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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学良口述历史》是历史解读者与历史当事人之间的一场对话，通过口述了解张学良历经戰争，厌倦内战，觉醒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发动西安事变，改变历史轨迹，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这也为人们观察一个“生动形象”的张学良提供了途径。
【关键词】张学良;爱国精神;口述历史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8-0053-02
一、书籍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肥西，著名历史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唐德刚长期致力于亚洲史、中国近现代史，在口述史方面成果突出，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而本书的由来经历了一番波折，唐德刚通过整理录音资料，以张学良的自述为中心，展现了“少帅”张学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二、张学良人生中的“是是非非”
（一）两次直奉战争
1922年4月28日，奉系张作霖自任总司令，率12万名奉军官兵与直系交战，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军队成为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唯一取得局部胜利的部队。战争结果是直系获得胜利，奉系撤回东北。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在江、浙战争进行时爆发的。1924年9月，为响应浙卢反直，奉张向直系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组成的联军指挥部，率领部队与直系在山海关激战，由于张学良在自己部队中军改彻底，其率领的军队战斗力与直系不相上下。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战争的结果是奉系张作霖取得了胜利。
经过两次大的战争，青年张学良在战火中得到淬炼，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在亲历战争逐渐形成。书中，张学良的口述对于后世了解这两次战争中，张的个人成长以及对两次战争不同视角的解读有很大帮助，在谈到自己如何得到军权时说[1]48-49：
我那时候二十二岁。
我怎么会拿了这么大的军权呢？张作相的军权怎么到我手里去了？这事我后来才知道的。我是参谋长，整顿军队的事情全都教给我，都是我负责。
一个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出来的学生，不可能短短几年内升任旅长。不能仅仅局限于张作霖长子的身份来看他，还要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局势来看，之所以张学良的部队能够取得一胜在于其接受现代化军事理论训练，与老派军官的作战方式已经大有不同。虽然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了，那是因为整体战局的溃败，而张学良的能力也得到了张作霖和张作相的认可，所以张学良的个人能力也是其军事地位晋升的影响因素。
张学良从二十一岁开始就从军作战，历经大大小小战役，既当过战场指挥官，也上阵冲杀过，见识到残酷的战场中军人的性命如泥沙，从而反思内战的实质意义。张学良看到过车站的饿殍，也看到过穷人因为贫穷卖女儿，张学良的善良本质和爱国之心逐渐苏醒。
从其口述中，可以体会到张学良厌倦内战的情绪，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但是张对于内战的看法和对共产党的看法，从以后的西安事变中可以看出，张学良算得上一位民族英雄。从口述史料中体会历史人物的思想变化是其他形式的档案资料所不能提供的，口述史料既可以从表面收集历史人物的情感变化过程，也可以通过与事件联结分析内在的历史机理。
（二）东北易帜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五色旗换成国民党政府青天白日旗。东北易帜历经曲折，日本的阻挠与国民政府殷切期盼都促使张学良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张学良爱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彰显了一个中国军人保守中国版图的决心。种种曲折，在口述中，张学良如实地将一个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决心彰显无遗，有人认为张学良不易帜，可以独占东北将其独立，但是张学良认为这与当日本的傀儡没有差别。况且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对东北的垂涎，无异于以卵击石。
张学良从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往来中就了解到日本的狼子野心，意欲图谋华夏，所以张学良放弃做东北王的想法，让东三省和全国上下同呼吸共命运。有人分析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所表现的反日爱国精神和高贵的民族气节，也有人认为张的这一行为已经由“封建军阀将领”转换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有人认为张的改旗易帜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爱国。对于此事件的研究根据的资料不同，所支持的观点也各有不同。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从口述史料中可见张学良作为一个中国人爱国的良知，也可以透析出东北复杂的政局下，张学良身处中日拉锯的“漩涡”下的坚定与自觉。
（三）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30年3月，国民党派系内反对蒋介石各方发表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军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4月，中原大战爆发。9月18日，张学良在东北发表巧电，派兵入关，武装调停战争，联军支撑不住遂失败。而调停之前，各方都想拉拢张学良，使其成为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但让张学良动心的不是各方拿来的巨款，而张把当年考虑的想法在口述中告诉了人们[1]85：
就这样我打了“巧电”这个电报，我的电报就是武装调停，我那个调停里头包含有两个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帮着你打中央。你明白这意思不？我这话是两说的，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的心里呀，实实在在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在张的话语中透露的是浓浓的厌战情绪而且是内战，张学良通过武装调停的方式制止了国内各派军阀的混战，是符合历史潮流、符合民心的，还符合张维护国家统一的平生一贯的主张。当然还有一些人分析认为张学良是为了东北军事集团谋利益，带兵入关，让兵力空虚的东北被日本所觊觎。
（四）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奉天北部柳条湖附近的铁路，九一八事变爆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将士遵循张学良的命令，执行不抵抗政策。随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书中张学良对于九一八事变谈论较少，仅仅提到了一点[1]118：
我火就火在这儿，我说我是封疆大吏，我将疆土丢掉了……你要还我，首先你要还我土地，我的土地你还给我，我是封疆大吏，你这样羞辱我。
为什么张学良避而不谈九一八事变，对于事变的起因经过还有张学良为什么执行不抵抗政策，从中虽然得不到真实而确切的答案，但是张学良的爱国之心彰显无疑。九一八事变，到底是张学良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还是张学良主观上让部队沉默，执行不抵抗政策来保全自己东北军的实力，有待进一步考证，仅凭张学良的口述史料是不能下结论的，这也凸显了口述史料的弊端，口述史料的主观性太强，历史研究者使用时须认真辨别。
（五）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停止与共产党的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与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时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打下了基础，也为国内的战争形势改变进行了推动，这也是张学良人生中最耀眼的时刻。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主导人张学良，从他对内战的厌恶和爱国的热忱认识到他做出这样的事情并不出人意料，张做事决绝果断，从不犹豫拖沓，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张学良在口述中说[1]121：
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
对于这次“兵谏”，有的人认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蒋介石和其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和张学良安内必先攘外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冲突，所以才发生了“兵谏”。也有人分析张学良是为了防止在与红军内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即维护自身的利益，才发动“兵谏”。而从张学良的个人经历来看，于东北长大，从小就身处日本对东北的渗透环境之中，更能体会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与野心。
张学良与张作霖是两代军人，张学良认同国家，而张作霖是封建传统的占山为王的思想。张学良历经复杂变幻的政治时局与战争伐斗不断的近代，犹如出淤泥的荷花，坚守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经历过是是非非的张学良也被囚禁，而关于“少帅”的故事则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追逐探究。
三、《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价值
本书所写的张学良是一个经歷国家大事而不乱，怀抱一腔热血改变历史轨迹的民族英雄。用一句诗来形容张学良，就是：“不伤身难伤民难，枕泪难干五十年”。张学良对民族对国家，他已经做到了无悔，但是随着往事尘封的历史真相，却无法从张的口述中得知，因为“哥大在给张作口述历史时，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更何况张身边还有一位赵四小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张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2]”张学良所不愿谈及的秘密，更待有志者去解开。
口述史料的价值在于和历史当事人进行对话，这和其他物质类的史料是不同的，口述史料的采集中，口述者的情绪、语气、表情都是很重要，同时可以观察到当事人的态度。口述史料可以弥补传统文献史料的局限，还原被忽视的历史细节。而张学良的形象在众多历史、文学、影视中有过各种各样的解读，主观与客观的差异导致解读含义的巨大差别，不管是作为学术研究还是文艺创作，对于张学良形象的建构与解读都应遵循还原历史、尊重历史的原则。
参考文献：
[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2]郝银侠.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困惑——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37.
作者简介：
李玉鹏，男，河北沧州人，硕士在读，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张学良;爱国精神;口述历史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8-0053-02
一、书籍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肥西，著名历史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唐德刚长期致力于亚洲史、中国近现代史，在口述史方面成果突出，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而本书的由来经历了一番波折，唐德刚通过整理录音资料，以张学良的自述为中心，展现了“少帅”张学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二、张学良人生中的“是是非非”
（一）两次直奉战争
1922年4月28日，奉系张作霖自任总司令，率12万名奉军官兵与直系交战，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军队成为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唯一取得局部胜利的部队。战争结果是直系获得胜利，奉系撤回东北。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在江、浙战争进行时爆发的。1924年9月，为响应浙卢反直，奉张向直系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组成的联军指挥部，率领部队与直系在山海关激战，由于张学良在自己部队中军改彻底，其率领的军队战斗力与直系不相上下。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战争的结果是奉系张作霖取得了胜利。
经过两次大的战争，青年张学良在战火中得到淬炼，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在亲历战争逐渐形成。书中，张学良的口述对于后世了解这两次战争中，张的个人成长以及对两次战争不同视角的解读有很大帮助，在谈到自己如何得到军权时说[1]48-49：
我那时候二十二岁。
我怎么会拿了这么大的军权呢？张作相的军权怎么到我手里去了？这事我后来才知道的。我是参谋长，整顿军队的事情全都教给我，都是我负责。
一个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出来的学生，不可能短短几年内升任旅长。不能仅仅局限于张作霖长子的身份来看他，还要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局势来看，之所以张学良的部队能够取得一胜在于其接受现代化军事理论训练，与老派军官的作战方式已经大有不同。虽然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了，那是因为整体战局的溃败，而张学良的能力也得到了张作霖和张作相的认可，所以张学良的个人能力也是其军事地位晋升的影响因素。
张学良从二十一岁开始就从军作战，历经大大小小战役，既当过战场指挥官，也上阵冲杀过，见识到残酷的战场中军人的性命如泥沙，从而反思内战的实质意义。张学良看到过车站的饿殍，也看到过穷人因为贫穷卖女儿，张学良的善良本质和爱国之心逐渐苏醒。
从其口述中，可以体会到张学良厌倦内战的情绪，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但是张对于内战的看法和对共产党的看法，从以后的西安事变中可以看出，张学良算得上一位民族英雄。从口述史料中体会历史人物的思想变化是其他形式的档案资料所不能提供的，口述史料既可以从表面收集历史人物的情感变化过程，也可以通过与事件联结分析内在的历史机理。
（二）东北易帜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五色旗换成国民党政府青天白日旗。东北易帜历经曲折，日本的阻挠与国民政府殷切期盼都促使张学良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张学良爱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彰显了一个中国军人保守中国版图的决心。种种曲折，在口述中，张学良如实地将一个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决心彰显无遗，有人认为张学良不易帜，可以独占东北将其独立，但是张学良认为这与当日本的傀儡没有差别。况且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对东北的垂涎，无异于以卵击石。
张学良从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往来中就了解到日本的狼子野心，意欲图谋华夏，所以张学良放弃做东北王的想法，让东三省和全国上下同呼吸共命运。有人分析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所表现的反日爱国精神和高贵的民族气节，也有人认为张的这一行为已经由“封建军阀将领”转换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有人认为张的改旗易帜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爱国。对于此事件的研究根据的资料不同，所支持的观点也各有不同。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从口述史料中可见张学良作为一个中国人爱国的良知，也可以透析出东北复杂的政局下，张学良身处中日拉锯的“漩涡”下的坚定与自觉。
（三）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30年3月，国民党派系内反对蒋介石各方发表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军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4月，中原大战爆发。9月18日，张学良在东北发表巧电，派兵入关，武装调停战争，联军支撑不住遂失败。而调停之前，各方都想拉拢张学良，使其成为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但让张学良动心的不是各方拿来的巨款，而张把当年考虑的想法在口述中告诉了人们[1]85：
就这样我打了“巧电”这个电报，我的电报就是武装调停，我那个调停里头包含有两个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帮着你打中央。你明白这意思不？我这话是两说的，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的心里呀，实实在在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在张的话语中透露的是浓浓的厌战情绪而且是内战，张学良通过武装调停的方式制止了国内各派军阀的混战，是符合历史潮流、符合民心的，还符合张维护国家统一的平生一贯的主张。当然还有一些人分析认为张学良是为了东北军事集团谋利益，带兵入关，让兵力空虚的东北被日本所觊觎。
（四）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奉天北部柳条湖附近的铁路，九一八事变爆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将士遵循张学良的命令，执行不抵抗政策。随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书中张学良对于九一八事变谈论较少，仅仅提到了一点[1]118：
我火就火在这儿，我说我是封疆大吏，我将疆土丢掉了……你要还我，首先你要还我土地，我的土地你还给我，我是封疆大吏，你这样羞辱我。
为什么张学良避而不谈九一八事变，对于事变的起因经过还有张学良为什么执行不抵抗政策，从中虽然得不到真实而确切的答案，但是张学良的爱国之心彰显无疑。九一八事变，到底是张学良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还是张学良主观上让部队沉默，执行不抵抗政策来保全自己东北军的实力，有待进一步考证，仅凭张学良的口述史料是不能下结论的，这也凸显了口述史料的弊端，口述史料的主观性太强，历史研究者使用时须认真辨别。
（五）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停止与共产党的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与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时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打下了基础，也为国内的战争形势改变进行了推动，这也是张学良人生中最耀眼的时刻。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主导人张学良，从他对内战的厌恶和爱国的热忱认识到他做出这样的事情并不出人意料，张做事决绝果断，从不犹豫拖沓，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张学良在口述中说[1]121：
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
对于这次“兵谏”，有的人认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蒋介石和其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和张学良安内必先攘外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冲突，所以才发生了“兵谏”。也有人分析张学良是为了防止在与红军内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即维护自身的利益，才发动“兵谏”。而从张学良的个人经历来看，于东北长大，从小就身处日本对东北的渗透环境之中，更能体会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与野心。
张学良与张作霖是两代军人，张学良认同国家，而张作霖是封建传统的占山为王的思想。张学良历经复杂变幻的政治时局与战争伐斗不断的近代，犹如出淤泥的荷花，坚守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经历过是是非非的张学良也被囚禁，而关于“少帅”的故事则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追逐探究。
三、《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价值
本书所写的张学良是一个经歷国家大事而不乱，怀抱一腔热血改变历史轨迹的民族英雄。用一句诗来形容张学良，就是：“不伤身难伤民难，枕泪难干五十年”。张学良对民族对国家，他已经做到了无悔，但是随着往事尘封的历史真相，却无法从张的口述中得知，因为“哥大在给张作口述历史时，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更何况张身边还有一位赵四小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张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2]”张学良所不愿谈及的秘密，更待有志者去解开。
口述史料的价值在于和历史当事人进行对话，这和其他物质类的史料是不同的，口述史料的采集中，口述者的情绪、语气、表情都是很重要，同时可以观察到当事人的态度。口述史料可以弥补传统文献史料的局限，还原被忽视的历史细节。而张学良的形象在众多历史、文学、影视中有过各种各样的解读，主观与客观的差异导致解读含义的巨大差别，不管是作为学术研究还是文艺创作，对于张学良形象的建构与解读都应遵循还原历史、尊重历史的原则。
参考文献：
[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2]郝银侠.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困惑——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37.
作者简介：
李玉鹏，男，河北沧州人，硕士在读，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