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我国儒家思想之代表作，内容丰富，含义深邃。它集中体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思想学说，尤其是全面谈论有关君子的问题，教人如何修身、处世、治学、从政，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深远影响。孔子所说的“君子”具有特殊含义，一指那些出身高贵、地位较高的统治者；二指那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的人。《论语·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可见君子懂得世界的根本之道，并懂得处理事情的根本之道。

《论语》中的“君子”

　　《论语·为政》有句名言：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句家喻户晓之言，既是孔子一生自我修养之总结，也可视作古代君子的境界。明末大儒顾宪成曾如此剖析孔子心目中的“君子”：
　　这章书，是夫子一生年谱，亦是千古作圣妙诀……夫子自十五志于学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顺至七十从心，是证境。
　　这段话点评得非常精辟，将如何养成君子的三重境界提炼得十分到位。修境即不断学习、完善自我、确立志向、积极进取的过程；悟境即随着人生经验日益丰富，阅历的不断积淀，真正了解自身短长，领悟世界本质，走向成熟的过程；证境则是对人生顺逆已了然于胸，对世事无常已泰然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繁杂的规矩中可以求得自由的化境。
　　“修境”即古时读书人求学问道之起始。它分为三个层次：志于学、而立与不惑。志于学，意味着人生目标的确定，意义在于将学术研究和道义当作人的终身事业，标志着道统独立于政统并高于政统，读书人从此成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承担者，即担道之士。所谓而立，就是个人有了自己的事业，身份得到肯定。此乃事业之起步期。试想一个人经过孜孜以求，苦苦努力，学业有成，事业确立，理想看似越来越近。这个人就应呈现奋发有为、跃跃欲试，踌躇满志、锐气十足之态。这种状态固然颇佳，但远远不够。他的见识、修为、眼光、气度还不足以应对这个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所以，还需要继续修炼，以至“不惑”，即对自己的人生追求不再疑惑，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动摇，对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纷纭复杂的现象，皆能泰然处之，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也就是具备了分辨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的能力。
　　“悟境”指个人修为的突破期。君子随着知识的积累、事业的发展、阅历的丰富，还要迈过一道关键的坎儿，进而达到“知天命”。虽然说知天命是悟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努力的尽头。恰恰相反，这只是君子修养的又一个起点。孔子讲“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既然“天命”是“上天”给你下达的“命令”，是“天”规定了的你的“使命”，世界上的事，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即使你的想法是对的，也不一定能做得成。你立身在世，所能做的事，只是去努力完成“天”“分配”给你的“任务”，这是你应该做的，也是你可以做的。明确了“天命”，有了人生的“定位”，如果再“越位”“僭越”，或者做“不到位”，就不是“君子”。君子要努力使自己“到位”，唯有继续前行，才能抵达君子修養的终点。
　　“证境”就是君子修养的化境。即做到“耳顺”和“从心所欲”。清代学者焦循曾将“耳顺”解释为：
　　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
　　这是说君子能以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为标准，同时吸取他人意见中符合标准的正确意见。无论什么话听来不违于心、不逆于耳，能够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正确的看法，又能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不正确的看法。对于十分错误的说法也不予计较，不萦怀于心。这样就能顺利通达，入耳入心。 　　君子“耳顺”之后，便达至化境，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指出：“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柳氏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够从心所欲，是因孔子有道德自信，自认内心的欲望不会超出社会规矩的范围。依柳宗元之理解，规矩是前提，只有“不逾矩”才可“纵之”。反过来讲，如果“逾矩”的欲望则不可以随随便便遵从。儒家承认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着各种各样不合礼法、不合规矩的欲望。在这一基本预设下，人心的各种欲望若不加限制，不以“道心”“天地之性”加以引导的话，就可能随着自身欲望的横流而蒙蔽良知，并从而生出恶念、做出恶行。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距”，是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内外打通，知行合一，才达到的人生境界。

《论语》中的君子之道

　　诚如前言，君子既要担道，更要弘道。所谓的“道”究竟为何物？按照孔子的说法，“吾道一以贯之”。当是一系列理论的集合。其道始于“天”。早期人类社会的思想家们，通常都选择“天”或“神”作为自己学说的理论依据。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天”的观念，认为天地自然的秩序，就是最和谐、最完美的秩序，这就是“天道”。这既是孔子之道的起点，也是最终的落脚点。既然天道难违，就应当效法。一方面人类社会要按照天道运行的法则来组织设计；另一方面，人性是天命的衍生，为人处世必须符合天性。作为君子要知天道，行天道。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以仁为己任。孔子谈君子之道，核心内容是要求君子遵循天道，遵循合理的行为规则，并认为这就是“仁”。这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而君子的这种人格，只有在实际生活中，在处理与他人的种种关系中才能体现。行文至此，诸位读者回顾《论语》中曾子那句充满激情与担当的话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心中定会萌生新的感悟和人生豪情。
　　以复礼为使命。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积极维护和主张礼乐规范，要求君子“克己复礼”，通过恢复礼乐来达到社会的良性循环。社会鉴于成员的性别不同，身份不同，关系不同，需要一套基本规范，规定每个人的本分，保持既有秩序。这样，一种形式化的仪式和制度—礼就确立了。礼就是从人的行为上约束人的规范。对于君子而言，孔子主张“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很显然，“正名”正是君子复礼的具体要求。
　　以弘道为途径。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强调君子立志闻道弘道，但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才有可能通达天道。用《中庸》里的话来解释：“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用《易传》里的话说是“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强调君子领悟和践行天道，要自觉地悟道，扎实地行道，这才是君子坚持走向至善至美的正途，也正是孔子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风范的精神力量之所在。

中国共产党人对“君子”之境的理解与借鉴

　　当历史步入20世纪，世人对孔子的评价可谓反反复复，誉之者捧至九天之上，毁之者踩至九地之下，极富戏剧性。此“翻烙饼”式情形自然影响到国人对儒家“君子”人格的认知。
　　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掀起一股“尊孔”高潮，先是决议恢复全国祭孔，后推行“新生活运动”，把“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此活动的中心准则。就此逆流，鲁迅特意撰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径直强调：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孔子特别是“君子”人格，有着理性客观的认识。毛泽东在作于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指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939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特意以《论语》中“君子”养成之途为例：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少奇同志要求身处伟大革命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可知，“君子”之境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人的修养，有其特殊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党员干部其角色与使命恰如古时儒家学者眼中的君子，必须闻道、担道、布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两会期间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正是对传统为政之道与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最新的凝练结合。抚古思今，当代中国领导干部如何理解、运用这部经典所蕴藏的丰富哲理与智慧，成为当代中国的“君子”，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显得尤为必要。
　　钱穆先生曾言：“孔门论政主德化，因政治亦人事之一端，人事一本于人心。德者，心之最真实，最可凭，而又不可掩。故虽蕴于一心，而实为一切人事之枢机。论政亦非例外。”领导干部主政施政，必须结合政德，融为一体。
　　首先，为政以德。《论语》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德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是人民群众最为看重的品行，也是选拔任用时考察的重点内容。就笔者浅见，“德”是每个干部的核心理念，处理任何事情都要体现一个“德”字。具体而言，领导干部要具备兼听则明的胸怀，以防出现“片言可以折狱”的情况。要讲求体恤下属、一言九鼎的诚信，时时保持“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心态与方法。不能如孔子所言重蹈“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的覆辙。要掌握善治良治的工作方法，从而塑造团队机构的内在凝聚力，即“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有这般，领导干部才能兼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政治品格与政治修养。也唯有如此，方能形成“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良好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
　　其次，为官修德。就是要始终将党性修养、个人道德摆在前面。把如何领悟、用好这门“心学”，作为每位领导干部的必修课与终身课。正如习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讲的那样：
　　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黨性薄弱上……“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仔细体悟习总书记此番谆谆之言，就会发现，这不仅规定了领导干部的德行修养，也揭示出政德与政绩、政风的内在关联。正确政德是形成良好政风之本，领导干部首务在于立德，严私德、守公德，以明大德。成风化人，以身示范，从而塑造健康的政治生态。过硬政德是铸就树立正确政绩之源，领导干部要积德，常怀功成不必在我之心，胸藏成功必须有我之念，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最终以好的政绩促政风。唯有牢记此大本大源，方能立德积德，作为当代“君子”的领导干部，应如此，须如此，定如此！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