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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是中华民族伟大颂歌《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创作首演75周年。当年，张光年（光未然）才25岁，带领的抗敌演剧队三队不过是群中学生，平均年龄不满20岁，从武汉到延安才两个来月，就和冼星海合作创演出这部伟大作品，又亲聆毛主席教诲，最先唱响国统区。原抗敌演剧队三队副队长赵辛生（即赵寻）生前曾给我们讲述了他们追求梦想、坚守信仰的惊世壮举，使我们对当年创作这部伟大作品，有了更多更全面的认识。
从“拓荒剧团”说起
追溯抗敌演剧队三队的源头，是武汉“拓荒剧团”。一二九运动后，中共党员张光年和何伟，同刘露、郑挹梅、周德佑、赵辛生、胡丹沸等十几个好友创办“拓荒剧团”，推选张光年为团长，排演他的新作《诗人的受骗》，并将他的《胜利的微笑》《阿银姑娘》和田汉的《水银灯下》，作为“拓荒剧团”的“国防三部曲”公演。
周德佑和赵辛生是武昌文华中学同班同学，1920年出生的“发小”，同为地下“学联”委员。周德佑从小酷爱文学、戏剧和音乐，小提琴和小号演奏都非常出色，能写会画、能编会演；赵辛生也喜欢戏剧文艺，从初一就开始发表新诗，也是文华小才子。两个“富家子弟”总是西装革履、头发光亮，非常单纯、积极又热情。
周德佑的父亲周苍柏是湖北工商巨子、省府委员、著名的爱国银行家；赵辛生的父亲赵子畲是开贸易商行的爱国儒商，又都是文华中学同班好友，早年一同参加革命党“日知会”，一同上街演唱爱国军歌和校歌，都爱好音乐戏剧，格外热心支持儿子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拓荒剧团”经常在周公馆开会和排练，不仅管饭，还把一楼书房打通，扩大厅堂，供他们排练，帮他们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公演。
1936年冬，何伟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武汉执委，赶往南京组织营救被捕的“七君子”，也身陷囹圄；张光年因发表文章支持“七君子”，揭露国民党“爱国有罪”，也遭追捕亡命上海。时有鸡公山东北中学数百名学生反对学校贪腐到市政府请愿，高唱他们老师阎述诗谱曲的《五月的鲜花》，正是“拓荒剧团”演出的《阿银姑娘》里的序歌，当局以为是张光年及“拓荒剧团”在幕后鼓动，一直追查到周家。周父赶忙让德佑去上海就读，“拓荒剧团”仅半年就因白色恐怖被迫解散。
周德佑来到上海沪江中学读高一，结交了好些“左联”朋友，发表了独幕话剧《告别》、短篇小说《蓉姐》等进步作品，同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因为画漫画讽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揍了跟踪的小特务，被校方追查，便主动退学，于1937年初夏重返武昌文华中学，又与高二甲班赵辛生同班同桌。周德佑带回“强劲东风”，和赵辛生他们组织读书会、办墙报、成立剧社，开展文艺活动，使文华校园又充满“新的活力”。
1937年10月，国共形成合作抗日新局面，经周恩来的力争，“七君子”及何伟相继被释放出狱，张光年也从上海回到武汉，与周德佑和赵辛生重逢，正式重建“拓荒剧团”，张光年重任“拓荒剧团”团长，又吸收了多个学校和外地流亡的进步学生参加。由于何伟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兼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光年参加“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筹建，都很繁忙，“拓荒剧团”以文华为基地，实际工作由周德佑负责，赵辛生、徐世津等全力协助。他们放弃出国留学，积极投入抗战宣传的洪流。
立志巡演去延安
当时，全国文艺界许多著名团队和大腕纷纷云集武汉，小小“拓荒剧团”应如何开拓发展？有的主张请一些大腕明星来加盟，可一见都是些中学生小娃娃，明星都不愿来；有的主张到边远的北方去“拓荒”；有的主张在武汉周围宣传武装民众打游击。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只考虑自己和剧团的出路，更要考量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周德佑写下《献给八路军》的诗，激情讴歌“雄壮的进行曲呀，你拍合着民族生存的脉搏；英勇的八路军呀，你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巡演去革命圣地延安，到那里寻找人生的灯塔、青春的梦想！
那时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很多，但像他们这样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大都出生于富裕家庭，愿把自己学费、零花钱全都拿出来“充公”当盘缠，还想沿途编演更多的好节目作为奉献延安的见面礼，无疑是全国罕见的大胆壮举。
要实现壮举并非易事，首先必须要有个“官方”认可的名义，冠以宣传民众、慰劳国军的堂皇理由，才好闯过重重关卡公开活动。张光年因忙于组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不能同行，便在“剧协”弄到“话剧移动第七队”的名分（简称“剧协七队”）。他们本当是“第一队”，可协会理事长张道藩认为他们都是一帮中学生，没有“名人”，便在“一”字上加了一勾，变成“七”队。大家很不服气，在做队旗时仍然写“第一队”。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想到，周德佑和赵辛生的父亲极不赞成，不是反对去延安，而是反对他们全队步行巡演去延安，张光年不能带队同行，德佑还不满18岁，怎么能挑得起全队重担，克服沿途凶险？！
当时，周苍柏和赵子畲他们正在帮助延安和八路军转运工商各界捐献的大批抗战物资，想尽办法开辟水路公路交通运输线，出高价租船租车都没人敢去，谁都知道这一路必经鄂中鄂北，穿越大洪山、桐柏山，且不说千里路遥、山高水险，还有各地官方“虎视眈眈”，众多帮会和土匪，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怎么办？赵子畲斥责儿子“不知天高地厚，异想天开”！周苍柏则要他们“好好想想再说”。
但是，梦想是一种力量，越是“好好想想”，越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周德佑是全队的核心人物，他给父母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周苍柏夫妇看到信后非常难过和担心，让大女儿小燕把小弟找回来。周小燕找到周德佑并劝他：“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12月24日，是你18岁的生日！爸爸妈妈早就为你订好生日蛋糕，而你却留下一封信就不辞而别，让两位老人家多伤心！爸妈不是不让你们去延安，而是担心你们这样仓促上路不安全，一直在想办法帮你们。你要不回去就这么走，怎么对得起两位老人家！”大家都很感动，劝德佑快回家认错，做好父母工作。 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非常关心和重视，先让德佑他们去应城县汤池训练班进行适应性训练，同时让熟悉鄂北的张光年去襄阳参加筹建特委，董老专门接见交代任务，实际上也是为建立交通运输线和演剧队北上“扫地雷”打前站。有了共产党组织的帮助，周苍柏夫妇放心了，欣然同意，并决定亲自送全队去应城县汤池。
1938年1月1日，全队25人在汉口江汉关前集中，照相留念，登上卡车，第一次告别武汉，前往汤池训练班。汤池训练班是由国民党左派元老、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诚请其老同学、中共元老董必武，按照延安“抗大”模式办的，训练班主任是辞职回乡的前厅长李范一，教务主任是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陶铸，人们称该班为“小延安”。周苍柏是训练班日常经费的资助者，亲自送这些在大城市长大、没吃过苦的孩子们先来这里进行适应性训练，体验“抗大”，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提高自强能力。因正值春节，陶铸让他们到附近几个村镇巡回演出，背上行李走上十里八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台演出，用当地民歌新编小歌剧《从军别》，周德佑创作独幕话剧《小英雄》，颇受欢迎。经过一个月培训，临别前，陶铸邀集大家座谈了好几个小时，从大革命以来的经验谈到当前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如何开展城市和农村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特别强调宣传动员和民运工作的重要性，要大家千万不要轻视自己的工作。
德佑献身感天动地
鄂中鄂北一带，曾是“红遍湖北半边天”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贺龙的名望家喻户晓。但国民党多年“围剿”使得田园荒芜、贫困闭塞，百姓不知道“日本鬼子”是什么东西，“抗战救国”是怎么回事，也根本不相信国共会合作，更不愿去救“老蒋的国”。周德佑意识到如果不早做宣传、早做准备，等日本鬼子打来就损失太惨重了。所以他们不放过一切机会，一路上见人就宣讲，逢乡村小演，遇集镇大演。当地民众看到队员们都是省城学生伢，讲述自家逃亡遭遇，都很感动；看到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照片，义愤填膺；看到国军和八路军英勇抗击日寇的照片，知道贺龙的队伍在山西抗日，大家又欢欣鼓舞，许多青年要上前线打鬼子，许多农民卖掉山地湖田，捐款购枪，组织抗日武装保卫家园；还有许多隐蔽下来、与党失去联系的伤残老红军，更是渴望找到党。一路宣传的显著成效，鼓舞全队克服困难坚持前进。
一路巡演的艰难苦累，是在城市想象不到的。他们身背行李，肩挑道具，每天要走几十里路，每天伙食才一角四分钱，遇到荒芜之地便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最苦最累的是周德佑，事事处处带头苦干。他本是富家子弟，从没有干过这些苦活累活，自以为从小练武身体强健，总是抢着挑最重的担子；他每天要演、要编、要导，要管全队工作，经常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们常住破庙、祠堂和农家仓房，德佑总是睡在靠门的地方挡风，白天忙得一身汗，半夜冷风一吹，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感冒发烧，高烧不退也硬扛着，一声不吭，直到在台上演出《我们的家乡》第三幕时，突然倒在舞台上休克，扮演儿子的田冲赶忙去扶，才发现他身体滚烫。大家赶忙将他送到附近一个野战医院抢救，急电德佑父母赶快接回武汉治疗。只因高烧太久，耗尽精力又营养不良，心肺极度衰竭加上伤寒，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也没有能挽救他18岁的生命。
1938年3月20日，全家人守在病床前，德佑艰难地说：“我的最大心愿，就是以整个身心许国，死也不做亡国奴！”忽然挣扎地呼喊：“打吧！打死一个算一个，只有打死日本军阀，我们才有出路！”骤然停止了心跳。
春寒料峭，大地悲咽，中国人民在抗战救国的严峻时刻，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儿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汉口抗敌后援会、青年服务团、青年救国团、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武汉代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武昌文华中学等联合发起，于3月22日上午在周家举行隆重追悼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送匾额：“模范青年”；中共中央长江局送白绸挽联：“爱国牺牲，尽力宣传拼热血；抚棺痛哭，惟期捷报慰忠魂。”出席追悼会的有国民党上将、政治部长陈诚等，中共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和陶铸等，工商学界数百人参加。
周恩来夫妇紧紧握着周苍柏夫妇的手，悲痛地说：“德佑不幸去世，太令人悲痛了！像德佑一个富家子弟，能抛弃自己安逸的生活，追随革命，很不容易，太可惜了！”
追悼会上，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常务理事邓颖超致悼词：“在这位民族最优秀的救亡抗日烈士面前，全国同胞只有学习他的精神：第一，对贫苦大众的同情与帮助。第二，坚毅地不疲劳地为国工作的精神。第三，担负最艰苦的任务，一点也不自高自大。第四，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了大众。如果大家都能学习到这几种精神，德佑虽死犹生！”
张光年代表德佑生前团队的全体战友发表誓言：“你的双亲就是我们团体的父母，我们会好好安慰，决不辜负老人家的殷切希望！我们要保卫着我们的土地，决不让敌人的铁蹄从你遗体上踏过去！”
最后，董燕梁向全体来宾深深致谢，忍着泪说：“我代表我的全家，衷心感谢各位莅临悼念！德佑临终前告诉我们，他最大的志愿，第一是以整个身心许国；第二是死也不做亡国奴！他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作为他的父母亲人，我们为之庆幸，为之骄傲，将会把他的志愿发扬光大！我死了一个英勇能干的德佑，我要培植出千百个同样的青年出来，我将爱护别人的儿子，我有千百个心爱的儿子！”
《新华日报》3月23日报道了追悼会：“民族解放的伟大号角，吹起了中华民族儿女的最后冲锋号，不知有多少同胞在这号声下，前仆后继的奋斗！周君德佑，就是最勇敢的冲锋者中光荣牺牲的一位。”
3月24日又出版了《追悼周德佑志士特辑》，刊载了德佑给父母的信，田冲的（（悼亡友——德佑君》等多篇追悼文章，刊登了周苍柏感言：“我为国家损失了一个志士而难过，我要继续帮助德佑所参加的第七宣传队，让他们永远工作下去！”董燕梁感言：“我要把爱你的爱来爱世界上一切无母爱的儿女，我要继续你的志愿，努力到底！” 3月26日安葬德佑君，众人用大木排筏载着德佑的灵柩渡过长江，在武昌东湖周家“海光农圃”安葬，沿途许多民众自发送殡，感天动地，壮观空前。
重返昙华林
队长突然去世，对全队是最沉痛的打击。大家正是从追悼会的高规格，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讲话，领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周恩来高度评价和深切关心七队，从“八办”抽调刚从延安“抗大”毕业的彭后嵘和吕光加入，省委批准胡丹沸和田冲入党，七队实行五人执委集体领导，带领全队继续完成壮举、实现梦想。
七队在天门演出引起轰动，促使青洪帮“双龙头”和商会会长赞同成立抗敌后援会和抗日武装。在钟祥县“慰问地方武装”，原来是伙“土匪”，蒋旨暇和赵辛生他们挺身而出做工作，全队从傍晚起整整演了一通宵，满山寨打起火把看到天亮，硬是把全山寨和这支300人的武装感动了，说服他们树起抗日大旗。襄阳是鄂北军事重镇，去延安的必经关隘，县党部和中统“别动队”控制极严，明令禁止七队演出和北上“慰劳”。七队一面派胡丹沸回武汉请示下步行动，一面同洪深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合作演出，又利用樊城别动队与襄阳县党部的矛盾，打开新局面。这时，胡丹沸来电称：“七队将要改编为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的演剧队，望即回汉。”他们不知道“三厅”是干什么的，本来要坚持北进，得知是周恩来的召唤，大家义不容辞。正值7月初盛暑，没钱乘车，就坐乌篷船，同船夫一起摇橹、拉纤，风雨兼程返回昙华林。
张光年已奉命先期转到政治部三厅工作，给大家介绍了三厅情况，从厅长、副厅长到各处各科的科员，几乎都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流巨子，成为领导全国文化艺术界抗战救亡的司令部。要大家回来，主要是参加周恩来亲自策划领导、三厅主办的“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宣传周系列活动，掀起抗战宣传的更大高潮。政治部三厅正好跟文华中学门对门。别的学校都已内迁，文华中学是私立教会学校，教育厅不让参加“省联中”内迁，只好在每座楼顶画上美国国旗，警报一响都往文华跑，叫“跑租界”。蒋介石把三厅作为“共产党租界”，警特们也不敢来找麻烦。文华又有最大的“公书林”图书馆，著名的铜管大乐队、现代化音乐教室，最好的美国音响设备，所以文艺群英们荟萃这里，七队可以学到很多很好的东西。全队顾不上休息，积极投入纪念周和保卫大武汉一系列宣传活动，把半年巡演的所有节目都拿出来展演。江城火炬大游行和献金狂潮，涌现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情景，郭沫若惊呼这是“破天荒的最大成功”，赵辛生他们受到一次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亲身感受到长江儿女的民族伟力！
抗敌演剧队的改编
政治部三厅改编抗敌演剧队，是周恩来亲自设计和领导的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大手笔。早在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民众团体“名称繁杂，行动不一”为由，下令省市党部整饬，已显示救亡团体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再加上德佑之死更为痛惜，周恩来就开始想办法，如何帮助他们到民众中去发挥更大作用。
4月1日政治部三厅成立，首办“宣传周”轰动江城，各抗日团体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那些“党老爷”害怕人民发动起来“刺激日本”，大雨天拉响“防空警报”，宪兵团武力驱赶游行队伍，激起三厅和民众的愤怒。周恩来主管三厅工作，便着手考虑改编。阳翰笙在《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忆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敌演剧队》一文中说：“1938年4月第三厅刚成立，周恩来同志就考虑在三厅的建制下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召回“剧协七队”就是为了此事。
武汉大献金运动，五天就有100多万人献金，折合法币100多万元。按照筹委会确定的原则，“取之于民、用之于战”，成立慰劳总会统一慰劳工作，由陈诚任会长，马俊超和郭沫若任副会长，由三厅负责实施。政治部其他各厅当然红眼，中央党部和中央宣传部更是强烈不满，利用蒋介石夫妇献金最多却连个“名誉”都没有，极力诬陷中伤三厅。火炬大游行和献金现场，许多群众高举国共两党领袖和抗日名将的画像，其中有毛泽东和朱德等画像，高呼“国民党万岁”时也高呼“共产党万岁”，各种彩色灯笼有许多红色五角星灯笼，那些“党老爷”就大做文章，说是“国民党搭台，共产党唱戏”，是共产党操纵各团体为共产党宣传造势，壮大共产党的声威，挑动蒋介石强烈不满，不好直接对周恩来和郭沫若下手，就撤换黄琪翔副部长，重用“中统”骨干张厉生为副部长、贺衷寒为秘书长；三厅原定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迟迟不批准，许多正常工作无法进行，逼得郭沫若要辞职不干。周恩来力劝郭沫若不能辞职，当务之急是赶紧组建三厅直属队，纳入军委会政治部正规序列，取得正式番号和军费列支，分别派往各大战区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样，三厅就有了正规番号的宣传队伍，大家也就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可以保护文化宣传的进步事业和宝贵人才，那些反动派也不敢轻易下手了，三厅很快制订好改编方案上报。
蒋介石和陈诚看得出这是周恩来的主意，最怕共产党利用改编壮大势力，不如全都解散，由新成立的“三青团”改编，或参加二厅康泽的“战时工作训练团”受训。于是，武汉卫戌总司令部政治部下令取缔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等救亡团体，“如果抗不从命，必将严惩”；其他所有团队，都“无设置之必要，均明令停止活动”。
8月20日一见报，便激起所有团体强烈不满。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严重抗议，尤其是各地来的救亡团体、流亡学生组织，一旦解散，报国无门路，政治无保障，工作无着落，前途无指望，生活和生存都要陷入绝境，对当局背信弃义极为愤怒，决定发动全市大罢工大游行，以示强烈抗议。
当时，日军已攻占湖北黄梅，正向武汉东面最后一道门户田家镇要塞发起猛攻，如果武汉先乱必将不攻自破，作为武汉会战总指挥的蒋介石和陈诚罪责难逃，也都害怕了，诚请周恩来出面调解。周恩来一方面代表中共代表团并以他个人名义严正抗议解散民众抗日团体挑起事端；同时从大局出发，愿意出面做说服工作，但要真正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批准三厅改编计划，分别派往各战区去为国效力，自然就不会游行抗议了。蒋介石和陈诚只好批准，但编制和经费砍了一半，只能改编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等。 赵辛生他们七队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队第三队”
（简称“抗演三队”），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去延安的梦想，通过张光年、洪深和何伟等向周恩来反映大家的强烈愿望。周恩来特别理解和重视他们的要求，考虑到延安和山西都属“二战区”，山西全境又处于抗日前线和敌后，各方争夺十分激烈，亟须开展工作，去延安也比较方便，于是亲自决定三队出发去山西“二战区”。鉴于张光年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公开，不适合担任队长职务，周恩来亲自改升他为“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任命徐世津为队长，赵辛生为副队长；张光年作为党内三队“特别支部”书记，参与队里领导。由于要去延安的同志很多，三队超编10多人，经费有限，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法币2元。大家同甘共苦，毫无怨言。
西安虎口脱险
1938年9月9日，抗演三队从汉口大智门乘火车北上，冒着日机不断轰炸的危险，9月16日才到达西安。
西安是西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国民党对延安制造磨擦的桥头堡，抗日救亡却很消沉，延安总部要三队在西安多留些时间，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打破沉闷气氛。三队立即投入陕西各界纪念“九一八”七周年和募寒衣运动扩大宣传周，以最热闹的市中心鼓楼为基地，举行戏剧歌咏演出和讲演，举办“街头抗敌角”，陈列各种抗战书刊，出墙报、画报；举办歌咏研究班、漫画木刻展等，只要一亮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队第三队”的旗号，就吸引无数市民观看和热烈鼓掌，引起不小震动。尤其是“双十”节，省党部统一标准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三队大标语特意改成“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把“民族复兴”改为“民族解放”，增加了“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标语，文化人一看就明白其中新意，也引起国民党省党部和西安行营的不满。
当时，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党部主任、省主席和省保安司令等要职，都由蒋介石的亲信大红人蒋鼎文独自兼任。他是有名的“腐化将军”，看上了三队，要留下改编为对抗延安的文宣队。他们利用三队衣被单薄、经费短缺诱其就范不成，要直接报告蒋介石和陈诚批准，一旦批准，三队就会落入虎口、陷入绝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三队通过各种办法拖延阻止，加紧要“二战区”驻西安办事处尽快安排汽车和沿途食宿。城门卫兵以没有“特别通行证”阻拦，几经交涉做工作，终于在10月22日离开西安，虎口脱险，日夜兼程，于第二天黄昏赶到洛川。
在洛川连演三天，25日晚，突然得知武汉沦陷，大家非常悲痛，家在武汉的同志都哭了，更加激起对日寇的仇恨，迫切盼望快点进入延安。可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县党部的热情友善背后，暗藏更大杀机：只要三队有人去延安，省党部就可以诬告是延安“策反”政治部的人，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造磨擦，还要将三队调回西安整编，一箭双雕。三队特支同县党部特务斗智斗勇，在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将10多位编外同志和生病队友送进延安，国民党抓不住任何把柄，其他同志看着延安进不去，为了顾全大局，掩护去延安的同志，他们则转向东行，经宜川直奔黄河边。
两渡黄河的心灵震撼
大家赶着毛驴驮运行李，傍晚才到达黄河壶口疙瘩滩，站在高高的山上，看着汹涌壮观的壶口瀑布，整个心灵和身体都震撼了。这里没有住家，大家不顾百里步行的劳累，在河边山腰一个小土台子上，以壮丽的黄河为布景、以黄河的咆哮为伴奏，为渡口的几十位船工和守卫士兵演出，直到深夜。
第二天（11月1日）上午10点左右，全队登上一艘大木船，在汹涌的怒涛中劈波斩浪。大家上岸后，翻越人祖山，到达长官司令部所在地吉县，住文城村。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接到总部通知，第二天便赶来看望“友军”，详细介绍山西的严峻形势。山西大部分被日寇占领，阎锡山被挤压在黄河边10多个贫困小县，脚踏蒋介石国民党、共产党八路军和日寇侵略军三只船，对谁都疑心戒备。阎锡山与我党合作，主要是共同成立“牺盟会”及抗日武装“决死纵队”（即“新军”）。阎锡山委派军事干部，我党委派政委和政工干部，常有磨擦，各纵队都欢迎三队去开展工作。要是去延安，最好是去晋西吕梁二纵队，过河去榆林慰问傅作义晋绥军，途中就可以顺道去延安。大家都赞成这个稳妥方案。
三队在吉县公演6场，每场观众都是七八百上千人；还到各乡村、政府单位、民族革命大学、教导师、警卫队和中央军去慰问演出和教歌，每处都要步行十多里。公演后，阎锡山接见三队全队，还两次请张光年去谈话，询问政治部三厅和三队的情况，表面欢迎，暗里提防，生怕是老蒋派来笼络晋绥军挖他墙脚的。张光年侃侃而谈，力图化解他们的疑虑。
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牺盟会总干事，掌握着政治部“说一不二”的大权，极聪明又多疑，三队成了他手上的烫山芋：若让他们去榆林恐怕会顺路去延安；若去晋西北、晋东南又怕跟八路军联手如虎添翼；若去晋军地盘又怕挖了自己墙脚；若是放在吉县眼皮底下掌控，又怕跟中央军联手反而监视自己。思来想去，只好同意三队去最穷苦的吕梁山区，吃不了苦就赶快离开山西。
12月初，三队到达六专署驻地汾西暖泉头，大雪纷飞的冬夜，首场公演观众上千人，大家情绪热烈，没一个中途退场。12月11日，三队来到二纵队领导机关所在隰县泉子坪，二纵政委兼专员张文昂和政治部主任韩钧等热烈欢迎。这里是吕梁根据地前线，除了为军民巡演，主要是举办戏剧和音乐培训班，帮助成立“吕梁剧团”，元旦举行军民联欢大会。不料元旦前夕，日军开始四路围攻疯狂“扫荡”，三队成立“战斗小分队”，保护全队跟着司令部行动。
吕梁崇山峻岭，山高壑深，纵横交错，，山壁陡峭，羊肠小道，沟底乱石冰滑，队员们一个个手拉手，一步一滑。长夜行军，人困马乏，又累又饿，边走边打瞌睡，跌跌撞撞。连张光年也挨不过困乏，滑倒在冰雪地上睡着了，拉起来继续前进，在一个叫“狗洞”的小村度过1939年元旦，每人半碗黑豆当“年饭”。他们和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星期，跟着二纵参加战斗，消灭300多个鬼子，赢得新年大捷，隰县、汾西、灵石各界组织慰劳团，推举张光年为团长，率队随团劳军。连日的劳累，急需回驻地休整，途中遇到纵队马夫遛马，张光年骑的大白马突然发飙狂奔，他摔下马正砸在尖石上，石尖扎进左臂肘关节深处，重伤骨头，晕了过去。 二纵队没有医疗条件，只能就近送往延安。队委会与二纵领导商定，用三队特支代号“济生堂”发电请示，中共中央组织部很快复电：“将光未然送往延安治疗。”由于电报没说全队可同往，只好留下。两位队长和大家坚决不干，要求再发电请示。如果不同意，就宣布二战区任务已完成，全队解散，都以个人身份投奔延安。事关重大，只好再发电请示。总部很快回电，同意全队同回延安，大家欢欣鼓舞。
从驻地到最近的永和渡口，要走700多华里。永和的黄河没有壶口壮烈，显示黄河母亲温柔慈爱的一面。张光年躺在担架上不能动，感激战友们亲切护理，再渡黄河他心随浪涌，想着放歌宝塔山下。这段战斗生活的积累，也都融化在之后的《黄河大合唱》之中。
初到革命圣地
1939年2月初，抗敌演剧队三队穿着国民党中央军军装，高唱着《国际歌》，风尘仆仆地走进延安。张光年被送进边区最好的和平医院，三队则住进宝塔山下最高档的“西北旅杜”。
“到家了！到家了”！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大家心情万分激动，含着欣喜的热泪又唱又跳，成天处于亢奋状态。大家最羡慕的是，延安遍地是歌声，到处是大学，要是能留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该是多么幸福啊，大家决心好好表现。
首场汇报演出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大家像升学入考场那样既高兴又紧张。尤其是穿着国民党军装演出，会不会轰下台？没想到，礼堂坐得满满的，毛泽东、李富春、罗瑞卿、萧劲光、萧向荣等中央领导都来了，穿着灰色士兵服，头戴八角帽，和普通观众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全队演唱了《抗敌歌》《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战歌曲，似乎不是在歌唱，而是从胸中喷涌出抗战决心和救国激情，毛泽东带头鼓掌，还一起哼唱；当表演张光年在山西创作的话剧《武装宣传》时，毛泽东时而微微点头，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全场情绪十分热烈，大家真的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第二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来旅社看望大家，欢迎全队回家，“昨天的演出很成功，你们以这种政治面貌出现是对的”。
大家不明白“政治面貌”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你们作为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战演剧队，在大街上行走，在舞台上演出，大家从好奇到热烈欢迎，都显示出我们延安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良好氛围，我们党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目标是对的。你们经过战火洗礼与艺术修炼，成为一支戏剧、歌咏、演讲和绘画全能型宣传队、战斗队和工作队，证明这条道路是成功的。”
大家一听茅塞顿开，仍然表达自己的强烈愿望，想上抗大、读鲁艺，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学好本领上前线！
李富春满口答应：“好哇！请你们回来，就是想让你们好好学习，好好提高嘛！”
大家也反映了既想上学，又舍不得解散团体的纠结。
李富春笑道：“解散干什么？全队一起学习多好！我们抗大、鲁艺不同于别的学校，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学制，都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灵活多样，生动活泼，最具创造力、学习力，能学到最重要的一些本领。你们去和抗大、鲁艺联系，请他们的老师给你们讲课，你们也可以去听他们讲课，大家一起学习和观摩，共同交流和演出，边学习边实践边工作，不是更好嘛！”
大家的心结顿时打开，两全其美太好了！
首创《黄河大合唱》
抗演三队首演成功后，经常应邀到一些单位演出，深深感到延安人才济济，他们会的大家都会而且唱得很好，一种压力油然而生。尤其是农历春节快到了，各机关部门都在准备文艺活动，总部要举办新春晚会，中直各单位都要出最好的节目。这是三队在延安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向党中央汇报、向延安展示自己的最佳时机，总不能只看人家搞得热热闹闹，自己却拿不出像样的节目来吧！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必须尽快拿出新的更好的节目来，自然要去医院向张光年汇报和商量怎么办。
张光年伤情有所控制，但受伤的左臂还没有完全消肿，上着夹板。他很理解大家的急切心情，希望自己赶紧创作个好节目也是应该的。黄河最能展现自己的情怀，他一直在酝酿构思歌颂黄河的作品，只是这个主题太大，用什么体裁形式最好，是写话剧、歌剧，还是歌曲、诗歌？大家觉得写集体朗诵诗最好，可以豪情万丈，尽情讴歌，气势照样恢宏。诗歌的诗和歌分不开，最好是诗朗诵配上音乐。邬析零想起在首渡黄河时，光年大哥曾问他什么是“康塔塔”。康塔塔（cantata）是欧洲古典音乐中的一种清唱套曲，包括独唱、重唱、合唱的多乐章声乐。如果我们的诗朗诵也有独诵、对诵、重诵和合诵多乐章，再配上音乐伴奏，一定别开生面。
张光年非常兴奋：“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没见过这种东西，现在试试创新，我先写好诗，请冼星海来帮我们配乐！”
张光年第一次下炕，送走队友们就按捺不住动笔。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早在武昌昙华林时，就想写最好的节目奉献延安，从长江到黄河，到处燃烧着抗战的激情，黄河的自然伟力和渡河的壮观，两渡黄河惊心动魄的船夫号子，万山丛中青纱帐里的英雄故事，祝捷会上民歌高手摧肝震胆的歌声，早在胸中化成长歌动地诗，冲开“壶口”奔流而出，仅用5天，口述400多行，由队友胡志涛帮着记录和誊写，暂定名为《黄河吟》。
大年三十晚上，延安沉浸在欢乐之中，在西北旅社中央交际处小礼堂窑洞里，抗演三队举行新春联欢晚会，首先由张光年朗诵他的新作《黄河吟》，特意请来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和夫人钱韵玲。窑洞外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窑洞内几盏煤油灯通明，张光年打着夹板的左臂用绷带吊在胸前，右手拿着诗作，先大略说明创作动机、意图、过程，全诗独特的结构形式，然后激情朗诵。这是年轻诗人大胆创新的尝试，大家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朗诵诗，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结构的歌词，都不禁为之动容。冼星海尤为惊喜和兴奋，凝神听完后，忽地站起来把诗稿一把抓在手上，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冼星海不是要为诗配曲，而是要将全诗谱成大合唱歌曲。在张光年和队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他夜以继日，仅用6天时间就把8个乐章全部谱写完。他对每个曲调和音符都要求极严，只要有一点没有表达完美，他都要反复修改，有的甚至撕掉重写，三易其稿。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应该富有民族特点和新的艺术探索，追求完美。 从4月1日开始，全队30人正式投入紧张的排练，冼星海亲自指导，平均每天练会一首。以前很少参加演出的美术组、行政后勤组同志也都要学唱排演，全部上场，分成四个声部。乐队人太少，请鲁艺音乐系师生帮忙，乐器五花八门，除了两把小提琴和口琴，其他就是锣、鼓、二胡、三弦、竹板、木鱼等，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有脸盆，大把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效果不错。已是春暖花开时节，军棉袄又脏又臃肿，大家就拆掉棉花，洗干净又在炕上压平，再配上翻毛皮军帽，在当时的延安俏得令人羡慕。
首场演出，由邬析零担任指挥，田冲担任男声独唱，蒋旨暇担任女声独唱，史鉴和刘晨暄担任男声二重唱，胡丹沸担任“说白”；张光年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篷，盖住他受伤的左臂，激动地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冼星海为他三弦伴奏。队员们把满腔激情融入歌声中，只觉得舞台地板都在和着节拍颤动。
陕北公学大礼堂里，挤满上千观众。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和好些中央首长、总部首长前来观看。每演完一个乐章，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们都带头鼓掌，场场掌声雷动。演出结束，毛泽东特别高兴，站起来使劲鼓掌，连声说：“好！好！好！”
中央首长和全场观众都起立，经久不息的热烈鼓掌。全体队员齐步走到台前，向毛泽东和全体观众行军礼，激动得热泪滚滚。
毛主席亲切接见
《黄河大合唱》首演大获成功，如同“大考”获胜，一连公演了好几场，同鲁艺合作非常愉悦；还出席了好些联欢会、座谈会，到处是掌声、赞扬声，意味着肯定能留在延安学习和工作，这才是最大的荣耀和幸福，没有一个人想到会离开革命圣地。
不久后的一天，李富春把三队党支部干事彭后嵘召去谈话，说中央决定要三队返回“二战区”工作。真如晴天霹雳一样，大家都蒙了，根本不相信是真的，谁都不肯走。我们千里迢迢、千辛万苦才到延安，刚刚来3个月，为什么就要我们走？我们应该在延安多学习两年，希望派有经验、有水平、有能力的同志来替换；如果一定要离开延安，可以到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去工作，要不行就去重庆大后方、去武汉沦陷区，就是不愿意回到山西阎管区！有的还提出，干脆摘掉军委会政治部的招牌，宣布三队解散就没事了。大家讨论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又去医院找张光年，希望他能帮忙向中央请求。
张光年自己也没想通。他曾向中央文委秘书长、上海老熟人艾思奇表示过，左臂伤残治不了就不治了，要求留在延安，而且鲁艺欢迎他。可中央的意见是，像你们这样的同志，还是留在国统区工作好。作为共产党员，只能服从组织决定。赵辛生立刻表示：“我不是党员，我可以不服从！申请入党还没批准，就说明我条件不够，应该留下继续学习提高！”大家情绪激动，一致要求支部负责把大家意见汇报给李富春，全力争取留在延安。可是，总部一直没有答复，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投入《黄河大合唱》的大型排练。直到“五一”节前夕，交际处处长金城来通知，首长要接见全体队员。大家越过延河爬上山坡，看见毛泽东主席在窑洞门口招手，才知道是毛主席接见，激动地迎上去热烈握手。
毛主席笑着招呼：“我这窑洞小，随便坐；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就这延安大红枣，随便吃。”
大家在长桌旁，围着毛主席坐下，显得很拘束。
毛主席看出来了，笑道：“你们的演出生龙活虎，很有战斗性，跟你们的年龄一样，朝气蓬勃啊！”
毛主席看看几个小同志，亲切地问：“小鬼，你多大了？”
当知道最小的只有15岁，队长刚22岁，全队平均年龄不到20岁时，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这样年轻，离开大城市的富裕生活，到边远的西北前线来参加抗战，真不容易！听说你们对回‘二战区’有很多问题想不通，可以说说嘛！”
大家坦诚地诉说留在延安的心愿和理由，我们都太年轻，回国统区精神太束缚，最好是换有经验的同志去，还问持久战要打多久呀、什么时候能胜利呀等等。
毛主席先简明扼要地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全部赶出中国！国民党顽固派不会真心抗战到底，他们的心思在哪里呢？在于消灭共产党！日寇攻占武汉后，又抛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诱降攻势，国民党五中全会就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现在西安行营已改为第十战区，调集胡宗南部及地方武装30多万人，重兵封锁我边区，不断加紧制造反共磨擦；山西阎锡山在3月“秋林会议”上，公然赞赏汪精卫叛国投降，大讲“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企图降日图存，联日反共。这对延安又是一大严重威胁！日本人一旦突破黄河天险，长驱直入，横扫大西北，全国抗战将陷入极大困难，最后胜利就要大大推迟！
大家这才认识到抗战形势的严重性、山西的重要性和危急性。
毛主席讲：“要阻止这种事态的恶化，扭转整个战局，要抗战到底，就必须发动广大人民起来全面抗战，推动国民党抗战到底，反对顽固派制造磨擦，阻止阎锡山降日反共！因此，宣传工作的任务就很重要，要向国统区的广大军民广泛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的道理。像你们在歌里唱的，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这是很震撼中国人灵魂的哟！
‘保卫黄河’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关系全国抗战命运的一场决战！派你们回‘二战区’去，也不是一般的巡回演出，而是具有战略性的文化进军，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占领那里的文化宣传阵地，把《黄河大合唱》唱到国统区去！唱遍全中国！”
大家认真聆听，感到非常震撼，却又觉得这个任务太重大了，我们三队怎么担得起？应该派八路军宣传队、派抗大和鲁艺的宣传队去才行呀。
毛主席说：“他们马上也要去的！为了适应形势的迫切需要，抗大和鲁艺都要去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华中新四军等地开办分校。但他们进不去国统区，不能在国军中进行宣传演出，都没有你们的特殊条件、特殊作用和特殊效果呀！”
毛主席见大家惊讶不解，风趣地说：“你们穿着国民党的衣裳，吃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和人民工作，这多好啊！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我要去人家还不要哩。”大家笑不可抑。 毛主席说：“你们有合法的身份，比派别的同志去方便得多，吸引力和说服力都大得’多。所以呀，你们三队不仅不能解散，还应该加强。”
赵辛生他们高兴了：“要加强就太好了，多派些有经验的同志替换我们，我们毕竟太年轻，人家总把我们当成学生伢！”
毛主席循循善诱地言道：“当成学生伢好哇，更容易亲近和接受哇！派几个人给你们是可以的，但不能替换你们。你们队长、副队长，是军委会政治部任命的，我们哪有权力撤换呀？要是新换的人多了，阎锡山他们就会怀疑，同志们的安全就要受到严重威胁，工作也难开展。”
大家都点头称是，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层！
毛主席笑道：“我和你们周恩来副部长都做过统一战线工作，他现在还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这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统战工作有困难，有斗争，这也很锻炼人。”
徐世津、彭后嵘便问：“山西太复杂，遇到困难怎么办？要注意些什么？”
毛主席回答说：“在统战工作中，要注意独立自主的问题，要善于斗争，又要掌握原则，不能让国民党骑在我们头上屙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来而不往非礼也！”
这时，防空警报响了，听到隆隆的飞机声。
毛主席带着大家，走进附近一座石头窑洞，边走边说：“延安的窑洞保险得很，日本鬼子拿它没办法。”
毛主席让大家往里面站，自己站在洞口守着。大家都拥护着毛主席：“主席，门口太危险，您进来吧！”
毛主席笑道：“没关系！你们看，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伙强盗，用飞机大炮占了我们的家园，还要施放和善烟幕，诱逼投降。你们去唤起民众，就是要让所有中国人识破敌人的阴谋，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坚决抗战到底，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赢得真正和平！”
飞机过去，警报解除，大家跟着主席回到会客室。
主席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崇敬地望着慈祥的主席，再没什么要说的。
毛主席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央决定让你们回山西，也是考虑到离延安最近。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党中央会支持你们的，必要时，再回来也方便呀！”
徐世津、赵辛生和大家都很感动，诚挚地表示：“谢谢您和党中央的关怀！请主席放心，我们想通了，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地回去，为保卫黄河、保卫延安努力工作！”
毛主席欣慰地说：“好好好！你们能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大家表示：“您放心，我们能！保证完成任务，坚持到底！”
美术组的金浪和钱辛稻当场给毛主席画像，主席看后，笑了笑，欣然签上名字。
毛主席送大家出窑洞：“好啦！等着看你们的演出，为你们壮行！”
大家整齐地站在毛主席面前，徐世津口令：“立正，敬礼！”全队向毛主席敬军礼，热泪潸然。
重返“二战区”
1939年5月11日晚上，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庆祝鲁艺成立周年和欢送抗演三队的晚会，专场演出大型《黄河大合唱》，由抗演三队全体队员和鲁艺、抗大、陕公等师生共500多人组成空前强大的阵容，乐队20多人都是鲁艺师生；由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张光年亲自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数盏大气灯把全场照得通亮，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萧劲光等好多中央首长，在延安的党政军各界领导人都应邀参加了晚会，观众在千人以上。这是抗演三队向延安和党中央的告别演出，也是党中央和延安军民为抗演三队重返“二战区”、把《黄河大合唱》唱响国统区送行，抗演三队人人纵情放歌，个个热泪盈眶。当唱到《保卫黄河》时，冼星海转身面向全场激动指挥，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们跟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一起放声高唱！
演出结束后，抗演三队作为中组部直属“特别支部”告别延安，直奔“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宜川秋林镇。在镇外桃树林，决死一纵政委薄一波和三纵政委戎子和约见三队部分同志，简要介绍了秋林会议的斗争情况。原来，阎管区正在秋林召开“高干会议”，阎锡山想步汪精卫后尘投降日本，会议上阎系旧军和新军决死纵队的矛盾开始表面化，斗争激烈。阎锡山把牺盟会和决死纵队看成是他妥协投降日本的最大障碍，一定要除之而后快。此时此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抗敌演剧队到来，其立场态度和演出节目，尤其令人关注。
抗演三队的态度非常明确，维护国共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他们为全体“高干”和阎管区军政人员演出《黄河大合唱》。这是《黄河大合唱》第一次走出延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首场演出，全场上千观众全都震撼了，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秋林一个多月，每场都有《黄河大合唱》的歌曲，还有《军民合作））等保留节目，给抗战新军极大鼓励，给妥协投降派沉重打击。
1941年7月，抗演三队接到军委会政治部的指令，按所在战区改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简称“剧宣二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全面掀起反共高潮，周恩来多次指示各队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发挥和培养独立作战的精神和力量。大家反复学习领会，非常清楚面临的形势异常复杂严峻，整个团队长期隐蔽潜伏，要战斗又丝毫不暴露，远比单人潜伏更艰难、更危险得多，最重要的是“特别支部”和队委会要成为全队最坚强的领导核心、战斗堡垒，每个党员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全队亲密无间、同心同德，共克时艰。他们辗转晋东南和晋西地区，活跃在中条山、吕梁山和太岳山区，深入广大农村和游击区，穿梭在新军决死队、中央军和晋军中巡回演出，每场演出都始终坚持有《黄河大合唱》的歌曲，还创作了一大批群众化、民族化的抗战新作品，鼓舞官兵中的抗日正气；编演一批揭露汉奸嘴脸，批判投降派，痛骂汪精卫的节目，掀起反对妥协投降的声浪。他们还在官兵中、民众中广交朋友，深入谈心，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
他们长期流动巡演，又多在贫困山乡，演出条件很艰苦，自己搭台、装台、卸台，用鬼子钢盔装上棉籽油，搓根棉条当灯捻，点上就是“舞台灯光”。他们常在离鬼子很近的村庄演出，鬼子常来骚扰，战士们一边打鬼子一边看戏，台上照演，台下照看。有次突然两声枪响，原来是台上游击队员打死了鬼子，台上台下热烈鼓掌。他们在农村巡演，常常是在庙宇或打麦场上铺点儿干草打地铺，能吃上一顿小米南瓜汤就很不错了，过度劳累又营养不良，许多队员因生病无药无法医治，也都不愿说，坚持巡演，常常是拖得很严重，队长徐世津和蒋旨暇、刘晨暄、郑翼云、罗复荣、庄玄、陈璧等7位相继不幸病逝，庄玄病逝时才17岁。但全队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诲，坚守信念，毫不动摇！ 为信仰坚守永远
阎锡山为加紧联日夹击中共抗日根据地，加快签订降日协定，视剧宣二队为眼中钉，于1945年1月，派“山西戴笠”梁化之到隰县，将剧宣二队全部扣押起来，将队长王负图、副队长赵辛生和彭后嵘、蓝光、史民、史鉴、高来、胡志涛、李悦之、张帆、江啸平、邬析零、朱天民等13人关进山西特务机关的“真理辨证处”窑洞监狱，诬陷二队有“汉奸”，有“共党组织”，对他们施以残酷刑讯、威胁逼供。尤其是对两位队长施以“坐老虎凳”、“夹筷子”的酷刑，还“活埋”赵辛生逼供。赵辛生始终英勇不屈，提笔写下：“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若问因何故？罪名莫须有！”
为防止敌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暗下毒手，狱外同志成立临时党支部，指定田冲为支书，接受狱内特支领导。这是用崇高信仰和纯真友爱熔铸的坚强团体，狱内同志保证不动摇、不变节，狱外同志保证不解散、不公演，也不贸然与延安总部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而是派史民以“病重”为由送二战区医院抢救，摆脱监视，秘密去重庆。
那时候，政治部已由张治中任部长，李俊龙任三厅厅长，周恩来又去延安出席党的七大了。于是，史民先找到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又去曾家岩见到徐冰，详细汇报剧宣二队遭受的残酷迫害，决定由史民找三厅厅长汇报详情，要求张部长通电阎锡山放人；同时接受新闻记者采访，由《大公晚报》和《新华日报》揭露二战区当局的严重迫害，震惊了山城，文艺界大力营救，疾声高呼：“不能让剧宣二队倒下！”政治部几次发电梁化之无条件放人，史民还专门去恩施拜见周苍柏夫妇，要陈诚出面发电阎锡山放人。
但是，阎锡山和梁化之根本不买账，反而恼羞成怒，严刑拷打王负图和赵辛生，二人几乎被打死；又将他们转移到更加恶劣的蔡沟监狱，分别关在一排阴冷潮湿的窑洞牢房，不准交谈联系，有卫兵严密把守；吃的尽是发霉带沙的小米饭，跳蚤咬得满身是疙瘩。敌人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诈骗恐吓，甚至制造有人交代揭发的假象，企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为了磨灭大家的精神意志，搜走所有书报文字、笔墨纸砚，不准与外界接触。同志们早已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始终没有一个人暴露党员身份、泄露半点机密，没有一个人随意乱说招来麻烦。他们坚持每天在牢洞里锻炼身体，对着洞壁练习发声、唱歌，唱《黄河大合唱》里的歌，唱他们自己创作的歌：“寒风，你吹！任你再吹，吹不退路上的行人，挡不住时光的前进啊！”他们经过多次斗争，争取到去河边洗头、洗衣的权利，一次只能去三人，两个卫兵押着。大家就用英语、世界语交流和鼓励，捡起河滩上美丽的小石头表达心志和爱情。他们把小石头磨成各种形状、各种奇异花纹的精美图章，用以磨练自己的意志，诗人李悦之说这象征着我们青春的磨练，起名“青春石”。他们每个人都是颗“青春石”，见证着青春和生命的坚守。
在狱外的同志，同样在不离不弃地战斗。梁化之扣发全队薪金粮饷，企图以极端困苦的生活迫使内部动摇信念，产生怨言，自行解体，各谋生路。最沉重的打击，是大人小孩得了传染病而得不到任何医治，郭奋扬和张静的爱子，李悦之和张帆的爱女，都被肺炎夺去幼小的生命。但是，每个同志始终坚守信念，没有一个人想离开团体自谋生路。他们在附近开荒种地，缝袜纺线、喂猪放羊，生产自救，顶住经济压力，还为狱中同志送吃的东西。他们经常从后山爬上山头，对着监狱窑洞放声歌唱，唤起狱中战友回应，狱外狱内，用《黄河大合唱》《囚徒歌》和山西民歌现编词，相互传递信息、交流感情，传达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的消息，大家欢欣鼓舞，充满胜利的希望。
阎锡山和梁化之黔驴技穷，将全队押往太原。队员们一路看到阎锡山竟然重用日本鬼子守卫县城，在城门口搜查中国百姓，抵抗八路军和决死纵队接收，大家义愤填膺。到了太原，梁化之将王负图、赵辛生等8位关进山西第一监狱，指定其他队友住在南园子原日本拘留所，企图让二队自生自灭，自动拖垮解散。没想到全队越抱越紧，不救出狱中8位同志决不离开。他们千方百计地打破封锁和孤立，联络太原进步师生和文艺界爱国人士，利用太原广播电台演唱《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这也是沦陷8年的太原第一次听到这些歌曲，起到“暮鼓晨钟”的巨大作用，赢得广大同胞的同情和支持。
根据国共“停战协定”，成立了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百忙之中，在重庆曾家岩接见了史民，对二队同志非常关心，让史民以队友的名义，给军事调停三人小组和全国剧协写信公开发表，“我可以拿着这些报纸给文白先生看，让他直接向阎锡山提出，立即释放剧宣二队被捕同志”。
不久，三人小组由北平到太原视察，田冲、胡宗温代表剧宣二队全体同志，身穿美式校官军装，从飞机场紧跟到下榻宾馆，由于梁化之在场阻挠接近，直到晚上9点多才找到张治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将控告信放在张治中的书桌上。在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共同干预下，阎锡山、梁化之才不得不同意释放。1946年3月，最后出狱的王负图、赵辛生和彭后嵘三位，被关押一年零两个月，走出监狱大门时，前来迎接的队友们如众星捧月般把三位队友抬起来，欢呼胜利！
胜利的“最后一幕”
1946年7月，剧宣二队终于得到南京主管部门的调动文件，公开合法地离开太原，前往北平，与先期到达的队友会师，与在“文协”北平分会工作的张光年重逢。
张光年是在云南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捕，经李公朴夫妇安排，逃出昆明，从海上绕道，1946年底到北平的，分别7年才重逢，看到大妹张帆与李悦之结婚了，二妹蓝光和赵辛生在狱中相爱，还有高来和胡志涛、邬析零和廖家高、田冲与龚映莲、庄言和田雨、彭后嵘与胡宗温、史鉴与吴华、古岛与万映萍等，都在共同信仰、共同坚守中携手相爱，经过铁窗烈火的淬砺而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和祝福。
赵辛生他们从来二队视察的李俊龙厅长处得知，梁化之已同北平十一战区政治部通气，随时都要准备新的袭击。赵辛生他们通过张光年联系到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徐冰，请他向周恩来和中央总部汇报请示。不久，徐冰传达中央新的指示：“我们在国统区需要工作，你们在国统区也很有影响，取得这样一个合法地位是很不容易的，继续坚持在这个据点工作，为以后解放北平做准备。”大家受尽苦难，多么希望回到解放区啊，现在又毫不犹豫地留下，将《黄河大合唱》唱响北平，还公演了李伯钊的《败家子》、蒋旨暇的《演戏》和《人约黄昏》等抗战戏。白杨看后赞许：“戏很有生活，给古城带来了新的气息。”张光年发表观感称：“剧宣二队的演出，好像在文化古城里响了一声春雷！”这时，党领导的四、六、九三个兄弟队和北平话剧界一些同志陆续充实到二队，又上演了郭沫若的《孔雀胆》、柯灵的《夜店》、陈白尘的《升官图》、田汉的《丽人行》，还有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使长期遭受沦陷之苦的北平倍感新文化的力量，“树立了今日北平舞台的楷模。”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解放军节节胜利，国统区人民“反内战、反迫害、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剧宣二队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当时，剧宣二队已改属国防部政工局领导，十一战区也改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下令排演大量反共“戡乱戏”，就是把一些抗战戏里的“日本鬼子”改成“共匪”，去平汉“前线”劳军，“鼓舞反共士气”。二队当然坚决不去“反共前线”、不演“戡乱剧”，以种种理由推脱，自然引起当局不满和怀疑，派特务跟踪监视；清华大学进步剧团的大幕布上印有“演剧二队”字样，也被认为是“剧宣二队”支持的，将二队的人列入“黑名单”。“剿总政治部”向南京国防部报告剧宣二队四大罪状：支持学运、演苏俄戏剧、有共党嫌疑、有人要投奔解放区，决定重新委派队长严加掌控。形势紧迫，特别支部派田冲去河北建平县（1958年9月后更名为平山县），通过城工部直接向中央总部请示。中央组织部请示刘少奇和周恩来，两位副主席立即决定演剧队迅速撤回解放区，并让城工部负责做好撤退安排。北平城工部和剧宣二队有过像京剧《三岔口》似的交手而增进了信任，精心安排。
1948年中秋节，正是剧宣二队建队10周年，又是蒋介石国防部新任队长履新，三喜临门。新队长欣然同意，在驻地江西会馆举行隆重酒会庆祝。新队长很快被大家灌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语无伦次，队员们按计划安排，分批迅速撤离。聚餐桌改为麻将桌，轮流陪着新队长连续打了一天两夜的麻将，好不热闹。这是剧宣二队上演的“最后一幕”。当新队长上任第一天召开全队大会时，傻等一天不见人，到集体宿舍查看，一切整整齐齐没有异样，又等到半夜不见人回，直到第五天，到队员家查看，全都锁门了，他这才醒悟过来，急忙向“剿总”报告：“二队的人全叫共产党拉跑了，全开小差跑了！”
当“剿总”通令各车站、港口、码头、名公路严密查捕二队共产党时，二队全体同志早已顺利通过关卡，平安回到解放区，正在城工部举办的欢迎餐会上，放声高唱《国际歌》《八路军军歌》和《黄河大合唱》。这年10月，特支先后派赵辛生、彭后嵘、田冲等去平山向总部汇报，还给周恩来写信，详细汇报在山西二战区的斗争和安全撤回的情况。周恩来亲笔回信，慰勉有加，祝贺全队胜利归来，并希望好好总结10年的斗争经验，努力学习新的理论与政策，并表示将由组织上派人负责安排大家的工作，迎接新中国。
最为自豪的是，整个团队在十年艰苦卓绝的隐蔽战斗中，没有一个人动摇屈服和退缩，没有一个人出问题，安全地回到解放区，用鲜血和生命、青春和意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没想到20年后，他们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林彪、“四人帮”为了诬陷敬爱的周总理，在1967年12月抛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黑文，在全国掀起揪斗、迫害所有原三厅抗敌演剧队成员的黑风恶浪，数以百计队员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反动军官”、“假共产党，真国民党”，连同他们的家属都遭到残酷迫害，20多人被迫害致死。张光年和赵寻（即赵辛生）他们的演剧队自然难逃厄运，但始终不屈不挠地坚守着正义和信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为所有演剧队和队员平反昭雪，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为了历史永远不再被颠倒、不再被遗忘，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为了今天的梦想而牺牲了自己青春和生命的老一辈追梦人，正是他们用青春壮举编织的中国梦，用理想唤起深沉的国魂，用热血托起苦难的大地，全凭着信仰的力量、执著的坚守，才有我们今天的中国梦！《黄河大合唱》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壮歌！（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中国青年》杂志社文艺部副主任、武昌文华中学北京校友会副主席）
从“拓荒剧团”说起
追溯抗敌演剧队三队的源头，是武汉“拓荒剧团”。一二九运动后，中共党员张光年和何伟，同刘露、郑挹梅、周德佑、赵辛生、胡丹沸等十几个好友创办“拓荒剧团”，推选张光年为团长，排演他的新作《诗人的受骗》，并将他的《胜利的微笑》《阿银姑娘》和田汉的《水银灯下》，作为“拓荒剧团”的“国防三部曲”公演。
周德佑和赵辛生是武昌文华中学同班同学，1920年出生的“发小”，同为地下“学联”委员。周德佑从小酷爱文学、戏剧和音乐，小提琴和小号演奏都非常出色，能写会画、能编会演；赵辛生也喜欢戏剧文艺，从初一就开始发表新诗，也是文华小才子。两个“富家子弟”总是西装革履、头发光亮，非常单纯、积极又热情。
周德佑的父亲周苍柏是湖北工商巨子、省府委员、著名的爱国银行家；赵辛生的父亲赵子畲是开贸易商行的爱国儒商，又都是文华中学同班好友，早年一同参加革命党“日知会”，一同上街演唱爱国军歌和校歌，都爱好音乐戏剧，格外热心支持儿子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拓荒剧团”经常在周公馆开会和排练，不仅管饭，还把一楼书房打通，扩大厅堂，供他们排练，帮他们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公演。
1936年冬，何伟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武汉执委，赶往南京组织营救被捕的“七君子”，也身陷囹圄；张光年因发表文章支持“七君子”，揭露国民党“爱国有罪”，也遭追捕亡命上海。时有鸡公山东北中学数百名学生反对学校贪腐到市政府请愿，高唱他们老师阎述诗谱曲的《五月的鲜花》，正是“拓荒剧团”演出的《阿银姑娘》里的序歌，当局以为是张光年及“拓荒剧团”在幕后鼓动，一直追查到周家。周父赶忙让德佑去上海就读，“拓荒剧团”仅半年就因白色恐怖被迫解散。
周德佑来到上海沪江中学读高一，结交了好些“左联”朋友，发表了独幕话剧《告别》、短篇小说《蓉姐》等进步作品，同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因为画漫画讽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揍了跟踪的小特务，被校方追查，便主动退学，于1937年初夏重返武昌文华中学，又与高二甲班赵辛生同班同桌。周德佑带回“强劲东风”，和赵辛生他们组织读书会、办墙报、成立剧社，开展文艺活动，使文华校园又充满“新的活力”。
1937年10月，国共形成合作抗日新局面，经周恩来的力争，“七君子”及何伟相继被释放出狱，张光年也从上海回到武汉，与周德佑和赵辛生重逢，正式重建“拓荒剧团”，张光年重任“拓荒剧团”团长，又吸收了多个学校和外地流亡的进步学生参加。由于何伟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兼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光年参加“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筹建，都很繁忙，“拓荒剧团”以文华为基地，实际工作由周德佑负责，赵辛生、徐世津等全力协助。他们放弃出国留学，积极投入抗战宣传的洪流。
立志巡演去延安
当时，全国文艺界许多著名团队和大腕纷纷云集武汉，小小“拓荒剧团”应如何开拓发展？有的主张请一些大腕明星来加盟，可一见都是些中学生小娃娃，明星都不愿来；有的主张到边远的北方去“拓荒”；有的主张在武汉周围宣传武装民众打游击。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只考虑自己和剧团的出路，更要考量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周德佑写下《献给八路军》的诗，激情讴歌“雄壮的进行曲呀，你拍合着民族生存的脉搏；英勇的八路军呀，你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巡演去革命圣地延安，到那里寻找人生的灯塔、青春的梦想！
那时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很多，但像他们这样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大都出生于富裕家庭，愿把自己学费、零花钱全都拿出来“充公”当盘缠，还想沿途编演更多的好节目作为奉献延安的见面礼，无疑是全国罕见的大胆壮举。
要实现壮举并非易事，首先必须要有个“官方”认可的名义，冠以宣传民众、慰劳国军的堂皇理由，才好闯过重重关卡公开活动。张光年因忙于组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不能同行，便在“剧协”弄到“话剧移动第七队”的名分（简称“剧协七队”）。他们本当是“第一队”，可协会理事长张道藩认为他们都是一帮中学生，没有“名人”，便在“一”字上加了一勾，变成“七”队。大家很不服气，在做队旗时仍然写“第一队”。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想到，周德佑和赵辛生的父亲极不赞成，不是反对去延安，而是反对他们全队步行巡演去延安，张光年不能带队同行，德佑还不满18岁，怎么能挑得起全队重担，克服沿途凶险？！
当时，周苍柏和赵子畲他们正在帮助延安和八路军转运工商各界捐献的大批抗战物资，想尽办法开辟水路公路交通运输线，出高价租船租车都没人敢去，谁都知道这一路必经鄂中鄂北，穿越大洪山、桐柏山，且不说千里路遥、山高水险，还有各地官方“虎视眈眈”，众多帮会和土匪，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怎么办？赵子畲斥责儿子“不知天高地厚，异想天开”！周苍柏则要他们“好好想想再说”。
但是，梦想是一种力量，越是“好好想想”，越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周德佑是全队的核心人物，他给父母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周苍柏夫妇看到信后非常难过和担心，让大女儿小燕把小弟找回来。周小燕找到周德佑并劝他：“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12月24日，是你18岁的生日！爸爸妈妈早就为你订好生日蛋糕，而你却留下一封信就不辞而别，让两位老人家多伤心！爸妈不是不让你们去延安，而是担心你们这样仓促上路不安全，一直在想办法帮你们。你要不回去就这么走，怎么对得起两位老人家！”大家都很感动，劝德佑快回家认错，做好父母工作。 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非常关心和重视，先让德佑他们去应城县汤池训练班进行适应性训练，同时让熟悉鄂北的张光年去襄阳参加筹建特委，董老专门接见交代任务，实际上也是为建立交通运输线和演剧队北上“扫地雷”打前站。有了共产党组织的帮助，周苍柏夫妇放心了，欣然同意，并决定亲自送全队去应城县汤池。
1938年1月1日，全队25人在汉口江汉关前集中，照相留念，登上卡车，第一次告别武汉，前往汤池训练班。汤池训练班是由国民党左派元老、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诚请其老同学、中共元老董必武，按照延安“抗大”模式办的，训练班主任是辞职回乡的前厅长李范一，教务主任是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陶铸，人们称该班为“小延安”。周苍柏是训练班日常经费的资助者，亲自送这些在大城市长大、没吃过苦的孩子们先来这里进行适应性训练，体验“抗大”，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提高自强能力。因正值春节，陶铸让他们到附近几个村镇巡回演出，背上行李走上十里八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台演出，用当地民歌新编小歌剧《从军别》，周德佑创作独幕话剧《小英雄》，颇受欢迎。经过一个月培训，临别前，陶铸邀集大家座谈了好几个小时，从大革命以来的经验谈到当前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如何开展城市和农村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特别强调宣传动员和民运工作的重要性，要大家千万不要轻视自己的工作。
德佑献身感天动地
鄂中鄂北一带，曾是“红遍湖北半边天”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贺龙的名望家喻户晓。但国民党多年“围剿”使得田园荒芜、贫困闭塞，百姓不知道“日本鬼子”是什么东西，“抗战救国”是怎么回事，也根本不相信国共会合作，更不愿去救“老蒋的国”。周德佑意识到如果不早做宣传、早做准备，等日本鬼子打来就损失太惨重了。所以他们不放过一切机会，一路上见人就宣讲，逢乡村小演，遇集镇大演。当地民众看到队员们都是省城学生伢，讲述自家逃亡遭遇，都很感动；看到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照片，义愤填膺；看到国军和八路军英勇抗击日寇的照片，知道贺龙的队伍在山西抗日，大家又欢欣鼓舞，许多青年要上前线打鬼子，许多农民卖掉山地湖田，捐款购枪，组织抗日武装保卫家园；还有许多隐蔽下来、与党失去联系的伤残老红军，更是渴望找到党。一路宣传的显著成效，鼓舞全队克服困难坚持前进。
一路巡演的艰难苦累，是在城市想象不到的。他们身背行李，肩挑道具，每天要走几十里路，每天伙食才一角四分钱，遇到荒芜之地便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最苦最累的是周德佑，事事处处带头苦干。他本是富家子弟，从没有干过这些苦活累活，自以为从小练武身体强健，总是抢着挑最重的担子；他每天要演、要编、要导，要管全队工作，经常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们常住破庙、祠堂和农家仓房，德佑总是睡在靠门的地方挡风，白天忙得一身汗，半夜冷风一吹，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感冒发烧，高烧不退也硬扛着，一声不吭，直到在台上演出《我们的家乡》第三幕时，突然倒在舞台上休克，扮演儿子的田冲赶忙去扶，才发现他身体滚烫。大家赶忙将他送到附近一个野战医院抢救，急电德佑父母赶快接回武汉治疗。只因高烧太久，耗尽精力又营养不良，心肺极度衰竭加上伤寒，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也没有能挽救他18岁的生命。
1938年3月20日，全家人守在病床前，德佑艰难地说：“我的最大心愿，就是以整个身心许国，死也不做亡国奴！”忽然挣扎地呼喊：“打吧！打死一个算一个，只有打死日本军阀，我们才有出路！”骤然停止了心跳。
春寒料峭，大地悲咽，中国人民在抗战救国的严峻时刻，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儿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汉口抗敌后援会、青年服务团、青年救国团、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武汉代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武昌文华中学等联合发起，于3月22日上午在周家举行隆重追悼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送匾额：“模范青年”；中共中央长江局送白绸挽联：“爱国牺牲，尽力宣传拼热血；抚棺痛哭，惟期捷报慰忠魂。”出席追悼会的有国民党上将、政治部长陈诚等，中共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和陶铸等，工商学界数百人参加。
周恩来夫妇紧紧握着周苍柏夫妇的手，悲痛地说：“德佑不幸去世，太令人悲痛了！像德佑一个富家子弟，能抛弃自己安逸的生活，追随革命，很不容易，太可惜了！”
追悼会上，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常务理事邓颖超致悼词：“在这位民族最优秀的救亡抗日烈士面前，全国同胞只有学习他的精神：第一，对贫苦大众的同情与帮助。第二，坚毅地不疲劳地为国工作的精神。第三，担负最艰苦的任务，一点也不自高自大。第四，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了大众。如果大家都能学习到这几种精神，德佑虽死犹生！”
张光年代表德佑生前团队的全体战友发表誓言：“你的双亲就是我们团体的父母，我们会好好安慰，决不辜负老人家的殷切希望！我们要保卫着我们的土地，决不让敌人的铁蹄从你遗体上踏过去！”
最后，董燕梁向全体来宾深深致谢，忍着泪说：“我代表我的全家，衷心感谢各位莅临悼念！德佑临终前告诉我们，他最大的志愿，第一是以整个身心许国；第二是死也不做亡国奴！他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作为他的父母亲人，我们为之庆幸，为之骄傲，将会把他的志愿发扬光大！我死了一个英勇能干的德佑，我要培植出千百个同样的青年出来，我将爱护别人的儿子，我有千百个心爱的儿子！”
《新华日报》3月23日报道了追悼会：“民族解放的伟大号角，吹起了中华民族儿女的最后冲锋号，不知有多少同胞在这号声下，前仆后继的奋斗！周君德佑，就是最勇敢的冲锋者中光荣牺牲的一位。”
3月24日又出版了《追悼周德佑志士特辑》，刊载了德佑给父母的信，田冲的（（悼亡友——德佑君》等多篇追悼文章，刊登了周苍柏感言：“我为国家损失了一个志士而难过，我要继续帮助德佑所参加的第七宣传队，让他们永远工作下去！”董燕梁感言：“我要把爱你的爱来爱世界上一切无母爱的儿女，我要继续你的志愿，努力到底！” 3月26日安葬德佑君，众人用大木排筏载着德佑的灵柩渡过长江，在武昌东湖周家“海光农圃”安葬，沿途许多民众自发送殡，感天动地，壮观空前。
重返昙华林
队长突然去世，对全队是最沉痛的打击。大家正是从追悼会的高规格，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讲话，领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周恩来高度评价和深切关心七队，从“八办”抽调刚从延安“抗大”毕业的彭后嵘和吕光加入，省委批准胡丹沸和田冲入党，七队实行五人执委集体领导，带领全队继续完成壮举、实现梦想。
七队在天门演出引起轰动，促使青洪帮“双龙头”和商会会长赞同成立抗敌后援会和抗日武装。在钟祥县“慰问地方武装”，原来是伙“土匪”，蒋旨暇和赵辛生他们挺身而出做工作，全队从傍晚起整整演了一通宵，满山寨打起火把看到天亮，硬是把全山寨和这支300人的武装感动了，说服他们树起抗日大旗。襄阳是鄂北军事重镇，去延安的必经关隘，县党部和中统“别动队”控制极严，明令禁止七队演出和北上“慰劳”。七队一面派胡丹沸回武汉请示下步行动，一面同洪深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合作演出，又利用樊城别动队与襄阳县党部的矛盾，打开新局面。这时，胡丹沸来电称：“七队将要改编为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的演剧队，望即回汉。”他们不知道“三厅”是干什么的，本来要坚持北进，得知是周恩来的召唤，大家义不容辞。正值7月初盛暑，没钱乘车，就坐乌篷船，同船夫一起摇橹、拉纤，风雨兼程返回昙华林。
张光年已奉命先期转到政治部三厅工作，给大家介绍了三厅情况，从厅长、副厅长到各处各科的科员，几乎都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流巨子，成为领导全国文化艺术界抗战救亡的司令部。要大家回来，主要是参加周恩来亲自策划领导、三厅主办的“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宣传周系列活动，掀起抗战宣传的更大高潮。政治部三厅正好跟文华中学门对门。别的学校都已内迁，文华中学是私立教会学校，教育厅不让参加“省联中”内迁，只好在每座楼顶画上美国国旗，警报一响都往文华跑，叫“跑租界”。蒋介石把三厅作为“共产党租界”，警特们也不敢来找麻烦。文华又有最大的“公书林”图书馆，著名的铜管大乐队、现代化音乐教室，最好的美国音响设备，所以文艺群英们荟萃这里，七队可以学到很多很好的东西。全队顾不上休息，积极投入纪念周和保卫大武汉一系列宣传活动，把半年巡演的所有节目都拿出来展演。江城火炬大游行和献金狂潮，涌现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情景，郭沫若惊呼这是“破天荒的最大成功”，赵辛生他们受到一次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亲身感受到长江儿女的民族伟力！
抗敌演剧队的改编
政治部三厅改编抗敌演剧队，是周恩来亲自设计和领导的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大手笔。早在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民众团体“名称繁杂，行动不一”为由，下令省市党部整饬，已显示救亡团体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再加上德佑之死更为痛惜，周恩来就开始想办法，如何帮助他们到民众中去发挥更大作用。
4月1日政治部三厅成立，首办“宣传周”轰动江城，各抗日团体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那些“党老爷”害怕人民发动起来“刺激日本”，大雨天拉响“防空警报”，宪兵团武力驱赶游行队伍，激起三厅和民众的愤怒。周恩来主管三厅工作，便着手考虑改编。阳翰笙在《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忆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敌演剧队》一文中说：“1938年4月第三厅刚成立，周恩来同志就考虑在三厅的建制下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召回“剧协七队”就是为了此事。
武汉大献金运动，五天就有100多万人献金，折合法币100多万元。按照筹委会确定的原则，“取之于民、用之于战”，成立慰劳总会统一慰劳工作，由陈诚任会长，马俊超和郭沫若任副会长，由三厅负责实施。政治部其他各厅当然红眼，中央党部和中央宣传部更是强烈不满，利用蒋介石夫妇献金最多却连个“名誉”都没有，极力诬陷中伤三厅。火炬大游行和献金现场，许多群众高举国共两党领袖和抗日名将的画像，其中有毛泽东和朱德等画像，高呼“国民党万岁”时也高呼“共产党万岁”，各种彩色灯笼有许多红色五角星灯笼，那些“党老爷”就大做文章，说是“国民党搭台，共产党唱戏”，是共产党操纵各团体为共产党宣传造势，壮大共产党的声威，挑动蒋介石强烈不满，不好直接对周恩来和郭沫若下手，就撤换黄琪翔副部长，重用“中统”骨干张厉生为副部长、贺衷寒为秘书长；三厅原定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迟迟不批准，许多正常工作无法进行，逼得郭沫若要辞职不干。周恩来力劝郭沫若不能辞职，当务之急是赶紧组建三厅直属队，纳入军委会政治部正规序列，取得正式番号和军费列支，分别派往各大战区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样，三厅就有了正规番号的宣传队伍，大家也就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可以保护文化宣传的进步事业和宝贵人才，那些反动派也不敢轻易下手了，三厅很快制订好改编方案上报。
蒋介石和陈诚看得出这是周恩来的主意，最怕共产党利用改编壮大势力，不如全都解散，由新成立的“三青团”改编，或参加二厅康泽的“战时工作训练团”受训。于是，武汉卫戌总司令部政治部下令取缔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等救亡团体，“如果抗不从命，必将严惩”；其他所有团队，都“无设置之必要，均明令停止活动”。
8月20日一见报，便激起所有团体强烈不满。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严重抗议，尤其是各地来的救亡团体、流亡学生组织，一旦解散，报国无门路，政治无保障，工作无着落，前途无指望，生活和生存都要陷入绝境，对当局背信弃义极为愤怒，决定发动全市大罢工大游行，以示强烈抗议。
当时，日军已攻占湖北黄梅，正向武汉东面最后一道门户田家镇要塞发起猛攻，如果武汉先乱必将不攻自破，作为武汉会战总指挥的蒋介石和陈诚罪责难逃，也都害怕了，诚请周恩来出面调解。周恩来一方面代表中共代表团并以他个人名义严正抗议解散民众抗日团体挑起事端；同时从大局出发，愿意出面做说服工作，但要真正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批准三厅改编计划，分别派往各战区去为国效力，自然就不会游行抗议了。蒋介石和陈诚只好批准，但编制和经费砍了一半，只能改编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等。 赵辛生他们七队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队第三队”
（简称“抗演三队”），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去延安的梦想，通过张光年、洪深和何伟等向周恩来反映大家的强烈愿望。周恩来特别理解和重视他们的要求，考虑到延安和山西都属“二战区”，山西全境又处于抗日前线和敌后，各方争夺十分激烈，亟须开展工作，去延安也比较方便，于是亲自决定三队出发去山西“二战区”。鉴于张光年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公开，不适合担任队长职务，周恩来亲自改升他为“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任命徐世津为队长，赵辛生为副队长；张光年作为党内三队“特别支部”书记，参与队里领导。由于要去延安的同志很多，三队超编10多人，经费有限，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法币2元。大家同甘共苦，毫无怨言。
西安虎口脱险
1938年9月9日，抗演三队从汉口大智门乘火车北上，冒着日机不断轰炸的危险，9月16日才到达西安。
西安是西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国民党对延安制造磨擦的桥头堡，抗日救亡却很消沉，延安总部要三队在西安多留些时间，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打破沉闷气氛。三队立即投入陕西各界纪念“九一八”七周年和募寒衣运动扩大宣传周，以最热闹的市中心鼓楼为基地，举行戏剧歌咏演出和讲演，举办“街头抗敌角”，陈列各种抗战书刊，出墙报、画报；举办歌咏研究班、漫画木刻展等，只要一亮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队第三队”的旗号，就吸引无数市民观看和热烈鼓掌，引起不小震动。尤其是“双十”节，省党部统一标准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三队大标语特意改成“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把“民族复兴”改为“民族解放”，增加了“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标语，文化人一看就明白其中新意，也引起国民党省党部和西安行营的不满。
当时，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党部主任、省主席和省保安司令等要职，都由蒋介石的亲信大红人蒋鼎文独自兼任。他是有名的“腐化将军”，看上了三队，要留下改编为对抗延安的文宣队。他们利用三队衣被单薄、经费短缺诱其就范不成，要直接报告蒋介石和陈诚批准，一旦批准，三队就会落入虎口、陷入绝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三队通过各种办法拖延阻止，加紧要“二战区”驻西安办事处尽快安排汽车和沿途食宿。城门卫兵以没有“特别通行证”阻拦，几经交涉做工作，终于在10月22日离开西安，虎口脱险，日夜兼程，于第二天黄昏赶到洛川。
在洛川连演三天，25日晚，突然得知武汉沦陷，大家非常悲痛，家在武汉的同志都哭了，更加激起对日寇的仇恨，迫切盼望快点进入延安。可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县党部的热情友善背后，暗藏更大杀机：只要三队有人去延安，省党部就可以诬告是延安“策反”政治部的人，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造磨擦，还要将三队调回西安整编，一箭双雕。三队特支同县党部特务斗智斗勇，在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将10多位编外同志和生病队友送进延安，国民党抓不住任何把柄，其他同志看着延安进不去，为了顾全大局，掩护去延安的同志，他们则转向东行，经宜川直奔黄河边。
两渡黄河的心灵震撼
大家赶着毛驴驮运行李，傍晚才到达黄河壶口疙瘩滩，站在高高的山上，看着汹涌壮观的壶口瀑布，整个心灵和身体都震撼了。这里没有住家，大家不顾百里步行的劳累，在河边山腰一个小土台子上，以壮丽的黄河为布景、以黄河的咆哮为伴奏，为渡口的几十位船工和守卫士兵演出，直到深夜。
第二天（11月1日）上午10点左右，全队登上一艘大木船，在汹涌的怒涛中劈波斩浪。大家上岸后，翻越人祖山，到达长官司令部所在地吉县，住文城村。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接到总部通知，第二天便赶来看望“友军”，详细介绍山西的严峻形势。山西大部分被日寇占领，阎锡山被挤压在黄河边10多个贫困小县，脚踏蒋介石国民党、共产党八路军和日寇侵略军三只船，对谁都疑心戒备。阎锡山与我党合作，主要是共同成立“牺盟会”及抗日武装“决死纵队”（即“新军”）。阎锡山委派军事干部，我党委派政委和政工干部，常有磨擦，各纵队都欢迎三队去开展工作。要是去延安，最好是去晋西吕梁二纵队，过河去榆林慰问傅作义晋绥军，途中就可以顺道去延安。大家都赞成这个稳妥方案。
三队在吉县公演6场，每场观众都是七八百上千人；还到各乡村、政府单位、民族革命大学、教导师、警卫队和中央军去慰问演出和教歌，每处都要步行十多里。公演后，阎锡山接见三队全队，还两次请张光年去谈话，询问政治部三厅和三队的情况，表面欢迎，暗里提防，生怕是老蒋派来笼络晋绥军挖他墙脚的。张光年侃侃而谈，力图化解他们的疑虑。
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牺盟会总干事，掌握着政治部“说一不二”的大权，极聪明又多疑，三队成了他手上的烫山芋：若让他们去榆林恐怕会顺路去延安；若去晋西北、晋东南又怕跟八路军联手如虎添翼；若去晋军地盘又怕挖了自己墙脚；若是放在吉县眼皮底下掌控，又怕跟中央军联手反而监视自己。思来想去，只好同意三队去最穷苦的吕梁山区，吃不了苦就赶快离开山西。
12月初，三队到达六专署驻地汾西暖泉头，大雪纷飞的冬夜，首场公演观众上千人，大家情绪热烈，没一个中途退场。12月11日，三队来到二纵队领导机关所在隰县泉子坪，二纵政委兼专员张文昂和政治部主任韩钧等热烈欢迎。这里是吕梁根据地前线，除了为军民巡演，主要是举办戏剧和音乐培训班，帮助成立“吕梁剧团”，元旦举行军民联欢大会。不料元旦前夕，日军开始四路围攻疯狂“扫荡”，三队成立“战斗小分队”，保护全队跟着司令部行动。
吕梁崇山峻岭，山高壑深，纵横交错，，山壁陡峭，羊肠小道，沟底乱石冰滑，队员们一个个手拉手，一步一滑。长夜行军，人困马乏，又累又饿，边走边打瞌睡，跌跌撞撞。连张光年也挨不过困乏，滑倒在冰雪地上睡着了，拉起来继续前进，在一个叫“狗洞”的小村度过1939年元旦，每人半碗黑豆当“年饭”。他们和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星期，跟着二纵参加战斗，消灭300多个鬼子，赢得新年大捷，隰县、汾西、灵石各界组织慰劳团，推举张光年为团长，率队随团劳军。连日的劳累，急需回驻地休整，途中遇到纵队马夫遛马，张光年骑的大白马突然发飙狂奔，他摔下马正砸在尖石上，石尖扎进左臂肘关节深处，重伤骨头，晕了过去。 二纵队没有医疗条件，只能就近送往延安。队委会与二纵领导商定，用三队特支代号“济生堂”发电请示，中共中央组织部很快复电：“将光未然送往延安治疗。”由于电报没说全队可同往，只好留下。两位队长和大家坚决不干，要求再发电请示。如果不同意，就宣布二战区任务已完成，全队解散，都以个人身份投奔延安。事关重大，只好再发电请示。总部很快回电，同意全队同回延安，大家欢欣鼓舞。
从驻地到最近的永和渡口，要走700多华里。永和的黄河没有壶口壮烈，显示黄河母亲温柔慈爱的一面。张光年躺在担架上不能动，感激战友们亲切护理，再渡黄河他心随浪涌，想着放歌宝塔山下。这段战斗生活的积累，也都融化在之后的《黄河大合唱》之中。
初到革命圣地
1939年2月初，抗敌演剧队三队穿着国民党中央军军装，高唱着《国际歌》，风尘仆仆地走进延安。张光年被送进边区最好的和平医院，三队则住进宝塔山下最高档的“西北旅杜”。
“到家了！到家了”！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大家心情万分激动，含着欣喜的热泪又唱又跳，成天处于亢奋状态。大家最羡慕的是，延安遍地是歌声，到处是大学，要是能留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该是多么幸福啊，大家决心好好表现。
首场汇报演出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大家像升学入考场那样既高兴又紧张。尤其是穿着国民党军装演出，会不会轰下台？没想到，礼堂坐得满满的，毛泽东、李富春、罗瑞卿、萧劲光、萧向荣等中央领导都来了，穿着灰色士兵服，头戴八角帽，和普通观众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全队演唱了《抗敌歌》《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战歌曲，似乎不是在歌唱，而是从胸中喷涌出抗战决心和救国激情，毛泽东带头鼓掌，还一起哼唱；当表演张光年在山西创作的话剧《武装宣传》时，毛泽东时而微微点头，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全场情绪十分热烈，大家真的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第二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来旅社看望大家，欢迎全队回家，“昨天的演出很成功，你们以这种政治面貌出现是对的”。
大家不明白“政治面貌”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你们作为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战演剧队，在大街上行走，在舞台上演出，大家从好奇到热烈欢迎，都显示出我们延安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良好氛围，我们党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目标是对的。你们经过战火洗礼与艺术修炼，成为一支戏剧、歌咏、演讲和绘画全能型宣传队、战斗队和工作队，证明这条道路是成功的。”
大家一听茅塞顿开，仍然表达自己的强烈愿望，想上抗大、读鲁艺，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学好本领上前线！
李富春满口答应：“好哇！请你们回来，就是想让你们好好学习，好好提高嘛！”
大家也反映了既想上学，又舍不得解散团体的纠结。
李富春笑道：“解散干什么？全队一起学习多好！我们抗大、鲁艺不同于别的学校，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学制，都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灵活多样，生动活泼，最具创造力、学习力，能学到最重要的一些本领。你们去和抗大、鲁艺联系，请他们的老师给你们讲课，你们也可以去听他们讲课，大家一起学习和观摩，共同交流和演出，边学习边实践边工作，不是更好嘛！”
大家的心结顿时打开，两全其美太好了！
首创《黄河大合唱》
抗演三队首演成功后，经常应邀到一些单位演出，深深感到延安人才济济，他们会的大家都会而且唱得很好，一种压力油然而生。尤其是农历春节快到了，各机关部门都在准备文艺活动，总部要举办新春晚会，中直各单位都要出最好的节目。这是三队在延安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向党中央汇报、向延安展示自己的最佳时机，总不能只看人家搞得热热闹闹，自己却拿不出像样的节目来吧！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必须尽快拿出新的更好的节目来，自然要去医院向张光年汇报和商量怎么办。
张光年伤情有所控制，但受伤的左臂还没有完全消肿，上着夹板。他很理解大家的急切心情，希望自己赶紧创作个好节目也是应该的。黄河最能展现自己的情怀，他一直在酝酿构思歌颂黄河的作品，只是这个主题太大，用什么体裁形式最好，是写话剧、歌剧，还是歌曲、诗歌？大家觉得写集体朗诵诗最好，可以豪情万丈，尽情讴歌，气势照样恢宏。诗歌的诗和歌分不开，最好是诗朗诵配上音乐。邬析零想起在首渡黄河时，光年大哥曾问他什么是“康塔塔”。康塔塔（cantata）是欧洲古典音乐中的一种清唱套曲，包括独唱、重唱、合唱的多乐章声乐。如果我们的诗朗诵也有独诵、对诵、重诵和合诵多乐章，再配上音乐伴奏，一定别开生面。
张光年非常兴奋：“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没见过这种东西，现在试试创新，我先写好诗，请冼星海来帮我们配乐！”
张光年第一次下炕，送走队友们就按捺不住动笔。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早在武昌昙华林时，就想写最好的节目奉献延安，从长江到黄河，到处燃烧着抗战的激情，黄河的自然伟力和渡河的壮观，两渡黄河惊心动魄的船夫号子，万山丛中青纱帐里的英雄故事，祝捷会上民歌高手摧肝震胆的歌声，早在胸中化成长歌动地诗，冲开“壶口”奔流而出，仅用5天，口述400多行，由队友胡志涛帮着记录和誊写，暂定名为《黄河吟》。
大年三十晚上，延安沉浸在欢乐之中，在西北旅社中央交际处小礼堂窑洞里，抗演三队举行新春联欢晚会，首先由张光年朗诵他的新作《黄河吟》，特意请来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和夫人钱韵玲。窑洞外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窑洞内几盏煤油灯通明，张光年打着夹板的左臂用绷带吊在胸前，右手拿着诗作，先大略说明创作动机、意图、过程，全诗独特的结构形式，然后激情朗诵。这是年轻诗人大胆创新的尝试，大家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朗诵诗，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结构的歌词，都不禁为之动容。冼星海尤为惊喜和兴奋，凝神听完后，忽地站起来把诗稿一把抓在手上，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冼星海不是要为诗配曲，而是要将全诗谱成大合唱歌曲。在张光年和队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他夜以继日，仅用6天时间就把8个乐章全部谱写完。他对每个曲调和音符都要求极严，只要有一点没有表达完美，他都要反复修改，有的甚至撕掉重写，三易其稿。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应该富有民族特点和新的艺术探索，追求完美。 从4月1日开始，全队30人正式投入紧张的排练，冼星海亲自指导，平均每天练会一首。以前很少参加演出的美术组、行政后勤组同志也都要学唱排演，全部上场，分成四个声部。乐队人太少，请鲁艺音乐系师生帮忙，乐器五花八门，除了两把小提琴和口琴，其他就是锣、鼓、二胡、三弦、竹板、木鱼等，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有脸盆，大把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效果不错。已是春暖花开时节，军棉袄又脏又臃肿，大家就拆掉棉花，洗干净又在炕上压平，再配上翻毛皮军帽，在当时的延安俏得令人羡慕。
首场演出，由邬析零担任指挥，田冲担任男声独唱，蒋旨暇担任女声独唱，史鉴和刘晨暄担任男声二重唱，胡丹沸担任“说白”；张光年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篷，盖住他受伤的左臂，激动地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冼星海为他三弦伴奏。队员们把满腔激情融入歌声中，只觉得舞台地板都在和着节拍颤动。
陕北公学大礼堂里，挤满上千观众。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和好些中央首长、总部首长前来观看。每演完一个乐章，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们都带头鼓掌，场场掌声雷动。演出结束，毛泽东特别高兴，站起来使劲鼓掌，连声说：“好！好！好！”
中央首长和全场观众都起立，经久不息的热烈鼓掌。全体队员齐步走到台前，向毛泽东和全体观众行军礼，激动得热泪滚滚。
毛主席亲切接见
《黄河大合唱》首演大获成功，如同“大考”获胜，一连公演了好几场，同鲁艺合作非常愉悦；还出席了好些联欢会、座谈会，到处是掌声、赞扬声，意味着肯定能留在延安学习和工作，这才是最大的荣耀和幸福，没有一个人想到会离开革命圣地。
不久后的一天，李富春把三队党支部干事彭后嵘召去谈话，说中央决定要三队返回“二战区”工作。真如晴天霹雳一样，大家都蒙了，根本不相信是真的，谁都不肯走。我们千里迢迢、千辛万苦才到延安，刚刚来3个月，为什么就要我们走？我们应该在延安多学习两年，希望派有经验、有水平、有能力的同志来替换；如果一定要离开延安，可以到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去工作，要不行就去重庆大后方、去武汉沦陷区，就是不愿意回到山西阎管区！有的还提出，干脆摘掉军委会政治部的招牌，宣布三队解散就没事了。大家讨论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又去医院找张光年，希望他能帮忙向中央请求。
张光年自己也没想通。他曾向中央文委秘书长、上海老熟人艾思奇表示过，左臂伤残治不了就不治了，要求留在延安，而且鲁艺欢迎他。可中央的意见是，像你们这样的同志，还是留在国统区工作好。作为共产党员，只能服从组织决定。赵辛生立刻表示：“我不是党员，我可以不服从！申请入党还没批准，就说明我条件不够，应该留下继续学习提高！”大家情绪激动，一致要求支部负责把大家意见汇报给李富春，全力争取留在延安。可是，总部一直没有答复，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投入《黄河大合唱》的大型排练。直到“五一”节前夕，交际处处长金城来通知，首长要接见全体队员。大家越过延河爬上山坡，看见毛泽东主席在窑洞门口招手，才知道是毛主席接见，激动地迎上去热烈握手。
毛主席笑着招呼：“我这窑洞小，随便坐；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就这延安大红枣，随便吃。”
大家在长桌旁，围着毛主席坐下，显得很拘束。
毛主席看出来了，笑道：“你们的演出生龙活虎，很有战斗性，跟你们的年龄一样，朝气蓬勃啊！”
毛主席看看几个小同志，亲切地问：“小鬼，你多大了？”
当知道最小的只有15岁，队长刚22岁，全队平均年龄不到20岁时，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这样年轻，离开大城市的富裕生活，到边远的西北前线来参加抗战，真不容易！听说你们对回‘二战区’有很多问题想不通，可以说说嘛！”
大家坦诚地诉说留在延安的心愿和理由，我们都太年轻，回国统区精神太束缚，最好是换有经验的同志去，还问持久战要打多久呀、什么时候能胜利呀等等。
毛主席先简明扼要地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全部赶出中国！国民党顽固派不会真心抗战到底，他们的心思在哪里呢？在于消灭共产党！日寇攻占武汉后，又抛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诱降攻势，国民党五中全会就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现在西安行营已改为第十战区，调集胡宗南部及地方武装30多万人，重兵封锁我边区，不断加紧制造反共磨擦；山西阎锡山在3月“秋林会议”上，公然赞赏汪精卫叛国投降，大讲“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企图降日图存，联日反共。这对延安又是一大严重威胁！日本人一旦突破黄河天险，长驱直入，横扫大西北，全国抗战将陷入极大困难，最后胜利就要大大推迟！
大家这才认识到抗战形势的严重性、山西的重要性和危急性。
毛主席讲：“要阻止这种事态的恶化，扭转整个战局，要抗战到底，就必须发动广大人民起来全面抗战，推动国民党抗战到底，反对顽固派制造磨擦，阻止阎锡山降日反共！因此，宣传工作的任务就很重要，要向国统区的广大军民广泛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的道理。像你们在歌里唱的，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这是很震撼中国人灵魂的哟！
‘保卫黄河’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关系全国抗战命运的一场决战！派你们回‘二战区’去，也不是一般的巡回演出，而是具有战略性的文化进军，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占领那里的文化宣传阵地，把《黄河大合唱》唱到国统区去！唱遍全中国！”
大家认真聆听，感到非常震撼，却又觉得这个任务太重大了，我们三队怎么担得起？应该派八路军宣传队、派抗大和鲁艺的宣传队去才行呀。
毛主席说：“他们马上也要去的！为了适应形势的迫切需要，抗大和鲁艺都要去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华中新四军等地开办分校。但他们进不去国统区，不能在国军中进行宣传演出，都没有你们的特殊条件、特殊作用和特殊效果呀！”
毛主席见大家惊讶不解，风趣地说：“你们穿着国民党的衣裳，吃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和人民工作，这多好啊！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我要去人家还不要哩。”大家笑不可抑。 毛主席说：“你们有合法的身份，比派别的同志去方便得多，吸引力和说服力都大得’多。所以呀，你们三队不仅不能解散，还应该加强。”
赵辛生他们高兴了：“要加强就太好了，多派些有经验的同志替换我们，我们毕竟太年轻，人家总把我们当成学生伢！”
毛主席循循善诱地言道：“当成学生伢好哇，更容易亲近和接受哇！派几个人给你们是可以的，但不能替换你们。你们队长、副队长，是军委会政治部任命的，我们哪有权力撤换呀？要是新换的人多了，阎锡山他们就会怀疑，同志们的安全就要受到严重威胁，工作也难开展。”
大家都点头称是，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层！
毛主席笑道：“我和你们周恩来副部长都做过统一战线工作，他现在还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这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统战工作有困难，有斗争，这也很锻炼人。”
徐世津、彭后嵘便问：“山西太复杂，遇到困难怎么办？要注意些什么？”
毛主席回答说：“在统战工作中，要注意独立自主的问题，要善于斗争，又要掌握原则，不能让国民党骑在我们头上屙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来而不往非礼也！”
这时，防空警报响了，听到隆隆的飞机声。
毛主席带着大家，走进附近一座石头窑洞，边走边说：“延安的窑洞保险得很，日本鬼子拿它没办法。”
毛主席让大家往里面站，自己站在洞口守着。大家都拥护着毛主席：“主席，门口太危险，您进来吧！”
毛主席笑道：“没关系！你们看，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伙强盗，用飞机大炮占了我们的家园，还要施放和善烟幕，诱逼投降。你们去唤起民众，就是要让所有中国人识破敌人的阴谋，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坚决抗战到底，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赢得真正和平！”
飞机过去，警报解除，大家跟着主席回到会客室。
主席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崇敬地望着慈祥的主席，再没什么要说的。
毛主席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央决定让你们回山西，也是考虑到离延安最近。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党中央会支持你们的，必要时，再回来也方便呀！”
徐世津、赵辛生和大家都很感动，诚挚地表示：“谢谢您和党中央的关怀！请主席放心，我们想通了，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地回去，为保卫黄河、保卫延安努力工作！”
毛主席欣慰地说：“好好好！你们能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大家表示：“您放心，我们能！保证完成任务，坚持到底！”
美术组的金浪和钱辛稻当场给毛主席画像，主席看后，笑了笑，欣然签上名字。
毛主席送大家出窑洞：“好啦！等着看你们的演出，为你们壮行！”
大家整齐地站在毛主席面前，徐世津口令：“立正，敬礼！”全队向毛主席敬军礼，热泪潸然。
重返“二战区”
1939年5月11日晚上，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庆祝鲁艺成立周年和欢送抗演三队的晚会，专场演出大型《黄河大合唱》，由抗演三队全体队员和鲁艺、抗大、陕公等师生共500多人组成空前强大的阵容，乐队20多人都是鲁艺师生；由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张光年亲自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数盏大气灯把全场照得通亮，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萧劲光等好多中央首长，在延安的党政军各界领导人都应邀参加了晚会，观众在千人以上。这是抗演三队向延安和党中央的告别演出，也是党中央和延安军民为抗演三队重返“二战区”、把《黄河大合唱》唱响国统区送行，抗演三队人人纵情放歌，个个热泪盈眶。当唱到《保卫黄河》时，冼星海转身面向全场激动指挥，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们跟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一起放声高唱！
演出结束后，抗演三队作为中组部直属“特别支部”告别延安，直奔“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宜川秋林镇。在镇外桃树林，决死一纵政委薄一波和三纵政委戎子和约见三队部分同志，简要介绍了秋林会议的斗争情况。原来，阎管区正在秋林召开“高干会议”，阎锡山想步汪精卫后尘投降日本，会议上阎系旧军和新军决死纵队的矛盾开始表面化，斗争激烈。阎锡山把牺盟会和决死纵队看成是他妥协投降日本的最大障碍，一定要除之而后快。此时此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抗敌演剧队到来，其立场态度和演出节目，尤其令人关注。
抗演三队的态度非常明确，维护国共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他们为全体“高干”和阎管区军政人员演出《黄河大合唱》。这是《黄河大合唱》第一次走出延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首场演出，全场上千观众全都震撼了，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秋林一个多月，每场都有《黄河大合唱》的歌曲，还有《军民合作））等保留节目，给抗战新军极大鼓励，给妥协投降派沉重打击。
1941年7月，抗演三队接到军委会政治部的指令，按所在战区改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简称“剧宣二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全面掀起反共高潮，周恩来多次指示各队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发挥和培养独立作战的精神和力量。大家反复学习领会，非常清楚面临的形势异常复杂严峻，整个团队长期隐蔽潜伏，要战斗又丝毫不暴露，远比单人潜伏更艰难、更危险得多，最重要的是“特别支部”和队委会要成为全队最坚强的领导核心、战斗堡垒，每个党员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全队亲密无间、同心同德，共克时艰。他们辗转晋东南和晋西地区，活跃在中条山、吕梁山和太岳山区，深入广大农村和游击区，穿梭在新军决死队、中央军和晋军中巡回演出，每场演出都始终坚持有《黄河大合唱》的歌曲，还创作了一大批群众化、民族化的抗战新作品，鼓舞官兵中的抗日正气；编演一批揭露汉奸嘴脸，批判投降派，痛骂汪精卫的节目，掀起反对妥协投降的声浪。他们还在官兵中、民众中广交朋友，深入谈心，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
他们长期流动巡演，又多在贫困山乡，演出条件很艰苦，自己搭台、装台、卸台，用鬼子钢盔装上棉籽油，搓根棉条当灯捻，点上就是“舞台灯光”。他们常在离鬼子很近的村庄演出，鬼子常来骚扰，战士们一边打鬼子一边看戏，台上照演，台下照看。有次突然两声枪响，原来是台上游击队员打死了鬼子，台上台下热烈鼓掌。他们在农村巡演，常常是在庙宇或打麦场上铺点儿干草打地铺，能吃上一顿小米南瓜汤就很不错了，过度劳累又营养不良，许多队员因生病无药无法医治，也都不愿说，坚持巡演，常常是拖得很严重，队长徐世津和蒋旨暇、刘晨暄、郑翼云、罗复荣、庄玄、陈璧等7位相继不幸病逝，庄玄病逝时才17岁。但全队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诲，坚守信念，毫不动摇！ 为信仰坚守永远
阎锡山为加紧联日夹击中共抗日根据地，加快签订降日协定，视剧宣二队为眼中钉，于1945年1月，派“山西戴笠”梁化之到隰县，将剧宣二队全部扣押起来，将队长王负图、副队长赵辛生和彭后嵘、蓝光、史民、史鉴、高来、胡志涛、李悦之、张帆、江啸平、邬析零、朱天民等13人关进山西特务机关的“真理辨证处”窑洞监狱，诬陷二队有“汉奸”，有“共党组织”，对他们施以残酷刑讯、威胁逼供。尤其是对两位队长施以“坐老虎凳”、“夹筷子”的酷刑，还“活埋”赵辛生逼供。赵辛生始终英勇不屈，提笔写下：“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若问因何故？罪名莫须有！”
为防止敌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暗下毒手，狱外同志成立临时党支部，指定田冲为支书，接受狱内特支领导。这是用崇高信仰和纯真友爱熔铸的坚强团体，狱内同志保证不动摇、不变节，狱外同志保证不解散、不公演，也不贸然与延安总部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而是派史民以“病重”为由送二战区医院抢救，摆脱监视，秘密去重庆。
那时候，政治部已由张治中任部长，李俊龙任三厅厅长，周恩来又去延安出席党的七大了。于是，史民先找到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又去曾家岩见到徐冰，详细汇报剧宣二队遭受的残酷迫害，决定由史民找三厅厅长汇报详情，要求张部长通电阎锡山放人；同时接受新闻记者采访，由《大公晚报》和《新华日报》揭露二战区当局的严重迫害，震惊了山城，文艺界大力营救，疾声高呼：“不能让剧宣二队倒下！”政治部几次发电梁化之无条件放人，史民还专门去恩施拜见周苍柏夫妇，要陈诚出面发电阎锡山放人。
但是，阎锡山和梁化之根本不买账，反而恼羞成怒，严刑拷打王负图和赵辛生，二人几乎被打死；又将他们转移到更加恶劣的蔡沟监狱，分别关在一排阴冷潮湿的窑洞牢房，不准交谈联系，有卫兵严密把守；吃的尽是发霉带沙的小米饭，跳蚤咬得满身是疙瘩。敌人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诈骗恐吓，甚至制造有人交代揭发的假象，企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为了磨灭大家的精神意志，搜走所有书报文字、笔墨纸砚，不准与外界接触。同志们早已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始终没有一个人暴露党员身份、泄露半点机密，没有一个人随意乱说招来麻烦。他们坚持每天在牢洞里锻炼身体，对着洞壁练习发声、唱歌，唱《黄河大合唱》里的歌，唱他们自己创作的歌：“寒风，你吹！任你再吹，吹不退路上的行人，挡不住时光的前进啊！”他们经过多次斗争，争取到去河边洗头、洗衣的权利，一次只能去三人，两个卫兵押着。大家就用英语、世界语交流和鼓励，捡起河滩上美丽的小石头表达心志和爱情。他们把小石头磨成各种形状、各种奇异花纹的精美图章，用以磨练自己的意志，诗人李悦之说这象征着我们青春的磨练，起名“青春石”。他们每个人都是颗“青春石”，见证着青春和生命的坚守。
在狱外的同志，同样在不离不弃地战斗。梁化之扣发全队薪金粮饷，企图以极端困苦的生活迫使内部动摇信念，产生怨言，自行解体，各谋生路。最沉重的打击，是大人小孩得了传染病而得不到任何医治，郭奋扬和张静的爱子，李悦之和张帆的爱女，都被肺炎夺去幼小的生命。但是，每个同志始终坚守信念，没有一个人想离开团体自谋生路。他们在附近开荒种地，缝袜纺线、喂猪放羊，生产自救，顶住经济压力，还为狱中同志送吃的东西。他们经常从后山爬上山头，对着监狱窑洞放声歌唱，唤起狱中战友回应，狱外狱内，用《黄河大合唱》《囚徒歌》和山西民歌现编词，相互传递信息、交流感情，传达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的消息，大家欢欣鼓舞，充满胜利的希望。
阎锡山和梁化之黔驴技穷，将全队押往太原。队员们一路看到阎锡山竟然重用日本鬼子守卫县城，在城门口搜查中国百姓，抵抗八路军和决死纵队接收，大家义愤填膺。到了太原，梁化之将王负图、赵辛生等8位关进山西第一监狱，指定其他队友住在南园子原日本拘留所，企图让二队自生自灭，自动拖垮解散。没想到全队越抱越紧，不救出狱中8位同志决不离开。他们千方百计地打破封锁和孤立，联络太原进步师生和文艺界爱国人士，利用太原广播电台演唱《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这也是沦陷8年的太原第一次听到这些歌曲，起到“暮鼓晨钟”的巨大作用，赢得广大同胞的同情和支持。
根据国共“停战协定”，成立了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百忙之中，在重庆曾家岩接见了史民，对二队同志非常关心，让史民以队友的名义，给军事调停三人小组和全国剧协写信公开发表，“我可以拿着这些报纸给文白先生看，让他直接向阎锡山提出，立即释放剧宣二队被捕同志”。
不久，三人小组由北平到太原视察，田冲、胡宗温代表剧宣二队全体同志，身穿美式校官军装，从飞机场紧跟到下榻宾馆，由于梁化之在场阻挠接近，直到晚上9点多才找到张治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将控告信放在张治中的书桌上。在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共同干预下，阎锡山、梁化之才不得不同意释放。1946年3月，最后出狱的王负图、赵辛生和彭后嵘三位，被关押一年零两个月，走出监狱大门时，前来迎接的队友们如众星捧月般把三位队友抬起来，欢呼胜利！
胜利的“最后一幕”
1946年7月，剧宣二队终于得到南京主管部门的调动文件，公开合法地离开太原，前往北平，与先期到达的队友会师，与在“文协”北平分会工作的张光年重逢。
张光年是在云南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捕，经李公朴夫妇安排，逃出昆明，从海上绕道，1946年底到北平的，分别7年才重逢，看到大妹张帆与李悦之结婚了，二妹蓝光和赵辛生在狱中相爱，还有高来和胡志涛、邬析零和廖家高、田冲与龚映莲、庄言和田雨、彭后嵘与胡宗温、史鉴与吴华、古岛与万映萍等，都在共同信仰、共同坚守中携手相爱，经过铁窗烈火的淬砺而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和祝福。
赵辛生他们从来二队视察的李俊龙厅长处得知，梁化之已同北平十一战区政治部通气，随时都要准备新的袭击。赵辛生他们通过张光年联系到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徐冰，请他向周恩来和中央总部汇报请示。不久，徐冰传达中央新的指示：“我们在国统区需要工作，你们在国统区也很有影响，取得这样一个合法地位是很不容易的，继续坚持在这个据点工作，为以后解放北平做准备。”大家受尽苦难，多么希望回到解放区啊，现在又毫不犹豫地留下，将《黄河大合唱》唱响北平，还公演了李伯钊的《败家子》、蒋旨暇的《演戏》和《人约黄昏》等抗战戏。白杨看后赞许：“戏很有生活，给古城带来了新的气息。”张光年发表观感称：“剧宣二队的演出，好像在文化古城里响了一声春雷！”这时，党领导的四、六、九三个兄弟队和北平话剧界一些同志陆续充实到二队，又上演了郭沫若的《孔雀胆》、柯灵的《夜店》、陈白尘的《升官图》、田汉的《丽人行》，还有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使长期遭受沦陷之苦的北平倍感新文化的力量，“树立了今日北平舞台的楷模。”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解放军节节胜利，国统区人民“反内战、反迫害、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剧宣二队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当时，剧宣二队已改属国防部政工局领导，十一战区也改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下令排演大量反共“戡乱戏”，就是把一些抗战戏里的“日本鬼子”改成“共匪”，去平汉“前线”劳军，“鼓舞反共士气”。二队当然坚决不去“反共前线”、不演“戡乱剧”，以种种理由推脱，自然引起当局不满和怀疑，派特务跟踪监视；清华大学进步剧团的大幕布上印有“演剧二队”字样，也被认为是“剧宣二队”支持的，将二队的人列入“黑名单”。“剿总政治部”向南京国防部报告剧宣二队四大罪状：支持学运、演苏俄戏剧、有共党嫌疑、有人要投奔解放区，决定重新委派队长严加掌控。形势紧迫，特别支部派田冲去河北建平县（1958年9月后更名为平山县），通过城工部直接向中央总部请示。中央组织部请示刘少奇和周恩来，两位副主席立即决定演剧队迅速撤回解放区，并让城工部负责做好撤退安排。北平城工部和剧宣二队有过像京剧《三岔口》似的交手而增进了信任，精心安排。
1948年中秋节，正是剧宣二队建队10周年，又是蒋介石国防部新任队长履新，三喜临门。新队长欣然同意，在驻地江西会馆举行隆重酒会庆祝。新队长很快被大家灌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语无伦次，队员们按计划安排，分批迅速撤离。聚餐桌改为麻将桌，轮流陪着新队长连续打了一天两夜的麻将，好不热闹。这是剧宣二队上演的“最后一幕”。当新队长上任第一天召开全队大会时，傻等一天不见人，到集体宿舍查看，一切整整齐齐没有异样，又等到半夜不见人回，直到第五天，到队员家查看，全都锁门了，他这才醒悟过来，急忙向“剿总”报告：“二队的人全叫共产党拉跑了，全开小差跑了！”
当“剿总”通令各车站、港口、码头、名公路严密查捕二队共产党时，二队全体同志早已顺利通过关卡，平安回到解放区，正在城工部举办的欢迎餐会上，放声高唱《国际歌》《八路军军歌》和《黄河大合唱》。这年10月，特支先后派赵辛生、彭后嵘、田冲等去平山向总部汇报，还给周恩来写信，详细汇报在山西二战区的斗争和安全撤回的情况。周恩来亲笔回信，慰勉有加，祝贺全队胜利归来，并希望好好总结10年的斗争经验，努力学习新的理论与政策，并表示将由组织上派人负责安排大家的工作，迎接新中国。
最为自豪的是，整个团队在十年艰苦卓绝的隐蔽战斗中，没有一个人动摇屈服和退缩，没有一个人出问题，安全地回到解放区，用鲜血和生命、青春和意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没想到20年后，他们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林彪、“四人帮”为了诬陷敬爱的周总理，在1967年12月抛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黑文，在全国掀起揪斗、迫害所有原三厅抗敌演剧队成员的黑风恶浪，数以百计队员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反动军官”、“假共产党，真国民党”，连同他们的家属都遭到残酷迫害，20多人被迫害致死。张光年和赵寻（即赵辛生）他们的演剧队自然难逃厄运，但始终不屈不挠地坚守着正义和信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为所有演剧队和队员平反昭雪，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为了历史永远不再被颠倒、不再被遗忘，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为了今天的梦想而牺牲了自己青春和生命的老一辈追梦人，正是他们用青春壮举编织的中国梦，用理想唤起深沉的国魂，用热血托起苦难的大地，全凭着信仰的力量、执著的坚守，才有我们今天的中国梦！《黄河大合唱》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壮歌！（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中国青年》杂志社文艺部副主任、武昌文华中学北京校友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