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午夜心语》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写的一段日记，时间跨度为1963年12月1日至1966年4月18日，共计两年四个月零十八天。那时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它真实地记录了那几年我的教学生涯和科研活动，是我风雨人生中的一段不可磨灭的足迹。
大家知道，那几年正是我国刚刚度过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人们刚刚从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出来，还没有完全摆脱极端贫困的时候。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多次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以此作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要求階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就对国内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并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
在这种“左”的思想和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各条战线上的一切工作，都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一切都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作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的一名党员教师，本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心情，在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中，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这条路线。回顾这一段往事，归纳起来，我主要参加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和活动：一是参加农村的“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二是参加了城市的“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三是参加了河北省委组织的撰写反修理论文章的写作组的活动，四是参加了南开大学教学中的半工半读活动，五是参加了文艺战线上的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活动。此外，从1965年8月29日起至1966年3月20日止，我被借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部，继续写批判文章，并参加部分编辑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我才回到南开大学。我的日记，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止了。
这一段日记，记载了我在这一时期参加的以上主要活动，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这是当年全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活动的一个缩影。
下面，首先对这一时期我所参加的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等活动，作一个历史的回顾和反思。
在南开参加
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
1964年9月出版的《文艺报》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了《文艺报》编辑部的重要文章：《“写中间人物”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并附发了《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
这时，全国各条战线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文史经哲各学科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文艺战线更加突出。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对文艺问题作了两次批示，把文艺界的问题估计得非常严重，说文艺界“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一警告让文艺界各部门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报》编辑部发表了这篇长文，引起各界特别是文艺界极大关注。
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
文章和材料揭露：1962年8月，邵荃麟在大连主持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他还就当时农村的形势、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文艺创作现状，发表了一系列错误言论，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而要开展对他的批判。
1964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艺报》编辑部的文章，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我们同邵荃麟的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这就为这场批判定了调，把这场批判上纲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自此之后，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许多单位还召开了批判会。在这种形势下，高校中文系的文艺教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也必须紧跟形势，密切配合。我也卷入了这场斗争，那时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给三年级上文艺理论课，参加批判是不容推卸的责任。除课堂上讲课增加批判“写中间人物”论外，我还在讲稿的基础上写了两篇稿子，一篇题为《恩格斯也主张“写中间人物”吗？》，批评邵荃麟歪曲引用恩格斯语录为“写中间人物”论辩护；另一篇题为《所谓“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实质是什么？》，集中批判了“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
就在这个时候，即1964年11月24日下午，《人民日报》文艺部派一位青年编辑来到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稿，和部分教师见了面，我也参加了。他向大家介绍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展批判的情况，着重介绍了文艺战线开展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情况，希望大家投入这一斗争，积极写稿，支持他们。中文系很重视这个谈话，把他的谈话作为“中央精神”，贯彻到教学和科研之中。在这一精神鼓舞下，我抓紧时间修改那篇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文稿，并于1964年11月28日寄给《人民日报》文艺部。
过了一个礼拜，即12月5日，我收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回信，说我那篇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稿子写得不错，但因文章涉及内容太多，需改写成两篇。头一篇集中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第二篇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来信还要求，头一篇文章要在四五天之内交稿。
接到来信的当晚，我便抓紧时间改写第一篇，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整天加班，当晚便完成了初稿。12月7日又作了修改和补充，从驳斥“写中间人物”论的“理论根据”“现实根据”和“以中间人物教育中间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点。12月8日将改好的稿子寄给了《人民日报》文艺部。
到了1964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文艺部给我寄来了两份大样，题目是《“写中间人物”论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唱反调》，并附信要求我抓紧时间校改。两份大样，一份请文艺理论教研室同事审阅，另一份由我自己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12月25日，将改样寄给了《人民日报》。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人民日报》还未收到我的改样，便将文章提前发表了。12月2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几乎以整版篇幅刊出了那篇长达万余字的文章，题目改为《这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唱反调》。当天下午我见到报上的文章，仔细阅读了一遍，发现编辑部改动了一些地方，补充了几篇被点名批评的所谓宣扬“中间人物”的短篇小说作为例证。随后收到文艺部的来信，说由于斗争需要，没有来得及征求我的同意就提前发表了，为此表示了歉意。后来我得知，所谓“斗争需要”，是指这时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有代表批判了“写中间人物”论，作为人大代表的邵荃麟不服气，为自己辩解。为了配合这一斗争，《人民日报》便将那篇文章提前发表了。
這篇文章是在我讲课的讲稿基础上写成的。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引起校内外较大反响。南开大学图书馆在大厅阅报栏贴出这一篇文章，引起中文系部分师生的关注。但此事也引来一点麻烦，当时大家都是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以往我发表文章都是使用集体笔名，这次却使用了我个人名义，而这篇文章又是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篇幅不短，分量不轻，因而招来了批评。有一位负责人在会上不点名批评我，说我这是在搞“自留地”，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的表现，并宣布以后禁止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这给我以较大压力。为了避免将“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帽子扣到我头上来，只得把该文的五十多元稿费交了公。
批判“写中间人物”论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本来，在学术领域和文艺领域，存在意见分歧或不同见解是正常现象，应该按照“双百”方针的要求，通过平等讨论共同探讨加以解决。但在“左”的思潮和“左”的路线指引下，一切意见分歧都成了阶级斗争的直接表现，简单粗暴的批判斗争取代了平等讨论和共同探索，完全堵塞了探求真理的正确途径。现在回过头来看，包括批“写中间人物”论在内文艺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批判斗争，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潮和“左”的路线指引下进行的，完全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的精神，是应当认真反思的。尽管这种批判已经很“左”了，过火的批判已经造成了对被批判者不应有的伤害，但是，到了极左思潮泛滥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勾结江青等人炮制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竟然把“写中间人物”论和东拼西凑的另“七论”人为地捏合在一起，称之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的“黑八论”，而把“文革”前对所谓“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斥之为“假批判”，直至把被批判者和批判者统统打成“黑线人物”，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种把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斗争推到登峰造极的做法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和极大危害，又另当别论。
借调到《文艺报》继续写批判文章
从1965年8月29日至1966年3月20日，我被“借调”到北京《文艺报》编辑部，工作了半年多。
我在《文艺报》的主要任务是参加一个写作班子，由编辑部出题，奉命撰写批判文章。
这时我才知道，1964年年底我在《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文章之后，引起了各方面关注。《文艺报》编辑部的领导也注意到了，便派理论组负责人李基凯，到南开大学商量“借调”我到《文艺报》编辑部参加一个写作班子，继续写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文章。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于1965年8月29日，我奉命来到《文艺报》报到。接待我的是《文艺报》艺术组负责人沈承宽。她安排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招待所（地点在东城区东总布胡同22号）住下。后来得知，她是著名老作家张天翼的夫人，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全家三口住在招待所，和我成了朝夕相见的邻居。
当晚，李基凯来看望我时说：除我之外，还准备从外地借调几位同志来，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专门写批判文章。后来，陆续有三位同志来此报到，他们来自山东师院中文系、天津文学研究所和河北大学中文系。
紧接着，李基凯就对我布置任务。第一篇文章是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以下简称“深化”论），这是我已经预料到的，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开始写作。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时，曾应约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批“深化”论文章，投寄他们，可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一直没有回应。于是，当晚就给《人民日报》文艺部写信，索回那篇稿子，打算重写一次。我想在那篇稿子基础上加工提高，进度可能会快一些。
9月4日，我将批判“深化”论的写作提纲写出并交李基凯，李基凯转交《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审阅。9月8日下午，侯金镜专程到住地来看望我，和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长谈，除问到我们学校各方面情况和我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外，主要是由他介绍文艺界的情况和问题。他心情沉重地谈到邵荃麟主持召开的大连短篇小说座谈会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大连会议的背景、会议的内容以及邵荃麟提出“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经过，还谈到这个文学主张的不良影响和沉痛教训。最后他把这些问题归结到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了解不深或不正确，导致这样严重的后果。他谈话时总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带有深深的自责。这使我强烈地感到这位第一次见面的领导同志谦虚、谨慎和严于律己的品德和风范。他最后说：“你写的批判“深化”论提纲我见到了，等几天冯牧出差回来，再一块儿研究。”
侯金镜语重心长的一席谈话，对我是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也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当场表示，一定要把批判“深化”论的稿子写好。
可是，过了几天，情况又有了变化。9月13日，李基凯通知我，编辑部新近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让我参加。原计划批判“深化”论暂时停止，改为批判长篇小说《东风化雨》，由我执笔，另有编辑部新调来的一名大学生配合我。
《东风化雨》是上海出版的一部描写资产阶级兴办实业的长篇小说，有五六十万字。有关方面认为该书美化了资产阶级，丑化了工人阶级，必须批判。要求在两周之内完成写稿任务。
于是，我便从9月14日开始，抓紧时间写批判《东风化雨》的稿子。从看书、写提纲，到写出初稿，用了二十多天时间，于10月6日完成初稿。 与此同时，编辑部要求写作组另外两位同志评论周而复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所谓“评论”，是对这部长篇小说一分为二，并非全部否定。我只参加讨论，并不执笔。
10月20日，李基凯看完了批判《东风化雨》初稿，基本上予以肯定，但要求将文章结构调整一下，避免前后重复，文字也要进一步推敲。
根据李基凯的意见，我对初稿进行了改写，于10月29日完成了第二稿。11月4日，编辑部开会讨论了第二稿，《文艺报》副主编冯牧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认为此稿对小说的基本问题抓对了，但还有不足之处，要求文章的语气缓和一些、用词委婉一些，结论性语言尽量少一些，还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再次修改。
我又经过大约10天时间进行修改，于11月13日写出第三稿，交编辑部。过了几天，李基凯告诉我，冯牧已看过第三稿，他基本上同意，但文字上还要仔细斟酌，进一步修改提高，并要求将全部引文核对一遍。
直到12月8日打印了校样，我以为这就差不多了，可以在《文艺报》1965年第十二期上版了，但事實并非如此。
冯牧等领导同志对此稿十分重视，也非常审慎，他们决定暂时不上版面，而是报请中宣部领导审批，这就需要耐心等待了。
到了1966年1月29日，李基凯告诉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认真审阅了该稿，修改了几处，提了几点意见和建议。退回编辑部之后，根据林默涵的审查意见，侯金镜、冯牧又亲自动手反复作了三次修改，这才定了稿，在1966年《文艺报》第二期上，作为重点文章刊登了。题目是《<东风化雨>是一部宣扬阶级投降主义的小说》。
这篇长达万余字的批判文章，历经数月，三易其稿，经过理论组编辑、《文艺报》领导直至中宣部领导反复推敲，多次审改，才得以刊出。这篇文章也是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和路线指导下的产物。就在这时，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开端，一场极左思潮大肆泛滥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掀起高潮，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相形之下，这篇批判《东风化雨》的文章就显得“左”得不够、变得微不足道了！
随后，我又转入批评“现实主义深化”论，费力不小，虽已写出稿子，但因“质量”上不去，也就不了了之。
在京期间，除写稿之外，我们还参加机关干部必须参加公益劳动和一些社会活动。
参加劳动是当时各单位必须执行的一项规定，所有机关干部每周劳动一天。我在南开大学时，每周都安排劳动。来到《文艺报》之后，也坚持参加。开头是去北京东郊玻璃总厂，参加厂里的一些辅助性的劳动，后来又参加市里的一些杂务劳动，如到什刹海清除海中的污泥、搬运石头等建筑材料，在街道两侧植树，还到京密引水工程挖河泥。干部参加劳动，当时被认为是“反修防修”的必修课。
在京期间，还多次听取中央领导和文艺界领导的报告，约有十余次，特别是文艺界报告会，包括周扬、林默涵、许立群、刘白羽的报告，每会必听，认清形势，学习和理解中央精神，以便在撰写批判文章中体现出来。
在京期间，看戏看电影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看，占去大量时间，影响写作。以致后来编辑部领导几次提醒，要适当控制，否则，就没有时间写稿子了。
《文艺报》领导为了解决编辑人员不足的问题，还让我到编辑部办公室去“坐班”，处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并准备延长“借调”我的时间。为此，编辑部派人专程去南开大学商量此事。这样一来引起了南开大学的警觉，担心我留京不归，当即严词拒绝。为防止正式调我到《文艺报》工作，校方以南开大学党委名义，致函《文艺报》编辑部，语气很坚决，要求我立即回校上课。《文艺报》编辑部无可奈何，只得让我把手头正在撰写的稿子带回去继续完成，我便于1966年3月20日回到了南开大学。
回校后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动起来，我的日记也就暂时停止了。
大家知道，那几年正是我国刚刚度过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人们刚刚从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出来，还没有完全摆脱极端贫困的时候。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多次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以此作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要求階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就对国内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并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
在这种“左”的思想和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各条战线上的一切工作，都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一切都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作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的一名党员教师，本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心情，在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中，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这条路线。回顾这一段往事，归纳起来，我主要参加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和活动：一是参加农村的“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二是参加了城市的“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三是参加了河北省委组织的撰写反修理论文章的写作组的活动，四是参加了南开大学教学中的半工半读活动，五是参加了文艺战线上的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活动。此外，从1965年8月29日起至1966年3月20日止，我被借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部，继续写批判文章，并参加部分编辑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我才回到南开大学。我的日记，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止了。
这一段日记，记载了我在这一时期参加的以上主要活动，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这是当年全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活动的一个缩影。
下面，首先对这一时期我所参加的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等活动，作一个历史的回顾和反思。
在南开参加
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
1964年9月出版的《文艺报》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了《文艺报》编辑部的重要文章：《“写中间人物”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并附发了《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
这时，全国各条战线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文史经哲各学科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文艺战线更加突出。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对文艺问题作了两次批示，把文艺界的问题估计得非常严重，说文艺界“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一警告让文艺界各部门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报》编辑部发表了这篇长文，引起各界特别是文艺界极大关注。
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
文章和材料揭露：1962年8月，邵荃麟在大连主持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他还就当时农村的形势、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文艺创作现状，发表了一系列错误言论，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而要开展对他的批判。
1964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艺报》编辑部的文章，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我们同邵荃麟的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这就为这场批判定了调，把这场批判上纲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自此之后，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许多单位还召开了批判会。在这种形势下，高校中文系的文艺教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也必须紧跟形势，密切配合。我也卷入了这场斗争，那时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给三年级上文艺理论课，参加批判是不容推卸的责任。除课堂上讲课增加批判“写中间人物”论外，我还在讲稿的基础上写了两篇稿子，一篇题为《恩格斯也主张“写中间人物”吗？》，批评邵荃麟歪曲引用恩格斯语录为“写中间人物”论辩护；另一篇题为《所谓“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实质是什么？》，集中批判了“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
就在这个时候，即1964年11月24日下午，《人民日报》文艺部派一位青年编辑来到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稿，和部分教师见了面，我也参加了。他向大家介绍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展批判的情况，着重介绍了文艺战线开展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情况，希望大家投入这一斗争，积极写稿，支持他们。中文系很重视这个谈话，把他的谈话作为“中央精神”，贯彻到教学和科研之中。在这一精神鼓舞下，我抓紧时间修改那篇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文稿，并于1964年11月28日寄给《人民日报》文艺部。
过了一个礼拜，即12月5日，我收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回信，说我那篇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稿子写得不错，但因文章涉及内容太多，需改写成两篇。头一篇集中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第二篇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来信还要求，头一篇文章要在四五天之内交稿。
接到来信的当晚，我便抓紧时间改写第一篇，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整天加班，当晚便完成了初稿。12月7日又作了修改和补充，从驳斥“写中间人物”论的“理论根据”“现实根据”和“以中间人物教育中间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点。12月8日将改好的稿子寄给了《人民日报》文艺部。
到了1964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文艺部给我寄来了两份大样，题目是《“写中间人物”论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唱反调》，并附信要求我抓紧时间校改。两份大样，一份请文艺理论教研室同事审阅，另一份由我自己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12月25日，将改样寄给了《人民日报》。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人民日报》还未收到我的改样，便将文章提前发表了。12月2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几乎以整版篇幅刊出了那篇长达万余字的文章，题目改为《这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唱反调》。当天下午我见到报上的文章，仔细阅读了一遍，发现编辑部改动了一些地方，补充了几篇被点名批评的所谓宣扬“中间人物”的短篇小说作为例证。随后收到文艺部的来信，说由于斗争需要，没有来得及征求我的同意就提前发表了，为此表示了歉意。后来我得知，所谓“斗争需要”，是指这时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有代表批判了“写中间人物”论，作为人大代表的邵荃麟不服气，为自己辩解。为了配合这一斗争，《人民日报》便将那篇文章提前发表了。
這篇文章是在我讲课的讲稿基础上写成的。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引起校内外较大反响。南开大学图书馆在大厅阅报栏贴出这一篇文章，引起中文系部分师生的关注。但此事也引来一点麻烦，当时大家都是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以往我发表文章都是使用集体笔名，这次却使用了我个人名义，而这篇文章又是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篇幅不短，分量不轻，因而招来了批评。有一位负责人在会上不点名批评我，说我这是在搞“自留地”，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的表现，并宣布以后禁止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这给我以较大压力。为了避免将“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帽子扣到我头上来，只得把该文的五十多元稿费交了公。
批判“写中间人物”论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本来，在学术领域和文艺领域，存在意见分歧或不同见解是正常现象，应该按照“双百”方针的要求，通过平等讨论共同探讨加以解决。但在“左”的思潮和“左”的路线指引下，一切意见分歧都成了阶级斗争的直接表现，简单粗暴的批判斗争取代了平等讨论和共同探索，完全堵塞了探求真理的正确途径。现在回过头来看，包括批“写中间人物”论在内文艺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批判斗争，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潮和“左”的路线指引下进行的，完全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的精神，是应当认真反思的。尽管这种批判已经很“左”了，过火的批判已经造成了对被批判者不应有的伤害，但是，到了极左思潮泛滥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勾结江青等人炮制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竟然把“写中间人物”论和东拼西凑的另“七论”人为地捏合在一起，称之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的“黑八论”，而把“文革”前对所谓“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斥之为“假批判”，直至把被批判者和批判者统统打成“黑线人物”，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种把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斗争推到登峰造极的做法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和极大危害，又另当别论。
借调到《文艺报》继续写批判文章
从1965年8月29日至1966年3月20日，我被“借调”到北京《文艺报》编辑部，工作了半年多。
我在《文艺报》的主要任务是参加一个写作班子，由编辑部出题，奉命撰写批判文章。
这时我才知道，1964年年底我在《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文章之后，引起了各方面关注。《文艺报》编辑部的领导也注意到了，便派理论组负责人李基凯，到南开大学商量“借调”我到《文艺报》编辑部参加一个写作班子，继续写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文章。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于1965年8月29日，我奉命来到《文艺报》报到。接待我的是《文艺报》艺术组负责人沈承宽。她安排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招待所（地点在东城区东总布胡同22号）住下。后来得知，她是著名老作家张天翼的夫人，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全家三口住在招待所，和我成了朝夕相见的邻居。
当晚，李基凯来看望我时说：除我之外，还准备从外地借调几位同志来，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专门写批判文章。后来，陆续有三位同志来此报到，他们来自山东师院中文系、天津文学研究所和河北大学中文系。
紧接着，李基凯就对我布置任务。第一篇文章是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以下简称“深化”论），这是我已经预料到的，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开始写作。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时，曾应约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批“深化”论文章，投寄他们，可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一直没有回应。于是，当晚就给《人民日报》文艺部写信，索回那篇稿子，打算重写一次。我想在那篇稿子基础上加工提高，进度可能会快一些。
9月4日，我将批判“深化”论的写作提纲写出并交李基凯，李基凯转交《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审阅。9月8日下午，侯金镜专程到住地来看望我，和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长谈，除问到我们学校各方面情况和我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外，主要是由他介绍文艺界的情况和问题。他心情沉重地谈到邵荃麟主持召开的大连短篇小说座谈会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大连会议的背景、会议的内容以及邵荃麟提出“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经过，还谈到这个文学主张的不良影响和沉痛教训。最后他把这些问题归结到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了解不深或不正确，导致这样严重的后果。他谈话时总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带有深深的自责。这使我强烈地感到这位第一次见面的领导同志谦虚、谨慎和严于律己的品德和风范。他最后说：“你写的批判“深化”论提纲我见到了，等几天冯牧出差回来，再一块儿研究。”
侯金镜语重心长的一席谈话，对我是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也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当场表示，一定要把批判“深化”论的稿子写好。
可是，过了几天，情况又有了变化。9月13日，李基凯通知我，编辑部新近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让我参加。原计划批判“深化”论暂时停止，改为批判长篇小说《东风化雨》，由我执笔，另有编辑部新调来的一名大学生配合我。
《东风化雨》是上海出版的一部描写资产阶级兴办实业的长篇小说，有五六十万字。有关方面认为该书美化了资产阶级，丑化了工人阶级，必须批判。要求在两周之内完成写稿任务。
于是，我便从9月14日开始，抓紧时间写批判《东风化雨》的稿子。从看书、写提纲，到写出初稿，用了二十多天时间，于10月6日完成初稿。 与此同时，编辑部要求写作组另外两位同志评论周而复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所谓“评论”，是对这部长篇小说一分为二，并非全部否定。我只参加讨论，并不执笔。
10月20日，李基凯看完了批判《东风化雨》初稿，基本上予以肯定，但要求将文章结构调整一下，避免前后重复，文字也要进一步推敲。
根据李基凯的意见，我对初稿进行了改写，于10月29日完成了第二稿。11月4日，编辑部开会讨论了第二稿，《文艺报》副主编冯牧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认为此稿对小说的基本问题抓对了，但还有不足之处，要求文章的语气缓和一些、用词委婉一些，结论性语言尽量少一些，还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再次修改。
我又经过大约10天时间进行修改，于11月13日写出第三稿，交编辑部。过了几天，李基凯告诉我，冯牧已看过第三稿，他基本上同意，但文字上还要仔细斟酌，进一步修改提高，并要求将全部引文核对一遍。
直到12月8日打印了校样，我以为这就差不多了，可以在《文艺报》1965年第十二期上版了，但事實并非如此。
冯牧等领导同志对此稿十分重视，也非常审慎，他们决定暂时不上版面，而是报请中宣部领导审批，这就需要耐心等待了。
到了1966年1月29日，李基凯告诉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认真审阅了该稿，修改了几处，提了几点意见和建议。退回编辑部之后，根据林默涵的审查意见，侯金镜、冯牧又亲自动手反复作了三次修改，这才定了稿，在1966年《文艺报》第二期上，作为重点文章刊登了。题目是《<东风化雨>是一部宣扬阶级投降主义的小说》。
这篇长达万余字的批判文章，历经数月，三易其稿，经过理论组编辑、《文艺报》领导直至中宣部领导反复推敲，多次审改，才得以刊出。这篇文章也是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和路线指导下的产物。就在这时，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开端，一场极左思潮大肆泛滥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掀起高潮，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相形之下，这篇批判《东风化雨》的文章就显得“左”得不够、变得微不足道了！
随后，我又转入批评“现实主义深化”论，费力不小，虽已写出稿子，但因“质量”上不去，也就不了了之。
在京期间，除写稿之外，我们还参加机关干部必须参加公益劳动和一些社会活动。
参加劳动是当时各单位必须执行的一项规定，所有机关干部每周劳动一天。我在南开大学时，每周都安排劳动。来到《文艺报》之后，也坚持参加。开头是去北京东郊玻璃总厂，参加厂里的一些辅助性的劳动，后来又参加市里的一些杂务劳动，如到什刹海清除海中的污泥、搬运石头等建筑材料，在街道两侧植树，还到京密引水工程挖河泥。干部参加劳动，当时被认为是“反修防修”的必修课。
在京期间，还多次听取中央领导和文艺界领导的报告，约有十余次，特别是文艺界报告会，包括周扬、林默涵、许立群、刘白羽的报告，每会必听，认清形势，学习和理解中央精神，以便在撰写批判文章中体现出来。
在京期间，看戏看电影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看，占去大量时间，影响写作。以致后来编辑部领导几次提醒，要适当控制，否则，就没有时间写稿子了。
《文艺报》领导为了解决编辑人员不足的问题，还让我到编辑部办公室去“坐班”，处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并准备延长“借调”我的时间。为此，编辑部派人专程去南开大学商量此事。这样一来引起了南开大学的警觉，担心我留京不归，当即严词拒绝。为防止正式调我到《文艺报》工作，校方以南开大学党委名义，致函《文艺报》编辑部，语气很坚决，要求我立即回校上课。《文艺报》编辑部无可奈何，只得让我把手头正在撰写的稿子带回去继续完成，我便于1966年3月20日回到了南开大学。
回校后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动起来，我的日记也就暂时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