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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逝去的上个世纪，是北京急剧变化的百年。对于我们积淀的这个历史名城来说，这仅仅是沧桑变幻的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所爆发的力量，至今仍使这个城市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塑造着它在今天以及将来的形态，有体有形地影响或决定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虽然这个瞬间是短暂的，但相信它会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人永久探讨的话题。求解现实与未来，我们只能回到过去，这是人类的本性。而我仅是尽绵薄之力，将这段历史勾画出些许轮廓，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公开，人们会看得更真切。”这是王军在他的《城记》一书前言中的开卷首语。
王军是记者，他的书写方式自然是新闻式的，他在书的正文开篇就将读者带进一个新闻镜头下的历史现场：“来自四川兴文的十三个庄稼汉抡圆了铁锄，大块大块的木头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瓦片被杂乱地堆在一旁，砖墙在咣咣震响声中呻吟着，化作一片废墟。一时尘埃弥漫……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一百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就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
“拆除这处古迹是要它给一条城市干道腾地方，拆的名义是‘异地保护’这处文物。文物建筑的迁移要先选好迁建地址并予以腾空，测绘、摄像，建筑构件要编号，原材料、原规制复原，由文物专业技术人员着手进行……然而，在庄稼汉的铁锄之下，粤东新馆成了‘破烂’。
“‘有没有文物人员指导？’笔者在现场目睹此景，对姓汪的包工头说。
“老汪答道：‘他们来看了一下，指了指几件东西，说留下来，我们就动手了。’
“在老汪的引导下，笔者看到，几块雕花的木头已被拆放在一处。‘这就是他们要的。’
老汪说，‘还有几块石头，嵌在墙里，他们说里面可能有字，也让留下来。’
“‘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去卖。’
“‘能卖多少钱？’
“‘赚不了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分钱、五分钱。’
“‘老汪，你知道康有为、戊戌变法吗？’
“老汪两眼茫然。
“‘知道孙中山吗？’
“‘当然喽，这个房子还跟他关系呀？’
“老汪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笔者跟他是六天前认识的。那是9月18日，他受工程部门委托，带着乡里众兄弟来拆粤东新馆的房子，没想到刚把瓦片揭下来，就被叫停。原来有人告了状，建设部门表示，要跟文物部门签完协议后才能拆。
“折腾了几天，眼下老汪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在北京拆了八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老汪说到这儿，电话响了。运输车就要开过来，买家要来登门了。”
王军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以他记者的勤奋和敏锐，捕捉和记录下许多这样的历史瞬间，常不禁令我们慨叹、唏嘘。《城记》已不仅仅是一部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变迁的历史记录，在它的背后，有更多的内容是需要细细品味和体悟的。比如，像以下三段描述，本身都已是烙印下斑驳沧桑的凝重历史，但它又是如此的鲜活。
第一段：
“1951年8月15日，梁思成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能够‘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作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但很快，大规模的建设迫在眉睫。“梁思成陷入了复杂的心境，后来他甚至称毛泽东不懂建筑。”据原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口述回忆：“梁思成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不懂建筑，是不能领导建筑的。针对此说，彭真讲：我们开始也是觉得自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照你所说，毛主席在军事上也不能说是内行，他不会开坦克，也当不了士兵。比如，梅兰芳他也只能唱青衣，他就唱不了花脸。可是他就可以当戏剧学院的院长。一个人不可能行行都会，但他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人。”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执政者说的话。
第二段：
1953年5月，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简报称：“女三中门前发生交通事故四起，主要是因为帝王庙牌楼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楼的戗柱和夹杆石多次被撞，牌楼有危险。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过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属事故多发点。”于是，5月4日，北京市委就向中央提出一个拆除方案。5月9日中央批了，并指出为取得人民的拥护，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王军这样描述：“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重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这都是我们这些在场做记录的同志耳闻目睹的事实。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那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真情。’”
第三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召集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位，足足讲了四个钟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向“三大主义”，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宣战。
5月1日，毛泽东征求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这位在北平围城之时，带解放军干部请梁思成绘文物地图的政治学家，从1952年起担任了七年教育部部长。1956年，在一次学习会上，他就放了一炮：“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2005年，我曾有幸与邓友梅、丛维熙两位文学前辈应邀到苏州沧浪区做文化考察。没想到，现在的苏州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梁思成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理念，即“安居乐业”变成了现实，它以科学的以“文化立区”的“沧浪”模式出现在我的眼前。苏州的整体城市建设规划与发展亦然，“老苏州”、“新苏州”和“洋苏州”构成了一个崭新的三位一体的大苏州。
身在苏州，却不由得想起了为老北京的建筑、规划伤心不已的梁思成，想到有多少热爱老北京，把祖宗留下的这份世界上罕贵无比的建筑杰作当宝贝的人们，得知城墙拆了、牌楼拆了时那份撕心裂肺般的痛心。梁思成一定又是其中最为痛苦且困惑的一位。
梁思成在论述北京的古代城市建筑规划之完美和建筑艺术成就之高时，曾不禁这样感叹：“北平的整个形制既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而同时又是艺术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都又各个的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从保护历史和艺术的角度出发，绝不应当破坏这个全世界保存最完好的体系。因为历史的文物对于人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最能触发人们对民族对人类的自信心。”
但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呼声，无论感情多么强烈，也终被盲目和无知所淹没。倘若拆除精美的城墙、牌楼的行为在当时确是理性的，只是后来历史证明其本身是错误的，倒也可在扼腕叹息之余表示谅解。可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上凡“破”字当头的行为，大都是越盲目越理直气壮。想想看，我们已经有多少承传着古老文明的历史遗迹，在许多专家学者绝没有一丝一毫功利心的声嘶力竭的呼吁呐喊中，还是抵不过一纸又一纸头脑发热的行政命令，在推土机的轰鸣下变成一片又一片瓦砾。
不是吗？梁思成在呼吁保护古建筑的过程中，耐心地把各种破坏行为所可能依据的想法一一加以驳斥。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钟爱之情，从他对那一砖一瓦，一栏一石，一寺一塔，一庙一殿的品位便可见一斑。他并非一个只耽于古典情趣，而不理会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梦想家。相反，他是个非常务实的建筑学家。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清楚意识到中国城市已经走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临界点，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北京城的都市化进程。他深知作为一个科学家，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用智慧和知识将传统与现代化相融，单凭对中国建筑美感的依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实际利益面前向历史的责任和审美的需求让步。
梁思成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中指出，保存城墙丝毫不会妨碍未来日益繁忙的交通，从经济角度考虑，拆除城墙要用炸药，运输城砖也浪费人力物力。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了。那如何解决庞大的政府行政中心区的用地问题与旧城区的矛盾呢？梁思成指出向西郊近城发展建立新区是上策，这样不仅可以使办公区有足够的面积和发展余地，以及人口过密、控制车辆的合理流量，还可以一劳永逸地保护旧北京的建筑文物不遭破坏。
梁思成的北京是美丽的。想想今天的市政要在保护古建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艰难抉择，也是五十年前不听“梁”言相劝留下的后遗症。如今在拓宽的商业街和林立的商城大厦包围下，故宫、北海、景山成了都市盆景，由九城的城墙、牌楼，宫殿、王府、四合院所支撑起的古城的和谐已经支离破碎，甚至不伦不类。
“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今天我们也只能落得在躲避交通堵塞和大气污染之余，用想象的记忆去梦寻古都的风采神韵，但愿不要再让梁思成的痛心继续了。
王军是记者，他的书写方式自然是新闻式的，他在书的正文开篇就将读者带进一个新闻镜头下的历史现场：“来自四川兴文的十三个庄稼汉抡圆了铁锄，大块大块的木头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瓦片被杂乱地堆在一旁，砖墙在咣咣震响声中呻吟着，化作一片废墟。一时尘埃弥漫……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一百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就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
“拆除这处古迹是要它给一条城市干道腾地方，拆的名义是‘异地保护’这处文物。文物建筑的迁移要先选好迁建地址并予以腾空，测绘、摄像，建筑构件要编号，原材料、原规制复原，由文物专业技术人员着手进行……然而，在庄稼汉的铁锄之下，粤东新馆成了‘破烂’。
“‘有没有文物人员指导？’笔者在现场目睹此景，对姓汪的包工头说。
“老汪答道：‘他们来看了一下，指了指几件东西，说留下来，我们就动手了。’
“在老汪的引导下，笔者看到，几块雕花的木头已被拆放在一处。‘这就是他们要的。’
老汪说，‘还有几块石头，嵌在墙里，他们说里面可能有字，也让留下来。’
“‘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去卖。’
“‘能卖多少钱？’
“‘赚不了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分钱、五分钱。’
“‘老汪，你知道康有为、戊戌变法吗？’
“老汪两眼茫然。
“‘知道孙中山吗？’
“‘当然喽，这个房子还跟他关系呀？’
“老汪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笔者跟他是六天前认识的。那是9月18日，他受工程部门委托，带着乡里众兄弟来拆粤东新馆的房子，没想到刚把瓦片揭下来，就被叫停。原来有人告了状，建设部门表示，要跟文物部门签完协议后才能拆。
“折腾了几天，眼下老汪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在北京拆了八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老汪说到这儿，电话响了。运输车就要开过来，买家要来登门了。”
王军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以他记者的勤奋和敏锐，捕捉和记录下许多这样的历史瞬间，常不禁令我们慨叹、唏嘘。《城记》已不仅仅是一部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变迁的历史记录，在它的背后，有更多的内容是需要细细品味和体悟的。比如，像以下三段描述，本身都已是烙印下斑驳沧桑的凝重历史，但它又是如此的鲜活。
第一段：
“1951年8月15日，梁思成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能够‘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作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但很快，大规模的建设迫在眉睫。“梁思成陷入了复杂的心境，后来他甚至称毛泽东不懂建筑。”据原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口述回忆：“梁思成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不懂建筑，是不能领导建筑的。针对此说，彭真讲：我们开始也是觉得自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照你所说，毛主席在军事上也不能说是内行，他不会开坦克，也当不了士兵。比如，梅兰芳他也只能唱青衣，他就唱不了花脸。可是他就可以当戏剧学院的院长。一个人不可能行行都会，但他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人。”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执政者说的话。
第二段：
1953年5月，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简报称：“女三中门前发生交通事故四起，主要是因为帝王庙牌楼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楼的戗柱和夹杆石多次被撞，牌楼有危险。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过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属事故多发点。”于是，5月4日，北京市委就向中央提出一个拆除方案。5月9日中央批了，并指出为取得人民的拥护，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王军这样描述：“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重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这都是我们这些在场做记录的同志耳闻目睹的事实。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那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真情。’”
第三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召集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位，足足讲了四个钟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向“三大主义”，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宣战。
5月1日，毛泽东征求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这位在北平围城之时，带解放军干部请梁思成绘文物地图的政治学家，从1952年起担任了七年教育部部长。1956年，在一次学习会上，他就放了一炮：“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2005年，我曾有幸与邓友梅、丛维熙两位文学前辈应邀到苏州沧浪区做文化考察。没想到，现在的苏州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梁思成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理念，即“安居乐业”变成了现实，它以科学的以“文化立区”的“沧浪”模式出现在我的眼前。苏州的整体城市建设规划与发展亦然，“老苏州”、“新苏州”和“洋苏州”构成了一个崭新的三位一体的大苏州。
身在苏州，却不由得想起了为老北京的建筑、规划伤心不已的梁思成，想到有多少热爱老北京，把祖宗留下的这份世界上罕贵无比的建筑杰作当宝贝的人们，得知城墙拆了、牌楼拆了时那份撕心裂肺般的痛心。梁思成一定又是其中最为痛苦且困惑的一位。
梁思成在论述北京的古代城市建筑规划之完美和建筑艺术成就之高时，曾不禁这样感叹：“北平的整个形制既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而同时又是艺术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都又各个的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从保护历史和艺术的角度出发，绝不应当破坏这个全世界保存最完好的体系。因为历史的文物对于人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最能触发人们对民族对人类的自信心。”
但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呼声，无论感情多么强烈，也终被盲目和无知所淹没。倘若拆除精美的城墙、牌楼的行为在当时确是理性的，只是后来历史证明其本身是错误的，倒也可在扼腕叹息之余表示谅解。可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上凡“破”字当头的行为，大都是越盲目越理直气壮。想想看，我们已经有多少承传着古老文明的历史遗迹，在许多专家学者绝没有一丝一毫功利心的声嘶力竭的呼吁呐喊中，还是抵不过一纸又一纸头脑发热的行政命令，在推土机的轰鸣下变成一片又一片瓦砾。
不是吗？梁思成在呼吁保护古建筑的过程中，耐心地把各种破坏行为所可能依据的想法一一加以驳斥。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钟爱之情，从他对那一砖一瓦，一栏一石，一寺一塔，一庙一殿的品位便可见一斑。他并非一个只耽于古典情趣，而不理会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梦想家。相反，他是个非常务实的建筑学家。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清楚意识到中国城市已经走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临界点，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北京城的都市化进程。他深知作为一个科学家，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用智慧和知识将传统与现代化相融，单凭对中国建筑美感的依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实际利益面前向历史的责任和审美的需求让步。
梁思成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中指出，保存城墙丝毫不会妨碍未来日益繁忙的交通，从经济角度考虑，拆除城墙要用炸药，运输城砖也浪费人力物力。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了。那如何解决庞大的政府行政中心区的用地问题与旧城区的矛盾呢？梁思成指出向西郊近城发展建立新区是上策，这样不仅可以使办公区有足够的面积和发展余地，以及人口过密、控制车辆的合理流量，还可以一劳永逸地保护旧北京的建筑文物不遭破坏。
梁思成的北京是美丽的。想想今天的市政要在保护古建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艰难抉择，也是五十年前不听“梁”言相劝留下的后遗症。如今在拓宽的商业街和林立的商城大厦包围下，故宫、北海、景山成了都市盆景，由九城的城墙、牌楼，宫殿、王府、四合院所支撑起的古城的和谐已经支离破碎，甚至不伦不类。
“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今天我们也只能落得在躲避交通堵塞和大气污染之余，用想象的记忆去梦寻古都的风采神韵，但愿不要再让梁思成的痛心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