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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任继愈两先生逝世时，我正在江西湖南道上旅行。有记者来电相告，并邀撰文吊念。以交情泛泛，不敢谬托知己辞之。过两天，则见各报章媒体各式悼忆论评纷纶杂出，令人目不暇给。其中有一文颇奇，被新浪网推荐至首页，说中国若想再出大师就必须恢复书院。听起来好像论据并不充分，但论者会这样说，却是值得注意的。
大陆近年国学热的征象之一，正是书院教育获重新提倡。
本来，书院在清末教育改制，废科举立学堂之后，就早已如已陈之刍狗，丧失了实用价值。故不是改设为新式学校，便是废弃闲置，或任由其他公私单位占用。再经文革之破坏，传统书院遂百不一存。近年为了发展旅游，才开始把还能修葺利用的书院整理缮建起来，辟为观光点。例如江西的白鹿洞、湖南的岳麓，原先都是以文物保护单位名义整理开放的。
如今这类书院大抵仍归旅游局或文物局管理，收门票、供参观而已，没有任何过去书院的功能。且它们因只剩一个老旧建筑的外壳，没什么内容，故若要做展示，大多也只能做些科举考试、进士题榜之类的介绍，以投合游客歆羡科名的心理。不过，即便如此，一般仍是少人问津的。因为：寻常旅客对书院既乏了解亦无兴趣，故书院旅游不过聊备一格罢了。
但书院教育重获学界及文化人重视之后，情况便渐改观。例如岳麓书院，虽然仍是旅游点，但学术上与湖南大学结合，成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已拥有本科及硕博士授予权，刻正争取成为博士后流动站；也经常开办研讨会，并试图恢复古代书院的“讲会”制度。这样，它那旅游点的身份，就反而让它拥有一个向一般社会人士推介书院精神的方便。白鹿洞虽仍隶属庐山风景管理处，非教学研究机构，但人民大学、九江学院等不少学校与之挂钩，挂牌成为它们的教学点或某某基地，开始有了些教育气氛。
这是书院性质的调整，逐步朝古代书院回归。
另一形式，是创办新的书院。例如山东曲阜，本有洙泗、尼山等书院，但改造利用较为困难，乃于去年在圣水峪乡创办尼山圣源书院。采取“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之方式，办理讲会及系列讲座等。
这样的书院，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北京汤一介的中国文化书院，中间沉寂了一阵，如今则风起云涌，遍地开花。张炜在山东龙口港办万松浦书院、陈忠实在陕西办白鹿书院、蒋庆在贵阳办阳明精舍、洪秀平在珠海办平和书院等等，简直不可胜数。各有其动人之故事，当然也团聚着一批批关心书院教育的人士，在各地展开不同形态的教育工作。
但开办书院毕竟需要较大的资源，土地、房舍、资金、人员，在在都是问题，因此也有人只利用现有各书院旧址举办讲会的。如江西师大郑小江陆续办的鹅湖讲会、石莲洞讲会即属此类，曾出版《鹅湖会语》、《石莲洞会语》等。我自己每年办的国学营也即是这种形式，把书院讲学和游学参访、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新恢复的书院教育，目前成效还不止如此。因为它还有所延伸。
一是向下延伸。以书院精神为楷模的小学乃至幼儿教育，早已普及于各省市乡村，出现了各种私塾、学堂、讲堂和才艺班。二是向正规大学延伸。许多著名大学开始吸收传统书院教育的精神或元素，在大学里设立国学院、儒学院、孔子研究院、国学研究所等。看名称，当然仍与其他科系院所无异；论精神传承，则已非现代大学之嗣裔。三是向社会延伸。各式国学儒学讲座、培训班，层出不穷，有现代大学科系操办的，也有民间文化公司、培训机构所办的。形式结合古今，课程兼含理论与实用(如风水、管理、战略、人际关系……)，而遥契或标榜书院传统，例如北京国学时代传播公司的股票，目前就已成功上市；而山东儒学文化传播公司出版的《儒风大家》期刊，一本售价竟高达198元人民币，它们都是儒学发展面向社会的新形态。但山东儒学文化传播公司所办的高级讲习班就标明是儒家文化书院之旅，授课地点皆在老书院旧址，可见其精神渊源所在。讲习二字，不就出自书院讲习吗？
诸如此类，例证所在多有，书院传统不仅是复苏，更可说已有了新的发展。
情况当然也非全然乐观的。书院遗址既已划拨给旅游单位，想还原为教育机构，目前看来仍是难上加难。想在大学体制中借尸还魂，往往也终究会被大学吞噬掉。独立创设，又非人人均可获得土地、资金之奥援。纵有奥援，提供土地与资金的政府跟金主也是各有主见、各具盘算的。即或一切如意，顺利办成，学生又从哪来？自由听课，不计学历，对一般社会人士是缺乏诱因的。为吸引社会人士，且需以高额学费来维持书院运作，目前各书院各讲堂遂只能以应世谐俗之课程诱引来学，与传统书院之讲习其实颇有矛盾。
凡此，皆新时代之不得已处。但虽不得已而各地仍然竞相办理，此即可见一时人心之机。这“机”是什么呢？就是对新式现代教育的不满：不满文化传统在大学体制中的边缘化、不满现代教育偏于知识而轻忽德育、不满国家意识型态下缺乏了自由讲学的精神等等。凡关心当代教育文化乃至出版环境者，当此机会，理应知机、应机才是。
龚鹏程
1956年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今游大陆，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大陆近年国学热的征象之一，正是书院教育获重新提倡。
本来，书院在清末教育改制，废科举立学堂之后，就早已如已陈之刍狗，丧失了实用价值。故不是改设为新式学校，便是废弃闲置，或任由其他公私单位占用。再经文革之破坏，传统书院遂百不一存。近年为了发展旅游，才开始把还能修葺利用的书院整理缮建起来，辟为观光点。例如江西的白鹿洞、湖南的岳麓，原先都是以文物保护单位名义整理开放的。
如今这类书院大抵仍归旅游局或文物局管理，收门票、供参观而已，没有任何过去书院的功能。且它们因只剩一个老旧建筑的外壳，没什么内容，故若要做展示，大多也只能做些科举考试、进士题榜之类的介绍，以投合游客歆羡科名的心理。不过，即便如此，一般仍是少人问津的。因为：寻常旅客对书院既乏了解亦无兴趣，故书院旅游不过聊备一格罢了。
但书院教育重获学界及文化人重视之后，情况便渐改观。例如岳麓书院，虽然仍是旅游点，但学术上与湖南大学结合，成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已拥有本科及硕博士授予权，刻正争取成为博士后流动站；也经常开办研讨会，并试图恢复古代书院的“讲会”制度。这样，它那旅游点的身份，就反而让它拥有一个向一般社会人士推介书院精神的方便。白鹿洞虽仍隶属庐山风景管理处，非教学研究机构，但人民大学、九江学院等不少学校与之挂钩，挂牌成为它们的教学点或某某基地，开始有了些教育气氛。
这是书院性质的调整，逐步朝古代书院回归。
另一形式，是创办新的书院。例如山东曲阜，本有洙泗、尼山等书院，但改造利用较为困难，乃于去年在圣水峪乡创办尼山圣源书院。采取“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之方式，办理讲会及系列讲座等。
这样的书院，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北京汤一介的中国文化书院，中间沉寂了一阵，如今则风起云涌，遍地开花。张炜在山东龙口港办万松浦书院、陈忠实在陕西办白鹿书院、蒋庆在贵阳办阳明精舍、洪秀平在珠海办平和书院等等，简直不可胜数。各有其动人之故事，当然也团聚着一批批关心书院教育的人士，在各地展开不同形态的教育工作。
但开办书院毕竟需要较大的资源，土地、房舍、资金、人员，在在都是问题，因此也有人只利用现有各书院旧址举办讲会的。如江西师大郑小江陆续办的鹅湖讲会、石莲洞讲会即属此类，曾出版《鹅湖会语》、《石莲洞会语》等。我自己每年办的国学营也即是这种形式，把书院讲学和游学参访、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新恢复的书院教育，目前成效还不止如此。因为它还有所延伸。
一是向下延伸。以书院精神为楷模的小学乃至幼儿教育，早已普及于各省市乡村，出现了各种私塾、学堂、讲堂和才艺班。二是向正规大学延伸。许多著名大学开始吸收传统书院教育的精神或元素，在大学里设立国学院、儒学院、孔子研究院、国学研究所等。看名称，当然仍与其他科系院所无异；论精神传承，则已非现代大学之嗣裔。三是向社会延伸。各式国学儒学讲座、培训班，层出不穷，有现代大学科系操办的，也有民间文化公司、培训机构所办的。形式结合古今，课程兼含理论与实用(如风水、管理、战略、人际关系……)，而遥契或标榜书院传统，例如北京国学时代传播公司的股票，目前就已成功上市；而山东儒学文化传播公司出版的《儒风大家》期刊，一本售价竟高达198元人民币，它们都是儒学发展面向社会的新形态。但山东儒学文化传播公司所办的高级讲习班就标明是儒家文化书院之旅，授课地点皆在老书院旧址，可见其精神渊源所在。讲习二字，不就出自书院讲习吗？
诸如此类，例证所在多有，书院传统不仅是复苏，更可说已有了新的发展。
情况当然也非全然乐观的。书院遗址既已划拨给旅游单位，想还原为教育机构，目前看来仍是难上加难。想在大学体制中借尸还魂，往往也终究会被大学吞噬掉。独立创设，又非人人均可获得土地、资金之奥援。纵有奥援，提供土地与资金的政府跟金主也是各有主见、各具盘算的。即或一切如意，顺利办成，学生又从哪来？自由听课，不计学历，对一般社会人士是缺乏诱因的。为吸引社会人士，且需以高额学费来维持书院运作，目前各书院各讲堂遂只能以应世谐俗之课程诱引来学，与传统书院之讲习其实颇有矛盾。
凡此，皆新时代之不得已处。但虽不得已而各地仍然竞相办理，此即可见一时人心之机。这“机”是什么呢？就是对新式现代教育的不满：不满文化传统在大学体制中的边缘化、不满现代教育偏于知识而轻忽德育、不满国家意识型态下缺乏了自由讲学的精神等等。凡关心当代教育文化乃至出版环境者，当此机会，理应知机、应机才是。
龚鹏程
1956年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今游大陆，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