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7日，陈凤英应相关部门之邀，在自己办公室写一篇在三天前闭幕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评论，她用了几个关键词：具体、务实、丰富。
“成果清单出来后，一些内容甚至超出了我之前的预期。”这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本轮对话与以往三轮相较，认为上述三个特点尤其明显。不过，她也注意到，或因美国大选等因素所致，清单中并未提及下一轮对话，这多少增加了会谈内容在未来落实层面的不确定性。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认同陈凤英的分析，他更倾向于从此轮对话尤为复杂的大背景下着手评论，“从结果上看中美双方对各种问题都做到了很好的管控，管理有效。”
干涉中国内政？
5月3日开幕、为期两天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向世人呈交了内容涵盖67项的具体成果清单。
根据清单，相较以往三轮对话，中美双方对“双边对话和磋商机制”进一步细化。比如针对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提及的海事安全问题，从一直以来的较为笼统提法到是次对话明确提出支持中国海事局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建立“中美海事安全对话机制”。诸如此类内容，在陈凤英看来凸显了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中愈发成熟。
在经济层面，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颇显敏感的汇率问题在此轮对话中并不突出，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改革。中方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并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到800亿美元。
另外，针对未来的双方宏观经济合作，除去美方减赤等承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方承诺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中方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
类似双边承诺，被倪峰和陈凤英一致评述为“更求实效”的典型代表。不过，成果既出，也一度引发舆论争论。本轮对话结束后，一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国际问题专家出席相关研讨会，就有人认为在某些问题上美国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我不赞同干涉内政说法，总体来看，其实是双方对话更务实，尤其是中方的对话机制越来越完善。”陈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体成果显示战略层面更具体，经济层面更务实，因为中方承诺的相关问题对于国内而言也是当务之急，比如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的呼声已久，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
国企红利内容也引发了国际关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Nicholas Lardy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即表示，拟议中的关于提高国企分红比例的措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一直在阻碍中国改革的国内利益集团的力量已有所削弱。
从“G2”到“C2”
此次对话期间，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可以成“两国协调”的C2，以取代此前美国方面提出的“两国集团”G2说，此言一出，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G2说同样源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他在2008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后召开媒体电话会议，宣传其G2构想。随后，该说法一度被美国战略家基辛格引用，同样被奥巴马政府的政策顾问布热津斯基积极附和。
但是，由于该说法不符实际且有可能扰乱国际社会正常秩序，中国予以否定。此番“C2说”被陈凤英高度认可，她认为这是对中美关系一种准确的定位，且是对开幕式上胡锦涛致辞所提出的“21世纪新型国家关系”的精确解读。
胡锦涛在致辞中强调，中美合作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对抗则会带来巨大损害，因此，双方应该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而这种关系需要以创新思维和切实行动，打破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传统逻辑，探索新路径；其次，需要相互信任和平等互谅，并需要积极行动，将各项共识落到实处；另外还需要厚植友谊。
对于最后一点，胡锦涛特别提及对话期间同时进行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便是很好的途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高度肯定，“我确信这会增进和加强理解、换位思考和信任。”
“C2说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一个提法和方向。”陈凤英预测，在具体推进中，双方需要摸索，对于美国而言，应理解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战略，不应以守成大国的身份过分保守地排斥新兴大国，也应承认双方发展的很多不同点，同时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中国则需要更成熟的外交战略，积极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建立更成熟的对话机制，以寻求更多层面的合作。
亟须消弭战略互疑
此次对话，最使倪峰关注的是中美战略互信，“更多地接近对方，坦诚地交流各种问题并寻求合作机会。”
战略互信正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于今年2月赴美访问期间，在华盛顿发表的主要政策演说中指出的在中美关系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的问题。
将对话置于两国乃至全球大背景下分析，可知实现这一点实属不易。美国即将开始总统换届大选，中国也将面临领导班子换届；美国“重返亚洲”的脚步全面铺开并加速；陈光诚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中菲南海黄岩岛事件升温……“双方竞争性凸显，通过近两年中美关系的一波三折即可窥一斑。”倪峰说，这些暴露出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不少问题。
这种局面被两位颇有分量的国际问题专家解析为“中美战略互疑”，他们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和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与全球经济发展高级研究员李侃如，他们在此次对话前一个月共同发表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的报告，提出所谓“战略互疑”，是指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而该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关切。
互疑之处着实较多，但是双方的互动频率也在渐次增多，每年两国政府机构会举行60多场政府间对话。曾参与中美贸易相关领域讨论的陈凤英回忆，双方对于如何合作一直高度重视。去年的一次双方讨论中，中方提出了40多个问题，美方一一认真解答，对于不能回答准确的，会要求随行专业人士辅助回答。近年来双方这样渐深的沟通给陈凤英留下深刻印象，她认为这也是走向互信的基础。
不过，王辑思和李侃如则指出以往的交流经验和交流活动，“未能使任何一方建立对对方长远目标的信任，相反，甚至可以说缺乏互信的问题正日趋严重。”由于缺乏信任，双方领导人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已经了解对方国家领导人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战略互疑来源有三：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
他们在报告中给出解决对策，建议开展两种小多边对话：一种是中国、美国和日本；另一种是中国、美国和印度。“在每一种小多边对话中，都存在敏感的第三方关系，需要双方对其加以管理。如果不存在这种对话机制，亚洲诸国间可能会产生重大裂痕，而建立这两个对话机制可能缩小这种裂痕。”
根据中国外交部围绕是次对话的新闻发布，中美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利益交融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证明，中美两国的成功对彼此都利益攸关。合作应成为中美关系的决定性特征。鉴此，“双方决定进一步强化双边关系，包括加强在一系列紧迫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构建21世纪新型国家关系模式。”
“成果清单出来后，一些内容甚至超出了我之前的预期。”这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本轮对话与以往三轮相较，认为上述三个特点尤其明显。不过，她也注意到，或因美国大选等因素所致，清单中并未提及下一轮对话，这多少增加了会谈内容在未来落实层面的不确定性。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认同陈凤英的分析，他更倾向于从此轮对话尤为复杂的大背景下着手评论，“从结果上看中美双方对各种问题都做到了很好的管控，管理有效。”
干涉中国内政？
5月3日开幕、为期两天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向世人呈交了内容涵盖67项的具体成果清单。
根据清单，相较以往三轮对话，中美双方对“双边对话和磋商机制”进一步细化。比如针对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提及的海事安全问题，从一直以来的较为笼统提法到是次对话明确提出支持中国海事局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建立“中美海事安全对话机制”。诸如此类内容，在陈凤英看来凸显了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中愈发成熟。
在经济层面，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颇显敏感的汇率问题在此轮对话中并不突出，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改革。中方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并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到800亿美元。
另外，针对未来的双方宏观经济合作，除去美方减赤等承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方承诺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中方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
类似双边承诺，被倪峰和陈凤英一致评述为“更求实效”的典型代表。不过，成果既出，也一度引发舆论争论。本轮对话结束后，一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国际问题专家出席相关研讨会，就有人认为在某些问题上美国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我不赞同干涉内政说法，总体来看，其实是双方对话更务实，尤其是中方的对话机制越来越完善。”陈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体成果显示战略层面更具体，经济层面更务实，因为中方承诺的相关问题对于国内而言也是当务之急，比如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的呼声已久，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
国企红利内容也引发了国际关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Nicholas Lardy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即表示，拟议中的关于提高国企分红比例的措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一直在阻碍中国改革的国内利益集团的力量已有所削弱。
从“G2”到“C2”
此次对话期间，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可以成“两国协调”的C2，以取代此前美国方面提出的“两国集团”G2说，此言一出，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G2说同样源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他在2008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后召开媒体电话会议，宣传其G2构想。随后，该说法一度被美国战略家基辛格引用，同样被奥巴马政府的政策顾问布热津斯基积极附和。
但是，由于该说法不符实际且有可能扰乱国际社会正常秩序，中国予以否定。此番“C2说”被陈凤英高度认可，她认为这是对中美关系一种准确的定位，且是对开幕式上胡锦涛致辞所提出的“21世纪新型国家关系”的精确解读。
胡锦涛在致辞中强调，中美合作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对抗则会带来巨大损害，因此，双方应该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而这种关系需要以创新思维和切实行动，打破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传统逻辑，探索新路径；其次，需要相互信任和平等互谅，并需要积极行动，将各项共识落到实处；另外还需要厚植友谊。
对于最后一点，胡锦涛特别提及对话期间同时进行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便是很好的途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高度肯定，“我确信这会增进和加强理解、换位思考和信任。”
“C2说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一个提法和方向。”陈凤英预测，在具体推进中，双方需要摸索，对于美国而言，应理解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战略，不应以守成大国的身份过分保守地排斥新兴大国，也应承认双方发展的很多不同点，同时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中国则需要更成熟的外交战略，积极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建立更成熟的对话机制，以寻求更多层面的合作。
亟须消弭战略互疑
此次对话，最使倪峰关注的是中美战略互信，“更多地接近对方，坦诚地交流各种问题并寻求合作机会。”
战略互信正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于今年2月赴美访问期间，在华盛顿发表的主要政策演说中指出的在中美关系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的问题。
将对话置于两国乃至全球大背景下分析，可知实现这一点实属不易。美国即将开始总统换届大选，中国也将面临领导班子换届；美国“重返亚洲”的脚步全面铺开并加速；陈光诚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中菲南海黄岩岛事件升温……“双方竞争性凸显，通过近两年中美关系的一波三折即可窥一斑。”倪峰说，这些暴露出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不少问题。
这种局面被两位颇有分量的国际问题专家解析为“中美战略互疑”，他们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和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与全球经济发展高级研究员李侃如，他们在此次对话前一个月共同发表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的报告，提出所谓“战略互疑”，是指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而该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关切。
互疑之处着实较多，但是双方的互动频率也在渐次增多，每年两国政府机构会举行60多场政府间对话。曾参与中美贸易相关领域讨论的陈凤英回忆，双方对于如何合作一直高度重视。去年的一次双方讨论中，中方提出了40多个问题，美方一一认真解答，对于不能回答准确的，会要求随行专业人士辅助回答。近年来双方这样渐深的沟通给陈凤英留下深刻印象，她认为这也是走向互信的基础。
不过，王辑思和李侃如则指出以往的交流经验和交流活动，“未能使任何一方建立对对方长远目标的信任，相反，甚至可以说缺乏互信的问题正日趋严重。”由于缺乏信任，双方领导人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已经了解对方国家领导人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战略互疑来源有三：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
他们在报告中给出解决对策，建议开展两种小多边对话：一种是中国、美国和日本；另一种是中国、美国和印度。“在每一种小多边对话中，都存在敏感的第三方关系，需要双方对其加以管理。如果不存在这种对话机制，亚洲诸国间可能会产生重大裂痕，而建立这两个对话机制可能缩小这种裂痕。”
根据中国外交部围绕是次对话的新闻发布，中美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利益交融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证明，中美两国的成功对彼此都利益攸关。合作应成为中美关系的决定性特征。鉴此，“双方决定进一步强化双边关系，包括加强在一系列紧迫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构建21世纪新型国家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