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剧烈变革，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崩塌，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走向解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演变，就经历了一个由古典士大夫传统向现代化知识型转化的过程。这期间旧的文化价值体系随同旧制度消亡，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仍未形成。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精神上的庇护所，在风雨飘摇中无家可归，苦苦寻求。
　　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由于受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时期“个性解放”的觉醒思想冲击，逐渐摆脱了传统思维方式，开始思索作为人的生存价值。“五四”时候的知识分子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时代风采的一代人，他们个性解放、身心自由，从灵魂的深处放飞出一篇篇跃动着生命体验的华章。郁达夫对性意识惊世骇俗的体验和宣泄;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在生存中所感受到困惑和虚无的剖析;冰心对人类至爱的切肤之感;废名对至美至真的妙悟……众多的作家和作品无不折射出“五四”知识分子的心灵体验和生命历程。
　　由于对思想文化启蒙长期性的认识不足，“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与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在经历了两次短暂的时代辉煌之后， 很快便沦为沉寂。中国新文化运动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 便出现这种大起大落极不稳定的社会躁动现象，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缺少一个像西方文艺复运动那样长达五百年时间之久的思想过渡期。再加上中国人错误地将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混为一谈，所以面对苦难深重黑暗依旧的中国社会现状，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还是新文学阵营的作家群体，他们很快便对自己所信仰的、以个性解放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与动摇。
　　“五四”新文学后期的创作实践， 就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这种思想倾向性。比如鲁迅的《仿徨》和《野草》、郭沫若的《星空》、闻一多的《死水》、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蚀》和《虹》、丁玲的《梦坷》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中，男女主人公面对苦难的现实人生所表现出来的困惑与焦虑，已不仅仅是新文学作家对于当时社会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苦闷的一种艺术描述，而是新文学作家群体借助并通过自己笔下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他们本人灵魂深处内在的思想矛盾和情感磨难。
　　二.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道路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无意识政治话语与社会主流政治话语在现实的语境下完全的整合，在解放区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社会主流政治话语开始又一次统领和颠覆知识分子话语，知识分子们无怨无悔地放弃了以往的艺术追求或趣味，而是按着理论需求的引导，汇入了主流文学的浩荡队伍。而解放区外的一些“严肃文学家，不接受任何权力话语的制导，不相信世上有一个绝对的第一原理来为人的生命体验规定永恒的图式”。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总有一种声音在脱离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而片面追求整体顺役中，倔强地为心灵的自由呐喊。于是今天我们能够有幸感悟：远离家乡的萧红用心灵呼唤出的在生命长河中永不沉没的呼兰小城;身处繁华内心孤寂怀揣一棵“烦心”的张爱玲倾吐的充满生命温度的“烦语”;永远是“乡下人”的沈从文用情绪在生命的大纸上图染的梦幻世界;悲天悯人的曹禺展示出的骇人的生命蠢动……
　　作家从事文学创作需要高度个性化的社会自由环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艺术常识。然而建国以后，在处理这個问题上， 明显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局限性。由于主流价值观的理论核心是集体主义的精神理念，它不仅要求作家自觉地放弃独立思考的神圣权利，无条件地服从无产阶级政治集团的群体利益。同时也要求文学放弃艺术创作的自由原则， 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权体制的宣传工具。这种主观愿望在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就已经有所表现。然而限于当时客观条件的不成熟， 主流价值观既不可能消解民间文学的趣味主义倾向，也不可能取代官方文学的正统地位， 它若想建立自己在文坛上的统帅地位， 就只能作为社会精英文化的先进代表，来团结社会上广大的非无产阶级作家一道，去同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意识形态做斗争。
　　三.建国以后知识分子何去何从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左翼文学运动因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加盟，完全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社会形态面向国人的。建国以后，当年的精英文学自然转换为官方文学，主流价值观的集体理性观念则以法律的形式被加以强化，文学艺术不仅没有获得它所希望得到的自由创作空间，反而作家的个性独立意识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重创。
　　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作家观之，民族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及政治形势、政治气候的转变等都构成了作家新的精神空间。延安文艺体制的潜在影响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方针的制定、文艺运动的展开、对作家队伍进行调整以及作家精神地位的变化，都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作家被镌刻上了深深的精神印痕。
　　建国后还有一部分作家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作家，由于一些作家对于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建国后他们多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部门的要职。然而，他们总是习惯于以诗人、小说家、文学理论家的艺术思维来从事思考与创作。在贯以各种头衔，身兼多种要职后，其精神世界无疑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以郭沫若为例，建国后他不得不从政府要员的身份出发，时时注意观察周围的政治态势，以便更好地完成他的政治使命。作为小说大师的茅盾，又必须时时顾及自己文化部长的身份，作一些言不由衷甚至是违心的表态。像郭沫若、茅盾、周扬这样具有多重身份的作家在建国后不是一个小的群体，许多知名作家在各种政府机构、各级权力机关担任代表、委员、部长，成为五六十年代作家一个鲜明的现象。这使本来就不够纯粹的中国作家变得更加不纯粹起来，其艺术人格在政治干涉下变得更加混乱和复杂。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和文化领域运动不断，结果便导致作家主体人格的失落和艺术个性的消亡。
　　集体理性思维不仅绝对控制了作家的个性独立意识，同时也使新中国的文学创作，呈现出这样一种单调繁荣的历史局面： 官方文学以现代英雄史诗的颂歌形式消解了精英文学的文化批判意识，使作家个性化写作的理想彻底破灭。作家个性的消隐和作品风格的趋同，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畸形发展。主流价值观介入百年中国文学后的历史表现，大大出乎了它的追随者们的意料，“文革”的悲剧便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历史注解……
　　四.结语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命运是悲戚的，道路是艰难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既有人性中自身的因素，也是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传统的知识阶层，这和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境遇有关。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充满着悲情，他们终不能用自己的思维进行独立的判断思考，情感和思想始终被潜在的政治、民众话语所羁绊。虽然这种情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而言，则造成他们不能把握自身的命运，缺乏对世界和对生命本真的把握。这个时代的作家，都仿佛是漂流在这个特定历史长河之中的数只小舟，波涛汹涌的江河构成了他们精神流动的巨大背景，其精神蜕变、定型、变异等所有活动和精神现象几乎都在这条长河中发生。作家是无法逃离这条长河的，这似乎是这个时代作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