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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结构化临床法（简称SPJ），通过研究总结暴力政治极端分子的传记、公开采访视频、恐怖分子生活史和对法医学专家的访谈，依据涉政治类暴力极端事件的特点，建构了中国暴力极端分子危险性的心理评估工具。
【关键词】暴力极端分子；恐怖主义；心理评估
Abstract： Using the structured clinical method （SPJ）， this paper researches and summarizes the biographies of violent political extremists， public interview videos， terrorists’ life history and interviews with legal medical exper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e political violence， writer constructs psychoanalysis tools for the risk of China’s extremists.
Keywords： Violent Extremist；Terrorism；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一、涉政治类暴力极端行为是典型的恐怖主义行为
（一）涉政治类极端暴力行为与恐怖主义
涉政治类暴力极端行为不是普通的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典型的恐怖主义行为。恐怖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各种法律体制和政府机构在他们的国家法规当中对恐怖主义采用不同的定义。一般认为，恐怖主义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織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至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
美国全国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响应研究联盟（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START）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非国家行为者（non-state actor）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目的而使用非法武力或暴力。
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的卡斯滕·博克施泰特认为，恐怖主义是不对称冲突当中的政治暴力，通过暴力使他人受害或破坏非战斗目标（有时是具标志性的事物）来试图引起恐慌及心理上的畏惧（有时是无差别的）。这些指挥行动的隐蔽非法组织意在传达信息。恐怖主义的目标是要透过暴力的表述在传媒面前曝光以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以影响目标观众及达到短期或中期的目的，并进一步追求长期的最终目的，这种定义强调了出恐怖主义的心理和策略层面。
（二）涉政治类极端暴力行为的表现
随着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 涉及政治类极端暴力也从早期的劫持人质、劫持飞机及单纯利用火、武器、炸弹和危险物品等暴力行为方式，甚至发展为现代的利用核技术、生化技术和细菌武器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直至出现举世震惊的9.11袭击事件。其“行为对象是政府或公民，其行为常经过精心策划与组织，而且具有某种政治目的， 其目的旨在使公众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暴行产生恐慌。他们通常利用这种手段将心理影响的程度和受影响的时间提到最高。”
（三）涉政治类极端暴力的危害
涉政治类极端暴力的危害巨大，它对于公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造成永久性心理创伤，削弱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及稳定的预期。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中有2996人死亡。尽管我们都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并对恐怖主义宣战，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各种恐怖袭击，2007年有超过12000人死亡。2005年8月29日， 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国际恐怖主义专题中方主席、公安部反恐局副局长赵永琛说，中国同样面临着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和长期的潜在威胁。结合目前恐怖主义活动的最新发展，系统地深入地针对我国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进行研究与探讨、理论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二、暴力风险评估的三种方法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于暴力行为的准确预测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随着1981年Monahan预测暴力行为的出版物的问世，人们对于开发一种可靠的方法来预测暴力越来越感兴趣，并不断修正这些方法。莫纳汉的工作促使人们对准确预测暴力行为持乐观态度，他的工作改进了预测危险性的方法。
风险评估方法有三类，包括使用非结构化的临床判断，精算方法和结构化专业判断方法。
暴力风险的第一种评估方法是非结构化的临床判断，它基于传统的临床评价或临床决策，主要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感觉。这种判断与评价已经受到批评，该方法的评分者信度低、效度系数低，不具体和不可重复的决策过程和低劣的预测效度。它已被贴上“非正式的，印象派和主观的临床判断”办法。尽管如此，仍然有倡导者坚持非结构化的临床判断法，他们认为该方法使人们专注??于暴力的起源和性质；该方法具有灵活性与开放性，可以获取更多的有关行为的信息，特别是预防与干预的策略。
相比临床决策模型，精算方法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方法，它改善了临床决策模型。精算方法主要是着眼于已知的暴力风险因素与暴力分子的行为决策特点，并使用方程式或公式得到的暴力风险的概率值。精算风险评估工具有Gottfredson等1961年开发的基础预期分数评估表，Andrews于1982开发的监督事件水平（LSI）评估表，Nuffield于1989年开发的累犯的统计信息（SIR）量表等等。这些工具可以协助暴力风险的判断和假释决定。当然这种方法也不是完美的，暴力风险因素不能被穷尽，而且其中有些因素是静态的，如人口统计学变量，这使得精算方法也受到不少批评，它没有考虑到个人特点、专业判断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变量。
第三种评估方法是结构化临床判断方法（SPJ），它定义了一套危险性因素，通过评估受测者或嫌疑人在这些风险因素的情况而得到其风险性或危险性程度。不同用途的SPJ的协议使用不同的因素，但它们通常会总结为历史因素、环境因素和个性或个人因素。这种方法也评估受测者或嫌疑人的风险管控因素或者保护因素的存在与否，因为风险管控因素和保护因素可以起到一定的风险缓解作用。SPJ方法是经验知识和临床专业判断的整合，HCR-20工具的开发便是这种整合的结果，HCR-20工具吸收了暴力预测的科学成果，也融合了法医临床从业者的丰富的经验。通过对广泛的研究资源的整合，这些因子被用于确定特定的风险特征。SPJ方法提供了超过非结构化的专业判断的准确性的水平。 总之，从方法论上说，暴力风险评估的非结构化的临床方法已被批评为没有表现出高的效度或很好的内在一致性信度；鉴于暴力极端分子在总人口中的极低比例，这就导致难以发展出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精算预测工具。结构性专业判断方法（SPJ）已被人们成功地用于实践并被认为是解决暴力极端分子这一人群风险评估的适合的工具。
三、危险性的评估工具与解释、意义
以结构性专业判断的方法开发风险评估工具一般需要大量的文本、视频等资料积累。本风险评估工具建立在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阿布·穆萨布·扎卡维、萨卡里亚斯·穆萨维、阿扎姆·阿米尔·盖塞卜等等的个人成长史资料，也参考了国内外对恐怖主义者的采访、恐怖分子自传、博客，也基于大量的研究恐怖主义的科研论文的结论和法医学专家的临床判断与经验总结。总结得到了专门用于涉政治类的暴力极端分子的风险评估。
（一）人口统计学因素
1.性别（男性□女性□）
2.年龄（36及其以下□、36岁以上□）
3.婚育情况（已经婚育□ 已婚未育□ 未婚□）
（二）核心评价因素
1.暴力极端思想体系的完善、深刻程度，形成狂信型人格
2.极权主义思想和对于权利的极端欲望
3.对于（政府民族、宗教等）政策的极端不满、仇恨（或对于某种宗教的狂热）
（三）内心驱动
1.暴力手法的正义化、合法化及其暴力行为的光荣化
2.内在牺牲的冲动性
3.极端自我中心，冷酷缺乏同情心，主流价值漠视（比如：谋杀儿童）
4.思维缜密、善于策划（如，蓄谋已久、纪律性强、擅长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疯狂有神经质）
5.是否已取得过成功或者被挫败
（四）外在驱动
1.生存压力
2.运用互联网、手机特别是卫星电话等或其他秘密手段獲取与分享极端主义的思想与行动。
3.熟悉枪械炸药的入手渠道或者有配置炸药技术，并熟练使用这些枪械。
4.受到所属群体的认同、鼓励（超强的自我奖励机制）
5.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具有暴力极端主义思想/行为
6.国外势力的实质性接触（包括接受培训、指导、资金与武器情报的支持）
从涉政治类暴力极端分子的人口学因素上来看，男性的危险性高于女性，从年龄上来说，参与者通常在19-36岁，已婚育的较少参加，未婚育的参与最多。
核心评价因素是最重要的危险性因素。没有核心因素，其他因素便不能发挥作用。涉政治类极端暴力分子往往具有狂信型人格，根据库尔特·施奈德对病态人格的分类，狂信型人格表现为容易沉溺于一定的思想和信仰并受其支配，具有很大的热情，不惜为其主张而牺牲自己或家属的利益，固执地以自我为中心而不顾一切。在疆独恐怖主义犯罪分子大多具备狂信型人格，他们彻底被某种信仰占据，表现如狂热的战斗激情，“圣战”使信徒变得无所畏惧。当这种深入到民族血液里的刚强与执着被犯罪组织者所利用时，其破坏性是不可想象的。圣战士们以死亡方式殉教的狂热行为，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只有为这种“事业”牺牲才能释放他们心中的激情，但他们往往不是意气用事，而是蓄谋已久，他们纪律性强，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善于精心策划。涉政治类极端暴力分子对于现行政治包括意识形态、民族宗教政策等极端不满，他们对于权利有着变态的要求，甚至渴望恢复以前腐朽的社会制度。
他们以共同的亚文化理念作为凝聚点，对于相互犯罪行为态度的认可，使得犯罪的恐惧心理减弱，罪责感扩散，并在团体中找到归属感，不断增强自己是为“正义事业”献身的信念，犯罪人相互鼓励，在反复实施的犯罪活动中，他们可能曾经存在的心理不安与自我谴责会在群体的相互支持中逐渐减弱，而攻击行为的恶性程度则随之不断提高。
加罗法洛认为，人类存在利己之心和利他的情绪，怜悯和正直是最基本的两种道德情绪。犯罪人正是缺乏了利他精神，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差，只从自己的本能需要出发考虑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利己主义个性倾向，具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自利品格；他们缺乏责任感，漠视他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以违反、破坏世俗的善良风俗为乐；同时他们也缺乏同情心，不会因为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痛苦而产生怜悯的感情， 往往反而是从他们的痛苦中获得快感与满足。这种缺乏道德情绪的犯罪人极为容易实施暴力性的血腥犯罪。
风险评估目的在于确定某种风险的性质与风险程度。在特定的法律区域中，通过评估潜在的风险，可以决定是否支持缓期审判决定，并确定适当的矫正安置，风险评估也用来协助确定假释与否，以及确定这些个体的危险性程度；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检视改造成效。
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热爱和平，普通平民需要都需要为生计奔波，他们往往无暇参与恐怖活动，因此本土恐怖主义产生发展的土壤比较贫瘠。中国最需要警惕仍然是输入型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他们有丰富的资金与情报支持，这些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他们通过操控的国内反动集团，通过歪曲事实，对消极事件无限放大，不断激起代理集团甚至是一部分不知真相的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使得他们形成反社会心理，公然蔑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承认中央政府领导，宣扬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国，武器受到严格管控，恐怖分子在获取武器装备受到极大限制，谨防恐怖分子在武器获取渠道上有突破。我们需要谨防大规模、高度协调的组织袭击，也要谨防独狼战术，这种战术比较隐蔽，更容易逃过情报部门的视线。
参考文献：
[1]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市民公共安全应急指南. http：//www.gov.cn/ztzl/yjzn/content_562360.htm，2007-3-27/2015-6-28.
[2]Carsten Bockstette.Jihadist Terrorist Use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Techniques. George C. Marshall Center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2008， 51（2）：513-516
[3]Bruce Hoffman.The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The Atlantic Monthly. 2003，（6）.
[4]冯莹.反恐斗争任重道远.http：/ /www.chinacourt.org/zhuantil/zzclw/detai.l php？ id= 175446， 2005-8-30/2015-6-28.
[5]Ogloff， J.， & Davis， M. R.. Assessing risk for violence in the Australian context. In D Chappell and P. Wilson （Eds.）， Crime and justice in the new millennium. Sydney， Australia： Lexis Nexis. 2005
[6]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 540.
[7]（意）加罗法洛.犯罪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4.
作者简介：朱训明（1981年-），男，山东淄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罪犯心理矫正与测评、戒毒康复与机理研究
【关键词】暴力极端分子；恐怖主义；心理评估
Abstract： Using the structured clinical method （SPJ）， this paper researches and summarizes the biographies of violent political extremists， public interview videos， terrorists’ life history and interviews with legal medical exper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e political violence， writer constructs psychoanalysis tools for the risk of China’s extremists.
Keywords： Violent Extremist；Terrorism；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一、涉政治类暴力极端行为是典型的恐怖主义行为
（一）涉政治类极端暴力行为与恐怖主义
涉政治类暴力极端行为不是普通的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典型的恐怖主义行为。恐怖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各种法律体制和政府机构在他们的国家法规当中对恐怖主义采用不同的定义。一般认为，恐怖主义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織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至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
美国全国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响应研究联盟（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START）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非国家行为者（non-state actor）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目的而使用非法武力或暴力。
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的卡斯滕·博克施泰特认为，恐怖主义是不对称冲突当中的政治暴力，通过暴力使他人受害或破坏非战斗目标（有时是具标志性的事物）来试图引起恐慌及心理上的畏惧（有时是无差别的）。这些指挥行动的隐蔽非法组织意在传达信息。恐怖主义的目标是要透过暴力的表述在传媒面前曝光以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以影响目标观众及达到短期或中期的目的，并进一步追求长期的最终目的，这种定义强调了出恐怖主义的心理和策略层面。
（二）涉政治类极端暴力行为的表现
随着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 涉及政治类极端暴力也从早期的劫持人质、劫持飞机及单纯利用火、武器、炸弹和危险物品等暴力行为方式，甚至发展为现代的利用核技术、生化技术和细菌武器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直至出现举世震惊的9.11袭击事件。其“行为对象是政府或公民，其行为常经过精心策划与组织，而且具有某种政治目的， 其目的旨在使公众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暴行产生恐慌。他们通常利用这种手段将心理影响的程度和受影响的时间提到最高。”
（三）涉政治类极端暴力的危害
涉政治类极端暴力的危害巨大，它对于公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造成永久性心理创伤，削弱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及稳定的预期。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中有2996人死亡。尽管我们都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并对恐怖主义宣战，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各种恐怖袭击，2007年有超过12000人死亡。2005年8月29日， 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国际恐怖主义专题中方主席、公安部反恐局副局长赵永琛说，中国同样面临着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和长期的潜在威胁。结合目前恐怖主义活动的最新发展，系统地深入地针对我国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进行研究与探讨、理论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二、暴力风险评估的三种方法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于暴力行为的准确预测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随着1981年Monahan预测暴力行为的出版物的问世，人们对于开发一种可靠的方法来预测暴力越来越感兴趣，并不断修正这些方法。莫纳汉的工作促使人们对准确预测暴力行为持乐观态度，他的工作改进了预测危险性的方法。
风险评估方法有三类，包括使用非结构化的临床判断，精算方法和结构化专业判断方法。
暴力风险的第一种评估方法是非结构化的临床判断，它基于传统的临床评价或临床决策，主要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感觉。这种判断与评价已经受到批评，该方法的评分者信度低、效度系数低，不具体和不可重复的决策过程和低劣的预测效度。它已被贴上“非正式的，印象派和主观的临床判断”办法。尽管如此，仍然有倡导者坚持非结构化的临床判断法，他们认为该方法使人们专注??于暴力的起源和性质；该方法具有灵活性与开放性，可以获取更多的有关行为的信息，特别是预防与干预的策略。
相比临床决策模型，精算方法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方法，它改善了临床决策模型。精算方法主要是着眼于已知的暴力风险因素与暴力分子的行为决策特点，并使用方程式或公式得到的暴力风险的概率值。精算风险评估工具有Gottfredson等1961年开发的基础预期分数评估表，Andrews于1982开发的监督事件水平（LSI）评估表，Nuffield于1989年开发的累犯的统计信息（SIR）量表等等。这些工具可以协助暴力风险的判断和假释决定。当然这种方法也不是完美的，暴力风险因素不能被穷尽，而且其中有些因素是静态的，如人口统计学变量，这使得精算方法也受到不少批评，它没有考虑到个人特点、专业判断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变量。
第三种评估方法是结构化临床判断方法（SPJ），它定义了一套危险性因素，通过评估受测者或嫌疑人在这些风险因素的情况而得到其风险性或危险性程度。不同用途的SPJ的协议使用不同的因素，但它们通常会总结为历史因素、环境因素和个性或个人因素。这种方法也评估受测者或嫌疑人的风险管控因素或者保护因素的存在与否，因为风险管控因素和保护因素可以起到一定的风险缓解作用。SPJ方法是经验知识和临床专业判断的整合，HCR-20工具的开发便是这种整合的结果，HCR-20工具吸收了暴力预测的科学成果，也融合了法医临床从业者的丰富的经验。通过对广泛的研究资源的整合，这些因子被用于确定特定的风险特征。SPJ方法提供了超过非结构化的专业判断的准确性的水平。 总之，从方法论上说，暴力风险评估的非结构化的临床方法已被批评为没有表现出高的效度或很好的内在一致性信度；鉴于暴力极端分子在总人口中的极低比例，这就导致难以发展出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精算预测工具。结构性专业判断方法（SPJ）已被人们成功地用于实践并被认为是解决暴力极端分子这一人群风险评估的适合的工具。
三、危险性的评估工具与解释、意义
以结构性专业判断的方法开发风险评估工具一般需要大量的文本、视频等资料积累。本风险评估工具建立在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阿布·穆萨布·扎卡维、萨卡里亚斯·穆萨维、阿扎姆·阿米尔·盖塞卜等等的个人成长史资料，也参考了国内外对恐怖主义者的采访、恐怖分子自传、博客，也基于大量的研究恐怖主义的科研论文的结论和法医学专家的临床判断与经验总结。总结得到了专门用于涉政治类的暴力极端分子的风险评估。
（一）人口统计学因素
1.性别（男性□女性□）
2.年龄（36及其以下□、36岁以上□）
3.婚育情况（已经婚育□ 已婚未育□ 未婚□）
（二）核心评价因素
1.暴力极端思想体系的完善、深刻程度，形成狂信型人格
2.极权主义思想和对于权利的极端欲望
3.对于（政府民族、宗教等）政策的极端不满、仇恨（或对于某种宗教的狂热）
（三）内心驱动
1.暴力手法的正义化、合法化及其暴力行为的光荣化
2.内在牺牲的冲动性
3.极端自我中心，冷酷缺乏同情心，主流价值漠视（比如：谋杀儿童）
4.思维缜密、善于策划（如，蓄谋已久、纪律性强、擅长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疯狂有神经质）
5.是否已取得过成功或者被挫败
（四）外在驱动
1.生存压力
2.运用互联网、手机特别是卫星电话等或其他秘密手段獲取与分享极端主义的思想与行动。
3.熟悉枪械炸药的入手渠道或者有配置炸药技术，并熟练使用这些枪械。
4.受到所属群体的认同、鼓励（超强的自我奖励机制）
5.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具有暴力极端主义思想/行为
6.国外势力的实质性接触（包括接受培训、指导、资金与武器情报的支持）
从涉政治类暴力极端分子的人口学因素上来看，男性的危险性高于女性，从年龄上来说，参与者通常在19-36岁，已婚育的较少参加，未婚育的参与最多。
核心评价因素是最重要的危险性因素。没有核心因素，其他因素便不能发挥作用。涉政治类极端暴力分子往往具有狂信型人格，根据库尔特·施奈德对病态人格的分类，狂信型人格表现为容易沉溺于一定的思想和信仰并受其支配，具有很大的热情，不惜为其主张而牺牲自己或家属的利益，固执地以自我为中心而不顾一切。在疆独恐怖主义犯罪分子大多具备狂信型人格，他们彻底被某种信仰占据，表现如狂热的战斗激情，“圣战”使信徒变得无所畏惧。当这种深入到民族血液里的刚强与执着被犯罪组织者所利用时，其破坏性是不可想象的。圣战士们以死亡方式殉教的狂热行为，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只有为这种“事业”牺牲才能释放他们心中的激情，但他们往往不是意气用事，而是蓄谋已久，他们纪律性强，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善于精心策划。涉政治类极端暴力分子对于现行政治包括意识形态、民族宗教政策等极端不满，他们对于权利有着变态的要求，甚至渴望恢复以前腐朽的社会制度。
他们以共同的亚文化理念作为凝聚点，对于相互犯罪行为态度的认可，使得犯罪的恐惧心理减弱，罪责感扩散，并在团体中找到归属感，不断增强自己是为“正义事业”献身的信念，犯罪人相互鼓励，在反复实施的犯罪活动中，他们可能曾经存在的心理不安与自我谴责会在群体的相互支持中逐渐减弱，而攻击行为的恶性程度则随之不断提高。
加罗法洛认为，人类存在利己之心和利他的情绪，怜悯和正直是最基本的两种道德情绪。犯罪人正是缺乏了利他精神，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差，只从自己的本能需要出发考虑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利己主义个性倾向，具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自利品格；他们缺乏责任感，漠视他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以违反、破坏世俗的善良风俗为乐；同时他们也缺乏同情心，不会因为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痛苦而产生怜悯的感情， 往往反而是从他们的痛苦中获得快感与满足。这种缺乏道德情绪的犯罪人极为容易实施暴力性的血腥犯罪。
风险评估目的在于确定某种风险的性质与风险程度。在特定的法律区域中，通过评估潜在的风险，可以决定是否支持缓期审判决定，并确定适当的矫正安置，风险评估也用来协助确定假释与否，以及确定这些个体的危险性程度；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检视改造成效。
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热爱和平，普通平民需要都需要为生计奔波，他们往往无暇参与恐怖活动，因此本土恐怖主义产生发展的土壤比较贫瘠。中国最需要警惕仍然是输入型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他们有丰富的资金与情报支持，这些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他们通过操控的国内反动集团，通过歪曲事实，对消极事件无限放大，不断激起代理集团甚至是一部分不知真相的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使得他们形成反社会心理，公然蔑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承认中央政府领导，宣扬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国，武器受到严格管控，恐怖分子在获取武器装备受到极大限制，谨防恐怖分子在武器获取渠道上有突破。我们需要谨防大规模、高度协调的组织袭击，也要谨防独狼战术，这种战术比较隐蔽，更容易逃过情报部门的视线。
参考文献：
[1]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市民公共安全应急指南. http：//www.gov.cn/ztzl/yjzn/content_562360.htm，2007-3-27/2015-6-28.
[2]Carsten Bockstette.Jihadist Terrorist Use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Techniques. George C. Marshall Center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2008， 51（2）：513-516
[3]Bruce Hoffman.The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The Atlantic Monthly. 2003，（6）.
[4]冯莹.反恐斗争任重道远.http：/ /www.chinacourt.org/zhuantil/zzclw/detai.l php？ id= 175446， 2005-8-30/2015-6-28.
[5]Ogloff， J.， & Davis， M. R.. Assessing risk for violence in the Australian context. In D Chappell and P. Wilson （Eds.）， Crime and justice in the new millennium. Sydney， Australia： Lexis Nexis. 2005
[6]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 540.
[7]（意）加罗法洛.犯罪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4.
作者简介：朱训明（1981年-），男，山东淄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罪犯心理矫正与测评、戒毒康复与机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