在土改运动中需要过关，陆地对此的文字亦不多。1952 年冬天至1953 年他分别在邕宁县华安乡和南宁郊区白沙村深入生活。1953年，陆地重回麻子畲，外调武汉作协不成而继续留在广西，开始写作《美丽的南方》。1957年《红水河》创刊号上刊登了《冬天》，此为长篇小说的开头。1959 年 5 月，《美丽的南方》完稿于桂林榕湖，1959 年 5 月至 1960 年 3 月在《红水河》杂志连载，1960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土地改革被赋予极高的历史意义，意味着这一工作对时人的重要性。陆地在完成土改工作后对这一生活资源不忍舍弃，坚持写出长篇小说以记录这段历史，自有其价值。再读其作，亦有必要与广西土改运动的发展过程结合来看。
广西的土改在全国解放之后展开，各解放区土改经验的收集、整理后的全国推广可以作为有益借鉴，无须自己探索。陆地小说中的土改工作队入村时，全省有四百二十万人口地区已完成土改，但依然存在包办代替、群众思想发动不足的缺陷，有些地方处于复查阶段，这是小说的潜在背景。党代会的专题发言对广西土改工作作了细致的部署与要求，如要求“每一村的土地改革，必须经过以上四个阶段连续不断的运动和斗争，工作才算作好。顺序是按工作的性质与先后排列的，工作内容是相互衔接的，不能超越，不能分割，更不能脱离实际照本宣科，不管群众思想是否发动起来，都硬搬乱套，一步步走下去，把这一套工作方法当走过场，使运动流于形式，死气沉沉，敌人没有真正打倒”⑤。在土改工作队下乡进村之前，细致的步骤和做法已经形成文件，全区被要求普遍采取访苦扎根、诉苦串联的办法展开群众动员工作，下乡的干部只要做好落实即可完成任务，不存在摸索的艰难，导致留给小说家驰骋文思之处显然不多，陆地小说同样采取这些办法推进土改进程，难出亦未见新意。
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在土改工作中审查干部，全省整党要在1953年完成，“各地要把整训土改工作队，特别是在试点中进行整训，当作土改的重大准备工作来认真进行。把查有实据的混入土改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出去，对土改中犯过错误的、不称职的干部，应分清轻重，予以恰如其分的批评处理和调整。对于作风朴素、密切联系群众、有相当成绩的干部，都要加以适当的表扬和提拔，要赏罚分明，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来教育干部”⑥。因此，干部队伍内部的分歧成为作家写作的一个支点，本地干部中的坏分子遭到识破与清除，“既贫且农”的干部则坚持原则，主导了土改的完成。陆地小说的结尾亦按照陶铸等领导所提的要求进行书写，进入农业大生产运动阶段，农会开始了互助组的筹建工作，土改工作队也最终离开。
如何进行思想发动、中农政策问题、斗争地主、审查干部等是《美丽的南方》土改书写的重要内容，但在1959年的文学场域中，这样的书写并未贡献更多，陆地何以“一意孤行”非写不可？有没有作家在意而被当时的批评所忽视的内容呢？
二、文学批评里的《美丽的南方》 一部文学作品的传播，有赖于不同时代的读者不断激发文本的意义，因此重视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的塑造作用无疑是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环。为更好地理解《美丽的南方》，有必要对文学批评情况进行梳理。过去常把《美丽的南方》视为土改小说，本文就从土改叙事这一角度，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与《美丽的南方》的比较中进行定位。三部作品共同分享了外来干部“到来—离去”的结构模式，都试图描写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即如何发动群众找批斗对象、搞串联、划成分、斗争地主，最终实现斗倒地主阶级的目的，但每部作品的处理均颇有意味。真实历史与文学叙事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都经受了很大的阻力，工作队的教条主义、地主的不配合、农民的排斥、本地坏干部的使坏，都是土改运动的阻碍因素。曾有学者指出小说中无法妥善地处理中农位置问题、土改中的暴力问题、干部队伍中的坏人问题，是使得土改小说没有大作品出现的原因⑦。以下就此略作分析。
丁玲1946年夏天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她用顾涌的经历提出了中农的位置问题，这应该是该小说最主要的区别要素。小说写到斗争四位地主的情形，一次是斗侯殿奎，一次是斗李子俊老婆，一次是斗江世荣，最后是斗钱文贵。侯殿魁、李子俊、江世荣三人均是有钱无势的地主，经济的揭发是第一位的，也并未形成覆蓋性的影响，民众明显持观望的态度。而钱文贵罪不在地多，而是跟日本人与国民党有联系，从而赋予斗争地主以合法性，避开了土改内含的暴力成分，最终成功斗倒钱文贵，为下一步工作打下基础。丁玲笔下的坏干部有张正典、江世荣，文采是外来干部中的不力分子，小说着墨较多地写了他的成长历程，阻碍了土改任务的早日完成，也间接透露了干部队伍的复杂，外来干部的思想改造只是初露端倪，并未被更多强调。黑妮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可能性反对力量，这也是作家注意到农村复杂情况的体现，与周立波小说中从地主亲属中打开缺口的办法取得呼应。
周立波曾作为土改工作队员与区委委员历时半年参加了珠河县元宝区的土改，无意中积累了写作的素材，后又为补足写作素材而多次下乡，仔细研读土改文件与政策，终在1948年12月写完《暴风骤雨》。小说写元茂屯斗争韩老六，三次批斗均宣告失败，后把他定义为恶霸地主进行批斗才取得成功，从小说原型的七斗改为四斗，作家声言是为了避免读者的厌烦，但也足见斗倒地主的困难。小说下部主要写其他地主的疏散财物与装穷叫苦，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揭发斗争地主杜善人、唐抓子。这完全符合土改的目的诉求。周洁夫认为中农刘德山的落后与动摇被作家强调，而忽视了中农的革命的一面⑧，这回应的是中农政策问题。本地坏干部是张正典与张富英，分别阻碍了土改的推进与篡夺了土改果实。刘胜作为外来干部犯过两次失误，均作了检讨，下部则没有了干部的工作不力。农民干部成长的过程及其艰难是丁玲与周立波刻画的一个重点，根源是本地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1948年5月东北举行的座谈会对《暴风骤雨》的评价多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入手或肯定或批评，周立波的土改书写有意避开了有争议的内容，1949年他曾说：“北满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我只顺便的捎了几笔，没有着重的描写。”⑨由此可知，这部堪称土改指南的小说呈现如此面貌乃是作家的有意退让所致。
晚出的《美丽的南方》同样提供了这几个考察的维度。本地坏干部是梁正与赵佩珍，梁正由于懂得交际而在清匪反霸时当任，他与山上的土匪有联系，蓄意破坏新政府；赵佩珍是个坏女人，与覃俊三的小老婆过从甚密，替他们跑腿出力，谋害韦廷忠的妻子阿桂致死，导致农会被利用、被把持，破坏了本地干部队伍的纯洁。外来坏干部是张文，他虽在“北方老解放区一直都是搞土改工作的”干部，但他的工作表现却大失水准，显然作家早已分好了人物阵营，这也跟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情况有关，思想改造的成分愈加浓厚。陆地用全昭给福生治病、工作队队员与农民“三同”、阿桂遭到地主覃俊三的下毒以及冯辛伯勇救土匪赵光甫的儿子亚升来唤醒民众并激起对地主的仇恨，山上的土匪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总体而言，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对立态势未及丁玲、周立波小说严重。小说并未直接写斗争地主的场面，农民诉苦的会议也少。地主的使坏甚至逼迫农民采取暴力的原因是他们跟山上的土匪勾结，试图配合国民党反攻，在剿匪的战争中将土改运动中的暴力因素最大限度的弱化。因此，陆地亦没有正面触及土改暴力的话题。陆地笔下农民对土地的诉求没有丁玲、周立波小说来得强烈，中农问题也没有成为陆地关注的话题。韦廷忠的妻子是地主阶级使坏而提前预留的一枚棋子，这与黑妮的设置相似。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是与土改运动同时进行的创作，处在历史进程中的作家们当然不能完全看清楚这场运动。而《美丽的南方》是在更晚的时候且广西的土改运动也已完结才开始写作的，广西的土改已经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有指导理论、有组织、有策略的运动，碰到的问题均已有参考的经验。因此，陆地在土改叙事层面并没有超过周立波与丁玲之处贡献，有人认为“跟同时代许多优秀作家相比，陆地略显才气不足、灵性不够，而且由于受当时的写作环境影响，小说难免有点‘主题先行’，在故事走向和人物塑造上留下诸多遗憾”⑩。确是指出了陆地在土改叙事上的欠缺。因此，《美丽的南方》是否被文学批评视野有所遮蔽就值得追究。
三、对婚恋生活的对比书写
《美丽的南方》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写广西乡村在外来思想的引导下社会关系的变化，这是革命深入乡村政权的持续性后果。二是写知识分子的下乡改造问题，如从北京来参加长岭乡土改运动的燕京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傅全昭、杨眉、钱江吟等知识女性的思想转变过程，这是《美丽的南方》区别于《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处。因此，对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式书写成为陆地的着力点，用力甚多的是对婚恋生活的描写。但陆地的态度多有矛盾之处，颇值得玩味。
1950年5月1日起全国施行《婚姻法》，该法附则允许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中共中央在给全党的通知中指出，“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不仅彻底否定了延续几千年的旧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而且要全面建立新的婚姻制度、新的家庭关系、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社会道德，以促进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11。可见《婚姻法》的推行不仅是一场移风易俗的运动，也是试图用习俗改换来获取民众国家认同的治理过程，受到重视自不必说。广西省在土改工作中也从妇女工作的角度对《婚姻法》进行了宣传，但并非独立的宣传。鉴于婚姻习俗的久远与牵涉的广泛，阻碍《婚姻法》推行的力量是多方面的。陆地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写工作队进村的初次见面会上乡妇女主任赵佩珍发言就是一例。小说中黄怀白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牵连，该运动是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这与广西组织土改队入村的时间一致，也是全国宣传《婚姻法》的时间段。在这些潜在背景下，陆地笔下的婚恋生活就有了别样的意味。陆地对本地人的婚恋与外来干部的恋爱的书写可以进行对照性的阅读。 先看作家对本地人的婚恋书写。当时农村女性找对象的标准是“一军、二工、三教员，第四才是庄稼汉”，农民无论男女，只要跻身干部行列，无疑会在婚恋中处于优势地位。马俊为了银英而放弃外出参加工作，等于主动放弃了优势。银英即便有过短暂婚史，她的爱慕者很多，所以她并不着急，两次拒绝众人的撮合。银英莫名喜欢苏新，“银英喘着气跑来找杨眉去吃饭，一进屋，见穿黄军服的青年，他们的眼光正好碰上，好象两块石头碰着，发出了火花，她情不自禁地，心头悸动了一下”12。两相对比，苏新的优势无疑更明显。大我与小我的取舍、新式农民的成长等话题被自动包含在内，韦廷忠与苏嫂的婚恋就更具有劝喻的意味。
现年四十岁的韦廷忠儿时家境尚可，但父母被覃俊三陷害致贫，双双死去，他只好给覃俊三家做羊倌抵债。三十岁时覃俊三将丫头阿桂许配给他，但韦廷忠对玉英实难忘情，由于家境的败落，原已有眉目的感情出现了转变，玉英只能嫁给同村的苏民。后来玉英守寡，廷忠才有了靠近她的机会，却总无法突破而组织家庭。当阿桂嫁了韦廷忠之后，他们两人的关系自然也仅限于日常的互帮互助。但阿桂一直无法释怀，经常疑心廷忠，如韦廷忠帮苏嫂家抬回跌死的耕牛，遭到她的嫌弃与吃醋。韦廷忠曾想一走了之，但觉得福生与阿桂都可怜而不忍心离开，两人的关系一直不乐观。后覃俊三让赵佩珍毒害了阿桂，才算是让廷忠长舒一口气。廷忠的父仇、妻仇都与地主覃俊三有关，阶级觉悟自然迅速提高而成长为基层干部。冯辛伯在离开韦廷忠家去岭尾村工作时，曾对韦廷忠提起续娶之事，直接点明苏嫂是合适人选，廷忠回说：“那……现在不行了，人家是烈士家属，她要同我过的话，怎么对得起革命同志嘛。”13这是失散多年的两位有心人，当苏嫂请廷忠去帮忙耙田时，廷忠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苏嫂在爱情中的变化也被楊眉看在眼里，“我看你近来年青多了，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全昭也注意到苏嫂的眉毛修得整齐洁净，但苏嫂担心“明天又要上坟去了。一个人好去，要是听你们的话，有了旁人就不好去了！”杨眉听后指摘说：“你这都是封建感情！”而全昭则瞪了杨眉一眼，解释道：“苏民同志是革命烈士，真有灵魂的话，他知道你现在这样子过，他准是不赞成，你说不是吗？”14两位外来人员的不同的应答话语，实在透露了一些复杂的情状，也足见《婚姻法》执行时当事人对情与法的辩证把握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应该说，苏嫂的心思活跃是外来人员激励所致，小说写到众人对他们的撮合与帮助，大家觉得为难的是苏嫂的婆婆是否同意她改嫁，苏嫂也懊恼地叹息说“这事情多不好，伤了老人家的心就不好啦”。但婆婆并未阻拦其再嫁韦廷忠，且此时苏嫂的儿子苏新已经二十二三岁，事情得以圆满收场。苏嫂的两次婚恋对象均是干部，苏嫂跟韦廷忠结合，既符合《婚姻法》的要求，也是在宣传《婚姻法》，更有助于土改运动的推进和农民干部的养成。
作家对外来干部恋爱的书写无疑具有强烈的对照性，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情绪变化。外来干部的思想改造问题在这部作品中被强调得过重，隐约有1957年之后的现场氛围。抱着一本县志的俞任远、有小资情调的钱江冷，都是小说家排斥的人物。作家对杨眉的转变书写也是为突出这一主题，“大家都注意到她身上去了。她把绿色的毛衣除下，披在背后，将两只袖子交叉围在脖子上，两根大辫子已经铰掉了，脸色晒红了一点，反而显得结实，少了些娇气”15。这位刚来时因枪响而哭鼻子、经常跟王代宗交换消极思想的年轻人开始转变，整天盼着来信的她如今已没有时间写信，虽然还未免因工作稚嫩而受到杜为人的批评。作家对外来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干部的恋爱则多方消解，刻意淡化爱情的意味。王代宗写给杨眉的信被几个朋友公开，这是被嫌弃的爱情模式，因为全昭认为这些信是“个人主义的呻吟”，杨眉也说“别提他了，讲起来我都怕嘴巴脏”16。这其中尤以傅全昭与杜为人的关系最为明显。
傅全昭是大学生，“全昭的祖父是清末最后一次科举的头名秀才，后来参加过同盟会，晚年好藏书、画，爱喝酒赋诗；父亲是中学校的文史教员。从小受书香的熏陶，对文学发生爱好”17。“健康、结实”“苗条、标致”的她有着无须雕琢的自然美，“从来没见她用心打扮过，但是，她往往给第一次见面的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除了外表，还包含着她那典雅、端庄的丰度，那亲切、真诚的情感，开朗、严正的思想，和那优美的谈吐”18。这样的女子自然容易受到异性的注目，但她对男士的追求感到厌烦，她与冯辛伯河边夜谈也是谈论工作，与风月无关。爱情是要比融入工农更为复杂，在钱江冷介绍自己的情感经历后，全昭说：“我想，同工农群众交朋友是不需要那么复杂，那么细致的感情的。”19直到接触、靠近杜为人后，她讨厌男性的症状才有所改变。
全昭搭救福生时路遇杜为人，不由得多看几眼，后在工作中逐渐喜欢上他，“全昭用单纯的眼光期待地看着杜为人。在她心目中，对方是最能解释实际生活疑难的老师”20。也借着工作的机缘而多次单独见面聊天。杜为人也注意到这个特别的姑娘，惊讶于她的精神状态，“她一夜没有合过眼皮了，来回跑了好几十里，早饭还没吃，但是人还是精神奕奕，不见半点倦容。她仍旧穿一身男装浅灰色的中山服，这些天来头发长了，没空剪，用手绢把它扎了起来，辫子不象辫子，髻子又不象髻子，更显得落落大方”21。很快，全昭就“以无限关怀的眼光深深地瞟他一眼”并把手电筒递给他，而“杜为人回头看入对方的眼睛，不知说什么好”。紧接着她独白似的夸赞他，“我们这位队长可真是，总也不见他停过一下的”22。因此，两人的关系开始逐渐升温，当黄怀白与王代宗因“三反”运动被召回之后，全昭思考了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但依然困惑，故而想找杜为人答疑解惑，因她把他视为“这些天来一直支配着她的思想的、使她由衷地敬佩的一个人”。
全昭开始对杜为人过去的经历充满好奇，他曾是桂林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参加过广西学生军，参加了新四军，在东北参加了四年的农村土改工作。但傅全昭更感兴趣的是他的情感经历，杜为人在讲述自己的过往时，坚持对之进行否定，认为“也是那个时期我小资产阶级玩的花招”。在与异性的交往中，杜为人逐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但在对方的眼里，他开始变得哲学气味太浓，以至于最终选择弃他而去。有意思的是她后来的经历，“以后，我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解放后我回到桂林听人说，她的那位骑士终于甩掉了她，境遇很不好。如果她不走那样的道路，也坚决地走进革命的行列，今天可能是个出色的歌唱家”23。杜为人听到全昭的歌唱声，发出了“也是差不多的音色呵！”的感叹，隐约有深重的回味。他的这种为难延续到他当下的情感生活中，影响不可谓不深。但傅全昭并未有此遭遇，她主动暗示对方，如当两人讨论苏嫂与廷忠的感情时，全昭借机提醒他可以主动写信给她。 临别时的河滩散步是作家重点安排的场景。从两人的对话可以发现杜为人在避重就轻地回应傅全昭的通信互动与深入交往的请求，“杜队长，你可是哲学味道太重了！”而气跑了全昭，两人的心都悸动着，但又总是口不应心地说不上话来。当杜为人终于“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對方两只热乎乎的手”时，却被杨眉的喊声打搅，杜为人也只是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定性为革命友情。晚上失眠的杜为人在想起自己的情感经历时，依然觉得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病根尚未除净，“要不得，必须克制！”看到全昭留给他的照片与题字，想到的却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恶魔正缠在她身上呢！但愿她在今后的实际斗争中摆脱它”24。其中的言不由衷可见一斑。跟廷忠与苏嫂的早早同居相比，傅、杜两人萌生的爱意就这样消于无形，外来知识分子型干部的尴尬处境一目了然。众人撮合与帮助廷忠、苏嫂的行为与傅全昭、杜为人自动屏蔽爱情的做法互为映照，全社会越来越浓烈的知识分子改造氛围被作家有意识地纳入自己的书写中。傅、杜的自由恋爱难以达成，革命与恋爱就此分离。傅全昭与杜为人互相有意，但又有意克制。杜为人的克制与病态的拒绝，其实是整个时代的赋意，作家自然难以抵挡。杨眉的爱情结局表明“摇篮式的生活过去了”，爱情要与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才能被允许。甚至省土改工作队的李金秀对冯辛伯有意，但作家很快让冯辛伯救人牺牲，让这一线索中断。这些人物经历的设置都是作家对知识分子陷入恋爱的自觉警惕与主动隔离。作家在客观性现实与表达性现实之间的犹豫与为难，揭示了作品生成过程中中国作家的历史处境。
综上所述，《美丽的南方》是一部杂糅着教育农民、农民干部的成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土改运动发动过程等主题的小说，作家独到的贡献在于对当时乡土社会的婚恋与外来干部的恋爱进行比照书写，让读者注意到其中的丰富内涵。投身革命、参加土改过程中的情路心曲，才是陆地想在这部作品中委婉书写的重要内容，是他念兹在兹的部分。
2018年6月7日于绿城
2018年8月29日再改
【注释】
①陶铸：《在胜利的基础上争取于一九五二年完成全省的土地改革——陶铸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总结》，见广西省人民政府土改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选与经验汇编》（上），550页，1952年。
②《广西基本情况与今冬明年的任务——陈漫远同志在中共广西省首届党代会上的报告》，见广西省人民政府土改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选与经验汇编》（上），561页，1952年。
③谢扶民：《如何结合土地改革贯彻整党审干培养干部》，见广西省人民政府土改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选与经验汇编》（上），644页，1952年。
④贺允清：《在广西参加土地改革》，载《百年潮》2011年第11期。
⑤⑥何伟：《贯彻土地改革的具体步骤与作法》，见广西省人民政府土改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选与经验汇编》（上），615、581页，1952年。
⑦陈思和：《六十年文学话土改》，载《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⑧⑨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79、28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⑩孙鹏远、刘豫：《关于陆地〈美丽的南方〉的记忆片段》，载《南国早报》2012年10月27日。
11《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婚姻法〉给全党的通知》，载《人民日报》1950年5月1日。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陆地：《美丽的南方》，311、246、269、212、223、261、97、138、172、203、206、301、31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朱厚刚，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