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福州有“送海”习俗，每年五六月份，福州各境社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筹募资金，兴建小龙舟。小龙舟长约二丈四尺、宽四尺三寸，内以杉木为壳、外饰以彩纸，船体虽然短小，但构造极其完整，有帆有舵、有篷有锚、锅碗瓢盆、三牲五祭、桌椅床柜，样样齐全，更有纸糊男女杂役数人，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龙舟堪称是微雕艺术的精品。在出海前一日，百姓们簇拥着龙舟，在各乡各境巡行，以使龙舟满载各乡人民的愿望和理想，破帆前进。龙舟被摆放于大堂之中，接受僧侣们祷告颂诵，享受村民敬奉上的各种祭品，祭礼结束后，百姓们抬起龙舟，结成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往江滨，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扛着一面“代天巡狩”字样的黄旗，后面锣鼓声喧，众人齐声大喊“扒梨、扒梨”，队伍抵达江滨后，小龙舟被置于江面，人们将内装满猪血、牛血、鸡血，外封有神道签字印条的木桶放在舟上，便砍断缆绳，小舟便随着江水潮汐漂流而去。
　　
　　“送海”习俗的形成与瘟疫流行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福建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潮湿，自然环境极其有利于寄生虫的生长和传播，加上古代中国灾荒战乱频繁，极易爆发瘟疫。根据道光《重撰福建通志》记载，唐贞观六年至清道光六年发生的大疫就超过三十多次，至于小瘟疫则不胜枚举。每当瘟疫发生时，尸骸枕籍、物价腾飞、村庄灭亡，极其恐怖，百姓们常常谈瘟色变，然而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灵上，希望能以诚心打动苍天，避免遭瘟。因此便有瘟神五帝信仰的兴起与传播。
　　关于“五帝”来源的说法极多，或传说他们是潜居南台龙潭壑的五种精怪，即鲈鱼精、水猴精、水鸟精、水蚌精，代表天地五方之五色；或传说他们是五只修炼成精的大公鸡，因为鸡有文、武、勇、信、仁“五德”，因而常常一而五，五而一。然而更多传说他们是五位秀才，名张元伯、钟师秀、刘仁杰、史文杰、赵公明，在赴试途中，夜栖村庄，听到数小鬼商议往井内投毒布瘟，五位秀才急忙告诉村民，可是村民非但不听，还冷嘲热讽，为了拯救村民，五秀才毅然喝下井水，毒发而亡。为了纪念他们的舍身壮举，村民们立庙祭祀他们，后来皇帝又敕封他们为瘟部尚书，专司瘟疫。
　　
　　毋论那种传说，五帝在福州民间社会影响极大，信徒众多，香火鼎盛。郭白阳在《竹间续话》记载：“福州淫祀以五帝为最，俗有“九庵十一涧”之称。”而实际数目远不仅如此，几乎各境社(相当于今天的街道)都有五帝庙，五帝信仰甚至超过观音、武圣，一些民众甚至将观音堂改建为五帝庙，所以福州过去有句俗语“拆观音堂建五帝庙”。每逢重要节日，人们总是举行各种仪式拜祭五帝，祈祷他保境安民，驱瘟避邪。在平日，当人们从五帝庙经过时，总是掩面疾走，害怕触怒五帝遭瘟。过去人们若对某人深恶痛绝，常骂“五帝卖拿”，诅咒对方罪大恶极，迟早被五帝抓去。
　　五帝信仰未能得到官府承认，未在官府正统神灵之列，被视为“淫祀”，常常遭到查禁，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府的禁令无法扼杀百姓们对五帝的崇敬，他们总是努力在政策空隙中保存信仰，福州有个民间故事：“明代有位穷秀才蓝君蒙，被泼妇诬陷偷鸡，双方争吵不休，就到五帝庙里摔碗咒嘴凭神公断，彼此约定：站在椅凳上摔碗会破，证明蓝君没有偷。不会破，证明蓝偷了白鸡。结果碗没破。于是，蓝君蒙被诬是偷鸡贼!后来蓝君蒙考取进士，被派到福建当巡抚，他旧恨难消，下令把五帝庙全部拆掉，民众即不敢违抗官府令，又不愿得罪五帝爷，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五帝爷托梦给老百姓，要求把五帝庙的后堂一律改建为观音堂，把庙匾也全换上什么寺或什么庵。百姓们于是依计行事，终于躲过了官差检查，使五帝香火得以传承。
　　
　　瘟神信仰不仅在福州香火鼎盛，在闽南等地也有众多信徒，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五帝”被称为王爷，龙舟由纯木制成，与真船大小无二，上边不仅放置诸多物品，更摆放瘟神王爷的神像，吴增曾在《泉俗刺激篇》写道：“送王流水去，锣鼓声动天。吓得乡人怵半死，恐被王爷带上船。”其场面极其宏大。据不完统计，清朝仅从泉州富美宫沿晋江出海口送走的王爷船就有近百艘，一些王船甚至漂洋过海到达台湾，极为神奇。据《诸罗县志》记载，曾有荷兰殖民战船夜遇王船，以为是敌船，于是开炮乱轰，王船居然未沉。天亮后，纳闷的荷兰人登上王船，发现全是纸人，吓得一哄而散，数月之后，这些荷兰船员多半死于瘟疫。渔民也曾亲眼目睹，一些王船抵达台湾后，船上无人，居然能下帆下碇，驶入码头，不差分毫，仿佛是神灵在驾驶船只，令人既惊奇又敬畏。因此每当内地王船漂流到台湾，当地百姓总是欣喜万分，家家户户募款捐钱，搭建醮坛、表演戏剧、摆设酒席，犹如接待贵宾一般，祭礼结束后，或者将王船迎送出海，继续其海上历程。或者建庙祭祀王船上的神像，使王爷能驻留当地，保境安民。如苗栗县后龙乡的合兴宫就是当地人为祭祀从泉州法石文兴宫所放龙舟而专门建立的。
　　随着王船漂流次数增多，大批福建人民迁徙台湾生活定居，王爷信仰也渐渐在台湾普及。每隔三年，民间就要举行“王醮”一次，其仪式与福州“送海”类似，只是规模更盛，每次“动费数百金，即至省者亦近百焉。”康熙元年(1662)，王爷庙仅在台南和澎湖设立数所，而至乾隆末年，王爷庙遍布台湾南北，将近百所，民国七年(1918)，台湾王爷庙数量已增至453座。其数量之多，仅次于土地公庙，在台湾众多民间信仰中，居第二位。王爷庙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宏大，如民国十二年(1923)为扩建台南县北门乡代天府，不仅从在福建请来名匠主持修建，甚至建庙材料也从福建运来，其规制极其宏伟，被视为宗教建筑的杰作。王爷信仰甚至为高山族同胞所接受，如平埔族有部分潘姓山胞，就将“蕃仔王爷”视为他们的守护神。
　　由于台湾王爷信仰是从福建传播过去，因此闽台两地王爷庙甚有渊源，如称为王爷信仰总庙的庙南鲲鯓代天府“乃福建所送出海的巡狩王船”漂流到台后， 渔民为祭祀而专门建立。相传在建造过程中，传“大王李府千岁亦大显神通，将金纸变为白银，化成渔民远渡福州买杉、泉州购石、漳州沽砖瓦，然后租船运回筑庙”，于康熙元年(1662)竣工。所供奉的六尊木像金身，也是“先民乃至泉州礼聘名匠‘妈福师’前来开斧雕刻。有些台湾同胞到福建游历经商时，也会将王爷庙的“过炉”的神像带到台湾建庙祀奉，因此许多台湾王爷庙经常派代表回大陆祖庙参拜进香，甚至为祖庙增修建筑物。不过王爷信仰在台湾传播过程中，也产生些许变异。如康熙年间，由于清廷颁布实施“海禁”政策，禁止片板下海，百姓们被迫放弃以往送王船出海习俗，而直接将船在海滨焚烧，谓之“游天河”。尽管后来海禁政策废除，百姓们在送走王爷船之前，都要抛筊请示神灵是“游天河”还是“游地河”。
　　五帝香火之所以兴盛，在于过去医疗体系薄弱，一旦瘟疫爆发，人们只能通过求助五帝以求生存。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许多传染病被消灭，人们渐渐摆脱瘟疫的恐慌，然而五帝信仰并末随之衰落，他的神格得到提升，被赋予保境安民、消灾解厄的新职能，成为“代天巡狩”庇佑人民的守护神，因此香火更加兴盛。根据统计，1981年全台共有王爷庙753座，至今台湾东港等许多地方仍然举行王船祭等活动，许多台湾信徒仍不时组团回泉州富美宫等祖庙拜祭，成为两岸交往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