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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0年前的“五四”运动,在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19年 6月4日,各族各界在“金碧公园”召开了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国民大会”。大会一致 表 示,坚决和全国人民一道把“除奸、废约、反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6月8日“云南学 生爱国会”宣告成立。接着,大理、腾冲、思茅、蒙自、昭通等地相继成立分会。各地学生 联合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反帝(抵制日货)反封(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宣传, 对促进云南人民的思想解放、传播马列主义和倡导新文化运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 作用。1920年10月,孙中山先生特意接见了云南派出的代 表,并给予很大的鼓励。以宣传和倡导科学和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继续鼓舞云南各族青 年 反帝反封,追求真理。相继创办了《爱国日报》、《滇潮》、《新滇社》、《曙滇》等四十 多种报刊,对针贬时弊、批判旧思想、倡导新文化起了很大作用。一部分《新滇社》成员 ,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加在北京反对日本炮击大沽口炮台和围攻执政府的革命运 动。
关键词:云南人民;科学和民主;反帝反封;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1.1/K29.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 04-0097-06
五四运动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一次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彻底反帝 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又是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开始,在中国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席卷全国各地的五四爱国运动,也在 云南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全国一样,五四运动在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也写下了极其光 辉灿烂的一页。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今天,回顾云南各族人民在划时代革命斗争中的 不 朽业绩,对于激发和教育年轻的新一代,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丰富和完善科学 发展观的伟大战略,具有十分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砸碎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向往 民主与科学,起了极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五四前夕的云南,昆明十一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两 千多青年学生,是一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倡导革命、反对复旧的文化生力军。由于伟大 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湘江评论》、《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 步刊物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在昆明出版的《救国日刊》就是当时在云南以反对封建文化、宣 传 新文化为中心的报刊,是第一次在云南首创用白话文进行宣传的报纸,它一开始就举起民主 主义的大旗,向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介绍国内外的进步思 潮,反映全国各省救国运动概况。一九一九年二月出版的《尚志》杂志,还转载了《布尔什 维克的胜利》等文。①这在当时云南的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中,燃起了启蒙运动的火炬,促 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由此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革命。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云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紧密地注视着时局的 发展。三月六日,昆明各界在救国团的主持下,召开了临时国民大会。大会通过致南北各省 及“和会”的中国代表通电,要求“一致坚持,勿稍退让”,大会号召抵制日货,要求公 布中日密约等。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后,五月四日,北京爱国学生在 天安门前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伟大的五四运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昆明学生界 首先振臂而起,各阶层人民也随之响应,于是,划时代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立即在全省范 围掀起了不可遏止的反帝反封的革命怒潮。
在昆明,当即有省一中学生杨兰春(杨青田)、张四维、段融生等七八人,铅印了 一份运动“缘起”的传单,(注:杨青田:《忆“五四”》,《云南日报》1979年5月2 日。)并发起成立爱国会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校学生的响应。各地 学生们走向街头,进行宣传、演讲、贴标语、发传单,热情宣传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正义要 求,愤怒声讨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占我国领土的狼子野心,揭露和谴责北洋政府卖国求荣的卑 鄙罪行。
在学生们的宣传鼓舞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倡导下,由省议会、总商会、报界联合会 、教育会、实业改进会、省农会、救国会、和平会、三迤总部、三省联合会、国民后援会、 尚志学社等团体发起,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在金碧公园(即今昆华医院)召开了支援北 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国民大会”。昆明各校全体学生均列队赴会,前面大旗,上书‘还我青 岛’、‘毋忘国耻’,后面小旗均书‘力争青岛’、‘誓杀国贼’、‘挽回国权’或‘头可 断,身 可杀,青岛不可失’等口号……许多市民闻风而来,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会场 上出现了热烈非常的场面,洋溢着激动人心的气氛,充分表现出各校学生热爱祖国的心情。那天到会的共有一万多人。在当年开这样的大会,还是空前的创举。(注:《国民大 会之盛况》,《义声报》民国八年三月十五至十八日连载。)
国民大会由救国团团长黄玉田主持,各机关团体代表李映川、杨青田、张天放等十四 人,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演讲者个个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痛斥卖国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相 勾结,出卖祖国主权的罪行。一致表示:坚决和全国人民一道,把除奸、废约、反日、救国 的斗争进行到底。会后,立即在广场上把没收的大量日货当众焚毁。显示了云南各族各界 人民坚持反日爱国的坚强决心。
群情激愤的国民大会,通过了宣言和致全国及巴黎专使之通电,揭露了“巴黎和会” 帝国主义分赃的实质。宣言号召:“凡我国民,与其零割多受痛苦,曷若捐驱,各标义烈。内奸外敌,共谋对付。稍纵即逝,应各投袂而起”。国民大会致各省通电中呼吁:“声讨国 贼,抵制日货,不达取消中日不平等条约誓不终止。务请联合各团体组织同等大会,共策共 进”。致电巴黎的中国专使“万勿签字”。又敦促广东政府,速电阻止北方政府签字,并声 明“若竟签字,誓不承认。”(注:《滇声报》民国八年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十 四日、二十一日报导。)充分表达了云南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正义呼声和 坚定的意志。
大会后,与会学生和各界群众立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着广聚街 (现金碧路)、太和街前进。沿途高呼:“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日本侵略强盗” 、“还 我青岛”、“挽回国权”等口号。经过日商保田洋行和府上洋行门口,群众怒不可遏,将这 两 家洋行的门窗户壁砸得稀烂。日本领事馆吓得大门紧闭,终日不敢开门出入。(注:同 上。)值得指出的 是,在这次游行队伍中,除学生、市民、手工业者、商人外,讲武堂的学生和政府的部分公 务人员也参加到这一爱国行列。这个空前壮大的反帝阵营,不仅表现了云南各族各界人民同 仇敌忾的爱国热忱,狠狠地打击了云南地方亲日势力的反动气焰,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 民反帝反封的斗争洪流。最后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废除中日军事密约。
继“六四国民大会”之后,云南学生爱国会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在斗争中宣告成 立。后来,为响应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召开,改名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云南支会”。接着 ,大理、曲靖、蒙自、思茅等地的学校,陆续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分会。
云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对于推动全省人民反帝(特别是抵制日货)反封(提倡新 文化运动)斗争的方面,起到了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学生爱国会成立了演讲团,“以劝用 国货,保卫国权及唤起国民之爱国心为宗旨”,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反帝反封的宣传活动。他们自编自演了以揭露帝国主义分赃会为题材的话剧《巴黎和会》、《打章宗祥》和《劳工 神圣》;还演出了许多揭露封建家长制、反对旧礼教和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三不愿 意》、《田小姐》等剧目。演讲团除进行街头宣传深入乡村以唤醒群众外,还经常在昆明 的 四个戏院作幕间演讲和演出,很受群众的欢迎。(注:赵:《“五四”运动在昆明》 ,载《风展红旗如画》云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学生联合会又组织贩卖团,贩卖新书报和各种国货,同时还创办了《云南学生联合会 周刊》和《爱国日刊》,利用报纸、传单、讽刺漫画等进行广泛宣传。《云南学生联合会周 刊》,除介绍一般报纸刊登的国内外新闻、省市新闻外,着重报导北京学生及国内各大城市 学生的爱国运动情况,并在副刊上登载社会科学知识,宣传社会主义的论文和新诗、小说等 文艺作品。为了加强与省外各报刊的联系,扩大宣传鼓动的作用,上述两报刊,还经常转载 当时在全国有名的报刊,如《湘江评论》、《新青年》、《新潮》、《妇女杂志》等有影 响 的评论和文章。所有这些,对于促进云南人民的思想解放,传播马列主义和倡导新文化运动 ,都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注:魏英伯:“五四时期昆明学生的爱国活动”。(油印稿))
学生抵制日货的坚决行动,获得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云南国民大会、云南总商会 等团体以及海关当局,也和学生爱国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他们在一部分铁路工人和店 员的参与下,联合清查各种日货,号召群众共同抵制。国民大会又于七月下旬召开以抵制日 货为中心的群众大会,并作出了抵制日货的决议书。决议书规定,超过限期未能处理之日货 ,一律焚毁,“焚毁之日货,无论何等商民,不得反抗,倘若反抗,并由会酌量情节议处” 。(注:档案资料:《第二次国民大会抵制日货决议书》。)接着学生爱国会也再 次发表声明,指出:“凡属劣货,无论先购后购者,均一律禁售, 铺面不得再有日货,一经发觉,即实行焚毁。”(注:档案资料:《云南学生爱国会公 布》。)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以反日救国为宗旨 的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昆明也做到家喻户晓,并逐渐遍及全省各地。蒙自、大理、腾冲、思 茅等地的学生积极响应全省学生联合会的号召,组织学生遍街演讲,并以国货样品遍告商家 。各地的爱国商人,在学生青年们爱国热忱的感召下,有的自觉将存有的日货主动交送商 会或学生会听候处理,有的把自存的日货拿到大街上当众烧毁,几乎所有地方的商店,都 在铺门上写明“不卖日货”的大红贴子。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在蒙自,以蒙自中学学生爱国 会会长杜涛(后于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赴广州农讲所学习,担任过中共滇南区委 书记,于一九二九年被捕牺牲)为首的爱国学生们,对少数妄图抗拒这一爱国运动的奸商采 取了严厉惩治的办法,将查获的日货,全部当众焚毁。(注:《杜涛烈士革命事迹》, 云南大学历史系近现代教研组。(油印稿))这一大快人心的义举,很快传遍全 省各地,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全省各族各界人民抵制日货的爱国热忱。当时,人们把在昆明 和在全省各地焚毁日货的行为,比作林则徐在广州烧鸦片一样地扬眉吐气和大快人心。这形 象而深刻的比喻,高度赞扬了云南人民反对日本侵略,坚决抵制日货的爱国热忱。
在群众性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日货的销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往在云南各地畅销的 棉纱、印花布、搪磁器、洋灯、洋伞等日货,基本已绝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一九二年 日本进口滇省的棉总数,已下降为一九一九年的十分之一。在昆明经营棉纱的三家日商也因 此而倒闭。(注: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况》,新云南丛书社出版。)通过这 一系列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爱国行动之后,不仅客观上支持和促进云南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 展,同时也给予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力的打击。
云南的反日救国运动,是和全国各省密切结合、息息相关的。在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 大好形势下,一九二年十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各省各界联合会,深入开展除奸 、反日、废约、救国的斗争。我省选出张天放等五个代表,赴上海出席大会。出发之日,昆 明沿街都是悬旗欢送。在上海开会期间,孙中山先生很关心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接见我 省的张天放等代表时他指出:“中国各省军阀割据,勾结外国出卖国家的局面,必须彻底改 变。要不断的努力唤醒各界民众起来抵抗侵略,才能振兴国家。云南处在英、法两国争夺的 地位,更要特别注意反侵略、反帝教育的工作”。(注:张天放:《云南人民在“五四 ”前后的救国运动》。(油印稿))孙中山先生对云南的关注,对当时站在反帝反封 斗争第一线的云南各族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 ,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不把这些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提 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把批孔斗争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对孔孟之 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尊孔复古的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因此,“五四”时期, “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也是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革命。
宣传和倡导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大大破除了人们对孔孟之道的迷信;同 时鼓舞了广大青年追求真理的热情,促使他们去寻求革命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以后云南也 和全国一样,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在此期间,大批新书涌入 云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哲 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以及一些 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劳农俄国》等书,与此 同时,亚新书店、日新社和觉民书社等专门经售新书的书店,也应时而生。所有这一些,给 予当时正在与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英勇搏斗的云南各族青年和学生,起到了很大的 鼓舞和推动作用。在此期内,宣扬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即使在象云南这 个比较落后和边远的地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和指导之下,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一 些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以及具有这种思想的青年和学生,进一步行动起来,陆续创办了宣传 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杂志共四十多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云南学生联合会周刊》、 《爱国日报》(均为云南学生联合会主办),《均报》、《民觉日报》、《澎湃》(尚志学 会主办),《滇潮》(月刊,大同社主办,以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名义出版,后改为周 刊),《铁花》(新滇社)、《革新周刊》(革新社),《曙滇》(云南留日学生在日本主 办)。(注:谢本书:《“五四”运动在昆明》,《思想战线》1979年第二期。) 这些刊物都发表过许多战斗性的文章,向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封建思想文化 、旧道德、旧礼教,以及宗法制度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最激烈的批判。一股气势磅礴的新 思想、新潮流,开始冲破了禁锢云南人民思想的牢笼,在报刊和社会舆论主导下,迅速得到 了强烈的反响。比如,在《曙滇》创刊的“宣言”中就大声疾呼写到:“痛感我们后时代 的云南,‘百孔千疮’、‘危如累卵’!教育、政治、产业、道德随时随地均呈露腐败堕落 的现象!‘军阀’、‘土匪’侵掠于内;英国、法国压迫于外;可怜的一千七百万民众,均 陷入资本、强权两大势力底下的奴隶苦境!我们要由这种奴隶的苦境里解脱出来,向光明的 新社会,得到人间的真的生活,所以,不能不扫除阻碍民治发展文化上的恶魔,而谋根本的 改造,这即是我们惟一的使命”。(注:《曙滇》第一卷第一期,曙滇杂志社,1923年5 月。(上海江湾复旦大学内))“应当用冷静的理智,去研究中国扰乱的根源,思考 改造中国的方策,更当用热烈的精神,去排除扰乱中国的祸根,从事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 。(注:《曙滇》第一卷,第二期第66页。)同时,又指出,要想寻出跟上时代路 径,就必须“把偶像打倒”,必须“挣脱几千年 前的古董圣贤瞎话的束缚”,孔子先生的“圣言”不足信,儒家卫道士们所宣扬的“天经地 义的忠孝,已成既灭将废的烟花,这杀人不眨眼的旧式贞操守节观念,也必将扫于绝迹”。(注:《曙滇》第一卷,第二期第27页。)为了拯救“后时代的云南”,“应当赶 快醒觉、兴奋起来!去寻一条跟上时代的路径”。(注:《曙滇》1920年10月26日。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列宁所指 出的:“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注:《列宁全集》 第十五卷,第13页。)这些新思想、新文化 当时在云南不仅遭到“同善社”等反对势力的拼命反对,而且还受到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 建文化顽固派们的恶毒攻击。当《滇潮》等进步报刊遭到来自反动地方政府和尊孔复辟势力 的压制和责难时,有人就以“我对滇潮名义上的一个解释”为题,勇敢而坚定地发出了强烈 地反响:“……我们这个周报,是主张公理的,扶持人道的,不畏势力的,不服强权的, 若外围有甚么影响来,也只会起相当的反应作用,断断不能屈服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明了 办报的宗旨:“我们的周报,专用来发表新思想、新知识,陶冶新人格,建设新社会…… 。”(注:《曙滇》1921年7月3日。)在这两种思想、两种文化展开激烈的交锋仗 中,许多人努力站在当时的思想认识所 及的高度,在倡导和推广白话文、积极传播科学与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想、呼吁妇女的解放、 谴责帝国主义的入侵、抨击北方军阀政府和揭露唐继尧反动政权黑暗统治等方面,都发表了 许多旗帜鲜明、有理论、有见解、很振奋人心的批判文章。如在痛斥复辟势力的进攻时,有 人在《曙滇》等报刊上深刻地指出:“近代吾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所以远不及诸国者 ,非民族之劣,心智之愚所致,实原乎言论之不自由之过。有新奇之思想,不敢发表,背法 制之言论,不能声张。气息奄奄造成全国社会人民之死气。所以外患日迫一日,都不外言论 不自由的原因。吾滇又边处吾国,言论自由一语,更是九里雾中之话,人民不知政治为何物 ,只知做打死杀死不出气的老百姓,政府更是为便利起见,用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一 种愚民政策,长此而往,他人可智一日,我们一愚一日,中国文明,比诸外国,相差如是之 大,则滇省文化比诸外省,又相差如是之大,则滇省文明比诸外国文明,更不可道理计。” (注:《曙滇》第二卷第一期第24页。)对于那些竭力维护封建文化为宗旨的旧文 学顽固派们的攻击,有人就以“新旧文学的比 较观”为题反驳道:“……无论何人,只要平心静气的想想,也就知道旧文学是万不能存在 这平民主义盛行的时候。因为旧文学是‘雕琢的’、‘贵族的’、‘虚伪的’、‘古典的’ 、‘专制的’。这种文学除了少数贵族派外,我们平民是没有那种本领来看的,也没有那种 资格来做的。……总之,新文学是‘平民的’、‘新颖的’、‘自由的’、‘本能的’、‘ 活泼的’,与旧文学是活活一个对头。”奉劝以封建文化卫道士自居的权贵老爷们,“革旧 谋新,是人类进化的自然趋向;这种潮流如象洪水泛滥一样,不能阻挡”。(注:川滇 黔旅苏(江苏)学生会《周刊》第一期,1919年(上海)。)
在回击封建复辟派恶毒诽谤妇女不能平等解放时,各种报刊也同时给予迎头痛斥指出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类,男女各半,要想社会健全,增进人类的幸福,非男女两性, 各得平等发达,相扶互助,是决不成功的。……只要稍有知识的人们,总主张一切解放,而 尤注意于人类一半的女性的解放。”(注:《曙滇》第一卷第一期第57页。)一些 身居海外的云南人,为唤起故乡父老兄弟姊妹 奋起革新云南,以“情切家邦,鉴今思来”的愿望写道:“云南者云南人民之云南也,云南 人民不急起直追,自谋挽救,则更将何望?……俾得集群策众益,以补救现社会之糜烂,而 努力于吾人民治的文化的新云南之实现。勉矣滇人。一概将来之幸福,皆目今日之奋斗定之 !”(注:《曙滇》创刊号封面内页。)对于各帝国主义干涉和侵略我国,造成“ 中国祸乱的根源”,使“人民受害,直至 今日”的种种原因,在当时出版的许多报刊上,却曾出现许多击中时弊和发人深醒的评述。如《滇曙》杂志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国外帝国主义之侵略说,说者谓中国名为独立国家, 其实是半殖民地国家,北京政府便是各强国的买办号房,东交民巷是中华民国的太上政府。请看中国的关税盐税交通财政,那样不受洋大人的管辖,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是要看洋 大人的脸色,在中央政府暴戾横行的大军阀,那个背后没有外国人之显见的或潜在的势力。各大强国,用军国主义侵略我们的领土,还用资本主义榨取我们的脂膏,强暴的如虎狼一般 ,阴狠的如狐狸一般。中国这几年的内乱,一半是本国恶劣军阀的罪恶,一半也是外国政府 的利用挑拨。……所以外国势力在中国一日,中国内乱决不会停止的,现在总要除去外国的 势力才好。”(注:《曙滇》第二卷,第一期第43页。)在另一刊物上作者们继续 呐喊道:“我们的环境,真是又黑暗,又臭恶; 四周一看,尽是吃人的恶鬼!我们要是不把我们的环境改变了,要企图去跟时代,是不可能 的,我们要挣脱束缚,打倒偶像,来解放我们的精神,改造我们的思想,非吸收新鲜空气— —来增加我们的活力不可。”(注:《曙滇》1920年10月25日。)……总之,在这 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斗争中,当时有 不少青年人就是以“打倒孔家店”为起点,同孔孟之道的旧传统观念相决裂,逐步接受马克 思列宁主义,进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如省一中由少数革命学生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团体 ——“大同学会”(以英文TTA为代号)就是云南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大同学会( 也叫大同社)是少数人参加的秘密组织。在其组织章程中明确“以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研 究新思想,改造社会为宗旨”。除办刊物,演戏等宣传外,还在省一中办义务夜校,招收平 民子弟入学,供给书籍文具。经过不断地努力,以后在昆明各个学校和部分专县,也都相继 创办类似的夜校,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注:张迪青:《“五四”运动后云南学 生的团体活动》,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一九二四年云南旅京学生组织了“革新社”,同年又扩大发展省内革命组织,改名为 “新滇社”,以后又在上海、南京、武昌、广州等地成立分社。一部分“新滇社”的成员, 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新滇社”事实上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注:同上。)
在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中,“新滇社”的成员大多数都积极参加了爱国斗争,如在北 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炮台的运动,围攻执政府的革命运动,以及打章士钊家、烧 北京晨报馆等都有“新滇社”的社员参加。“三一八”惨案时,更是以社的名义发动全体社 员参加。社员范士荣手执社旗,姚宗贤散发传单,为执政府卫队首先开枪打死,其余几个社 员也受了伤。(注:同上。)通过这些斗争充分表现了云南革命青年,继续发扬五 四革命精神,用生命和鲜血,向黑暗的旧世界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榜样。
三
五四运动中的云南也和全国一样,既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 文化革命,它对以后云南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 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 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又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封 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民主主 义论》)。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五四运动后,反孔与尊孔的斗争还在继续。各种反动阶 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不断扯起“孔家店”这面破旗,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发动一次又一次的 反攻倒算,力图为早被五四推翻了的孔老二及其一套黑货翻案。生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林彪和“四人帮”不就是又在借孔孟之幽灵妄图建立封建法西斯的“林家王朝”和“一统 的江天下”吗?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向封建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到林彪 、“四人帮”扯起“社会主义旗号”,大搞封建主义借尸还魂的丑恶表演所造成中国历史上 大倒退的深刻教训,不是一次又一次向革命人民提出,从五四运动以来革命者前赴后继不断 为之作斗争的一大祸根——封建主义。既然历史以来它可以成为维护各种反动阶级搞复辟倒 退的肥沃土壤,那么,难道就不可能成为影响我们建成现代化强国严重的精神束缚和思想障 碍吗!?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今天,认真思索、严肃对待、彻底完成五四 时期提出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仍是我们今后不可忽视的历史使命。
从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三十年间的历史,证明 “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寻求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不管是 统一的专制王朝,或者是割据的军阀混战,人民从来都没有享受过民主。直到“五四”运动 后,中国共产党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我国地平线上才第一次出现 了民主的曙光。建国近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已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可 靠的政治保证和物质基础。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由“五四”运动提出并树起的民主与科学 的两面大旗,今后,仍将是引导和激励我们去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胜利的两面光辉的旗帜 。林彪、“四人帮”残酷地践踏民主、疯狂地毁灭科学的沉痛教训,从反面又一次昭示我们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更迅速地发展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 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而发展科学又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 会主义。如果说“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序幕 ,从而取得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话;那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再次重申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将是早日赢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胜利的可靠保证。
纵观云南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俯察今日锦绣边陲壮丽的现实,我们可以引为自豪地说 ,云南各族人民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英勇斗争精神的人民。从反抗历代封建王朝的残酷统 治,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胜利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从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五四运 动,到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一二•一”运动的英勇斗争;从各族青年儿女踊跃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到响应党提出“到山那边去”的号召积极参加游击队配 合人民解放军最后获得云南全省的解放。那一次又一次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壮举,无一不记 载着云南各族人民千百年来所走过的光辉道路;那一幕又一幕寻求真理、争取解放的斗争画 卷,无一不铭刻下云南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战斗历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 高瞻远瞩地说过:“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 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让我们高举五四运动的伟大旗帜,用我们富有光荣革命传统、聪明智 慧的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把先辈们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远景,早日变为 光辉灿烂的现实吧!
The May 4 Movement in Yunnan
——in Memory of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 Movement
LIU Da-cheng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032, Yunnan, Chin a)
Abstract:
The May 4th Movement 90 years ago was also a glorious page in the revo lutionary history Yunnan. On June 4, 1919, a demonstration was made by people fr om various ethnic groups or walks of life in “the Golden Emerald Park” to supp ort the patriotic movement of students in Beijing. The people of Yunnan, having
established a conference, were determined to carry forward the struggle of “get ting rid of evils and traitors, the abolition of unequal treaties, anti-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salvation of the nation”, together with people in other provi nces. In June 8, “Yunnan Patriotic Association of Students” was officially est ablished, and branches were immediately set up successively in Dali, Tengchong,
Simao, Mengzi and Zhaotong, promoting the movements of anti-Japanese imperialism
(especially the resistance of the Japanese commodities) and anti-feudalism (aim ing at the advocacy of new-cultural movement). These endeavors have greatly adva nced the process of thought emancip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ideas
in Yunnan. As a result, Mr. Sun Yat-sen specially granted an interview to the de legates from Yunnan. Inspired to carry on their great deeds, the Yunnan youths e stablished over 40 kinds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uch as Patriotic Daily ,
The Dian Tide, New Agency of the Dian, and The Dian Daybreak, contributing gre at ly to the activities of condemning the defects of that time, criticizing the old
ideas and promoting new ideas. Some of the staff members of New Agency of the
Dian joined the C.P.C., active in the revolutionary work in Beijing against t he J apanese ferocities attacking the Dagukou Turret Fortress and the Government Hall .
Key words: Yunnan people; science and democracy; anti-imperialis m and anti-feudalism; new cultural movement
〔责任编辑:李 官〕
关键词:云南人民;科学和民主;反帝反封;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1.1/K29.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 04-0097-06
五四运动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一次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彻底反帝 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又是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开始,在中国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席卷全国各地的五四爱国运动,也在 云南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全国一样,五四运动在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也写下了极其光 辉灿烂的一页。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今天,回顾云南各族人民在划时代革命斗争中的 不 朽业绩,对于激发和教育年轻的新一代,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丰富和完善科学 发展观的伟大战略,具有十分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砸碎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向往 民主与科学,起了极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五四前夕的云南,昆明十一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两 千多青年学生,是一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倡导革命、反对复旧的文化生力军。由于伟大 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湘江评论》、《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 步刊物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在昆明出版的《救国日刊》就是当时在云南以反对封建文化、宣 传 新文化为中心的报刊,是第一次在云南首创用白话文进行宣传的报纸,它一开始就举起民主 主义的大旗,向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介绍国内外的进步思 潮,反映全国各省救国运动概况。一九一九年二月出版的《尚志》杂志,还转载了《布尔什 维克的胜利》等文。①这在当时云南的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中,燃起了启蒙运动的火炬,促 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由此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革命。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云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紧密地注视着时局的 发展。三月六日,昆明各界在救国团的主持下,召开了临时国民大会。大会通过致南北各省 及“和会”的中国代表通电,要求“一致坚持,勿稍退让”,大会号召抵制日货,要求公 布中日密约等。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后,五月四日,北京爱国学生在 天安门前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伟大的五四运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昆明学生界 首先振臂而起,各阶层人民也随之响应,于是,划时代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立即在全省范 围掀起了不可遏止的反帝反封的革命怒潮。
在昆明,当即有省一中学生杨兰春(杨青田)、张四维、段融生等七八人,铅印了 一份运动“缘起”的传单,(注:杨青田:《忆“五四”》,《云南日报》1979年5月2 日。)并发起成立爱国会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校学生的响应。各地 学生们走向街头,进行宣传、演讲、贴标语、发传单,热情宣传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正义要 求,愤怒声讨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占我国领土的狼子野心,揭露和谴责北洋政府卖国求荣的卑 鄙罪行。
在学生们的宣传鼓舞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倡导下,由省议会、总商会、报界联合会 、教育会、实业改进会、省农会、救国会、和平会、三迤总部、三省联合会、国民后援会、 尚志学社等团体发起,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在金碧公园(即今昆华医院)召开了支援北 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国民大会”。昆明各校全体学生均列队赴会,前面大旗,上书‘还我青 岛’、‘毋忘国耻’,后面小旗均书‘力争青岛’、‘誓杀国贼’、‘挽回国权’或‘头可 断,身 可杀,青岛不可失’等口号……许多市民闻风而来,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会场 上出现了热烈非常的场面,洋溢着激动人心的气氛,充分表现出各校学生热爱祖国的心情。那天到会的共有一万多人。在当年开这样的大会,还是空前的创举。(注:《国民大 会之盛况》,《义声报》民国八年三月十五至十八日连载。)
国民大会由救国团团长黄玉田主持,各机关团体代表李映川、杨青田、张天放等十四 人,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演讲者个个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痛斥卖国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相 勾结,出卖祖国主权的罪行。一致表示:坚决和全国人民一道,把除奸、废约、反日、救国 的斗争进行到底。会后,立即在广场上把没收的大量日货当众焚毁。显示了云南各族各界 人民坚持反日爱国的坚强决心。
群情激愤的国民大会,通过了宣言和致全国及巴黎专使之通电,揭露了“巴黎和会” 帝国主义分赃的实质。宣言号召:“凡我国民,与其零割多受痛苦,曷若捐驱,各标义烈。内奸外敌,共谋对付。稍纵即逝,应各投袂而起”。国民大会致各省通电中呼吁:“声讨国 贼,抵制日货,不达取消中日不平等条约誓不终止。务请联合各团体组织同等大会,共策共 进”。致电巴黎的中国专使“万勿签字”。又敦促广东政府,速电阻止北方政府签字,并声 明“若竟签字,誓不承认。”(注:《滇声报》民国八年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十 四日、二十一日报导。)充分表达了云南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正义呼声和 坚定的意志。
大会后,与会学生和各界群众立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着广聚街 (现金碧路)、太和街前进。沿途高呼:“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日本侵略强盗” 、“还 我青岛”、“挽回国权”等口号。经过日商保田洋行和府上洋行门口,群众怒不可遏,将这 两 家洋行的门窗户壁砸得稀烂。日本领事馆吓得大门紧闭,终日不敢开门出入。(注:同 上。)值得指出的 是,在这次游行队伍中,除学生、市民、手工业者、商人外,讲武堂的学生和政府的部分公 务人员也参加到这一爱国行列。这个空前壮大的反帝阵营,不仅表现了云南各族各界人民同 仇敌忾的爱国热忱,狠狠地打击了云南地方亲日势力的反动气焰,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 民反帝反封的斗争洪流。最后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废除中日军事密约。
继“六四国民大会”之后,云南学生爱国会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在斗争中宣告成 立。后来,为响应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召开,改名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云南支会”。接着 ,大理、曲靖、蒙自、思茅等地的学校,陆续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分会。
云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对于推动全省人民反帝(特别是抵制日货)反封(提倡新 文化运动)斗争的方面,起到了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学生爱国会成立了演讲团,“以劝用 国货,保卫国权及唤起国民之爱国心为宗旨”,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反帝反封的宣传活动。他们自编自演了以揭露帝国主义分赃会为题材的话剧《巴黎和会》、《打章宗祥》和《劳工 神圣》;还演出了许多揭露封建家长制、反对旧礼教和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三不愿 意》、《田小姐》等剧目。演讲团除进行街头宣传深入乡村以唤醒群众外,还经常在昆明 的 四个戏院作幕间演讲和演出,很受群众的欢迎。(注:赵:《“五四”运动在昆明》 ,载《风展红旗如画》云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学生联合会又组织贩卖团,贩卖新书报和各种国货,同时还创办了《云南学生联合会 周刊》和《爱国日刊》,利用报纸、传单、讽刺漫画等进行广泛宣传。《云南学生联合会周 刊》,除介绍一般报纸刊登的国内外新闻、省市新闻外,着重报导北京学生及国内各大城市 学生的爱国运动情况,并在副刊上登载社会科学知识,宣传社会主义的论文和新诗、小说等 文艺作品。为了加强与省外各报刊的联系,扩大宣传鼓动的作用,上述两报刊,还经常转载 当时在全国有名的报刊,如《湘江评论》、《新青年》、《新潮》、《妇女杂志》等有影 响 的评论和文章。所有这些,对于促进云南人民的思想解放,传播马列主义和倡导新文化运动 ,都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注:魏英伯:“五四时期昆明学生的爱国活动”。(油印稿))
学生抵制日货的坚决行动,获得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云南国民大会、云南总商会 等团体以及海关当局,也和学生爱国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他们在一部分铁路工人和店 员的参与下,联合清查各种日货,号召群众共同抵制。国民大会又于七月下旬召开以抵制日 货为中心的群众大会,并作出了抵制日货的决议书。决议书规定,超过限期未能处理之日货 ,一律焚毁,“焚毁之日货,无论何等商民,不得反抗,倘若反抗,并由会酌量情节议处” 。(注:档案资料:《第二次国民大会抵制日货决议书》。)接着学生爱国会也再 次发表声明,指出:“凡属劣货,无论先购后购者,均一律禁售, 铺面不得再有日货,一经发觉,即实行焚毁。”(注:档案资料:《云南学生爱国会公 布》。)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以反日救国为宗旨 的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昆明也做到家喻户晓,并逐渐遍及全省各地。蒙自、大理、腾冲、思 茅等地的学生积极响应全省学生联合会的号召,组织学生遍街演讲,并以国货样品遍告商家 。各地的爱国商人,在学生青年们爱国热忱的感召下,有的自觉将存有的日货主动交送商 会或学生会听候处理,有的把自存的日货拿到大街上当众烧毁,几乎所有地方的商店,都 在铺门上写明“不卖日货”的大红贴子。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在蒙自,以蒙自中学学生爱国 会会长杜涛(后于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赴广州农讲所学习,担任过中共滇南区委 书记,于一九二九年被捕牺牲)为首的爱国学生们,对少数妄图抗拒这一爱国运动的奸商采 取了严厉惩治的办法,将查获的日货,全部当众焚毁。(注:《杜涛烈士革命事迹》, 云南大学历史系近现代教研组。(油印稿))这一大快人心的义举,很快传遍全 省各地,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全省各族各界人民抵制日货的爱国热忱。当时,人们把在昆明 和在全省各地焚毁日货的行为,比作林则徐在广州烧鸦片一样地扬眉吐气和大快人心。这形 象而深刻的比喻,高度赞扬了云南人民反对日本侵略,坚决抵制日货的爱国热忱。
在群众性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日货的销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往在云南各地畅销的 棉纱、印花布、搪磁器、洋灯、洋伞等日货,基本已绝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一九二年 日本进口滇省的棉总数,已下降为一九一九年的十分之一。在昆明经营棉纱的三家日商也因 此而倒闭。(注: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况》,新云南丛书社出版。)通过这 一系列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爱国行动之后,不仅客观上支持和促进云南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 展,同时也给予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力的打击。
云南的反日救国运动,是和全国各省密切结合、息息相关的。在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 大好形势下,一九二年十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各省各界联合会,深入开展除奸 、反日、废约、救国的斗争。我省选出张天放等五个代表,赴上海出席大会。出发之日,昆 明沿街都是悬旗欢送。在上海开会期间,孙中山先生很关心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接见我 省的张天放等代表时他指出:“中国各省军阀割据,勾结外国出卖国家的局面,必须彻底改 变。要不断的努力唤醒各界民众起来抵抗侵略,才能振兴国家。云南处在英、法两国争夺的 地位,更要特别注意反侵略、反帝教育的工作”。(注:张天放:《云南人民在“五四 ”前后的救国运动》。(油印稿))孙中山先生对云南的关注,对当时站在反帝反封 斗争第一线的云南各族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 ,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不把这些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提 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把批孔斗争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对孔孟之 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尊孔复古的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因此,“五四”时期, “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也是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革命。
宣传和倡导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大大破除了人们对孔孟之道的迷信;同 时鼓舞了广大青年追求真理的热情,促使他们去寻求革命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以后云南也 和全国一样,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在此期间,大批新书涌入 云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哲 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以及一些 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劳农俄国》等书,与此 同时,亚新书店、日新社和觉民书社等专门经售新书的书店,也应时而生。所有这一些,给 予当时正在与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英勇搏斗的云南各族青年和学生,起到了很大的 鼓舞和推动作用。在此期内,宣扬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即使在象云南这 个比较落后和边远的地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和指导之下,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一 些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以及具有这种思想的青年和学生,进一步行动起来,陆续创办了宣传 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杂志共四十多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云南学生联合会周刊》、 《爱国日报》(均为云南学生联合会主办),《均报》、《民觉日报》、《澎湃》(尚志学 会主办),《滇潮》(月刊,大同社主办,以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名义出版,后改为周 刊),《铁花》(新滇社)、《革新周刊》(革新社),《曙滇》(云南留日学生在日本主 办)。(注:谢本书:《“五四”运动在昆明》,《思想战线》1979年第二期。) 这些刊物都发表过许多战斗性的文章,向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封建思想文化 、旧道德、旧礼教,以及宗法制度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最激烈的批判。一股气势磅礴的新 思想、新潮流,开始冲破了禁锢云南人民思想的牢笼,在报刊和社会舆论主导下,迅速得到 了强烈的反响。比如,在《曙滇》创刊的“宣言”中就大声疾呼写到:“痛感我们后时代 的云南,‘百孔千疮’、‘危如累卵’!教育、政治、产业、道德随时随地均呈露腐败堕落 的现象!‘军阀’、‘土匪’侵掠于内;英国、法国压迫于外;可怜的一千七百万民众,均 陷入资本、强权两大势力底下的奴隶苦境!我们要由这种奴隶的苦境里解脱出来,向光明的 新社会,得到人间的真的生活,所以,不能不扫除阻碍民治发展文化上的恶魔,而谋根本的 改造,这即是我们惟一的使命”。(注:《曙滇》第一卷第一期,曙滇杂志社,1923年5 月。(上海江湾复旦大学内))“应当用冷静的理智,去研究中国扰乱的根源,思考 改造中国的方策,更当用热烈的精神,去排除扰乱中国的祸根,从事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 。(注:《曙滇》第一卷,第二期第66页。)同时,又指出,要想寻出跟上时代路 径,就必须“把偶像打倒”,必须“挣脱几千年 前的古董圣贤瞎话的束缚”,孔子先生的“圣言”不足信,儒家卫道士们所宣扬的“天经地 义的忠孝,已成既灭将废的烟花,这杀人不眨眼的旧式贞操守节观念,也必将扫于绝迹”。(注:《曙滇》第一卷,第二期第27页。)为了拯救“后时代的云南”,“应当赶 快醒觉、兴奋起来!去寻一条跟上时代的路径”。(注:《曙滇》1920年10月26日。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列宁所指 出的:“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注:《列宁全集》 第十五卷,第13页。)这些新思想、新文化 当时在云南不仅遭到“同善社”等反对势力的拼命反对,而且还受到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 建文化顽固派们的恶毒攻击。当《滇潮》等进步报刊遭到来自反动地方政府和尊孔复辟势力 的压制和责难时,有人就以“我对滇潮名义上的一个解释”为题,勇敢而坚定地发出了强烈 地反响:“……我们这个周报,是主张公理的,扶持人道的,不畏势力的,不服强权的, 若外围有甚么影响来,也只会起相当的反应作用,断断不能屈服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明了 办报的宗旨:“我们的周报,专用来发表新思想、新知识,陶冶新人格,建设新社会…… 。”(注:《曙滇》1921年7月3日。)在这两种思想、两种文化展开激烈的交锋仗 中,许多人努力站在当时的思想认识所 及的高度,在倡导和推广白话文、积极传播科学与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想、呼吁妇女的解放、 谴责帝国主义的入侵、抨击北方军阀政府和揭露唐继尧反动政权黑暗统治等方面,都发表了 许多旗帜鲜明、有理论、有见解、很振奋人心的批判文章。如在痛斥复辟势力的进攻时,有 人在《曙滇》等报刊上深刻地指出:“近代吾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所以远不及诸国者 ,非民族之劣,心智之愚所致,实原乎言论之不自由之过。有新奇之思想,不敢发表,背法 制之言论,不能声张。气息奄奄造成全国社会人民之死气。所以外患日迫一日,都不外言论 不自由的原因。吾滇又边处吾国,言论自由一语,更是九里雾中之话,人民不知政治为何物 ,只知做打死杀死不出气的老百姓,政府更是为便利起见,用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一 种愚民政策,长此而往,他人可智一日,我们一愚一日,中国文明,比诸外国,相差如是之 大,则滇省文化比诸外省,又相差如是之大,则滇省文明比诸外国文明,更不可道理计。” (注:《曙滇》第二卷第一期第24页。)对于那些竭力维护封建文化为宗旨的旧文 学顽固派们的攻击,有人就以“新旧文学的比 较观”为题反驳道:“……无论何人,只要平心静气的想想,也就知道旧文学是万不能存在 这平民主义盛行的时候。因为旧文学是‘雕琢的’、‘贵族的’、‘虚伪的’、‘古典的’ 、‘专制的’。这种文学除了少数贵族派外,我们平民是没有那种本领来看的,也没有那种 资格来做的。……总之,新文学是‘平民的’、‘新颖的’、‘自由的’、‘本能的’、‘ 活泼的’,与旧文学是活活一个对头。”奉劝以封建文化卫道士自居的权贵老爷们,“革旧 谋新,是人类进化的自然趋向;这种潮流如象洪水泛滥一样,不能阻挡”。(注:川滇 黔旅苏(江苏)学生会《周刊》第一期,1919年(上海)。)
在回击封建复辟派恶毒诽谤妇女不能平等解放时,各种报刊也同时给予迎头痛斥指出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类,男女各半,要想社会健全,增进人类的幸福,非男女两性, 各得平等发达,相扶互助,是决不成功的。……只要稍有知识的人们,总主张一切解放,而 尤注意于人类一半的女性的解放。”(注:《曙滇》第一卷第一期第57页。)一些 身居海外的云南人,为唤起故乡父老兄弟姊妹 奋起革新云南,以“情切家邦,鉴今思来”的愿望写道:“云南者云南人民之云南也,云南 人民不急起直追,自谋挽救,则更将何望?……俾得集群策众益,以补救现社会之糜烂,而 努力于吾人民治的文化的新云南之实现。勉矣滇人。一概将来之幸福,皆目今日之奋斗定之 !”(注:《曙滇》创刊号封面内页。)对于各帝国主义干涉和侵略我国,造成“ 中国祸乱的根源”,使“人民受害,直至 今日”的种种原因,在当时出版的许多报刊上,却曾出现许多击中时弊和发人深醒的评述。如《滇曙》杂志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国外帝国主义之侵略说,说者谓中国名为独立国家, 其实是半殖民地国家,北京政府便是各强国的买办号房,东交民巷是中华民国的太上政府。请看中国的关税盐税交通财政,那样不受洋大人的管辖,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是要看洋 大人的脸色,在中央政府暴戾横行的大军阀,那个背后没有外国人之显见的或潜在的势力。各大强国,用军国主义侵略我们的领土,还用资本主义榨取我们的脂膏,强暴的如虎狼一般 ,阴狠的如狐狸一般。中国这几年的内乱,一半是本国恶劣军阀的罪恶,一半也是外国政府 的利用挑拨。……所以外国势力在中国一日,中国内乱决不会停止的,现在总要除去外国的 势力才好。”(注:《曙滇》第二卷,第一期第43页。)在另一刊物上作者们继续 呐喊道:“我们的环境,真是又黑暗,又臭恶; 四周一看,尽是吃人的恶鬼!我们要是不把我们的环境改变了,要企图去跟时代,是不可能 的,我们要挣脱束缚,打倒偶像,来解放我们的精神,改造我们的思想,非吸收新鲜空气— —来增加我们的活力不可。”(注:《曙滇》1920年10月25日。)……总之,在这 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斗争中,当时有 不少青年人就是以“打倒孔家店”为起点,同孔孟之道的旧传统观念相决裂,逐步接受马克 思列宁主义,进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如省一中由少数革命学生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团体 ——“大同学会”(以英文TTA为代号)就是云南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大同学会( 也叫大同社)是少数人参加的秘密组织。在其组织章程中明确“以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研 究新思想,改造社会为宗旨”。除办刊物,演戏等宣传外,还在省一中办义务夜校,招收平 民子弟入学,供给书籍文具。经过不断地努力,以后在昆明各个学校和部分专县,也都相继 创办类似的夜校,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注:张迪青:《“五四”运动后云南学 生的团体活动》,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一九二四年云南旅京学生组织了“革新社”,同年又扩大发展省内革命组织,改名为 “新滇社”,以后又在上海、南京、武昌、广州等地成立分社。一部分“新滇社”的成员, 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新滇社”事实上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注:同上。)
在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中,“新滇社”的成员大多数都积极参加了爱国斗争,如在北 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炮台的运动,围攻执政府的革命运动,以及打章士钊家、烧 北京晨报馆等都有“新滇社”的社员参加。“三一八”惨案时,更是以社的名义发动全体社 员参加。社员范士荣手执社旗,姚宗贤散发传单,为执政府卫队首先开枪打死,其余几个社 员也受了伤。(注:同上。)通过这些斗争充分表现了云南革命青年,继续发扬五 四革命精神,用生命和鲜血,向黑暗的旧世界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榜样。
三
五四运动中的云南也和全国一样,既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 文化革命,它对以后云南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 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 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又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封 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民主主 义论》)。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五四运动后,反孔与尊孔的斗争还在继续。各种反动阶 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不断扯起“孔家店”这面破旗,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发动一次又一次的 反攻倒算,力图为早被五四推翻了的孔老二及其一套黑货翻案。生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林彪和“四人帮”不就是又在借孔孟之幽灵妄图建立封建法西斯的“林家王朝”和“一统 的江天下”吗?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向封建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到林彪 、“四人帮”扯起“社会主义旗号”,大搞封建主义借尸还魂的丑恶表演所造成中国历史上 大倒退的深刻教训,不是一次又一次向革命人民提出,从五四运动以来革命者前赴后继不断 为之作斗争的一大祸根——封建主义。既然历史以来它可以成为维护各种反动阶级搞复辟倒 退的肥沃土壤,那么,难道就不可能成为影响我们建成现代化强国严重的精神束缚和思想障 碍吗!?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今天,认真思索、严肃对待、彻底完成五四 时期提出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仍是我们今后不可忽视的历史使命。
从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三十年间的历史,证明 “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寻求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不管是 统一的专制王朝,或者是割据的军阀混战,人民从来都没有享受过民主。直到“五四”运动 后,中国共产党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我国地平线上才第一次出现 了民主的曙光。建国近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已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可 靠的政治保证和物质基础。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由“五四”运动提出并树起的民主与科学 的两面大旗,今后,仍将是引导和激励我们去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胜利的两面光辉的旗帜 。林彪、“四人帮”残酷地践踏民主、疯狂地毁灭科学的沉痛教训,从反面又一次昭示我们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更迅速地发展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 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而发展科学又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 会主义。如果说“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序幕 ,从而取得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话;那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再次重申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将是早日赢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胜利的可靠保证。
纵观云南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俯察今日锦绣边陲壮丽的现实,我们可以引为自豪地说 ,云南各族人民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英勇斗争精神的人民。从反抗历代封建王朝的残酷统 治,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胜利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从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五四运 动,到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一二•一”运动的英勇斗争;从各族青年儿女踊跃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到响应党提出“到山那边去”的号召积极参加游击队配 合人民解放军最后获得云南全省的解放。那一次又一次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壮举,无一不记 载着云南各族人民千百年来所走过的光辉道路;那一幕又一幕寻求真理、争取解放的斗争画 卷,无一不铭刻下云南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战斗历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 高瞻远瞩地说过:“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 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让我们高举五四运动的伟大旗帜,用我们富有光荣革命传统、聪明智 慧的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把先辈们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远景,早日变为 光辉灿烂的现实吧!
The May 4 Movement in Yunnan
——in Memory of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 Movement
LIU Da-cheng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032, Yunnan, Chin a)
Abstract:
The May 4th Movement 90 years ago was also a glorious page in the revo lutionary history Yunnan. On June 4, 1919, a demonstration was made by people fr om various ethnic groups or walks of life in “the Golden Emerald Park” to supp ort the patriotic movement of students in Beijing. The people of Yunnan, having
established a conference, were determined to carry forward the struggle of “get ting rid of evils and traitors, the abolition of unequal treaties, anti-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salvation of the nation”, together with people in other provi nces. In June 8, “Yunnan Patriotic Association of Students” was officially est ablished, and branches were immediately set up successively in Dali, Tengchong,
Simao, Mengzi and Zhaotong, promoting the movements of anti-Japanese imperialism
(especially the resistance of the Japanese commodities) and anti-feudalism (aim ing at the advocacy of new-cultural movement). These endeavors have greatly adva nced the process of thought emancip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ideas
in Yunnan. As a result, Mr. Sun Yat-sen specially granted an interview to the de legates from Yunnan. Inspired to carry on their great deeds, the Yunnan youths e stablished over 40 kinds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uch as Patriotic Daily ,
The Dian Tide, New Agency of the Dian, and The Dian Daybreak, contributing gre at ly to the activities of condemning the defects of that time, criticizing the old
ideas and promoting new ideas. Some of the staff members of New Agency of the
Dian joined the C.P.C., active in the revolutionary work in Beijing against t he J apanese ferocities attacking the Dagukou Turret Fortress and the Government Hall .
Key words: Yunnan people; science and democracy; anti-imperialis m and anti-feudalism; new cultural movement
〔责任编辑:李 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