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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意识流小说大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已被学术界广为研究与认可，但作为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批评先驱的伍尔夫仍待进一步研究。通过分析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的创作手法，指出其意识流手法契合主人公克拉丽莎的心理特征，从而疏离了主流写作传统，达到了一种解放的自由境界，是女性创作的典范；而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是最早的男性作者笔下的关于女性人物和女性作者写作的探索，乃女性主义批评的源头。同时，伍尔夫战前为妇女投票权的努力及作为“女性合作协会”参与者的行动激发了人们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诸多思考。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批评；女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156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5-0767-04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常被指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作家。从《远航》勾勒女性的另类旅行及心灵航程开始，弗吉尼亚。伍尔夫以有趣的形式实验了《墙上的斑点》和《邱园纪事》等一些短篇，终于在《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将意识流小说推向顶峰，以《一间自己的屋子》做出了关于女性主义的最初的探索。20世纪60年代，以谋求两性平等为目标的女权主义继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人们从伍尔夫的作品中看到了女性主义思想的源头，同时从伍尔夫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和她关于战争的思考中认识到她“不是漠不关心的艺术家”，而是“有社会责任心的精英主义者”。自此，作为现代主义意识流大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先驱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熠熠生辉。
一、伍尔夫与女性写作
法国评论家吉斯兰·杜南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的信条》一文中指出，在翻来覆去读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后，“凌驾全部作品主题之上的一个主题就是：写作”。40年来，她一直在探索“怎样写作才能把人对世界的体验诉诸笔端”，她探寻能真实描绘人物内心的写作技巧，特别是如何书写女性心灵。在她看来，瞬间的印象降临到人物身上，慢慢改变他们的意识，而记录下这些瞬间和印象便构成了人物。瞬间能看到永恒。她在《论现代小说》中这样描述瞬间和印象，“让我们考察一下一千普通人在普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这就是真正的生活。文学作品就应该“按照那些微尘纷纷坠落到人们头脑中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或者说“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掺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种捕捉生命中重要瞬间的表述方式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是适合女性思想的自然形态的，而现有的语句形式是男人编造的，太庄重、理性，不适合女性使用，她与当时三大文豪贝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的论战更是向基于理性主义的男性霸权的挑战。伍尔夫称他们是热衷于描绘外部世界而非人物灵魂的“物质主义者”，因此根本谈不上真实可信。感性的，直觉的，梦幻的，印象的，意识时间的流淌意味着女性经验的传达，同时伍尔夫的写作疏离了主流写作传统，达到了一种解放的自由境界。《达罗卫夫人》的艺术形式契合了小说人物特征和主题，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内心挣扎，是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典范。
《达罗卫夫人》描写的是伦敦上流社会贵妇克拉丽莎·达罗卫的一天，从早上准备晚宴到晚宴的举行，但是这一天承载着她的许多过往，可以说是她的一生。小说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或者说没有什么故事。“达罗卫夫人说她要亲自去买些花”。——为晚宴做准备。克拉丽莎于是从家里出来。这是六月清新的早晨，“像海浪的轻吻”——这就是她少女时投身到布尔顿早晨的清新空气中去的感觉。布尔顿，这所她在那里长大的房子，使她想起爱她的彼得·沃尔什，他的俏皮话和对她的挖苦。彼得那时说，她要嫁的也许将是一位首相，她也将成为十全十美的女主人。彼得在她同意嫁给理查德·达罗卫后去了印度，最近要回来了。她就这样一路想着向邦德大街走去，看着玻璃橱窗，她想如果她能再自由地生活，那该有多好。一路想着，看着，她来到了花店。与此同时，塞普蒂默斯·史密斯在她的美丽娇小的异国妻子的陪同下也在街上游荡。一辆汽车的巨大噪声和空中做广告的飞机把达罗卫夫人和史密斯带到同一场景中，在“一战”中因受炮弹惊吓而患精神抑郁症的史密斯惊恐之后又热泪盈眶。随后克拉丽莎回家，史密斯去求医于一位精神病科医生。达罗卫夫人下午见到了30年前的恋人彼得，她惊奇地发现他还是老样子，喜欢责备和埋怨别人，手里还玩着他那把小折刀，可是达罗卫夫人已找不到昔日的恋情。她在想生活是恶作剧，人也已定罪，但是去用花束装饰人生的监狱吧。塞普蒂默斯·史密斯求医于两位名医，医生们叫他少想自己——动听的建议，可是这一对不幸的夫妻感到被人拋弃了，因为幸福的医生没法理解他们的不幸。面对丈夫送给她的玫瑰花，克拉丽莎感到生活的美好，也想到自己青春已逝，美丽不再，还有她的心里依然有着不自觉又无可奈何的纯洁，这种纯洁使她寂寞，也难有激情去建立与人密切的关系，晚宴非常成功，名流云集，首相也亲驾光临，克拉丽莎光彩闪亮，是完美的女主人。席间塞普蒂默斯·史密斯的医生提到史密斯在他赴宴前从窗口跳了下去，克拉丽莎惊诧间仿佛自己与史密斯心灵相通，而这个年轻人是替她而死。
克拉丽莎细致神秘的内心活动，飘忽幽微的纷飞思绪掺合在数不清的印象之间，彼此交织和渗透。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克拉丽莎包含了女性的欢乐与失落，对生活的美好的体验和对失去自我的伤痛。伍尔夫在1931年对职业妇女的演讲中谈到“屋里的天使”，“她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她具有巨大的魅力，她是彻头彻尾地无私……，在几乎每一幢可敬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里都有它的天使，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她翅膀的影子就落在我的纸上；我听见她的裙子在房间里沙沙作响。然而这个动物……，根本不具备任何真实的生命。她具有——这一点对付起来更困难——一种理想化的生命，一个虚幻的生命。她是一种梦幻，一个幽灵……”。克拉丽莎有着弗吉尼亚母亲的影子，是20世纪初“屋里的天使”；塞普蒂默斯·史密斯也许是弗吉尼亚本人抑郁的写照，他的死是也可理解成对战争和精神病学权威所代表的父权体制的抗争。
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中以感性的，梦幻的，印象的，意识时间的流淌释放出被压抑的女性经验，这种对表达女性身份的话语探索在半个多世纪后女性写作的呼吁中得到呼应。“女性写作”(feminine writing)的主要倡导者法国的爱莱娜·西苏认为，写作长期被男性性欲、政治、文化等所控制，因此，女性的写作本身可以实现必不可少的 反叛和变革，过去，女性身体被从女性的身上收缴而去并被呈现出一种被动的病态形象，现在该是女性解除抑制，回归欢乐的时候。女性要自己书写女性的东西，写自己的复杂又变化的特征，写自己微小而巨大的骚动。可是这种反理性的、无规范的和颠覆性的语言又如何能实现对男性话语的排斥，西苏以及后来的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并不能完全阐述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40年如一日辛勤地写作，“写作是她遭受痛苦的本能反应”。离开了写作，她就要“发疯”，而当她最终自己选择离世时，我们不能把她的自杀看作“一个未能攫住全部生活的人的绝望之举”，而应该看作是“对她自己作品的一种模仿”。她的生活为写作而存在。
二、伍尔夫与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伴随着争取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权利为核心目标的女权主义的斗争而兴起，形成了试图建立女性价值系统的批评潮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ARoom of One's Own，1929)是最早的关于女性与创作的探讨，“无疑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著作之一”。
《一间自己的屋子》是由作者1928年在剑桥大学以《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的两篇演讲扩充而来。该作品一开始便指出妇女只有在享有由“一间自己的屋子”所象征的经济独立及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独立时才能自由书写并高质量地创作。在随后以小说文体分为6章的内容里，伍尔夫透过玛丽(玛丽·伯顿、玛丽·赛顿、玛丽·卡迈克尔或随便什么名字)的视角，再现女性创作在过去和现在的命运。首先，沉思漫步的玛丽被“牛桥大学”(暗指牛津、剑桥)的校役拦在草坪之外，男性把持的教育权威并不欢迎女性的加入。之后，玛丽到大英博物馆去看看男性历史学家笔下的女性，结论是，在男性研究者的描写和发现中，“女性与贫穷”的话题最为显眼，教授们埋头著书，“论述女性脑力、品行和体力上的低贱”，可是玛丽并不愤怒，男人的论述无法伤害她，因为姑妈的遗产拓宽了她的眼界，她不需要去敬仰“绅士的高大而威严的身影”，她觉得价值会变化，100年内，“女性将不再是受保护的性别”。回到家中，玛丽思考起诗人作品中的女性，她们“像烈焰熊熊的灯塔”，“像男人一样高贵”，似乎并非历史学家叙述的那样微不足道，于是读罢历史上的女性，再读诗章里的女性，玛丽就发现，她们是“畸形的怪物——像是蠕虫，却长了天使的翅膀；像是生命和美的精灵，却关在厨房里剁板油。然而，这些怪物，不管想象中有多么生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至于想象中同样有才华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她在逃到伦敦谋求戏剧上的发展后，等待她的只有自杀的命运，玛丽也好，莎士比亚的妹妹也好，都是作为女性集体的自我，玛丽进一步发掘了了女性登上文坛的艰难。从最初出版诗作给人视作怪物的贵妇，到“疯癫的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到不得不靠写作谋生的阿芙拉·贝恩，到中产阶级的在起居室藏藏掖掖写小说的简·奥斯汀，还有寂寞中创作的勃朗特姐妹，历经艰难的乔治·艾略特，莫不是在阵痛中挣扎而不能舒展自如。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分析以及女性作家创作的梳理中我们看到了后来女性主义批评的最初的模式。首先，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揭示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女性主义批评的潮流。苏珊·孔尼隆主编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Images of Women in Fic-tion，1972)是较早的女性主义批评作品集，包含大量文本分析，显示19世纪到20世纪小说对女性经验的不真实描写。女性形象、神话与模式呈现出两个极端：天使和妖妇，圣母、缪斯、但丁笔下的贝亚特里奇，弥尔顿笔下的人类之妻以及许多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属于纯真、可爱、善良、温柔的天使；而夏娃、潘多拉，《奥德赛》中的妖女塞壬，《睡美人》中的女巫，萨克雷笔下的夏普等都是恶毒、淫荡、自私且恶魔般引诱男人犯错的妖妇。天使的形象投射出男性期望以理想女性形象将女性置于心甘情愿的从属、被动地位以更好地服务男性的心理，而妖妇的形象则反映了男权社会对有反抗精神的女性的憎恨，同时男性作为拯救者的英雄形象的出现也凸现男性对男权的维护和强化。
另一方面，沿着伍尔夫对女性写作的评说，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关注女性创作作品的历史、风格、主题、体裁和结构，女性创作的心理机制，女性作为个人或集体而获得成功的发展历程，以及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女性文本研究重新挖掘了大批被传统文学批评标准遗弃的女作家及其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作品是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肖瓦尔特认为，尽管没有固定和先天的女性想象力，但是女性共同的心理经验使得男性写作和女性写作有着深刻的不同，女性文学独特的属性应该被视为一种亚文化。肖瓦尔特提出了著名的女性文学三个阶段的学说。第一阶段可称为“女性”(feminine)阶段，主要作家有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等，她们的创作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及自己身边的狭小的圈子；她们对创作执著，同时隐隐存在着愧疚；当她们以男性的笔名写作时，也期待着文学上有同样的成就。这是女性作家的“求同”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女权”(feminist)阶段，主要特点是对男性文化价值的抗议，对女性身份的定义和对自我牺牲信条的抵制。以伊丽莎白·罗宾斯、奥利芙·史克林娜为代表的作家在艺术上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她们的勇敢的反抗精神为后来的女性创作开辟了道路。这可以理解成女性作家的“求异”的阶段。大约1920年起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三阶段，即“女人”(female)阶段是女性作家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阶段。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多罗茜·里查森是早期女人阶段优秀的小说家。多罗茜·里查森有意识地运用片断、省略式的句子来传达她认为是女性思维特色的形状和肌理。这种自我认可是女性创作历史上重要的女性声音。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简·里斯表现出对性的描写的大胆直率。接下来，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一代女性作家迅速成长，A.S.拜厄特、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等小说家感到已无发表不满的必要，直到20世纪70年代传出多丽丝·莱辛等的愤怒。《她们自己的文学》无疑为女性批评建立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也是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再一次回响。
三、结 语
让我们回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人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她丈夫伦纳德的耐心、宽容和细心照顾，弗吉尼亚不太可能一次次战胜自己的精神疾病，写出那么多的作品。当伍尔夫最终像奥菲利亚那样走向池塘时，她给丈夫留下这样的遗书：“……你已经给了我可能的最大的幸福。已经没人能像你这样了，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这样。……我想说的就是，我生命所有的幸福都归功于你。你一直对我十分耐心，难以置信地好。我想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有人原本能救我，那就是你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离开了我，除了你确实无疑的仁慈。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了。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在一起时这样幸福。”在这封遗书里，我们能看到伍尔夫对于伦纳德的牺牲精神以及对于人生的感恩和满足，我们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是鼓吹极端女权主义的斗士，她首先是女性心灵的记录者和思索者，她的记录和思索影响了一代代的男性和女性，特别是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她强调与男性的差别，更渴望两性心灵的和谐和平衡。
(责任编辑 文 袼)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批评；女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156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5-0767-04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常被指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作家。从《远航》勾勒女性的另类旅行及心灵航程开始，弗吉尼亚。伍尔夫以有趣的形式实验了《墙上的斑点》和《邱园纪事》等一些短篇，终于在《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将意识流小说推向顶峰，以《一间自己的屋子》做出了关于女性主义的最初的探索。20世纪60年代，以谋求两性平等为目标的女权主义继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人们从伍尔夫的作品中看到了女性主义思想的源头，同时从伍尔夫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和她关于战争的思考中认识到她“不是漠不关心的艺术家”，而是“有社会责任心的精英主义者”。自此，作为现代主义意识流大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先驱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熠熠生辉。
一、伍尔夫与女性写作
法国评论家吉斯兰·杜南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的信条》一文中指出，在翻来覆去读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后，“凌驾全部作品主题之上的一个主题就是：写作”。40年来，她一直在探索“怎样写作才能把人对世界的体验诉诸笔端”，她探寻能真实描绘人物内心的写作技巧，特别是如何书写女性心灵。在她看来，瞬间的印象降临到人物身上，慢慢改变他们的意识，而记录下这些瞬间和印象便构成了人物。瞬间能看到永恒。她在《论现代小说》中这样描述瞬间和印象，“让我们考察一下一千普通人在普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这就是真正的生活。文学作品就应该“按照那些微尘纷纷坠落到人们头脑中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或者说“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掺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种捕捉生命中重要瞬间的表述方式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是适合女性思想的自然形态的，而现有的语句形式是男人编造的，太庄重、理性，不适合女性使用，她与当时三大文豪贝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的论战更是向基于理性主义的男性霸权的挑战。伍尔夫称他们是热衷于描绘外部世界而非人物灵魂的“物质主义者”，因此根本谈不上真实可信。感性的，直觉的，梦幻的，印象的，意识时间的流淌意味着女性经验的传达，同时伍尔夫的写作疏离了主流写作传统，达到了一种解放的自由境界。《达罗卫夫人》的艺术形式契合了小说人物特征和主题，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内心挣扎，是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典范。
《达罗卫夫人》描写的是伦敦上流社会贵妇克拉丽莎·达罗卫的一天，从早上准备晚宴到晚宴的举行，但是这一天承载着她的许多过往，可以说是她的一生。小说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或者说没有什么故事。“达罗卫夫人说她要亲自去买些花”。——为晚宴做准备。克拉丽莎于是从家里出来。这是六月清新的早晨，“像海浪的轻吻”——这就是她少女时投身到布尔顿早晨的清新空气中去的感觉。布尔顿，这所她在那里长大的房子，使她想起爱她的彼得·沃尔什，他的俏皮话和对她的挖苦。彼得那时说，她要嫁的也许将是一位首相，她也将成为十全十美的女主人。彼得在她同意嫁给理查德·达罗卫后去了印度，最近要回来了。她就这样一路想着向邦德大街走去，看着玻璃橱窗，她想如果她能再自由地生活，那该有多好。一路想着，看着，她来到了花店。与此同时，塞普蒂默斯·史密斯在她的美丽娇小的异国妻子的陪同下也在街上游荡。一辆汽车的巨大噪声和空中做广告的飞机把达罗卫夫人和史密斯带到同一场景中，在“一战”中因受炮弹惊吓而患精神抑郁症的史密斯惊恐之后又热泪盈眶。随后克拉丽莎回家，史密斯去求医于一位精神病科医生。达罗卫夫人下午见到了30年前的恋人彼得，她惊奇地发现他还是老样子，喜欢责备和埋怨别人，手里还玩着他那把小折刀，可是达罗卫夫人已找不到昔日的恋情。她在想生活是恶作剧，人也已定罪，但是去用花束装饰人生的监狱吧。塞普蒂默斯·史密斯求医于两位名医，医生们叫他少想自己——动听的建议，可是这一对不幸的夫妻感到被人拋弃了，因为幸福的医生没法理解他们的不幸。面对丈夫送给她的玫瑰花，克拉丽莎感到生活的美好，也想到自己青春已逝，美丽不再，还有她的心里依然有着不自觉又无可奈何的纯洁，这种纯洁使她寂寞，也难有激情去建立与人密切的关系，晚宴非常成功，名流云集，首相也亲驾光临，克拉丽莎光彩闪亮，是完美的女主人。席间塞普蒂默斯·史密斯的医生提到史密斯在他赴宴前从窗口跳了下去，克拉丽莎惊诧间仿佛自己与史密斯心灵相通，而这个年轻人是替她而死。
克拉丽莎细致神秘的内心活动，飘忽幽微的纷飞思绪掺合在数不清的印象之间，彼此交织和渗透。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克拉丽莎包含了女性的欢乐与失落，对生活的美好的体验和对失去自我的伤痛。伍尔夫在1931年对职业妇女的演讲中谈到“屋里的天使”，“她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她具有巨大的魅力，她是彻头彻尾地无私……，在几乎每一幢可敬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里都有它的天使，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她翅膀的影子就落在我的纸上；我听见她的裙子在房间里沙沙作响。然而这个动物……，根本不具备任何真实的生命。她具有——这一点对付起来更困难——一种理想化的生命，一个虚幻的生命。她是一种梦幻，一个幽灵……”。克拉丽莎有着弗吉尼亚母亲的影子，是20世纪初“屋里的天使”；塞普蒂默斯·史密斯也许是弗吉尼亚本人抑郁的写照，他的死是也可理解成对战争和精神病学权威所代表的父权体制的抗争。
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中以感性的，梦幻的，印象的，意识时间的流淌释放出被压抑的女性经验，这种对表达女性身份的话语探索在半个多世纪后女性写作的呼吁中得到呼应。“女性写作”(feminine writing)的主要倡导者法国的爱莱娜·西苏认为，写作长期被男性性欲、政治、文化等所控制，因此，女性的写作本身可以实现必不可少的 反叛和变革，过去，女性身体被从女性的身上收缴而去并被呈现出一种被动的病态形象，现在该是女性解除抑制，回归欢乐的时候。女性要自己书写女性的东西，写自己的复杂又变化的特征，写自己微小而巨大的骚动。可是这种反理性的、无规范的和颠覆性的语言又如何能实现对男性话语的排斥，西苏以及后来的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并不能完全阐述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40年如一日辛勤地写作，“写作是她遭受痛苦的本能反应”。离开了写作，她就要“发疯”，而当她最终自己选择离世时，我们不能把她的自杀看作“一个未能攫住全部生活的人的绝望之举”，而应该看作是“对她自己作品的一种模仿”。她的生活为写作而存在。
二、伍尔夫与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伴随着争取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权利为核心目标的女权主义的斗争而兴起，形成了试图建立女性价值系统的批评潮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ARoom of One's Own，1929)是最早的关于女性与创作的探讨，“无疑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著作之一”。
《一间自己的屋子》是由作者1928年在剑桥大学以《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的两篇演讲扩充而来。该作品一开始便指出妇女只有在享有由“一间自己的屋子”所象征的经济独立及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独立时才能自由书写并高质量地创作。在随后以小说文体分为6章的内容里，伍尔夫透过玛丽(玛丽·伯顿、玛丽·赛顿、玛丽·卡迈克尔或随便什么名字)的视角，再现女性创作在过去和现在的命运。首先，沉思漫步的玛丽被“牛桥大学”(暗指牛津、剑桥)的校役拦在草坪之外，男性把持的教育权威并不欢迎女性的加入。之后，玛丽到大英博物馆去看看男性历史学家笔下的女性，结论是，在男性研究者的描写和发现中，“女性与贫穷”的话题最为显眼，教授们埋头著书，“论述女性脑力、品行和体力上的低贱”，可是玛丽并不愤怒，男人的论述无法伤害她，因为姑妈的遗产拓宽了她的眼界，她不需要去敬仰“绅士的高大而威严的身影”，她觉得价值会变化，100年内，“女性将不再是受保护的性别”。回到家中，玛丽思考起诗人作品中的女性，她们“像烈焰熊熊的灯塔”，“像男人一样高贵”，似乎并非历史学家叙述的那样微不足道，于是读罢历史上的女性，再读诗章里的女性，玛丽就发现，她们是“畸形的怪物——像是蠕虫，却长了天使的翅膀；像是生命和美的精灵，却关在厨房里剁板油。然而，这些怪物，不管想象中有多么生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至于想象中同样有才华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她在逃到伦敦谋求戏剧上的发展后，等待她的只有自杀的命运，玛丽也好，莎士比亚的妹妹也好，都是作为女性集体的自我，玛丽进一步发掘了了女性登上文坛的艰难。从最初出版诗作给人视作怪物的贵妇，到“疯癫的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到不得不靠写作谋生的阿芙拉·贝恩，到中产阶级的在起居室藏藏掖掖写小说的简·奥斯汀，还有寂寞中创作的勃朗特姐妹，历经艰难的乔治·艾略特，莫不是在阵痛中挣扎而不能舒展自如。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分析以及女性作家创作的梳理中我们看到了后来女性主义批评的最初的模式。首先，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揭示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女性主义批评的潮流。苏珊·孔尼隆主编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Images of Women in Fic-tion，1972)是较早的女性主义批评作品集，包含大量文本分析，显示19世纪到20世纪小说对女性经验的不真实描写。女性形象、神话与模式呈现出两个极端：天使和妖妇，圣母、缪斯、但丁笔下的贝亚特里奇，弥尔顿笔下的人类之妻以及许多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属于纯真、可爱、善良、温柔的天使；而夏娃、潘多拉，《奥德赛》中的妖女塞壬，《睡美人》中的女巫，萨克雷笔下的夏普等都是恶毒、淫荡、自私且恶魔般引诱男人犯错的妖妇。天使的形象投射出男性期望以理想女性形象将女性置于心甘情愿的从属、被动地位以更好地服务男性的心理，而妖妇的形象则反映了男权社会对有反抗精神的女性的憎恨，同时男性作为拯救者的英雄形象的出现也凸现男性对男权的维护和强化。
另一方面，沿着伍尔夫对女性写作的评说，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关注女性创作作品的历史、风格、主题、体裁和结构，女性创作的心理机制，女性作为个人或集体而获得成功的发展历程，以及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女性文本研究重新挖掘了大批被传统文学批评标准遗弃的女作家及其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作品是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肖瓦尔特认为，尽管没有固定和先天的女性想象力，但是女性共同的心理经验使得男性写作和女性写作有着深刻的不同，女性文学独特的属性应该被视为一种亚文化。肖瓦尔特提出了著名的女性文学三个阶段的学说。第一阶段可称为“女性”(feminine)阶段，主要作家有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等，她们的创作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及自己身边的狭小的圈子；她们对创作执著，同时隐隐存在着愧疚；当她们以男性的笔名写作时，也期待着文学上有同样的成就。这是女性作家的“求同”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女权”(feminist)阶段，主要特点是对男性文化价值的抗议，对女性身份的定义和对自我牺牲信条的抵制。以伊丽莎白·罗宾斯、奥利芙·史克林娜为代表的作家在艺术上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她们的勇敢的反抗精神为后来的女性创作开辟了道路。这可以理解成女性作家的“求异”的阶段。大约1920年起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三阶段，即“女人”(female)阶段是女性作家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阶段。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多罗茜·里查森是早期女人阶段优秀的小说家。多罗茜·里查森有意识地运用片断、省略式的句子来传达她认为是女性思维特色的形状和肌理。这种自我认可是女性创作历史上重要的女性声音。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简·里斯表现出对性的描写的大胆直率。接下来，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一代女性作家迅速成长，A.S.拜厄特、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等小说家感到已无发表不满的必要，直到20世纪70年代传出多丽丝·莱辛等的愤怒。《她们自己的文学》无疑为女性批评建立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也是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再一次回响。
三、结 语
让我们回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人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她丈夫伦纳德的耐心、宽容和细心照顾，弗吉尼亚不太可能一次次战胜自己的精神疾病，写出那么多的作品。当伍尔夫最终像奥菲利亚那样走向池塘时，她给丈夫留下这样的遗书：“……你已经给了我可能的最大的幸福。已经没人能像你这样了，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这样。……我想说的就是，我生命所有的幸福都归功于你。你一直对我十分耐心，难以置信地好。我想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有人原本能救我，那就是你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离开了我，除了你确实无疑的仁慈。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了。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在一起时这样幸福。”在这封遗书里，我们能看到伍尔夫对于伦纳德的牺牲精神以及对于人生的感恩和满足，我们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是鼓吹极端女权主义的斗士，她首先是女性心灵的记录者和思索者，她的记录和思索影响了一代代的男性和女性，特别是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她强调与男性的差别，更渴望两性心灵的和谐和平衡。
(责任编辑 文 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