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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厅资助项目“近现代留日知识分子的日本观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SB0215。
摘 要：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与日本有着尖锐的民族矛盾，然而中日之間的民间交流也日益密切。清末民初，数万留学生东渡日本，借助日本作为桥梁，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同时，日本的政体、文艺等也开始影响中国的文化思想，涌现出了一系列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等。这些知日派代表人物关于日本的论点如今看来仍不乏真知灼见，成为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的时代缩影。以史为鉴，近现代留日知识分子的日本观论点，对当今如何认识日本、把握中日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人；日本观；综述
作者简介：王米娜（1981-），女，汉族，河北人，四川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3
清朝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众多有识之士认识到需要开眼看世界。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富强之路，国内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他们对于日本的认识成为了近代中日关系的缩影，代表人物有黄遵宪、梁启超、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
一、清末时期代表人物：黄遵宪、梁启超——学习日本政体制度
1877年黄遵宪作为驻日公使随员来到日本，于1882年回国，在日期间完成了50余万字的著作《日本国志》，对日本的历史、天文、地理、物产、工艺、经济、军事等作了详尽研究。此书的突出贡献在于书中对日本宪政制度的研究，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书中将日本的明治维新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突出体现在法治、君主立宪制、分权体制、重视保护民权等方面，对日本的近代化政策进行了积极评价。然而遗憾的是，这部极为珍贵的史料完成于1887年，面世时却已经是1895年。这段历史期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创伤。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启发了中国改良派的维新变法，改良派试图通过皇帝领导，完成自上而下的政体变革，虽然最终变法失败，但是对于清朝政府的统治产生了巨大震动。除此以外，黄遵宪著有《日本杂事诗》、《朝鲜策略》等，堪称当时最为了解日本的代表人物。黄遵宪的日本观基于对日本的实情调查，是当时中国人了解日本的珍贵资料。
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度过了人生中的黄金时期。梁启超认为，日本出版了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书籍，开启了民智，而国内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寥寥无几。因此，梁启超在日本通过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宣传西方政治文化，呼吁全面改革政体，发表了《论国家思想》、《论进步》、《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系列文章。除此以外，梁启超在日期间深刻认识到振奋民风、开启民智是改革政体的基础。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等文章，发挥了思想启蒙者的作用。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内心充满了对日本的叹服，并急切希望将日本的改革经验应用于清政府，反映了“以日为师”的观念。1912年，梁启超回到中国，不久后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无疑。梁启超发挥了笔杆战士的作用，接连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等，对日本的野心进行了批判。梁启超的日本观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变迁，最初期望借助日本维新势力改良清朝政体，逐步转变为一战后的反日、憎日情感。
二、在日中国留学生革命派代表人物：秋瑾、鲁迅——提倡改造中国国民性
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其中不乏革命家、文学家、军事家等。女性革命家秋瑾在《警告我同胞》一文中描述了日本人举国欢庆日俄战争获胜的情景，也有中国的商人夹杂其中，呼喊万岁。秋瑾对日本举国上下民心统一的情景表示惊叹，进而呼吁中国人民也应团结一心，抵御外族侵略。这与梁启超在日本的所见一致，认为改革民族气风是关键所在。同样，鲁迅在《藤野先生》也有类似描述，日本战胜俄国后，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枪毙，围看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出“万岁”的呼声。这些事实启发了革命者关于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鲁迅在所著文章中并无系统阐述日本论的观点，而是通过一些杂文启发国人内醒，如《在仙台》、《藤野先生》等文。当时的留学生由于是弱国子民，大多受到歧视，鲁迅深切体味到了这种悲愤与屈辱，并陷入了反省之中。当然，在日本期间，也有温情的存在。“在鲁迅友情中的日本，亲切的良好部分的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藤野先生所支撑着的。在对工作和学问的勤勉这点上，鲁迅屡次说日本人‘可为我们的模范’”[1]。内山完造的《回忆鲁迅》一书中提到，鲁迅在比较中日两国民众时，尤其肯定了日本人的认真精神。因此，在日本的鲁迅并未沉迷山水，而是时刻未忘记自己深受歧视，痛感中国人民需要自强，学习日本的勤勉，并选择了弃医从文，用激扬的文字来警醒国民。
三、在日中国留学生文学界代表人物：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
1、周作人的日本观：从热爱日本文化到陷入个人矛盾深渊
周作人将东京视为第二故乡，他的笔下洋溢着对日本文化氛围的热爱。周作人的日本观具有明显的文人特点，他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写成散文，赞美了日本的自然风光、饮食文化等。在《日本的米饭》、《果子与茶食》、《陆奥地方的粗点心》、《普查料理》、《东京二三事》、《中国有了解日本之必要》等散文中，可以窥见，周作人在日本的生活悠然自得，在茶香中体味着文化差异的快感，抛却了政治、民族差异，享受着异国文化所带来的乐趣。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中对兄弟二人的差异描述如下：“这种自娱，鲁迅是很少表现过的。他与生俱来地带有神经质的东西，对外界不和谐的杂音，十分敏感。倘若把周作人放到当年鲁迅在仙台读书的环境里，即使遇上同样的事情，他的反应，恐不会有兄长那么强烈吧？他本能地具有着钝化通感的能力，精力与兴奋点，均留在书趣之中。外面的风雨也只是摇头仰望而已，不会像哥哥那样赴汤蹈火。兄弟间的不同，在留学期间，便这样分明，这就决定了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道路。” [2]一个爱好自然、崇尚简素的民族，为何会发动侵华战争，周作人对此深感矛盾。正因为周作人对日本文化有了深入地感知，喜爱日本的衣食住行，沉醉于日本街巷散发出的思古幽情，越发不能理解日本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对此，周作人尝试从日本人的国民性、武士道、宗教信仰角度进行解读，并著有文章《万世一系与武士道》《武士之情》《军政之恶》《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 随着中日时局的变化，使周作人怀疑自己对日本文化的解读，或者担心被扣上“亲日”的帽子，或者出自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痛苦，于1930年12月在《日本之再认識》一文中，明确表明推翻自己之前的观点，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共有成分并非日本文化的要点，了解日本文化求之于文学艺术也是不全面的，了解日本人感情要从宗教信仰入门。周作人喜爱日本文化，但身处特殊的历史时代，个人命运无法脱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试图从文化上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本原因，最终却导致走入文化的死胡同，陷入个人矛盾的深渊。对此，有学者认为：“人无法超越时代，但有人似乎生错了时代。周作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曾说自己有些像18世纪的人，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崇尚宁静、理智的人生。但他和启蒙主义者又不完全相似：在充分相信人性本来的美和善，相信理智在说明世界和教育群众方面的无穷的力量，对人生和历史持乐观的态度方面，很不一致。周作人自己说‘没有那样乐观’。面对黑暗现实，周作人身上具有了人生无目的、无意义这种典型的现代意识。” [3]
2、郭沫若、郁达夫的日本观：肯定日本的自然民俗文化，在战争时期积极投身抗战
郭沫若于1914年留学日本，郁达夫于1913年留学日本，他们二人对于日本的认识有诸多相似之处。郭沫若和郁达夫都在日本度过了青年时代，视日本为第二个故乡。对于日本的自然风物，二人都毫不掩饰喜爱之情。郭沫若的《女神》、《星空》两本诗集都是在博多湾写作而成，《樱花书简》中洋溢着对日本民俗、风景的喜爱之情。郁达夫对于日本风土人情的介绍更多一些，并收集在《郁达夫散文》一书中，书中介绍了日本的湖光山色、能乐、歌舞伎、庭园建筑等。“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就是一种杂乱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 [4]虽然郭沫若和郁达夫都不吝溢美之词赞美日本，但是同为弱国子民，异乡游子仍然时刻受到歧视，“读西洋书，受东洋气”可以说是当时留日文人的真实写照。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郭沫若、郁达夫等都义无反顾地积极投身抗战。郭沫若留下了一系列抗战杂文，如《‘侵略日本’的两种姿态》、《抗战与觉悟》、《忠告日本的政治家》、《日本的儿童》等，无情批判了日本的侵略行径，评价日本“气量狭小”“目光短浅”“将错就错”“死不悔改”等。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郭沫若在《理性与兽性之战》、《文化与战争》、《日本民族发展概观》、《日本的过去，现在，未来》等文中，深刻批判了日本的劣根性。郁达夫的战斗檄文有《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声东击西》、《日本的议会政治》、《自大狂与幼稚病》、《敌机来袭》、《我们在后方》等。“郁达夫是在南洋期间通过担任多个杂志副刊的编辑，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和杂文，对世界局势和中日力量对比以及变化作出精确地分析。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的精神支柱” [5]。
3、陶晶孙的日本观：从亲日到抗日
陶晶孙是留日知识分子中的一位特殊人物，10岁便赴日留学，被后人认为是文化上的“混血儿”。他的《木犀》、《两姑娘》、《哈达门的咖啡店》、《温泉》等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中国留学生，描写了留学生在日本的爱情等。其中的“亲日”观点流露笔端。在抗战时期，陶晶孙积极投身抗战，参与中国左联文艺运动，编有反战木偶剧《勘太和熊治》，编译了反战剧本《西线无战事》，在当时引起轰动。在上海即将沦陷时充当地下联络员，保护共产党员。陶晶孙对于中国，对于日本都有着深厚感情，然而在战争时期，仍毫不犹豫地站在抗日立场上，在这一点上是明显区别于周作人的。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认识也更加深刻。“他不惜用他的最后时间，向日本传达从中国看日本和从日本看现代中国的方法。但是他提醒自己不要讨好日本人，迎合日本人的口味。” [6]陶晶孙著有《为了中日友好》一文，批判了日本的侵略主义，饱含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他的日本观混杂了中日文化，毕生一直渴望中日友好，在日本知识界也广受尊敬。
四、小结
中国近代史上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在探索民族兴亡的乱世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代表深刻认识了日本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军国主义时期的劣根性，并将日本作为镜子，反思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足之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异国游客有着无法抹去的屈辱感，正是这种屈辱感驱使着有识之士去冷静地看待中日差异，并成为推动历史变革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日本[M].聊城：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158.
[2]孙郁 .鲁迅与周作人[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1：49.
[3] 王美春.从“先驱”到“附逆”——周作人思想、文化心态衍变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1：172.
[4]郁达夫.郁达夫散文（中）[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26.
[5]靳明全 主编.中国留日作家对照日本的抗战文学[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150.
[6]浜田麻失.文化的“混血儿”──陶晶孙与日本[J].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3）：234.
摘 要：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与日本有着尖锐的民族矛盾，然而中日之間的民间交流也日益密切。清末民初，数万留学生东渡日本，借助日本作为桥梁，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同时，日本的政体、文艺等也开始影响中国的文化思想，涌现出了一系列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等。这些知日派代表人物关于日本的论点如今看来仍不乏真知灼见，成为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的时代缩影。以史为鉴，近现代留日知识分子的日本观论点，对当今如何认识日本、把握中日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人；日本观；综述
作者简介：王米娜（1981-），女，汉族，河北人，四川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3
清朝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众多有识之士认识到需要开眼看世界。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富强之路，国内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他们对于日本的认识成为了近代中日关系的缩影，代表人物有黄遵宪、梁启超、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
一、清末时期代表人物：黄遵宪、梁启超——学习日本政体制度
1877年黄遵宪作为驻日公使随员来到日本，于1882年回国，在日期间完成了50余万字的著作《日本国志》，对日本的历史、天文、地理、物产、工艺、经济、军事等作了详尽研究。此书的突出贡献在于书中对日本宪政制度的研究，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书中将日本的明治维新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突出体现在法治、君主立宪制、分权体制、重视保护民权等方面，对日本的近代化政策进行了积极评价。然而遗憾的是，这部极为珍贵的史料完成于1887年，面世时却已经是1895年。这段历史期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创伤。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启发了中国改良派的维新变法，改良派试图通过皇帝领导，完成自上而下的政体变革，虽然最终变法失败，但是对于清朝政府的统治产生了巨大震动。除此以外，黄遵宪著有《日本杂事诗》、《朝鲜策略》等，堪称当时最为了解日本的代表人物。黄遵宪的日本观基于对日本的实情调查，是当时中国人了解日本的珍贵资料。
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度过了人生中的黄金时期。梁启超认为，日本出版了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书籍，开启了民智，而国内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寥寥无几。因此，梁启超在日本通过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宣传西方政治文化，呼吁全面改革政体，发表了《论国家思想》、《论进步》、《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系列文章。除此以外，梁启超在日期间深刻认识到振奋民风、开启民智是改革政体的基础。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等文章，发挥了思想启蒙者的作用。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内心充满了对日本的叹服，并急切希望将日本的改革经验应用于清政府，反映了“以日为师”的观念。1912年，梁启超回到中国，不久后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无疑。梁启超发挥了笔杆战士的作用，接连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等，对日本的野心进行了批判。梁启超的日本观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变迁，最初期望借助日本维新势力改良清朝政体，逐步转变为一战后的反日、憎日情感。
二、在日中国留学生革命派代表人物：秋瑾、鲁迅——提倡改造中国国民性
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其中不乏革命家、文学家、军事家等。女性革命家秋瑾在《警告我同胞》一文中描述了日本人举国欢庆日俄战争获胜的情景，也有中国的商人夹杂其中，呼喊万岁。秋瑾对日本举国上下民心统一的情景表示惊叹，进而呼吁中国人民也应团结一心，抵御外族侵略。这与梁启超在日本的所见一致，认为改革民族气风是关键所在。同样，鲁迅在《藤野先生》也有类似描述，日本战胜俄国后，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枪毙，围看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出“万岁”的呼声。这些事实启发了革命者关于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鲁迅在所著文章中并无系统阐述日本论的观点，而是通过一些杂文启发国人内醒，如《在仙台》、《藤野先生》等文。当时的留学生由于是弱国子民，大多受到歧视，鲁迅深切体味到了这种悲愤与屈辱，并陷入了反省之中。当然，在日本期间，也有温情的存在。“在鲁迅友情中的日本，亲切的良好部分的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藤野先生所支撑着的。在对工作和学问的勤勉这点上，鲁迅屡次说日本人‘可为我们的模范’”[1]。内山完造的《回忆鲁迅》一书中提到，鲁迅在比较中日两国民众时，尤其肯定了日本人的认真精神。因此，在日本的鲁迅并未沉迷山水，而是时刻未忘记自己深受歧视，痛感中国人民需要自强，学习日本的勤勉，并选择了弃医从文，用激扬的文字来警醒国民。
三、在日中国留学生文学界代表人物：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
1、周作人的日本观：从热爱日本文化到陷入个人矛盾深渊
周作人将东京视为第二故乡，他的笔下洋溢着对日本文化氛围的热爱。周作人的日本观具有明显的文人特点，他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写成散文，赞美了日本的自然风光、饮食文化等。在《日本的米饭》、《果子与茶食》、《陆奥地方的粗点心》、《普查料理》、《东京二三事》、《中国有了解日本之必要》等散文中，可以窥见，周作人在日本的生活悠然自得，在茶香中体味着文化差异的快感，抛却了政治、民族差异，享受着异国文化所带来的乐趣。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中对兄弟二人的差异描述如下：“这种自娱，鲁迅是很少表现过的。他与生俱来地带有神经质的东西，对外界不和谐的杂音，十分敏感。倘若把周作人放到当年鲁迅在仙台读书的环境里，即使遇上同样的事情，他的反应，恐不会有兄长那么强烈吧？他本能地具有着钝化通感的能力，精力与兴奋点，均留在书趣之中。外面的风雨也只是摇头仰望而已，不会像哥哥那样赴汤蹈火。兄弟间的不同，在留学期间，便这样分明，这就决定了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道路。” [2]一个爱好自然、崇尚简素的民族，为何会发动侵华战争，周作人对此深感矛盾。正因为周作人对日本文化有了深入地感知，喜爱日本的衣食住行，沉醉于日本街巷散发出的思古幽情，越发不能理解日本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对此，周作人尝试从日本人的国民性、武士道、宗教信仰角度进行解读，并著有文章《万世一系与武士道》《武士之情》《军政之恶》《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 随着中日时局的变化，使周作人怀疑自己对日本文化的解读，或者担心被扣上“亲日”的帽子，或者出自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痛苦，于1930年12月在《日本之再认識》一文中，明确表明推翻自己之前的观点，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共有成分并非日本文化的要点，了解日本文化求之于文学艺术也是不全面的，了解日本人感情要从宗教信仰入门。周作人喜爱日本文化，但身处特殊的历史时代，个人命运无法脱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试图从文化上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本原因，最终却导致走入文化的死胡同，陷入个人矛盾的深渊。对此，有学者认为：“人无法超越时代，但有人似乎生错了时代。周作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曾说自己有些像18世纪的人，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崇尚宁静、理智的人生。但他和启蒙主义者又不完全相似：在充分相信人性本来的美和善，相信理智在说明世界和教育群众方面的无穷的力量，对人生和历史持乐观的态度方面，很不一致。周作人自己说‘没有那样乐观’。面对黑暗现实，周作人身上具有了人生无目的、无意义这种典型的现代意识。” [3]
2、郭沫若、郁达夫的日本观：肯定日本的自然民俗文化，在战争时期积极投身抗战
郭沫若于1914年留学日本，郁达夫于1913年留学日本，他们二人对于日本的认识有诸多相似之处。郭沫若和郁达夫都在日本度过了青年时代，视日本为第二个故乡。对于日本的自然风物，二人都毫不掩饰喜爱之情。郭沫若的《女神》、《星空》两本诗集都是在博多湾写作而成，《樱花书简》中洋溢着对日本民俗、风景的喜爱之情。郁达夫对于日本风土人情的介绍更多一些，并收集在《郁达夫散文》一书中，书中介绍了日本的湖光山色、能乐、歌舞伎、庭园建筑等。“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就是一种杂乱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 [4]虽然郭沫若和郁达夫都不吝溢美之词赞美日本，但是同为弱国子民，异乡游子仍然时刻受到歧视，“读西洋书，受东洋气”可以说是当时留日文人的真实写照。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郭沫若、郁达夫等都义无反顾地积极投身抗战。郭沫若留下了一系列抗战杂文，如《‘侵略日本’的两种姿态》、《抗战与觉悟》、《忠告日本的政治家》、《日本的儿童》等，无情批判了日本的侵略行径，评价日本“气量狭小”“目光短浅”“将错就错”“死不悔改”等。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郭沫若在《理性与兽性之战》、《文化与战争》、《日本民族发展概观》、《日本的过去，现在，未来》等文中，深刻批判了日本的劣根性。郁达夫的战斗檄文有《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声东击西》、《日本的议会政治》、《自大狂与幼稚病》、《敌机来袭》、《我们在后方》等。“郁达夫是在南洋期间通过担任多个杂志副刊的编辑，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和杂文，对世界局势和中日力量对比以及变化作出精确地分析。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的精神支柱” [5]。
3、陶晶孙的日本观：从亲日到抗日
陶晶孙是留日知识分子中的一位特殊人物，10岁便赴日留学，被后人认为是文化上的“混血儿”。他的《木犀》、《两姑娘》、《哈达门的咖啡店》、《温泉》等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中国留学生，描写了留学生在日本的爱情等。其中的“亲日”观点流露笔端。在抗战时期，陶晶孙积极投身抗战，参与中国左联文艺运动，编有反战木偶剧《勘太和熊治》，编译了反战剧本《西线无战事》，在当时引起轰动。在上海即将沦陷时充当地下联络员，保护共产党员。陶晶孙对于中国，对于日本都有着深厚感情，然而在战争时期，仍毫不犹豫地站在抗日立场上，在这一点上是明显区别于周作人的。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认识也更加深刻。“他不惜用他的最后时间，向日本传达从中国看日本和从日本看现代中国的方法。但是他提醒自己不要讨好日本人，迎合日本人的口味。” [6]陶晶孙著有《为了中日友好》一文，批判了日本的侵略主义，饱含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他的日本观混杂了中日文化，毕生一直渴望中日友好，在日本知识界也广受尊敬。
四、小结
中国近代史上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在探索民族兴亡的乱世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代表深刻认识了日本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军国主义时期的劣根性，并将日本作为镜子，反思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足之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异国游客有着无法抹去的屈辱感，正是这种屈辱感驱使着有识之士去冷静地看待中日差异，并成为推动历史变革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日本[M].聊城：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158.
[2]孙郁 .鲁迅与周作人[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1：49.
[3] 王美春.从“先驱”到“附逆”——周作人思想、文化心态衍变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1：172.
[4]郁达夫.郁达夫散文（中）[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26.
[5]靳明全 主编.中国留日作家对照日本的抗战文学[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150.
[6]浜田麻失.文化的“混血儿”──陶晶孙与日本[J].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