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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现象中相互区别、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是生活与环境、内容与形态、过程与目标、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政党政治理论视角看，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是执政党内部、国家内部和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影响因素;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不仅影响党内政治生态，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态具有决定性影响;从中共党的领导、执政、建设和治理理论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党内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也是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政治逻辑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4-0097-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提升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再次强调，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总结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时深刻地指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1]这就从历史视野深刻阐明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对于党、国家及人民的重大政治意义。在中共中央随后召开的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这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要通过加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来达到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目标。为更好地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和实现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目标，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颁行了《关于新形势下黨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新准则”规定了十二个方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和160多条新的具体规范，为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提供了政治言行规范。这亟需学术界和理论界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从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视角，全面深入地探究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外政治生态之间的逻辑关系。然而目前学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党内外政治生态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的理论认识还有待于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深入进程和客观需要。为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视野，具体深入地探析二者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
一、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党内部政治生态之间的一般理论逻辑分析
科学界定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内涵，是分析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党内部政治生态之间逻辑关系的前提。政治生活一般指政治主体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参与民主监督等社会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与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共同形成整个社会生活有机整体。生态原本指自然界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系统下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政治生态即政治系统内构成要素自身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必然性的运转、运行状态或机理，是政治系统构成要素在既定状态下形成的整体性、群体性习性。关于政治生态的内涵达成了以下共识：其一，是指政治系统内构成要素自身存在所处的状态，尤其指政治主体所处的生存状态，同时包含政治系统构成要素在该状态下形成的群体性、整体性习性。其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运行状态或者机理，反映的是个体与其它个体、个体与整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状态或者运行机理，不是反映个体自身孤立的运行状态或者机理，是反映群体性、整体性的习性状态，非群体性、非整体性的习性状态不具有生态性。其三，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必然性的运转、运行状态或者机理，相对稳定性和必然性反映了其机理与状态具有一定频率的重复性、再现性或者反复性，不是稍纵即逝，只出现一次再也不出现的偶然现象。由此可见，政治生态反映了政治系统构成要素主体生存、生活的一般特征、一般机理和状态，甚至还包含了运行、运转的规律。目前学术界关于政治生态内涵的认识也存在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生态内部的构成要素有哪些问题，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认识。事物存在本来具有多样性，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特性，分类标准自然存在千变万化的差异，这种分歧既反映了人们认识的差别性，也反映了事物自身的差别性，并不意味着不科学或者不合理，更不会阻碍探索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党内部政治生态之间的逻辑。
基于上述分析，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呈现出生活与环境、内容与形态、过程与目标、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政党内部生态学角度看，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和党员处于党内政治生态环境中的生存活动，而党内政治生态则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生活所处的政党内部政治环境（此外还有政党外部政治环境）。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学习、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实现政治理想等等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政治环境下进行。政治环境既包含政党内部政治环境，也包含政党外部政治环境;既指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指所处的国际环境;政治生态既有国内的政治生态，也有国际政治生态。从静态角度看，政党内部政治生活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而政党内部政治生态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主要的客观外在表现形态。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学习，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实现政治理想等实践活动是政治生态的具体内容。同时这些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群体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征或趋势便形成政治生态的主体部分。从动态角度看，政党内部政治生活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态萌生、形成和演化的过程，而政党内部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活规范化的目标。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学习等这些实践活动逐步萌化、形成政治生态，并推动整个政治生态变化和发展。政党内部良好的政治生态则是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学习，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实现政治理想等实践活动逐步规范化过程。此视角下的二者关系类似普通性与特殊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的关系，普通性、一般性的形成离不开个性、特殊性的表现，存在于个性、特殊性之中，具有群体性、整体性的个别和特殊便形成一般。从操作层面看，政党内部政治生活是形成政党内部政治生态的手段或条件，而政党内部政治生态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活运行的目的，同时政党内部政治生态影响、规范、规制政党内部政治生活的运行，其影响、规范、规制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挥政治生态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规范和规制作用。从因果视角来看，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政党内部政治生活状况，是形成政党内部特定政治生态的主要原因，而某种类型的政党内部政治生态，是政党内部一定政治生活状况产生的结果。 二、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与执政党内部、国家内部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态之间一般地表现为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影响政党内部、国家内部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现代社会，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进步，便诞生了国家。国家诞生以后，政治生活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便形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共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发展。早期的政治生活主体范围相对狭窄，集中体现在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内部又集中体现在少数统治者身上。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也体现在普通的人民群众的行动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政党组织逐步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政治主体。自从人类步入近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在近现代政治生活中，社会阶层日益分化，政治参与的主体日益多元化，主要有阶级阶层、民族宗教集团、政党组织、利益集团组织、社团组织、协会组织、普通民众个体，而政党已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主体。这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代议制民主体制的成熟以及政党的功能和作用发挥等因素造成。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的发展，政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是重要的政治主体，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上传下达的中介作用。一般的公民主体通过参与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政党组织代表本阶层、本利益集团在国家层面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担负着领导社会政治生活和培养本阶级政治骨干分子的使命，同时也起着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事务的重要作用。
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对执政党内部、国家内部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的影响更加明显。由于那些能够参与执政的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就成为执政党内部、国家政权内部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影响因素。执政党行使政治权力，履行政治义务的方式方法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系统的状态即政治生态。例如，执政党的政治学习、政治宣传活动，完成一些政治任务的具体方式方法，还有实现政治理想的实践活动方式方法。由于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角色，这势必将对其它政治生活主体产生影响。尤其是执政党选择和推举其最具资格的成员出任政治领袖和担当社会公职，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经过执政党培养和推选出来的政治领袖的行为方式，势必打上执政党内部政治生活方式的烙印，从而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态受到重大影响。在多党制国家，尤其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政治生态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态有着重大影响。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活跃在国家政治舞台生活中央，任何举动或者行为都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态起着重要作用。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态、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态反过来也影响和制约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一个国家和社会既已形成或传承下来的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规范、政治生活制度、政治参与方式等都会影响和制约执政党组织的行为活动规范，影响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态。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体制内生型政党，另一种是体制外生型的革命政党。对于体制内生型政党而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态往往与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态是同构的。例如，考察英国和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和社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态，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内部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生态，从而也决定了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态。对于体制外生型的革命政党而言，即使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污浊、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腐败，一个革命政党在其通过革命谋求执政权的过程中，往往也能够独善其身，保持革命党内部相对健康纯洁的政治生态。究其原因，乃是这些革命政党因为持有革命理想和制定、执行革命纪律，由此实行相对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能够保持革命政党内部政治生态的相对健康纯洁。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能够实行比较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保持相对健康纯洁的政治生态。整个国际、国家政治生态也会影响到国内政治生态的形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整个生产要素势必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源于经济，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国际范围内生产、生活的交流也会萌生整个国际性的政治生态。例如，在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就形成了明显带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政治生态。这种政治生态不仅会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有时也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态产生影响，乃至冲击。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之间的传动机制：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纯洁健康党内政治生态，引领并塑造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世界历史使命，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方面必须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健康纯洁的党内政治生态;另一方面通过严格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自身的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由此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通过政治革命和政治建设，来改造整个国家机器，并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得以重塑，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地位，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健康纯洁党内政治生态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政党自登上历史舞台，就展现出异于其他政党的崭新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关于如何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形成过程中就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他们主张共产主义同盟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马克思在1859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3]这实质上是通过严明党内纪律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从而促进健康党内政治生态的形成。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中，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理论运用于实践，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作用，通过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来塑造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良好的政治生态。列宁主张，“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4]列宁在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积极推动并践行民主集中制，倡导开展积极自由的批评和争论，坚决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坚决反对党员干部特殊化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做出了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塑造自身政治生态的同时，又通过执掌国家政权机关而改造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并引导群众组织改造社会内部的政治生态，由此重构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及重大使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的这种引领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便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从而使国家统治的职能逐步消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仅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是绝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领导者和重要桥梁，“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6]。由于无产阶级政党这种地位和作用，使得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政治生活对党内政治生态、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均有重大影响。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产生了政党、工会、青年团、妇联会等群众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生态对群众组织具有引领作用。列宁指出，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7]，务必始终坚持并且正确地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他还强调，在这些组织中，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7]。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形象性地把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体系比喻成由“杠杆”“传动装置”和“指导力量”构成的结构体系。在这个结构体系中，党是领导力量，政府、工会、合作社、青年团等非党组织是“传动装置”“杠杆”，党通过“传动装置”“杠杆”发挥领导作用。[8]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健康纯洁的党内政治生态，又通过执掌国家政权机关而改造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并引导群众组织改造社会内部的政治生态，由此重构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国家政权机构政治生态——全社会政治生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联系机制（见下图一）。
四、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党内政治生态、也是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从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党的建设和党的治理理论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政治生态既是党内相互区别、不同层面的政治现象，又是党内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政治生态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相互作用、密不可分，二者呈正相关关系。无论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讲，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来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思想，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这使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党内政治生态、更是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必须确立党对中国革命和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大革命时期，由于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遵义会议上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全党同志深刻地认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并把它变成一项自觉的行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历史上，党内一度出现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其实质是党的思想难以集中统一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甚至影响整个党内的政治生态，影响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直到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才实现了全党范围内的空前大团结大统一，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一定意义上，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创新解决党内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塑造积极健康党内政治生态的伟大创举。
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者地位。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9]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政治生活中的领导者，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改革开放以后，在如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致力于恢复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并且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动向，尤其是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造成了一部分人思想混乱。对此，邓小平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突出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10]341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不敢讲真话和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对执政党来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10] 144，强调要创造民主的条件，以确保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江泽民指出，必须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在党与党的关系中，他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1]。再次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并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尤其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1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汲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不断加强政治建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加强，但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當前在一些极少数党员干部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不上心;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还没有将政治从外在的被动要求转化成内在的自觉。所以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因为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 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讲，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治国理政方略中的核心要义。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人继续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國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1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着重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14]。
总之，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党内部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是生活与环境、内容与形态、过程与目标、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它们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逻辑来看，每当开展正常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国家机构政治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就健康;反之，党内外的政治生态就会被腐化。因此，全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提升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与水平，不断净化党内外政治生态，以取得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成效，从而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N].人民日报，2016-06-30（01）.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
[4]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8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1.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11-413.
[9]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30.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7.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01）.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01）.
[1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0-30（01）.
责任编辑：谭桔华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政治逻辑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4-0097-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提升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再次强调，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总结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时深刻地指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1]这就从历史视野深刻阐明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对于党、国家及人民的重大政治意义。在中共中央随后召开的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这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要通过加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来达到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目标。为更好地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和实现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目标，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颁行了《关于新形势下黨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新准则”规定了十二个方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准则和160多条新的具体规范，为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提供了政治言行规范。这亟需学术界和理论界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从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视角，全面深入地探究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外政治生态之间的逻辑关系。然而目前学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党内外政治生态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的理论认识还有待于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深入进程和客观需要。为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视野，具体深入地探析二者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
一、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党内部政治生态之间的一般理论逻辑分析
科学界定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内涵，是分析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党内部政治生态之间逻辑关系的前提。政治生活一般指政治主体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参与民主监督等社会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与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共同形成整个社会生活有机整体。生态原本指自然界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系统下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政治生态即政治系统内构成要素自身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必然性的运转、运行状态或机理，是政治系统构成要素在既定状态下形成的整体性、群体性习性。关于政治生态的内涵达成了以下共识：其一，是指政治系统内构成要素自身存在所处的状态，尤其指政治主体所处的生存状态，同时包含政治系统构成要素在该状态下形成的群体性、整体性习性。其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运行状态或者机理，反映的是个体与其它个体、个体与整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状态或者运行机理，不是反映个体自身孤立的运行状态或者机理，是反映群体性、整体性的习性状态，非群体性、非整体性的习性状态不具有生态性。其三，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必然性的运转、运行状态或者机理，相对稳定性和必然性反映了其机理与状态具有一定频率的重复性、再现性或者反复性，不是稍纵即逝，只出现一次再也不出现的偶然现象。由此可见，政治生态反映了政治系统构成要素主体生存、生活的一般特征、一般机理和状态，甚至还包含了运行、运转的规律。目前学术界关于政治生态内涵的认识也存在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生态内部的构成要素有哪些问题，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认识。事物存在本来具有多样性，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特性，分类标准自然存在千变万化的差异，这种分歧既反映了人们认识的差别性，也反映了事物自身的差别性，并不意味着不科学或者不合理，更不会阻碍探索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党内部政治生态之间的逻辑。
基于上述分析，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呈现出生活与环境、内容与形态、过程与目标、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政党内部生态学角度看，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和党员处于党内政治生态环境中的生存活动，而党内政治生态则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生活所处的政党内部政治环境（此外还有政党外部政治环境）。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学习、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实现政治理想等等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政治环境下进行。政治环境既包含政党内部政治环境，也包含政党外部政治环境;既指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指所处的国际环境;政治生态既有国内的政治生态，也有国际政治生态。从静态角度看，政党内部政治生活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而政党内部政治生态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主要的客观外在表现形态。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学习，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实现政治理想等实践活动是政治生态的具体内容。同时这些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群体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征或趋势便形成政治生态的主体部分。从动态角度看，政党内部政治生活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态萌生、形成和演化的过程，而政党内部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活规范化的目标。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学习等这些实践活动逐步萌化、形成政治生态，并推动整个政治生态变化和发展。政党内部良好的政治生态则是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学习，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实现政治理想等实践活动逐步规范化过程。此视角下的二者关系类似普通性与特殊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的关系，普通性、一般性的形成离不开个性、特殊性的表现，存在于个性、特殊性之中，具有群体性、整体性的个别和特殊便形成一般。从操作层面看，政党内部政治生活是形成政党内部政治生态的手段或条件，而政党内部政治生态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活运行的目的，同时政党内部政治生态影响、规范、规制政党内部政治生活的运行，其影响、规范、规制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挥政治生态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规范和规制作用。从因果视角来看，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政党内部政治生活状况，是形成政党内部特定政治生态的主要原因，而某种类型的政党内部政治生态，是政党内部一定政治生活状况产生的结果。 二、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与执政党内部、国家内部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态之间一般地表现为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影响政党内部、国家内部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现代社会，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进步，便诞生了国家。国家诞生以后，政治生活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便形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共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发展。早期的政治生活主体范围相对狭窄，集中体现在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内部又集中体现在少数统治者身上。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也体现在普通的人民群众的行动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政党组织逐步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政治主体。自从人类步入近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在近现代政治生活中，社会阶层日益分化，政治参与的主体日益多元化，主要有阶级阶层、民族宗教集团、政党组织、利益集团组织、社团组织、协会组织、普通民众个体，而政党已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主体。这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代议制民主体制的成熟以及政党的功能和作用发挥等因素造成。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的发展，政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是重要的政治主体，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上传下达的中介作用。一般的公民主体通过参与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政党组织代表本阶层、本利益集团在国家层面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担负着领导社会政治生活和培养本阶级政治骨干分子的使命，同时也起着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事务的重要作用。
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对执政党内部、国家内部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的影响更加明显。由于那些能够参与执政的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就成为执政党内部、国家政权内部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影响因素。执政党行使政治权力，履行政治义务的方式方法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系统的状态即政治生态。例如，执政党的政治学习、政治宣传活动，完成一些政治任务的具体方式方法，还有实现政治理想的实践活动方式方法。由于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角色，这势必将对其它政治生活主体产生影响。尤其是执政党选择和推举其最具资格的成员出任政治领袖和担当社会公职，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经过执政党培养和推选出来的政治领袖的行为方式，势必打上执政党内部政治生活方式的烙印，从而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态受到重大影响。在多党制国家，尤其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政治生态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态有着重大影响。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活跃在国家政治舞台生活中央，任何举动或者行为都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态起着重要作用。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态、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态反过来也影响和制约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一个国家和社会既已形成或传承下来的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规范、政治生活制度、政治参与方式等都会影响和制约执政党组织的行为活动规范，影响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态。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体制内生型政党，另一种是体制外生型的革命政党。对于体制内生型政党而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态往往与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态是同构的。例如，考察英国和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和社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态，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内部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生态，从而也决定了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态。对于体制外生型的革命政党而言，即使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污浊、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腐败，一个革命政党在其通过革命谋求执政权的过程中，往往也能够独善其身，保持革命党内部相对健康纯洁的政治生态。究其原因，乃是这些革命政党因为持有革命理想和制定、执行革命纪律，由此实行相对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能够保持革命政党内部政治生态的相对健康纯洁。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能够实行比较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保持相对健康纯洁的政治生态。整个国际、国家政治生态也会影响到国内政治生态的形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整个生产要素势必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源于经济，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国际范围内生产、生活的交流也会萌生整个国际性的政治生态。例如，在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就形成了明显带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政治生态。这种政治生态不仅会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有时也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态产生影响，乃至冲击。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之间的传动机制：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纯洁健康党内政治生态，引领并塑造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世界历史使命，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方面必须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健康纯洁的党内政治生态;另一方面通过严格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自身的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由此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通过政治革命和政治建设，来改造整个国家机器，并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得以重塑，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地位，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健康纯洁党内政治生态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政党自登上历史舞台，就展现出异于其他政党的崭新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关于如何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形成过程中就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他们主张共产主义同盟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马克思在1859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3]这实质上是通过严明党内纪律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从而促进健康党内政治生态的形成。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中，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理论运用于实践，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作用，通过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来塑造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良好的政治生态。列宁主张，“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4]列宁在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积极推动并践行民主集中制，倡导开展积极自由的批评和争论，坚决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坚决反对党员干部特殊化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做出了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塑造自身政治生态的同时，又通过执掌国家政权机关而改造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并引导群众组织改造社会内部的政治生态，由此重构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及重大使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的这种引领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便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从而使国家统治的职能逐步消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仅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是绝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领导者和重要桥梁，“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6]。由于无产阶级政党这种地位和作用，使得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政治生活对党内政治生态、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均有重大影响。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产生了政党、工会、青年团、妇联会等群众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生态对群众组织具有引领作用。列宁指出，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7]，务必始终坚持并且正确地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他还强调，在这些组织中，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7]。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形象性地把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体系比喻成由“杠杆”“传动装置”和“指导力量”构成的结构体系。在这个结构体系中，党是领导力量，政府、工会、合作社、青年团等非党组织是“传动装置”“杠杆”，党通过“传动装置”“杠杆”发挥领导作用。[8]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健康纯洁的党内政治生态，又通过执掌国家政权机关而改造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并引导群众组织改造社会内部的政治生态，由此重构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国家政权机构政治生态——全社会政治生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联系机制（见下图一）。
四、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党内政治生态、也是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从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党的建设和党的治理理论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政治生态既是党内相互区别、不同层面的政治现象，又是党内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政治生态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相互作用、密不可分，二者呈正相关关系。无论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讲，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来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思想，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这使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党内政治生态、更是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必须确立党对中国革命和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大革命时期，由于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遵义会议上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全党同志深刻地认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并把它变成一项自觉的行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历史上，党内一度出现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其实质是党的思想难以集中统一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甚至影响整个党内的政治生态，影响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直到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才实现了全党范围内的空前大团结大统一，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一定意义上，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创新解决党内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塑造积极健康党内政治生态的伟大创举。
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者地位。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9]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政治生活中的领导者，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改革开放以后，在如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致力于恢复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并且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动向，尤其是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造成了一部分人思想混乱。对此，邓小平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突出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10]341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不敢讲真话和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对执政党来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10] 144，强调要创造民主的条件，以确保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江泽民指出，必须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在党与党的关系中，他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1]。再次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并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尤其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1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汲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不断加强政治建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加强，但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當前在一些极少数党员干部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不上心;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还没有将政治从外在的被动要求转化成内在的自觉。所以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因为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 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讲，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治国理政方略中的核心要义。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人继续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國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1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着重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14]。
总之，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与政党内部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是生活与环境、内容与形态、过程与目标、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它们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逻辑来看，每当开展正常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国家机构政治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就健康;反之，党内外的政治生态就会被腐化。因此，全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提升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与水平，不断净化党内外政治生态，以取得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成效，从而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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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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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11-413.
[9]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30.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7.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01）.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01）.
[1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0-30（01）.
责任编辑：谭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