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生于1900年2月25日，从小天资聪慧，勤奋好学，5岁开始识字，8岁即可背诵四书五经，并开始接受西学教育，17岁考入清华大学，19岁公费赴美留学攻读政法学，1922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筹建西南联大法学院。1949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校实施调整，钱端升参与北京政法学院筹建并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所政法高校，为推进法制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认真执教 潜心学术
　　钱端升的一生是专注执教的一生，也是醉心学术的一生。他具有多所高校的从教经历，不管在哪所学校都尽心尽力。他讲课时，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内容精辟，注重联系实际而且敢于针砭时弊，给课程内容赋予了全新内涵，因此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欢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为恢复和发展法学教学呕心沥血。
　　他始终奋斗在法学、政法学教育的第一线，为新中国法学、政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始终注重学术研究，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了《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比较宪法》《中国政府与政治》等一系列学术专著。特别是他在分析研究一些国外发达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完成了《比较宪法》一书，提出对中国制定宪法问题的看法和参照依据。1954年，他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加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不畏艰苦 创建北政
　　1952年，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大背景下，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为贯彻落实中央“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的指示精神，在党中央的直接推动下，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政治系、法律系、社会系等单位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在当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钱端升带领全校师生，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一边工作学习，一边劳动建校，开启了政法教育事业的艰辛探索。
　　1952年11月24日，北京政法学院举行成立典礼，宣告正式成立。全校师生坚持勤俭办学，一边建设，一边教学，学校很快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开始进入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经过不懈的努力，学院办学规模迅速发展壮大，到1956年，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250多人。这一时期，北京政法学院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法律家，开启了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征程，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推进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创造了政法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
　　学生至上 师德为贵
　　对于法大来讲，钱端升学术精深，品德高尚，他的教育思想是法大历史上宝贵的财富。
　　钱端升经常讲：“我们做教育事业的，对每个学生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责任心。”他非常重视给学生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常常强调学校要给学生提供一个幽静的环境，让他们得以专心学习。1966年，为解决教职工住宿紧张问题，学院要建一栋教工宿舍。确定家属宿舍地址时，他很坚持一点，就是教工宿舍不能建得离教学区太近，担心那样会影响学生的日常学习。所以，政法学院经上级批准建设的第一栋教工宿舍楼，就选在了花园路，离学校有三华里的路程。钱端升多次讲，除了经上级下达、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安排的大型活动，学校安排的日常活动都要为学生的学习让路。当时凡涉及学生参加的活动，他必定会问及开展这项活动是否会影响到学生的上课学习。他始终认为学生的学习时间非常宝贵，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钱端升认为教师必须要关心学生，要对学生负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学校每一位教职员工特别是校领导都要有高度的认识。他经常强调：“我们每一位教师要兢兢业业对每个学生负责，直到他们毕业。”钱端升任院长时，主管全校的意见箱。当时学校一共设了7个意见箱，凡涉及学习、教师讲课等问题的，他都要亲自过问。他非常注重学生的意见和建议，经常询问意见箱中学生对教学和学校教育有什么反映，有哪些意见。
　　钱端升非常重视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他认为国家办学校是育才之举，决不能出废品。首要的是，培育人才的教师必须要为人师表，品德一定要优良，教师的素质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执教育人 德高望重
　　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之初，在中央的统筹协调和钱端升院长的親自组织下，雷洁琼、费青、严景耀、戴克光、吴恩裕、曾秉钧等一批学术大师加盟政法学院教师队伍，他们代表了当时新中国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三大学科的最高水平。在钱端升的观念里，教育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那么做教育的人就一定要对国家、对学校、对学生以及学生家长负起责来。他和老师们交流时总是不忘提醒大家，脑子里要时刻绷着一根弦，就是要把你教的每个学生真正装在心里。上课你一个人迟到五分钟，对于一个班四十多名学生，就相当于迟到了三个半小时。
　　政法建院时，就是教育部直属全国性的重点大学，要培养的是政法机关掌握刀枪的干部，是真正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这自然牵扯到政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所以当时对教师各方面的要求考核都特别严格。当年能进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都是每年从各个省市一个一个挑选出来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钱端升认为，如果教师没有教育好学生，他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也就没有脸面面对国家的信任和家长的重托。钱端升经常说：“政法选择了他们，他们也选择了政法，高考前学生选政法，录取时政法选学生，这是国家和学生父母对我们的信任，希望孩子经受政法四年的教育，成为国家需要的建设人才。如果学生到了政法后却走了下坡路，这难道只是他本人的失败吗？这更是我们这些做教育的人的失职，是我们教师的罪过。”
　　1990年钱端升病逝后，中国政法大学写了一副挽联，生动反映了钱端升先生的一生：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其后，由中国政法大学倡议设立了“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这一项全国性法学研究奖项，以纪念他为我国法学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继续推动国家法治建设。钱端升的教育思想和对教育事业、法学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久珍视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