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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生忠,陕西吴堡人,陕北红军的重要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因修建格尔木到拉萨的公路而被譽为“青藏公路之父”。通过查阅资料和采访亲属,笔者了解到慕生忠将军的传奇经历,领略到他的大将风采,感受到他的铁汉柔情,更发现了他的“多重身份”。
1910年,慕生忠出生于吴堡县寇家塬镇。1930年,受刘志丹影响参加革命,参与吴堡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慕生忠将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斗智斗勇,练就了坚毅无畏的性格品质。刚参加革命时,为隐蔽身份,慕生忠曾化名“艾拯民”做白区工作,铲恶锄奸,反动派闻之丧胆。刘志丹夸他胆子大,因此许多人叫他“艾大胆”。
在异常严峻的白色恐怖下,慕生忠深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动兵运。1934年,他组建起一支十几人的小游击队,开辟红色村庄,开始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游击队参加了反“围剿”战斗,力量逐步壮大,1935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十五支队,后改编为红五团,慕生忠任政委。
慕生忠的游击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果敢的性格和过人的胆识使敌人又恨又怕。由于追捕未能得逞,敌人便对他的家人下毒手,抓走了他年迈的父亲和幼小的弟弟,并放风说:“慕生忠不投案,就杀死他的全家!”慕生忠十分担心父亲和弟弟遭受折磨,但冷静思索,发现这是敌人的阴谋,是敌人黔驴技穷的表现。于是,他派人送去一封信,写道:“听说你们抓走了我的父亲和弟弟,请你们把他们杀了!这样可坚定我的革命意志和对敌人的仇恨。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后我要为着革命信仰和你们拼到底!”敌人本是虚张声势,意欲引诱慕生忠自投罗网,见阴谋被识破,无可奈何,只好放了慕生忠的父亲和弟弟。
在战场上,慕生忠总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1935年5月,为缓解阎锡山的晋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压力,慕生忠带领晋西游击支队与晋军在吕梁等地20多个县展开战斗,在给敌以袭扰后撤离。面对敌军重兵把守,慕生忠带领由17人组成的游击队抢船渡河。上船之后,发现船上的桨板和舵杆被敌人拿走了,仅有几只柳条筐和一小堆石炭,慕生忠急中生智,把粗布褂子撕成布条,拧成绳子,捆在柳条筐上,筐底用布条绑上石炭,做成桨板。他站在船头指挥战斗,在枪弹轰击之下,破浪前进,背部中弹也顾不上理会,等船到达彼岸时,已经昏迷了。阎锡山曾贴出布告,悬赏十万大洋要慕生忠的人头,但慕生忠凭着勇敢和机智,一直战斗在前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慕生忠率领队伍去迎接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此后,慕生忠任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延安以东地区作战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部长、晋绥四分区副政治委员、晋绥九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政治部秘书长等。
1953年,为解决驻藏部队粮食供给,西北局成立了西藏运输总队,慕生忠任政委。他带领着由1000多名民工和20000多只骆驼组成的运输队,从青海香日德出发,浩浩荡荡地向着戈壁荒漠进发,踏上了运粮的征程。面对高寒缺氧、峰高路险的恶劣自然环境,面对骆驼纷纷倒下的艰难处境,慕生忠心急如焚,心里暗下决心:“要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一条平坦的
大路!”
1954年,慕生忠前往北京,去交通部汇报修路计划。他还找到彭德怀,详细陈述自己的修路想法和实施方案。彭德怀将慕生忠提交的报告转交给周恩来,得到批准,并拨给30万元经费。彭德怀还给慕生忠调拨了1辆吉普车、10辆卡车、10个工兵、1200把镐、1200把锹和3000公斤炸药,并提出“要认真、负责、严肃执行,以战略眼光完成任务”的要求。
5月11日,慕生忠带领着1200名筑路军民,人手一镐一锹,向世界屋脊发起冲击。修建青藏公路时,他和民工一起抡锤凿石,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在穿越沱沱河时,河里修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慕生忠一声令下“抢修”,便第一个跳下水,搬石砌路。雪水冰冷刺骨,大家一再劝他:“政委,你快上去吧,我们来干!”但慕生忠不听别人的劝阻,始终站在河水最深、水流最急的地方。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奋力抢修,整整干了十个小时。路修好了,慕生忠的双脚却肿得穿不进鞋了。大家心疼地说:“政委今天可受苦了!”慕生忠却微笑着说:“我受点苦,可是价值大。今天200人干了500人的活。数学上一加一等于二,哲学上一加一就可能等于三,等于四,甚至更多。在最困难的时刻,领导站在前头,一个人就可能顶几个人用。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慕生忠敢于担当、勇挑重担,事必躬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
干家。
作为解放军高级指挥官,慕生忠爱兵如子,坚持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修建青藏公路时,他不顾大家阻拦,冒着危险亲自驾车测试新修建的桥梁,而让工程师留在安全的地方。每通过一段险路、险桥时,慕生忠总是带头坐上第一辆汽车。他对筑路队中唯一的工程师邓郁清说:“政委没了,会有人接替,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有个闪失,就再没有第二个了。”为了缅怀因筑路而牺牲的战士,他经常用士兵的名字作为地名和路名,以志纪念。
面对恶劣自然环境和地质环境的严峻考验,筑路军民用七个月零四天的时间,切断25座横亘的雪山,修通了格尔木至拉萨的雪域天路,在青藏高原上开辟出一条大道,建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公路,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慕生忠为修建青藏公路建立了赫赫功勋,1955年12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3年5月,慕生忠在带领运输队运粮途中,从一张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叫“噶尔穆”的地方,地图上还标示出从香日德通往“噶尔穆”的一条公路。这个发现使慕生忠极为兴奋,他立即命助手带一个小分队去寻找“噶尔穆”。顺着地图指示的方向,小分队发现了一片芦苇地。正当大家对这里到底是不是“噶尔穆”争论不休时,慕生忠带领大队赶来,他说:“帐篷驻在哪儿,哪儿就是噶尔穆。”第二天,一块写着“噶尔穆”三个大字的牌子插在了帐篷边,这就是后来的进藏大本营—格尔木市的雏形。当年10月,西藏运输总队格尔木站正式成立,驻站的十余名队员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格尔木人。 慕生忠率领的筑路大军披荆斩棘,移土植绿,就地取材,在格尔木搭帐篷、修窑洞、建平房,奠定了格尔木市的城市基础。慕生忠还主持修建了敦煌至格尔木的公路。
在创建格尔木基地时,慕生忠发起了一个“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要求不管干部还是群众,每周六大兴劳动。他以身作则,拎锄头、拿笤帚,和群众一起种菜种树,打扫卫生。在他的带动下,基地干部群众干劲十足,将格尔木建成了一座美丽的戈壁之城。长期以来,人们不仅称慕生忠将军为“青藏公路之父”,也称他为“格尔木市的奠
基人”。
2009年,一座以全面反映格尔木市发展历程为主题的将军楼主题公园建成并对外开放,园内保留着慕生忠将军当年工作和生活过的二层楼房,这也是格尔木市的第一栋楼房。从一条公路到一幢楼房,从一幢楼房再到一座城市,当年将军扎帐篷的地方—格尔木,如今已经成为瀚海戈壁中花园般的城市和中国盐湖化工产业一颗璀璨的明珠。
慕生忠生于陕西,却把根深深地扎在了陇原大地。新中国成立后,他随部队来到兰州,把家安在了兰州。不仅牵绊他的家在甘肃,他的人生也在兰州画上句点—慕生忠与甘肃有着不解之缘,甘肃是他的“第二故乡”。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人物,慕生忠也因此被打成“彭德怀的黑干将”而遭受错误批判,被下放到甘肃省八一农场任副场长。慕生忠敢于直面矛盾,客观地面对人生中的逆境。“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他在农场兴劳动,搞生产,抡锄头,拿铁锹,事事不落人后,还帮助农民搞副业,增加收入。
1961年12月,慕生忠调整到甘肃省交通厅任副厅长。由正军级降为副厅级干部的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参与领导了甘肃交通运输事业的调整工作。1962年,慕生忠指导公路养护工作,发现工人生活困难、工作进展缓慢。为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他用自己在农场工作的经验,指导建议在道班开展副业生产,全省各总段、道班迅速建立了副业生产场所,有些道班甚至可以做到粮油肉蛋菜全部自给。工人生活改善了,干劲自然就足了,公路养护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文化大革命”时期,慕生忠遭受错误批判,身心再次受到摧残,但他始终信念坚定,精神不倒。他以大局为重,动员子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慕生忠的子女中,有四个人在他鼓励下主动报名下乡。小儿子慕青峰说:“父亲告诉我,农村虽苦,但能够磨炼意志、锤炼品格,知青岁月一定会使我受益终身的。”
1978年2月,平反、恢复工作后的慕生忠再次担任甘肃省交通局副局长。他带着工人踏勘现场,对加宽改造路面提出设想和方案;对交通局下属企业—汽车第二修理厂进行全面调研,为道路运输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了谋划。在研究公路改扩建工作时,他提出从西果园打通七道梁隧道和对子午岭实施隧道工程的方案。这两个工程均于20世纪80年代完工,如今已新建为高速公路隧道。
1979年2月,慕生忠任甘肃省政协常委;1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当时正值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开展,慕生忠深知“左”的錯误带来的严重危害,对甘肃农业发展建言献策,指出:解决农业问题,不能照搬“八字宪法”,盲目学大寨,要根据区域性差异,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硬压任务,急于求成,要熟悉情况,循序渐进。慕生忠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了调研为先的习惯,他经常告诉身边工作人员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能只听人说,而是要看怎么做,工作中要实事求是,踏实肯干。
慕生忠将军有11个子女,他最疼爱的是儿子慕沙塔尔—他收养的哈萨克族孤儿。
1951年,在拉萨街头,慕生忠一连几个早晨看到垃圾堆上躺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只披着一块破毡片,在凛冽寒风中蜷缩着身子。40岁出头的慕生忠心生恻隐,上前询问情况后,决定收留这个可怜的孤儿。从此,父子俩同桌吃,同屋睡,慕生忠还送慕沙塔尔上了小学。
后来,慕生忠担任修建青藏公路的领导工作,要离开拉萨,不能再带着慕沙塔尔了。为使幼小的慕沙塔尔得到家庭的温暖,慕生忠托人把他送到兰州,由妻子抚养,与慕家其他子女生活在一起。慕生忠的三女儿慕瑞峰说:“父亲总是跟我们说,沙塔尔是个孤儿,我们要爱护他,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长期的流浪生活使慕沙塔尔有着不羁的性格,慕生忠经常教育他要“静以修身”,多学习知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慕生忠和妻子对慕沙塔尔关爱有加,送他去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班上学,毕业后分配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当老师。告别时,慕沙塔尔舍不得离开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慕生忠便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去吧,党培养你这么多年,要好好为哈萨克人民服务。不管走到哪里,要记住两条:一、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二、要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有,每个月给我写封信,谈谈你的生活、学习情况。”慕沙塔尔时刻铭记父亲的教诲,凭借突出的文艺才能,进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成长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在儿女们的记忆中,慕生忠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修建青藏公路时,慕生忠鲜有机会回家,只是因工作需要回兰州开会或路过兰州时,才能回一趟家。说是回家,其实时常连家门都没进,就又匆忙离
开了。
有一次,听说父亲要回来,儿女们便早早地在路口等。然而,慕生忠告诉他们,只能在家里住一夜。为了不让爸爸第二天离开,兄妹几个便想出一个“奇招”—二女儿慕七一硬挤在爸爸的床边睡觉,二儿子慕登峰搬来椅子靠在门边上“守夜”,慕沙塔尔坐到慕生忠的汽车里守住“最后一关”。慕七一回忆说:“我们正得意这精密的安排,心想这次爸爸怎么也走不了了,非留他多住几天不可。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自己睡在爸爸的床上,二哥登峰和沙塔尔也在床上睡得正香呢!原来爸爸小心翼翼地把二哥和沙塔尔放回床上,悄悄地走了。我们三人难过地大哭了一场。”她还回忆道:“1959年夏天,父亲回到家中,对我们说:‘以后爸爸再也不离开你们了。’我们还小,不懂事,听到爸爸这次回来再不走了,兄妹几个兴奋不已。后来才知道,父亲原来是遭受错误批判,被免职
回家。”
赋闲在家时,慕生忠的情绪很低落。夫人薛振华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里,起早贪黑,忙里忙外,非常辛苦。但为了让慕生忠调整心情,家里的任何事她都不让慕生忠帮忙,而是让他有时间就读书、看报、练书法。不过,慕生忠还是坚持帮忙干起了家务,种菜除草,给孩子们做饭。小女儿慕翠峰回忆道:“父亲在长时间的工作中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做起家务来也悉心钻研。他种出的西红柿又红又大,产量很高;他揉的面、烙的饼,我们最爱吃。我们姊妹几个的做饭手艺都是师传我父亲。特别是揉面的技术,父亲告诉我们,揉面一定要会用劲、用巧劲,揉一揉还要饧一饧,就像做事一样,做一做还要想一想,要认真,不能马虎。父亲教给我们的不仅是做饭的技术,更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慕生忠从不居功自傲,没有官架子,也不摆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功绩,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因此,他修筑青藏公路的功绩鲜为人知。他生活简朴,他的卧房,也是他的书房,只有十平方米,一张木床、一个木柜、一个沙发、一套桌椅。
在子女的教育上,慕生忠从不放松,家教很严。例如,吃饭不能挑肥拣瘦,不能在饭桌上说话,更不能浪费。四女儿慕晓峰回忆道:“父亲从小就爱跟我们讲故事,一有机会就会跟我们谈天说地,聊工作,聊生活。”四女婿张绪汉在交通厅工作,他说:“岳父为人正直,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谋‘福利’,他常对我和晓峰说,不要依仗父亲,以高干子女自居,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多关心身边
的人。”
笔者对慕生忠将军的优良家风是有切身体会的。那是一次对将军子女们的访谈,采访结束时已近晚饭时间,家住兰州的慕七一和慕瑞峰阿姨还要赶回各自家中为小孙子准备晚饭。我们提议送她们,她们却拒绝了。慕七一阿姨说:“路远还堵车,耽误你们时间。方便的话,把我们送到就近的公交车站就行了。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一句朴实的话语,却让我们看到了慕生忠将军的影子,也读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编辑 赵鹏)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
刘志丹眼中的“艾大胆”
1910年,慕生忠出生于吴堡县寇家塬镇。1930年,受刘志丹影响参加革命,参与吴堡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慕生忠将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斗智斗勇,练就了坚毅无畏的性格品质。刚参加革命时,为隐蔽身份,慕生忠曾化名“艾拯民”做白区工作,铲恶锄奸,反动派闻之丧胆。刘志丹夸他胆子大,因此许多人叫他“艾大胆”。
在异常严峻的白色恐怖下,慕生忠深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动兵运。1934年,他组建起一支十几人的小游击队,开辟红色村庄,开始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游击队参加了反“围剿”战斗,力量逐步壮大,1935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十五支队,后改编为红五团,慕生忠任政委。
慕生忠的游击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果敢的性格和过人的胆识使敌人又恨又怕。由于追捕未能得逞,敌人便对他的家人下毒手,抓走了他年迈的父亲和幼小的弟弟,并放风说:“慕生忠不投案,就杀死他的全家!”慕生忠十分担心父亲和弟弟遭受折磨,但冷静思索,发现这是敌人的阴谋,是敌人黔驴技穷的表现。于是,他派人送去一封信,写道:“听说你们抓走了我的父亲和弟弟,请你们把他们杀了!这样可坚定我的革命意志和对敌人的仇恨。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后我要为着革命信仰和你们拼到底!”敌人本是虚张声势,意欲引诱慕生忠自投罗网,见阴谋被识破,无可奈何,只好放了慕生忠的父亲和弟弟。
在战场上,慕生忠总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1935年5月,为缓解阎锡山的晋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压力,慕生忠带领晋西游击支队与晋军在吕梁等地20多个县展开战斗,在给敌以袭扰后撤离。面对敌军重兵把守,慕生忠带领由17人组成的游击队抢船渡河。上船之后,发现船上的桨板和舵杆被敌人拿走了,仅有几只柳条筐和一小堆石炭,慕生忠急中生智,把粗布褂子撕成布条,拧成绳子,捆在柳条筐上,筐底用布条绑上石炭,做成桨板。他站在船头指挥战斗,在枪弹轰击之下,破浪前进,背部中弹也顾不上理会,等船到达彼岸时,已经昏迷了。阎锡山曾贴出布告,悬赏十万大洋要慕生忠的人头,但慕生忠凭着勇敢和机智,一直战斗在前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慕生忠率领队伍去迎接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此后,慕生忠任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延安以东地区作战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部长、晋绥四分区副政治委员、晋绥九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政治部秘书长等。
创造奇迹的筑路将军
1953年,为解决驻藏部队粮食供给,西北局成立了西藏运输总队,慕生忠任政委。他带领着由1000多名民工和20000多只骆驼组成的运输队,从青海香日德出发,浩浩荡荡地向着戈壁荒漠进发,踏上了运粮的征程。面对高寒缺氧、峰高路险的恶劣自然环境,面对骆驼纷纷倒下的艰难处境,慕生忠心急如焚,心里暗下决心:“要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一条平坦的
大路!”
1954年,慕生忠前往北京,去交通部汇报修路计划。他还找到彭德怀,详细陈述自己的修路想法和实施方案。彭德怀将慕生忠提交的报告转交给周恩来,得到批准,并拨给30万元经费。彭德怀还给慕生忠调拨了1辆吉普车、10辆卡车、10个工兵、1200把镐、1200把锹和3000公斤炸药,并提出“要认真、负责、严肃执行,以战略眼光完成任务”的要求。
5月11日,慕生忠带领着1200名筑路军民,人手一镐一锹,向世界屋脊发起冲击。修建青藏公路时,他和民工一起抡锤凿石,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在穿越沱沱河时,河里修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慕生忠一声令下“抢修”,便第一个跳下水,搬石砌路。雪水冰冷刺骨,大家一再劝他:“政委,你快上去吧,我们来干!”但慕生忠不听别人的劝阻,始终站在河水最深、水流最急的地方。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奋力抢修,整整干了十个小时。路修好了,慕生忠的双脚却肿得穿不进鞋了。大家心疼地说:“政委今天可受苦了!”慕生忠却微笑着说:“我受点苦,可是价值大。今天200人干了500人的活。数学上一加一等于二,哲学上一加一就可能等于三,等于四,甚至更多。在最困难的时刻,领导站在前头,一个人就可能顶几个人用。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慕生忠敢于担当、勇挑重担,事必躬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
干家。
作为解放军高级指挥官,慕生忠爱兵如子,坚持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修建青藏公路时,他不顾大家阻拦,冒着危险亲自驾车测试新修建的桥梁,而让工程师留在安全的地方。每通过一段险路、险桥时,慕生忠总是带头坐上第一辆汽车。他对筑路队中唯一的工程师邓郁清说:“政委没了,会有人接替,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有个闪失,就再没有第二个了。”为了缅怀因筑路而牺牲的战士,他经常用士兵的名字作为地名和路名,以志纪念。
面对恶劣自然环境和地质环境的严峻考验,筑路军民用七个月零四天的时间,切断25座横亘的雪山,修通了格尔木至拉萨的雪域天路,在青藏高原上开辟出一条大道,建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公路,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慕生忠为修建青藏公路建立了赫赫功勋,1955年12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格尔木的奠基人
1953年5月,慕生忠在带领运输队运粮途中,从一张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叫“噶尔穆”的地方,地图上还标示出从香日德通往“噶尔穆”的一条公路。这个发现使慕生忠极为兴奋,他立即命助手带一个小分队去寻找“噶尔穆”。顺着地图指示的方向,小分队发现了一片芦苇地。正当大家对这里到底是不是“噶尔穆”争论不休时,慕生忠带领大队赶来,他说:“帐篷驻在哪儿,哪儿就是噶尔穆。”第二天,一块写着“噶尔穆”三个大字的牌子插在了帐篷边,这就是后来的进藏大本营—格尔木市的雏形。当年10月,西藏运输总队格尔木站正式成立,驻站的十余名队员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格尔木人。 慕生忠率领的筑路大军披荆斩棘,移土植绿,就地取材,在格尔木搭帐篷、修窑洞、建平房,奠定了格尔木市的城市基础。慕生忠还主持修建了敦煌至格尔木的公路。
在创建格尔木基地时,慕生忠发起了一个“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要求不管干部还是群众,每周六大兴劳动。他以身作则,拎锄头、拿笤帚,和群众一起种菜种树,打扫卫生。在他的带动下,基地干部群众干劲十足,将格尔木建成了一座美丽的戈壁之城。长期以来,人们不仅称慕生忠将军为“青藏公路之父”,也称他为“格尔木市的奠
基人”。
2009年,一座以全面反映格尔木市发展历程为主题的将军楼主题公园建成并对外开放,园内保留着慕生忠将军当年工作和生活过的二层楼房,这也是格尔木市的第一栋楼房。从一条公路到一幢楼房,从一幢楼房再到一座城市,当年将军扎帐篷的地方—格尔木,如今已经成为瀚海戈壁中花园般的城市和中国盐湖化工产业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二故乡”甘肃的建设者
慕生忠生于陕西,却把根深深地扎在了陇原大地。新中国成立后,他随部队来到兰州,把家安在了兰州。不仅牵绊他的家在甘肃,他的人生也在兰州画上句点—慕生忠与甘肃有着不解之缘,甘肃是他的“第二故乡”。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人物,慕生忠也因此被打成“彭德怀的黑干将”而遭受错误批判,被下放到甘肃省八一农场任副场长。慕生忠敢于直面矛盾,客观地面对人生中的逆境。“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他在农场兴劳动,搞生产,抡锄头,拿铁锹,事事不落人后,还帮助农民搞副业,增加收入。
1961年12月,慕生忠调整到甘肃省交通厅任副厅长。由正军级降为副厅级干部的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参与领导了甘肃交通运输事业的调整工作。1962年,慕生忠指导公路养护工作,发现工人生活困难、工作进展缓慢。为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他用自己在农场工作的经验,指导建议在道班开展副业生产,全省各总段、道班迅速建立了副业生产场所,有些道班甚至可以做到粮油肉蛋菜全部自给。工人生活改善了,干劲自然就足了,公路养护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文化大革命”时期,慕生忠遭受错误批判,身心再次受到摧残,但他始终信念坚定,精神不倒。他以大局为重,动员子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慕生忠的子女中,有四个人在他鼓励下主动报名下乡。小儿子慕青峰说:“父亲告诉我,农村虽苦,但能够磨炼意志、锤炼品格,知青岁月一定会使我受益终身的。”
1978年2月,平反、恢复工作后的慕生忠再次担任甘肃省交通局副局长。他带着工人踏勘现场,对加宽改造路面提出设想和方案;对交通局下属企业—汽车第二修理厂进行全面调研,为道路运输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了谋划。在研究公路改扩建工作时,他提出从西果园打通七道梁隧道和对子午岭实施隧道工程的方案。这两个工程均于20世纪80年代完工,如今已新建为高速公路隧道。
1979年2月,慕生忠任甘肃省政协常委;1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当时正值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开展,慕生忠深知“左”的錯误带来的严重危害,对甘肃农业发展建言献策,指出:解决农业问题,不能照搬“八字宪法”,盲目学大寨,要根据区域性差异,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硬压任务,急于求成,要熟悉情况,循序渐进。慕生忠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了调研为先的习惯,他经常告诉身边工作人员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能只听人说,而是要看怎么做,工作中要实事求是,踏实肯干。
哈萨克族孤儿的父亲
慕生忠将军有11个子女,他最疼爱的是儿子慕沙塔尔—他收养的哈萨克族孤儿。
1951年,在拉萨街头,慕生忠一连几个早晨看到垃圾堆上躺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只披着一块破毡片,在凛冽寒风中蜷缩着身子。40岁出头的慕生忠心生恻隐,上前询问情况后,决定收留这个可怜的孤儿。从此,父子俩同桌吃,同屋睡,慕生忠还送慕沙塔尔上了小学。
后来,慕生忠担任修建青藏公路的领导工作,要离开拉萨,不能再带着慕沙塔尔了。为使幼小的慕沙塔尔得到家庭的温暖,慕生忠托人把他送到兰州,由妻子抚养,与慕家其他子女生活在一起。慕生忠的三女儿慕瑞峰说:“父亲总是跟我们说,沙塔尔是个孤儿,我们要爱护他,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长期的流浪生活使慕沙塔尔有着不羁的性格,慕生忠经常教育他要“静以修身”,多学习知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慕生忠和妻子对慕沙塔尔关爱有加,送他去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班上学,毕业后分配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当老师。告别时,慕沙塔尔舍不得离开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慕生忠便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去吧,党培养你这么多年,要好好为哈萨克人民服务。不管走到哪里,要记住两条:一、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二、要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有,每个月给我写封信,谈谈你的生活、学习情况。”慕沙塔尔时刻铭记父亲的教诲,凭借突出的文艺才能,进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成长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优良家风的维护者
在儿女们的记忆中,慕生忠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修建青藏公路时,慕生忠鲜有机会回家,只是因工作需要回兰州开会或路过兰州时,才能回一趟家。说是回家,其实时常连家门都没进,就又匆忙离
开了。
有一次,听说父亲要回来,儿女们便早早地在路口等。然而,慕生忠告诉他们,只能在家里住一夜。为了不让爸爸第二天离开,兄妹几个便想出一个“奇招”—二女儿慕七一硬挤在爸爸的床边睡觉,二儿子慕登峰搬来椅子靠在门边上“守夜”,慕沙塔尔坐到慕生忠的汽车里守住“最后一关”。慕七一回忆说:“我们正得意这精密的安排,心想这次爸爸怎么也走不了了,非留他多住几天不可。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自己睡在爸爸的床上,二哥登峰和沙塔尔也在床上睡得正香呢!原来爸爸小心翼翼地把二哥和沙塔尔放回床上,悄悄地走了。我们三人难过地大哭了一场。”她还回忆道:“1959年夏天,父亲回到家中,对我们说:‘以后爸爸再也不离开你们了。’我们还小,不懂事,听到爸爸这次回来再不走了,兄妹几个兴奋不已。后来才知道,父亲原来是遭受错误批判,被免职
回家。”
赋闲在家时,慕生忠的情绪很低落。夫人薛振华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里,起早贪黑,忙里忙外,非常辛苦。但为了让慕生忠调整心情,家里的任何事她都不让慕生忠帮忙,而是让他有时间就读书、看报、练书法。不过,慕生忠还是坚持帮忙干起了家务,种菜除草,给孩子们做饭。小女儿慕翠峰回忆道:“父亲在长时间的工作中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做起家务来也悉心钻研。他种出的西红柿又红又大,产量很高;他揉的面、烙的饼,我们最爱吃。我们姊妹几个的做饭手艺都是师传我父亲。特别是揉面的技术,父亲告诉我们,揉面一定要会用劲、用巧劲,揉一揉还要饧一饧,就像做事一样,做一做还要想一想,要认真,不能马虎。父亲教给我们的不仅是做饭的技术,更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慕生忠从不居功自傲,没有官架子,也不摆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功绩,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因此,他修筑青藏公路的功绩鲜为人知。他生活简朴,他的卧房,也是他的书房,只有十平方米,一张木床、一个木柜、一个沙发、一套桌椅。
在子女的教育上,慕生忠从不放松,家教很严。例如,吃饭不能挑肥拣瘦,不能在饭桌上说话,更不能浪费。四女儿慕晓峰回忆道:“父亲从小就爱跟我们讲故事,一有机会就会跟我们谈天说地,聊工作,聊生活。”四女婿张绪汉在交通厅工作,他说:“岳父为人正直,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谋‘福利’,他常对我和晓峰说,不要依仗父亲,以高干子女自居,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多关心身边
的人。”
笔者对慕生忠将军的优良家风是有切身体会的。那是一次对将军子女们的访谈,采访结束时已近晚饭时间,家住兰州的慕七一和慕瑞峰阿姨还要赶回各自家中为小孙子准备晚饭。我们提议送她们,她们却拒绝了。慕七一阿姨说:“路远还堵车,耽误你们时间。方便的话,把我们送到就近的公交车站就行了。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一句朴实的话语,却让我们看到了慕生忠将军的影子,也读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编辑 赵鹏)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