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真实性·旗帜性·影响性
时光飞逝，而世界上虚的东西又太多，很容易眼花缭乱，使人最终迷失方向，而兴趣是人最好的老师。人生要跟着自己的心走，心把你领向哪里，你的方向就在哪里。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
编者按：工作始于兴趣，价值源于责任。也正是由于“责任、兴趣”激发了凤凰卫视主持人邱震海的工作动力和工作激情。作为一名主持人，也恰恰是责任塑造了他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价值。数十年来的主持经历造就了自己独特的主持风格和人格魅力，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折射出主持人的内在精神境界。他思想有深度，知识有广度，深刻、犀利的现场评论，总能给观众一些感思和回味。有人说他是一名主持人，也有人认为他是一名学者，而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兼具二者优点的学者型主持人，对于他的评价，他的回应则是：“我的主持风格大家可以探讨，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凤凰卫视独具风格的时政节目主持人，观众对邱震海的认可在于其思想内涵可以艺术地传递给观众，每一次的主持都是走进观众心灵的沟通，以此获得观众情感的认同。前不久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邱震海先生，请他为读者讲述他学者型的主持人生，同时希望他的思想和经验给读者更多的启迪和借鉴。
邱震海：男，1962年出生于上海，现为凤凰卫视主持人、时事评论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成员，《德国之声》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以及香港、东南亚和欧洲媒体外交事务专栏作家。1984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7年在同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德语系讲师、外语广播电台副台长；1990～1997年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博士学位，时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驻德特约记者、《德国之声》撰稿人；1997年任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香港创新发展集团推广总监、《德国之声》驻港特派员和澳门大学兼职讲师。目前主持的电视节目主要有《震海听风录》及《寰宇大战略》。2013和2014年分别出版《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与《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两部著作。
“做任何事要跟着自己的心走，心在哪里，方向就在哪里”。今天的邱震海已经告诉我们：他当初选择的方向是对的。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邱老师，您好，很荣幸采访您！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您从学界到商界，最终以媒体人的角色加入凤凰卫视，您涉足的都是一些不相关的领域，那么请问邱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转变，并且最终加入凤凰卫视？
邱震海：你好，我也很高兴和你们交流！你提的这个问题既复杂又简单，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兴趣是人最好的老师。我读大学之前在高中有个老师，他以前就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给我们总是讲他做记者时的一些趣闻，所以我从小就对新闻很感兴趣，而且那时候我最好的一门课就是语文课，所以当时我就想考新闻系，可那时候大学新闻系的考分又很高，我又怕考不到，但同时我那时候的外语也很好，所以当时做了一个很务实的决定，就是放弃新闻学，去读外语系，所以你看我的履历是学外语出身的。但是人生是很奇怪的，兜兜转转，最后还是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跟着感觉走，心把你领向哪里，你就会走到哪里。在学生时代，自己也不断地尝试做兼职记者，或给杂志社撰稿，这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所在。严格地讲，我在进入商界之前已经在新闻界了，我的经历应该是从学界到新闻界再到商界，最终由商界又回归到新闻界。前一个新闻界我是在报社、杂志社，后一个新闻界则是在电视台。总的来说兴趣是人最好的老师，人生还是要跟着自己的心走，我经常会对朋友调侃到“人一生一定要把自己最爱的那个女人变成自己的老婆”。
记者：我们知道邱老师早期在国内高校教书，后来去了德国留学，为什么您德国留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当地从事媒体工作，而是选择回到了香港？
邱震海：每个人学有所成之后都想要学以致用，而作为学习人文科学的人来说，社会就是最好的实践的地方。在德国学习完之后当然可以留在西方，西方的社会结构已经相当完善了，我们现在的发展历程，包括城市化、工业化、法制化等很多社会架构，应该相当于西方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阶段，我当时做这个决定是在18年前，当时中国的发展也刚刚起步，发展的空间很大，我把自己以后的人生和发展中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相信个人的价值会有很大的实现，之所以选择留在香港，可能和香港当时宽松的新闻环境有关，我想把香港作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进则会回到大陆，退则会回到西方。
只有做到：吸引观众，影响观众，征服观众，那么观众的心中定会留一块聆听你思想的空间。
记者：您现在主持的《震海听风录》《寰宇大战略》都是比较有深度的时政评论性栏目，您可否谈谈，您是以一种怎样的主持思想及方式让受众接受这种有深度的讨论性节目？
邱震海：环顾大中华地区的电视节目，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现在基本是以娱乐节目为主，像真人秀节目、征婚节目、找工作节目或歌唱比赛类节目，不过中国大陆现在也开始做一些严肃的时政类节目，但在讨论时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遇到瓶颈。我在德国学的是传播学，对于西方的传媒产品也有所了解，媒体首先拥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娱乐，尤其是电视媒体，所以娱乐节目会在电视媒体中占据很大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就是時政版块，也包括一些资讯类节目，对一些时事资讯的整合。娱乐与时政应该说是媒体的两大支柱，现在中国大陆娱乐节目版块很强，而时政类节目才刚刚起步。与之相比台湾地区时政讨论类节目很强，娱乐类节目也做得比较好，可由于台湾本地“蓝营”与“绿营”的竞争，使得当地的时政讨论类节目有时会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香港这个地方，娱乐氛围很强，社会的架构也比较完善，但是它的文化底蕴比较薄，所以当地人就不好消化这种时政类节目，而凤凰卫视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电视台，它与大陆、台湾以及西方，包括香港电视台都有不同，可凤凰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立足香港辐射全球。中国人相当聪明，中国现在的发展之快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包括领导人、媒体工作者等现在都是跟着中国发展后面跑，所以中国的老百姓迟早有一天是需要一档成熟的、有深度的时政类节目，这是我2006年时刚创办栏目时的一些设想。老百姓现在的资讯很多，但老百姓需要对资讯的整合、分析，所以现在好的媒体对资讯进行整合与分析是相当重要的。虽然现在如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使人们获得资讯的速度更快，但不代表这些信息不需要整理。现在的资讯大量碎片化，这就需要有人去整理、分析。所以我认为电视媒体需要有深度的时政讨论类节目，来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时政资讯类节目的需求。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新闻也不会局限于电视媒体，人们也可以在手机、iPad上直接观看。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去做深度讨论类的节目的原因。 记者：您最近出了一本书——《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书中深刻分析了未来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请邱老师对此书做一个自我评价？
邱震海：我很长时间没有出书，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愿意为了出书而出书，今年这本书主要是以畅销书的方式来写的，行文风格比较简单、有趣。但在内容上我主要探讨未来中国的风险，关注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动向，尤其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提出“中国梦”，提出未来中国十年的发展计划，这非常好，但中国现在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人口红利的下降，未来20年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我们的劳动力不够时，我们就要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力，所以就要以创新推动生产力的提高。谈到创新那对于我们又会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且我想总结一下过去20年我们改革所走过的弯路，当然有些弯路是避免不了的，但批评过去是没有意义的，主要是从过去的“弯路”中吸取教训。所以我就觉得对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有一些话要说，于是就写了这本书。这本书之所以与以前的书行文风格有所不同，主要还是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去看。当然里边一些思考类的问题，还是需要读者有一定的学识和积累。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人才竞争环境下，创新型人才则是提高现代生产力的主要推手。
记者：新书中您用一个章节在讨论中国的人才问题，包括如何引进国外人才，留住海归，请问邱老师我国怎样才能实现中国人才的自给自足？
邱震海：其实这个问题不矛盾，即使你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不能完全实现人才的自给自足，还是需要吸引外面的人才，就像美国这样的教育大国，每年还是要吸引大量的人才为其出力。这就是别人为你培养人才，你在他最成功的时候把他吸引过来，把他所有的科技成果、脑力成果都带过来，以最简单的方式，取得最大的收益。而中国自己人才的培养，就需要我们在教育培养的方式及教育体制架构上多下功夫多做改进，人才的培养上要多注意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因為创新型人才将会给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总的来说“自给自足”与留住外国人才其实是不矛盾的，举个通俗的例子，就像你娶老婆，你什么都不用管，别人帮你把女儿养大，你在她最美的时候把她娶过来，这不是很好嘛！
记者：可能与邱老师的经历及节目有关，我认为邱老师更像是一名学者，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分析，深刻、透彻，您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
邱震海：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学者型的主持人，我是1980年读的大学，正式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是1997年，这17年间我已经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学者、博士，后来又从事过商业，进入过媒体，转了一大圈最终进入凤凰卫视，那已经是大学毕业二十多年后，这二十多年已经使我打下了学者的根基，带着学者的影响进入新闻界，这使我做新闻的方式会把学者和新闻人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把缺点摒弃掉。新闻人的优点是敏锐及犀利，而缺点可能会将新闻事件流于表面，不深刻。而学者的优点是分析问题比较深刻，总是喜欢追究深层次的原因，如事件的背景，思想的根源等，这是作为学者多年的习惯及经历所养成的，但缺点可能是对事物不那么敏锐。所以我既要保持学者的深厚，又要有新闻人的敏锐。我现在一周要做两档谈话类的节目，一年有100多场讨论，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讲，还包括各行各业的专家大家共同交流，但其中的每一个话题我都有思考或研究，这就需要主持人比较博学，有相当的阅历才能把握住节目的节奏，将所讨论的话题顺利进行下去，尤其是深度讨论类的节目。
德在人先，利居人后。邱震海时刻坚守着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职责。
记者：从您身上不仅看到的是一个媒体人的睿智、深刻，而且更多的是您作为一名媒体人对国家及社会的责任，最后我想请邱老师谈谈，在当今这个时代，媒体人应具备哪些素质和责任？
邱震海：作为媒体人首先要具备两种大的素质，一种是专业的素质，一种是道义上的素质。专业素质好培养，道义上的素质其实也不难培养，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学，愿不愿意去做。新闻人的特点是忠实于事实的真相，作为评论人则是要传递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解释及引导观众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就对一个人的人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古人有句话叫“为学先为人”，这是对新闻人最本质的要求。做新闻不要想着去赚大钱，如果想赚钱你可以选择去学金融，做新闻人你就要敢于担当责任，甚至深入灾区，进入战区，潜入幕后，将真正的事实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了解事实的真相，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受众，使社会形成一种正确及真实的舆论环境。
最后感谢《今传媒》杂志给我这次和读者交流的机会，衷心希望以后能与《今传媒》有更多的互动与合作，也希望以此能促进香港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简介：东方绪，男，今传媒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传媒理论与实践研究。
时光飞逝，而世界上虚的东西又太多，很容易眼花缭乱，使人最终迷失方向，而兴趣是人最好的老师。人生要跟着自己的心走，心把你领向哪里，你的方向就在哪里。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
编者按：工作始于兴趣，价值源于责任。也正是由于“责任、兴趣”激发了凤凰卫视主持人邱震海的工作动力和工作激情。作为一名主持人，也恰恰是责任塑造了他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价值。数十年来的主持经历造就了自己独特的主持风格和人格魅力，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折射出主持人的内在精神境界。他思想有深度，知识有广度，深刻、犀利的现场评论，总能给观众一些感思和回味。有人说他是一名主持人，也有人认为他是一名学者，而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兼具二者优点的学者型主持人，对于他的评价，他的回应则是：“我的主持风格大家可以探讨，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凤凰卫视独具风格的时政节目主持人，观众对邱震海的认可在于其思想内涵可以艺术地传递给观众，每一次的主持都是走进观众心灵的沟通，以此获得观众情感的认同。前不久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邱震海先生，请他为读者讲述他学者型的主持人生，同时希望他的思想和经验给读者更多的启迪和借鉴。
邱震海：男，1962年出生于上海，现为凤凰卫视主持人、时事评论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成员，《德国之声》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以及香港、东南亚和欧洲媒体外交事务专栏作家。1984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7年在同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德语系讲师、外语广播电台副台长；1990～1997年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博士学位，时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驻德特约记者、《德国之声》撰稿人；1997年任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香港创新发展集团推广总监、《德国之声》驻港特派员和澳门大学兼职讲师。目前主持的电视节目主要有《震海听风录》及《寰宇大战略》。2013和2014年分别出版《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与《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两部著作。
“做任何事要跟着自己的心走，心在哪里，方向就在哪里”。今天的邱震海已经告诉我们：他当初选择的方向是对的。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邱老师，您好，很荣幸采访您！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您从学界到商界，最终以媒体人的角色加入凤凰卫视，您涉足的都是一些不相关的领域，那么请问邱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转变，并且最终加入凤凰卫视？
邱震海：你好，我也很高兴和你们交流！你提的这个问题既复杂又简单，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兴趣是人最好的老师。我读大学之前在高中有个老师，他以前就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给我们总是讲他做记者时的一些趣闻，所以我从小就对新闻很感兴趣，而且那时候我最好的一门课就是语文课，所以当时我就想考新闻系，可那时候大学新闻系的考分又很高，我又怕考不到，但同时我那时候的外语也很好，所以当时做了一个很务实的决定，就是放弃新闻学，去读外语系，所以你看我的履历是学外语出身的。但是人生是很奇怪的，兜兜转转，最后还是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跟着感觉走，心把你领向哪里，你就会走到哪里。在学生时代，自己也不断地尝试做兼职记者，或给杂志社撰稿，这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所在。严格地讲，我在进入商界之前已经在新闻界了，我的经历应该是从学界到新闻界再到商界，最终由商界又回归到新闻界。前一个新闻界我是在报社、杂志社，后一个新闻界则是在电视台。总的来说兴趣是人最好的老师，人生还是要跟着自己的心走，我经常会对朋友调侃到“人一生一定要把自己最爱的那个女人变成自己的老婆”。
记者：我们知道邱老师早期在国内高校教书，后来去了德国留学，为什么您德国留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当地从事媒体工作，而是选择回到了香港？
邱震海：每个人学有所成之后都想要学以致用，而作为学习人文科学的人来说，社会就是最好的实践的地方。在德国学习完之后当然可以留在西方，西方的社会结构已经相当完善了，我们现在的发展历程，包括城市化、工业化、法制化等很多社会架构，应该相当于西方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阶段，我当时做这个决定是在18年前，当时中国的发展也刚刚起步，发展的空间很大，我把自己以后的人生和发展中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相信个人的价值会有很大的实现，之所以选择留在香港，可能和香港当时宽松的新闻环境有关，我想把香港作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进则会回到大陆，退则会回到西方。
只有做到：吸引观众，影响观众，征服观众，那么观众的心中定会留一块聆听你思想的空间。
记者：您现在主持的《震海听风录》《寰宇大战略》都是比较有深度的时政评论性栏目，您可否谈谈，您是以一种怎样的主持思想及方式让受众接受这种有深度的讨论性节目？
邱震海：环顾大中华地区的电视节目，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现在基本是以娱乐节目为主，像真人秀节目、征婚节目、找工作节目或歌唱比赛类节目，不过中国大陆现在也开始做一些严肃的时政类节目，但在讨论时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遇到瓶颈。我在德国学的是传播学，对于西方的传媒产品也有所了解，媒体首先拥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娱乐，尤其是电视媒体，所以娱乐节目会在电视媒体中占据很大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就是時政版块，也包括一些资讯类节目，对一些时事资讯的整合。娱乐与时政应该说是媒体的两大支柱，现在中国大陆娱乐节目版块很强，而时政类节目才刚刚起步。与之相比台湾地区时政讨论类节目很强，娱乐类节目也做得比较好，可由于台湾本地“蓝营”与“绿营”的竞争，使得当地的时政讨论类节目有时会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香港这个地方，娱乐氛围很强，社会的架构也比较完善，但是它的文化底蕴比较薄，所以当地人就不好消化这种时政类节目，而凤凰卫视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电视台，它与大陆、台湾以及西方，包括香港电视台都有不同，可凤凰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立足香港辐射全球。中国人相当聪明，中国现在的发展之快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包括领导人、媒体工作者等现在都是跟着中国发展后面跑，所以中国的老百姓迟早有一天是需要一档成熟的、有深度的时政类节目，这是我2006年时刚创办栏目时的一些设想。老百姓现在的资讯很多，但老百姓需要对资讯的整合、分析，所以现在好的媒体对资讯进行整合与分析是相当重要的。虽然现在如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使人们获得资讯的速度更快，但不代表这些信息不需要整理。现在的资讯大量碎片化，这就需要有人去整理、分析。所以我认为电视媒体需要有深度的时政讨论类节目，来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时政资讯类节目的需求。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新闻也不会局限于电视媒体，人们也可以在手机、iPad上直接观看。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去做深度讨论类的节目的原因。 记者：您最近出了一本书——《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书中深刻分析了未来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请邱老师对此书做一个自我评价？
邱震海：我很长时间没有出书，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愿意为了出书而出书，今年这本书主要是以畅销书的方式来写的，行文风格比较简单、有趣。但在内容上我主要探讨未来中国的风险，关注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动向，尤其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提出“中国梦”，提出未来中国十年的发展计划，这非常好，但中国现在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人口红利的下降，未来20年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我们的劳动力不够时，我们就要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力，所以就要以创新推动生产力的提高。谈到创新那对于我们又会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且我想总结一下过去20年我们改革所走过的弯路，当然有些弯路是避免不了的，但批评过去是没有意义的，主要是从过去的“弯路”中吸取教训。所以我就觉得对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有一些话要说，于是就写了这本书。这本书之所以与以前的书行文风格有所不同，主要还是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去看。当然里边一些思考类的问题，还是需要读者有一定的学识和积累。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人才竞争环境下，创新型人才则是提高现代生产力的主要推手。
记者：新书中您用一个章节在讨论中国的人才问题，包括如何引进国外人才，留住海归，请问邱老师我国怎样才能实现中国人才的自给自足？
邱震海：其实这个问题不矛盾，即使你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不能完全实现人才的自给自足，还是需要吸引外面的人才，就像美国这样的教育大国，每年还是要吸引大量的人才为其出力。这就是别人为你培养人才，你在他最成功的时候把他吸引过来，把他所有的科技成果、脑力成果都带过来，以最简单的方式，取得最大的收益。而中国自己人才的培养，就需要我们在教育培养的方式及教育体制架构上多下功夫多做改进，人才的培养上要多注意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因為创新型人才将会给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总的来说“自给自足”与留住外国人才其实是不矛盾的，举个通俗的例子，就像你娶老婆，你什么都不用管，别人帮你把女儿养大，你在她最美的时候把她娶过来，这不是很好嘛！
记者：可能与邱老师的经历及节目有关，我认为邱老师更像是一名学者，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分析，深刻、透彻，您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
邱震海：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学者型的主持人，我是1980年读的大学，正式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是1997年，这17年间我已经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学者、博士，后来又从事过商业，进入过媒体，转了一大圈最终进入凤凰卫视，那已经是大学毕业二十多年后，这二十多年已经使我打下了学者的根基，带着学者的影响进入新闻界，这使我做新闻的方式会把学者和新闻人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把缺点摒弃掉。新闻人的优点是敏锐及犀利，而缺点可能会将新闻事件流于表面，不深刻。而学者的优点是分析问题比较深刻，总是喜欢追究深层次的原因，如事件的背景，思想的根源等，这是作为学者多年的习惯及经历所养成的，但缺点可能是对事物不那么敏锐。所以我既要保持学者的深厚，又要有新闻人的敏锐。我现在一周要做两档谈话类的节目，一年有100多场讨论，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讲，还包括各行各业的专家大家共同交流，但其中的每一个话题我都有思考或研究，这就需要主持人比较博学，有相当的阅历才能把握住节目的节奏，将所讨论的话题顺利进行下去，尤其是深度讨论类的节目。
德在人先，利居人后。邱震海时刻坚守着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职责。
记者：从您身上不仅看到的是一个媒体人的睿智、深刻，而且更多的是您作为一名媒体人对国家及社会的责任，最后我想请邱老师谈谈，在当今这个时代，媒体人应具备哪些素质和责任？
邱震海：作为媒体人首先要具备两种大的素质，一种是专业的素质，一种是道义上的素质。专业素质好培养，道义上的素质其实也不难培养，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学，愿不愿意去做。新闻人的特点是忠实于事实的真相，作为评论人则是要传递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解释及引导观众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就对一个人的人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古人有句话叫“为学先为人”，这是对新闻人最本质的要求。做新闻不要想着去赚大钱，如果想赚钱你可以选择去学金融，做新闻人你就要敢于担当责任，甚至深入灾区，进入战区，潜入幕后，将真正的事实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了解事实的真相，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受众，使社会形成一种正确及真实的舆论环境。
最后感谢《今传媒》杂志给我这次和读者交流的机会，衷心希望以后能与《今传媒》有更多的互动与合作，也希望以此能促进香港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简介：东方绪，男，今传媒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传媒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