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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前，由黄炎培等人发起的中国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崭新的学校——中华职业学校，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黄炎培作为这所学校创办的主要倡导者和操办人，自始至终对中华职业学校的教学和管理等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使之成为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的一个样板，并引起连锁反应，实现了他在中国推行职业教育的梦想。
职业教育第一个实验基地
年轻时的黄炎培，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苦难深重和国家危亡，受其老师蔡元培爱国思想影响和经历了早期办学实践经验积累，已经确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1914年2月，黄炎培以《申报》旅游记者的身份，到安徽、江苏、浙江三省考察教育，历时95天，行程数千里。每到一地，黄炎培对当地的社会状况、民生疾苦等进行广泛的考察，他既了解一省一地的整体教育概况，又到地方的学校去具体考察。考察结束后，他将考察所得整理编辑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黄炎培又北上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历时36天，写了《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
1915年5月，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等身份，前往美国旧金山参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他不仅仔细地观看了博览会中教育馆展示的各国教育成就，还乘此机会，到美国芝加哥、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25座城市52所学校进行了访问，考察美国各界人士对职业教育的态度、职业教育的年限、学科设置等。在美国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使黄炎培受到很大启发。从美国考察归国后不久，黄炎培就着手为在国内推行职业教育做舆论和组织准备。1916年9月，黄炎培组织建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附属于江苏省教育会，当时参加的会员有148人，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成立的省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
1917 年，黄炎培和其他热心职业教育的人士，看到当时社会上中学学生“毕业升学为三分之一，谋事而不得二分之一”，深感“教育不与职业沟通，何怪百业之不进步”，因而开始大力提倡职业教育。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络了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马相伯、张元济、聂云台、穆藕初等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中国最早从事推广职业教育的团体。中华职教社成立后不久，黄炎培就提议创设一所职业学校，把职业教育的理想来实地进行实验。7月，中华职教社成立议事会，第一次议事会召开时就决定筹建一所“都市式男子职业学校”，并立即开展筹备工作。当时有人替中华职教社担忧，有的说，说话容易，办事难，职业学校是很不好办的，办得不好，就没有人信仰职业教育，连空言的地位都会削光。这些言论反而激励了黄炎培，为了对于“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获得一种圆满的答案”，他决心冒风险来实践一下。
1918年9月8日，经过黄炎培等人一番具体筹备，中华职业学校正式开学上课。学校地址靠近南市斜桥，位于陆家浜南岸，校舍十分简陋。开学之前，学校负责人带领师生一起披荆斩棘，花了五天工夫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五间平房作为校舍，铲平土地建了两间铁工场等厂房，买了机器。又铺上煤屑，开挖沟渠，建了一座操场。
学校开设的专业也很特殊。当决定创办学校后，为了有的放矢，黄炎培专门组织人对南市拟设中华职业学校校舍附近6所小学936名学生父兄职业状况和上海西南门内一带居民所从事的职业种类作了调查，发现其中做铁工和木工的居多，铁工专门造机器，为工业之母，木工是日用生活所必需的，这两类工种在教育上都需要手脑并用，也是发展一般工业最基本的技术因素，于是确定将铁工和木工作为中华职校开设的主要专业。后来黄炎培在编纂《中国商战失败史》时，从海关输出入统计资料中发现纽扣、珐琅这两种舶来品数量每年骤增，便想从这个职业方面做个国货制造的先导，于是又增设了纽扣科。一所前所未有的职业学校，就此开始其艰难的办学历程。
在艰难中坚持办学
中华职校开办后，为了筹得学校的常年经费，黄炎培邀集上海一些绅商界人士在大东旅社进行商议。到会的有朱庆澜、聂云台、苏筠尚、穆湘瑶、陈光甫、钱新之、史量才、朱少屏等数十人。沈恩孚、黄炎培先报告了学校成立经过，接着朱子桥、聂云台相继演说办职业学校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竭力赞助。最后大家议定发起一个筹款5万元的活动，并拟订了分团募金办法，由朱庆澜为总队长，聂云台为副总队长，下设25个募金小队进行募集，由于公众热心，很快扩展为34个小队。自9月16日至10月21日，仅一个多月，共募得国币66785.50元，俄币22000元，穆藕初、聂云台、徐静仁、穆湘瑶、刘柏生、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简玉阶等一批实业家，都提供了资助。
1922年冬，中华职校机械科所办的实习和营业各工场都遭到失败，其中仅珐琅厂就耗费10万元以上。为此黄炎培等人焦虑不堪，在各方面帮助下，决定发行10万元校债，以渡难关。当时须有信用卓著的人署名担保，银行才肯帮忙发行校债，为此黄炎培就去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出面在学校的债券上署名，宋汉章答复说：“学校的账靠不住，除非让我去查账，如果一点不错，我立刻答应。”第二天清晨，宋汉章真的来到学校，花了半天时间，查完了校账，见没有错误，便欣然在校债样张上签了名，校债得以发行，学校也因此维持下来。
对于这次学校靠发校债渡过经济难关，避免因债务而破产这件事，在事隔多年——职校创办15周年纪念时，黄炎培在《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一文中说道：“老实说，为了这点，不晓得有多少时候昼不得食，夜不得眠，至今痛定还在思痛。”
1927年3月下旬，学校又经历了一次险境。原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社会局势动荡，有一天，一群暴徒冲击并捣毁中华职教社，同时来到中华职校，想把学校和附设工厂予以接管，暴徒拿着手枪进行威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劫难，群情愤慨的师生们坚决进行抵抗，扬臂高呼：“这是我们的学校，这是我们的工厂，谁来接收，向谁拼命！”在职校师生愤怒的抗议下，暴徒才被迫散去。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南市一带遭到日军狂轰滥炸，地处陆家浜的中华职校校舍几乎全被炸毁，只剩下钢筋水泥的中华堂一个空壳。战争正在上海进行，只有租界里尚显安定，为此，出生在浦东的黄炎培利用与浦东同乡会的关系，借用位于租界内爱多亚路上浦东同乡会大楼的几间房间作为课堂，使学校得以继续开办。与此同时，黄炎培和学校领导江恒源、贾观仁等人又来到大后方重庆，寻觅校址。经过种种努力，在1938年7月开设了中华职校渝校，首次招收学生167人，在日军时有轰炸的环境下，坚忍不拔地继续职业教育的教学实践，为社会培养人才。 特殊的办学理念
中华职校开办后，按照黄炎培提出的“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的方针，非常注重实习环节，开设了实习工场，在具体课程上规定：机械科学生，每天到实习工场实习半天；土木科学生，每周实习测量数次，并派赴校外建筑工程处见习；商科学生，初级注重常用基本技能的熟练，每天都有小楷练习和珠算练习等，此后有簿记打字等练习，一开始到实习及本地商事机关调查参观，最后分派到各大银行、商店、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等地实习。为了检验毕业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华职校还有一项特别规定：学生修业期满仅发给修业证书，必须在工作单位实习一年，获得工作单位证明其能胜任所担任工作后，再发给毕业证书。
黄炎培为中华职校专门拟定了校训“敬业乐群”。“敬业乐群”一词出自《礼记·学记》。“敬业”指的是对“所习之学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黄炎培经常教育学生，不要看不起自己所学习的职业。“乐群”指的是“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团体意识”。为了贯彻上述思想，在黄炎培主持下，中华职校制定和完善了职业道德教育标准，把“敬业乐群”具体化。
1932年，黄炎培为了进一步考察自己提出的职教理论，决定把自己的孩子当试验品，让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的儿子黄大能转学到中华职校，以近距离观察职业教育到底能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1934年中华职校土木科毕业的黄大能曾回忆说：父亲黄炎培多次与人谈到，我提倡职业教育，到处劝人进职业学校，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普通中学，大能甚至进了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当时，他下决心在我身上实验，进职业中学的好处。于是，在1932年我已经交了沪江附中的学费，立刻叫我退出，转入了上海陆家浜的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土木科，并说：“我们姓黄的家，可不能培养出贵族子弟来。”于是，我立即转学，穿上一身蓝布学生装，投入了一个显得十分朴素的学习环境中，这对于我这个年仅16岁的青年来说，首先是生活上的变化，影响巨大。
黄炎培对职校办学的操心，从黄炎培的另一个儿子黄万里的点滴回忆中也可以进一步看出。黄万里曾这样说到其父亲：“中华职业学校是他理想的实验处，记得我幼时每天早上七点半贾佛如校长必来我家向他报告，他一面吃早食，一面又听又当场指示。”
在通常情况下，每逢中华职校举行周会或纪念活动，黄炎培总来校对学生作讲演，他常以“理求真、事求是、言守信、行踏实”的格言启示后人，对学生与青年的自我修养问题谈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如他曾给学生写过一幅箴言：“思想要深切，治事要精严，用物要节约，律己要整饬，但待人要宽厚。”抗战期间，他不顾六十多岁高龄，经常乘木船、跋山路，到地处远郊的渝校白沙沱和黄桷坪分校，为学生讲授中华民族美德、爱国爱群思想、抗日救亡道理。
中华职校在教学中重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重视实践环节，以及平时坚持通过各种方式对学生进行严格要求和精神熏陶，这一切，使曾经在中华职校就读的学生不仅具有很强的动脑又动手的能力，毕业后受到社会欢迎，而且在精神世界方面十分富有，怀有一颗服务社会之心，毕业的学生在各行各业勤奋努力，成绩卓越。在历届毕业生中，涌现了许多杰出人才，如张闻天、华罗庚、顾准、秦怡、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世绩、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心怿等，众多人才在社会上所做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使职校的毕业生成为一个著名的“中华”品牌。
建国后的曲折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万象更新，中华职校跟其他许多学校一样，也进入全新的环境，面临新的发展。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此时，一股反对“职业教育”的暗流正在悄悄形成和发展。
1949年5月，黄炎培来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活动，眼看着新中国即将建立，他想在新中国职业教育必将获得新的生命，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便更好地发展，6月他写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一文。
1949年9月16日上午，在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几个中华职教社的元老，和董必武、陆定一、钱俊瑞、戴伯韬会谈了中华职教社的前途问题。董必武说：“黄先生的文章，我们大家都已经看过，并且和一部分同志略略研究过。觉得黄先生提出的所谓‘新生命’亦即新方向，是正确的。职教社过去所做的工作，在那个时期，那种环境里有这么大的成就，也是对的，进步的。我们愿意尽力之所及来合作，共同为新的方向努力。”陆定一也说：“将来应是公私互助，私人办的事业是助政府之不足，政府协助私人事业是应有的责任，本此原则共同努力。”
然而当天晚上，新政协筹委会举行第六次常委会议，会上对《共同纲领》中教育一章是否列入“职业教育”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不同意将其列入，理由是：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苏联无职业教育；中等、高等教育已将职业教育包括在内。黄炎培主张将“职业教育”列入的意见，得到了马寅初、李立三和朱德等人的坚决支持，但是反对的意见仍占了上风。最后，《共同纲领》有关的条文仅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而未提“职业教育”。据此，1949年10月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也未设职业教育司。这预示了新中国职业教育的命运。
1950年4月，中华职教社在北京举行建国后第一次工作讨论会。这次为期一个月的会议，在学习人民政府政策、方针的同时，着重对中华职教社三十三年工作进行检讨和批判，批判中已显露了“左”的杀机，而没有对中国的职业教育作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没有能确立职业教育在新中国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1951年2月，中华职教社举行第二次工作讨论会，会议历时九天，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的技术教育与旧中国的职业教育是有区别的，从国家性质和领导教育不同而来的本质上的区别。旧中国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新中国的技术教育，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教育。今后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为彻底实施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技术教育而奋斗，同时发扬旧职业教育中科学与技术好的部分，坚决克服其改良主义思想的坏影响。” 黄炎培此时因正在东北视察工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只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上提到：“我社历史上存在着弱点和缺点，很多很多，这是曾经检讨过，且应不断检讨的。但以一群私人，不靠历来政府力量，且时时不和当时‘政府’合作，而能够生存到三十多年之久，且不是苟全生命，每一阶段总在这一群人可能限度内表现出若干贡献，就是对人民的贡献。这中间也许值得深切地研讨一下，中间一部分，在当时是好的，现在不需要了，作为了解我社的资料也好，一部分也许现时还需要，那不但该保存，还要发展。……而必不愿以粗糙的态度，予以‘一笔抹杀’的。”
这封公开信，明显在为中华职教社所做的事辩护，与会议的精神不很协调。从信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黄炎培在思想上对职业教育持否定态度是有很大距离的。他已经感觉到中国的职业教育，将被“以粗糙的态度，予以一笔抹杀”。他已意识到，他在《新生命》中描绘的蓝图，如“社本部改为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人员和职业教育研究者总机构”的愿望，已不可能实现，这在黄炎培来说无疑是很痛苦的。
经过这两次会议，中华职教社的附属机构，都按“化私为公”的方针作了处理，中华职业学校，也改归中央轻工业部领导。
1951年8月19日，黄炎培在阅读职教社文件时，对几个主要文件提出意见：我反对“旧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阶段的改良主义，今技术教育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上下两句“是”字以上、以下，都配合不来的。从内容说来，不能因解放后土改是革命主义，而说延安时代减租减息是改良主义。很明显地反对对职业教育予以否定。
然而职业教育被视为是“资本主义阶段的改良主义”，已成为当时一种潮流。对此，黄炎培在1952年中华职教社立社35周年时，给职教社的同志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职业教育和中华职校作了富有深情的回忆。但面对现实情况，黄炎培在信中也无奈地说：“个人生活问题，过去只有各个解决，人民政府则整个的谋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一名词，到今天只成为历史性纪念品了……”（《立社三十五周年纪念日一封公开信》）职业教育所遭遇的这种境遇，确实是黄炎培所没想到的。
1952年高等教育部成立后，在高教部中开始设了中等技术教育局，职业教育完全被排斥。此时的中华职校，于当年1月23日由轻工业部接管后，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上海中华职校”。在此之前，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学校与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合作，于1951年9月开设了石油机械专业，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石油专业技术人才，三届石油机械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国家石油行业奋战了几十年，为我国油田建设和石油开采做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华职校改名为上海轻工业学校，具有四十多年历史、在职教界有很大影响的中华职校校名消失。尽管如此，黄炎培对这所自己曾经倾注大量心血的学校，仍十分关心。1957年4月，也就是中华职校创办40周年那一年，黄炎培乘到上海公干之便，特意携夫人一起来到昔日的中华职校视察，此时学校已改名为上海机械学校，学校受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影响，原先的土木科、商科专业已迁至其他学校，成为单一的机械专科学校。如果说，机械专科学校多少还保留着中华职校机械科的一些血脉的话，60年代初，学校又经历了一次大调整，校名改为轻工业部上海食品工业学校，设食品、芳香、财经三个专业，1962年，学校又并入上海市轻工业学校，至此，中华职业学校的元素已完全消失。
值得庆幸得是，二十多年后，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在中华职校广大校友的呼吁下，经过中华职教社和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区政府的共同努力，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消亡的中华职校终于重新得到恢复。从1986年至今，经过将近30年的复校实践，经过几任学校领导和师生的共同努力，黄炎培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得到了继承和弘扬，“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敬业乐群”等办学思想在新一代学生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扬，新生的中华职校传承了历史的血脉，并创新发展，形成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本文撰写参考了中华职业学校和唐威主编的《中华职业学校校史》（1918-2013）]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张 鑫 肖阿伍
职业教育第一个实验基地
年轻时的黄炎培，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苦难深重和国家危亡，受其老师蔡元培爱国思想影响和经历了早期办学实践经验积累，已经确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1914年2月，黄炎培以《申报》旅游记者的身份，到安徽、江苏、浙江三省考察教育，历时95天，行程数千里。每到一地，黄炎培对当地的社会状况、民生疾苦等进行广泛的考察，他既了解一省一地的整体教育概况，又到地方的学校去具体考察。考察结束后，他将考察所得整理编辑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黄炎培又北上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历时36天，写了《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
1915年5月，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等身份，前往美国旧金山参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他不仅仔细地观看了博览会中教育馆展示的各国教育成就，还乘此机会，到美国芝加哥、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25座城市52所学校进行了访问，考察美国各界人士对职业教育的态度、职业教育的年限、学科设置等。在美国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使黄炎培受到很大启发。从美国考察归国后不久，黄炎培就着手为在国内推行职业教育做舆论和组织准备。1916年9月，黄炎培组织建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附属于江苏省教育会，当时参加的会员有148人，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成立的省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
1917 年，黄炎培和其他热心职业教育的人士，看到当时社会上中学学生“毕业升学为三分之一，谋事而不得二分之一”，深感“教育不与职业沟通，何怪百业之不进步”，因而开始大力提倡职业教育。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络了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马相伯、张元济、聂云台、穆藕初等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中国最早从事推广职业教育的团体。中华职教社成立后不久，黄炎培就提议创设一所职业学校，把职业教育的理想来实地进行实验。7月，中华职教社成立议事会，第一次议事会召开时就决定筹建一所“都市式男子职业学校”，并立即开展筹备工作。当时有人替中华职教社担忧，有的说，说话容易，办事难，职业学校是很不好办的，办得不好，就没有人信仰职业教育，连空言的地位都会削光。这些言论反而激励了黄炎培，为了对于“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获得一种圆满的答案”，他决心冒风险来实践一下。
1918年9月8日，经过黄炎培等人一番具体筹备，中华职业学校正式开学上课。学校地址靠近南市斜桥，位于陆家浜南岸，校舍十分简陋。开学之前，学校负责人带领师生一起披荆斩棘，花了五天工夫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五间平房作为校舍，铲平土地建了两间铁工场等厂房，买了机器。又铺上煤屑，开挖沟渠，建了一座操场。
学校开设的专业也很特殊。当决定创办学校后，为了有的放矢，黄炎培专门组织人对南市拟设中华职业学校校舍附近6所小学936名学生父兄职业状况和上海西南门内一带居民所从事的职业种类作了调查，发现其中做铁工和木工的居多，铁工专门造机器，为工业之母，木工是日用生活所必需的，这两类工种在教育上都需要手脑并用，也是发展一般工业最基本的技术因素，于是确定将铁工和木工作为中华职校开设的主要专业。后来黄炎培在编纂《中国商战失败史》时，从海关输出入统计资料中发现纽扣、珐琅这两种舶来品数量每年骤增，便想从这个职业方面做个国货制造的先导，于是又增设了纽扣科。一所前所未有的职业学校，就此开始其艰难的办学历程。
在艰难中坚持办学
中华职校开办后，为了筹得学校的常年经费，黄炎培邀集上海一些绅商界人士在大东旅社进行商议。到会的有朱庆澜、聂云台、苏筠尚、穆湘瑶、陈光甫、钱新之、史量才、朱少屏等数十人。沈恩孚、黄炎培先报告了学校成立经过，接着朱子桥、聂云台相继演说办职业学校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竭力赞助。最后大家议定发起一个筹款5万元的活动，并拟订了分团募金办法，由朱庆澜为总队长，聂云台为副总队长，下设25个募金小队进行募集，由于公众热心，很快扩展为34个小队。自9月16日至10月21日，仅一个多月，共募得国币66785.50元，俄币22000元，穆藕初、聂云台、徐静仁、穆湘瑶、刘柏生、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简玉阶等一批实业家，都提供了资助。
1922年冬，中华职校机械科所办的实习和营业各工场都遭到失败，其中仅珐琅厂就耗费10万元以上。为此黄炎培等人焦虑不堪，在各方面帮助下，决定发行10万元校债，以渡难关。当时须有信用卓著的人署名担保，银行才肯帮忙发行校债，为此黄炎培就去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出面在学校的债券上署名，宋汉章答复说：“学校的账靠不住，除非让我去查账，如果一点不错，我立刻答应。”第二天清晨，宋汉章真的来到学校，花了半天时间，查完了校账，见没有错误，便欣然在校债样张上签了名，校债得以发行，学校也因此维持下来。
对于这次学校靠发校债渡过经济难关，避免因债务而破产这件事，在事隔多年——职校创办15周年纪念时，黄炎培在《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一文中说道：“老实说，为了这点，不晓得有多少时候昼不得食，夜不得眠，至今痛定还在思痛。”
1927年3月下旬，学校又经历了一次险境。原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社会局势动荡，有一天，一群暴徒冲击并捣毁中华职教社，同时来到中华职校，想把学校和附设工厂予以接管，暴徒拿着手枪进行威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劫难，群情愤慨的师生们坚决进行抵抗，扬臂高呼：“这是我们的学校，这是我们的工厂，谁来接收，向谁拼命！”在职校师生愤怒的抗议下，暴徒才被迫散去。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南市一带遭到日军狂轰滥炸，地处陆家浜的中华职校校舍几乎全被炸毁，只剩下钢筋水泥的中华堂一个空壳。战争正在上海进行，只有租界里尚显安定，为此，出生在浦东的黄炎培利用与浦东同乡会的关系，借用位于租界内爱多亚路上浦东同乡会大楼的几间房间作为课堂，使学校得以继续开办。与此同时，黄炎培和学校领导江恒源、贾观仁等人又来到大后方重庆，寻觅校址。经过种种努力，在1938年7月开设了中华职校渝校，首次招收学生167人，在日军时有轰炸的环境下，坚忍不拔地继续职业教育的教学实践，为社会培养人才。 特殊的办学理念
中华职校开办后，按照黄炎培提出的“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的方针，非常注重实习环节，开设了实习工场，在具体课程上规定：机械科学生，每天到实习工场实习半天；土木科学生，每周实习测量数次，并派赴校外建筑工程处见习；商科学生，初级注重常用基本技能的熟练，每天都有小楷练习和珠算练习等，此后有簿记打字等练习，一开始到实习及本地商事机关调查参观，最后分派到各大银行、商店、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等地实习。为了检验毕业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华职校还有一项特别规定：学生修业期满仅发给修业证书，必须在工作单位实习一年，获得工作单位证明其能胜任所担任工作后，再发给毕业证书。
黄炎培为中华职校专门拟定了校训“敬业乐群”。“敬业乐群”一词出自《礼记·学记》。“敬业”指的是对“所习之学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黄炎培经常教育学生，不要看不起自己所学习的职业。“乐群”指的是“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团体意识”。为了贯彻上述思想，在黄炎培主持下，中华职校制定和完善了职业道德教育标准，把“敬业乐群”具体化。
1932年，黄炎培为了进一步考察自己提出的职教理论，决定把自己的孩子当试验品，让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的儿子黄大能转学到中华职校，以近距离观察职业教育到底能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1934年中华职校土木科毕业的黄大能曾回忆说：父亲黄炎培多次与人谈到，我提倡职业教育，到处劝人进职业学校，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普通中学，大能甚至进了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当时，他下决心在我身上实验，进职业中学的好处。于是，在1932年我已经交了沪江附中的学费，立刻叫我退出，转入了上海陆家浜的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土木科，并说：“我们姓黄的家，可不能培养出贵族子弟来。”于是，我立即转学，穿上一身蓝布学生装，投入了一个显得十分朴素的学习环境中，这对于我这个年仅16岁的青年来说，首先是生活上的变化，影响巨大。
黄炎培对职校办学的操心，从黄炎培的另一个儿子黄万里的点滴回忆中也可以进一步看出。黄万里曾这样说到其父亲：“中华职业学校是他理想的实验处，记得我幼时每天早上七点半贾佛如校长必来我家向他报告，他一面吃早食，一面又听又当场指示。”
在通常情况下，每逢中华职校举行周会或纪念活动，黄炎培总来校对学生作讲演，他常以“理求真、事求是、言守信、行踏实”的格言启示后人，对学生与青年的自我修养问题谈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如他曾给学生写过一幅箴言：“思想要深切，治事要精严，用物要节约，律己要整饬，但待人要宽厚。”抗战期间，他不顾六十多岁高龄，经常乘木船、跋山路，到地处远郊的渝校白沙沱和黄桷坪分校，为学生讲授中华民族美德、爱国爱群思想、抗日救亡道理。
中华职校在教学中重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重视实践环节，以及平时坚持通过各种方式对学生进行严格要求和精神熏陶，这一切，使曾经在中华职校就读的学生不仅具有很强的动脑又动手的能力，毕业后受到社会欢迎，而且在精神世界方面十分富有，怀有一颗服务社会之心，毕业的学生在各行各业勤奋努力，成绩卓越。在历届毕业生中，涌现了许多杰出人才，如张闻天、华罗庚、顾准、秦怡、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世绩、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心怿等，众多人才在社会上所做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使职校的毕业生成为一个著名的“中华”品牌。
建国后的曲折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万象更新，中华职校跟其他许多学校一样，也进入全新的环境，面临新的发展。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此时，一股反对“职业教育”的暗流正在悄悄形成和发展。
1949年5月，黄炎培来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活动，眼看着新中国即将建立，他想在新中国职业教育必将获得新的生命，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便更好地发展，6月他写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一文。
1949年9月16日上午，在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几个中华职教社的元老，和董必武、陆定一、钱俊瑞、戴伯韬会谈了中华职教社的前途问题。董必武说：“黄先生的文章，我们大家都已经看过，并且和一部分同志略略研究过。觉得黄先生提出的所谓‘新生命’亦即新方向，是正确的。职教社过去所做的工作，在那个时期，那种环境里有这么大的成就，也是对的，进步的。我们愿意尽力之所及来合作，共同为新的方向努力。”陆定一也说：“将来应是公私互助，私人办的事业是助政府之不足，政府协助私人事业是应有的责任，本此原则共同努力。”
然而当天晚上，新政协筹委会举行第六次常委会议，会上对《共同纲领》中教育一章是否列入“职业教育”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不同意将其列入，理由是：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苏联无职业教育；中等、高等教育已将职业教育包括在内。黄炎培主张将“职业教育”列入的意见，得到了马寅初、李立三和朱德等人的坚决支持，但是反对的意见仍占了上风。最后，《共同纲领》有关的条文仅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而未提“职业教育”。据此，1949年10月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也未设职业教育司。这预示了新中国职业教育的命运。
1950年4月，中华职教社在北京举行建国后第一次工作讨论会。这次为期一个月的会议，在学习人民政府政策、方针的同时，着重对中华职教社三十三年工作进行检讨和批判，批判中已显露了“左”的杀机，而没有对中国的职业教育作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没有能确立职业教育在新中国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1951年2月，中华职教社举行第二次工作讨论会，会议历时九天，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的技术教育与旧中国的职业教育是有区别的，从国家性质和领导教育不同而来的本质上的区别。旧中国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新中国的技术教育，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教育。今后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为彻底实施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技术教育而奋斗，同时发扬旧职业教育中科学与技术好的部分，坚决克服其改良主义思想的坏影响。” 黄炎培此时因正在东北视察工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只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上提到：“我社历史上存在着弱点和缺点，很多很多，这是曾经检讨过，且应不断检讨的。但以一群私人，不靠历来政府力量，且时时不和当时‘政府’合作，而能够生存到三十多年之久，且不是苟全生命，每一阶段总在这一群人可能限度内表现出若干贡献，就是对人民的贡献。这中间也许值得深切地研讨一下，中间一部分，在当时是好的，现在不需要了，作为了解我社的资料也好，一部分也许现时还需要，那不但该保存，还要发展。……而必不愿以粗糙的态度，予以‘一笔抹杀’的。”
这封公开信，明显在为中华职教社所做的事辩护，与会议的精神不很协调。从信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黄炎培在思想上对职业教育持否定态度是有很大距离的。他已经感觉到中国的职业教育，将被“以粗糙的态度，予以一笔抹杀”。他已意识到，他在《新生命》中描绘的蓝图，如“社本部改为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人员和职业教育研究者总机构”的愿望，已不可能实现，这在黄炎培来说无疑是很痛苦的。
经过这两次会议，中华职教社的附属机构，都按“化私为公”的方针作了处理，中华职业学校，也改归中央轻工业部领导。
1951年8月19日，黄炎培在阅读职教社文件时，对几个主要文件提出意见：我反对“旧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阶段的改良主义，今技术教育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上下两句“是”字以上、以下，都配合不来的。从内容说来，不能因解放后土改是革命主义，而说延安时代减租减息是改良主义。很明显地反对对职业教育予以否定。
然而职业教育被视为是“资本主义阶段的改良主义”，已成为当时一种潮流。对此，黄炎培在1952年中华职教社立社35周年时，给职教社的同志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职业教育和中华职校作了富有深情的回忆。但面对现实情况，黄炎培在信中也无奈地说：“个人生活问题，过去只有各个解决，人民政府则整个的谋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一名词，到今天只成为历史性纪念品了……”（《立社三十五周年纪念日一封公开信》）职业教育所遭遇的这种境遇，确实是黄炎培所没想到的。
1952年高等教育部成立后，在高教部中开始设了中等技术教育局，职业教育完全被排斥。此时的中华职校，于当年1月23日由轻工业部接管后，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上海中华职校”。在此之前，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学校与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合作，于1951年9月开设了石油机械专业，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石油专业技术人才，三届石油机械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国家石油行业奋战了几十年，为我国油田建设和石油开采做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华职校改名为上海轻工业学校，具有四十多年历史、在职教界有很大影响的中华职校校名消失。尽管如此，黄炎培对这所自己曾经倾注大量心血的学校，仍十分关心。1957年4月，也就是中华职校创办40周年那一年，黄炎培乘到上海公干之便，特意携夫人一起来到昔日的中华职校视察，此时学校已改名为上海机械学校，学校受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影响，原先的土木科、商科专业已迁至其他学校，成为单一的机械专科学校。如果说，机械专科学校多少还保留着中华职校机械科的一些血脉的话，60年代初，学校又经历了一次大调整，校名改为轻工业部上海食品工业学校，设食品、芳香、财经三个专业，1962年，学校又并入上海市轻工业学校，至此，中华职业学校的元素已完全消失。
值得庆幸得是，二十多年后，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在中华职校广大校友的呼吁下，经过中华职教社和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区政府的共同努力，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消亡的中华职校终于重新得到恢复。从1986年至今，经过将近30年的复校实践，经过几任学校领导和师生的共同努力，黄炎培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得到了继承和弘扬，“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敬业乐群”等办学思想在新一代学生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扬，新生的中华职校传承了历史的血脉，并创新发展，形成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本文撰写参考了中华职业学校和唐威主编的《中华职业学校校史》（1918-2013）]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张 鑫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