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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上海开埠，我国文化便有了京派、海派之分。而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就在四马路。当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在此传教，故称“布道街”。
他在四马路附近的望平街，开“墨海书馆”，雇佣了一批落拓文人——“秉华笔士”，来传教和传学。因此，谈海派文化，不可不谈麦都思和“秉华笔士”。
“秉华笔士”中，有几位中西会通，为我国近代文化开山的人物，如王韬、李善兰等，有了他们打底子，“墨海书馆”就成为海派文化的渊薮了。
此后，这些“秉华笔士”，从“墨海书馆”放射出来，使总长不过1453米的四马路及附近的望平街上，兴起了无数报馆、书馆、印刷所。
四马路一直在变，先是变成布道街，预示了海派文化的一方面，后来又变成福州路，展示了海派文化的另一面。布道街为什么会变成福州路呢？
因为第二跑马厅的兴起，将英租界拓展至西藏中路，工部局给新的四马路命名时，作为该局五董事之一的名叫马太提的英国人，建议改为福州路。
当初，他乘船来中国时，曾在福州码头邂逅一位中国女子，因此而思念之，当他终于抱得美人归时，便以这段艳遇为提议，其他董事居然都同意。
上海开埠后，即有秦淮河上之画舫，入黄浦江和吴淞江游弋。
后来，太平军据东吴之地，禁娼，宁、苏、扬之妓女奔沪，入租界，分布于四马路中段，以路北的会乐里和路南的同庆里为中心，东起中和里，西至大兴里，北起三马路公阳里，南至五马路庆云里，形成亮丽之艳色。
四马路，是开放的奇迹，我国近代文化产业在此沛然兴矣。
如果说上海是西方文化登陆我国的港口和集散地，那么四马路就是西方文化产业化的生产加工基地，妓业在此，理所当然成为文化产业之一隅。
四马路，东西向，文化产业分布，一分为二，东段“福州路文化街”，为文化制造业，西段“四马路长三书寓”，为文化服务业——消费性娱乐业。
对此，英租界工部局有清醒认识。早在1854年，工部局董事会就发布两次决议，坚决取缔鸦片、妓女、赌博，并拆除其地面建筑物，侦探捉拿罪犯。
改名“福州路”是一个标志，暗示了妓业属于文化产业，不久，工部局就给四马路上的长三堂子颁发营业执照，还在执照上注明为“书寓”。
文人和妓女是共生的，正如男人和女人一般。
文人卖文，妓女卖身，卖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身价也就不一样。
文人要将文章卖给帝王家，先要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途，登天子堂，这条路太长，可只要上了路，似乎一生都有了保障——被王权一次性买断。
相比之下，妓女还要相对自由一些，当然被鸨母买断了的除外。
那些拥有自由身的妓女，在性爱市场上出卖自己，零售，还是批发？从良，还是改嫁？自己可以选择，较之仕途上的文人，似乎要多一点“独立的精神”。
妓女，并非女人走投无路的选择，而是传统女性争取自由的选择。不是所有的妓女都因家贫而沉沦，都是“被损害，受屈辱”的一群，有的因为自尊。
她们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选择了“反求诸己”——自立的生存，不依赖男人和家庭，因此，男权社会的评价往往扼杀她们，否认她们的独立精神。
反倒是那些期待王权收买和被王权买断了的文人，他们成了王权主义的化身，哪还有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是“受屈辱”的一群！
他们到妓女那里去，还能闻到一些自由的气息，听到一点独立的声音，还有人用性与爱，来修补其“被损害”了的人格——“受屈辱”的文化个体性。
妓女能给予的，不单纯是性的交易，爱的交流，更以微弱的自由之声，激活了男人的自尊。自尊，王权给予不了，妻妾也给予不了，它来自心灵。
自由的气息，吹拂心灵，我们内心，渴望永恒之女性。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永恒之女性”我们有吗？柳如是、李香君……
如此，我才读懂了《柳如是别传》：中国文化需要“永恒之女性”。
但近代文人已有所不同，那些自由撰稿人，从全国各地跑到上海四马路来了。在四马路上，他们相遇了追求自由的另一群“她们”，同是天涯自由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她们”为漂泊的书生提供“书寓”，使“他们”安顿。
而“他们”却把四马路做成了文化街，不是像秦淮河畔那样的纯消费性的文化街，而是近代化的文化产业街，在不到三里路长的马路上，他们竟然开了一百多家私营的书报馆，有史以来，中国的文人何尝有过这般盛世？
上海四大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都从这里印发；中国三大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在此地出书。
这些私营的报业和书业，就矗立在书香和花香飘逸的四马路上。
这里是文化的产业化基地，也是文人的自由化基地，有了这样的基地，文人何必“应帝王”？货与帝王家，何如靠自己！我们以王韬为例。
四马路文人，王韬可算代表，请看：
他是第一位翻译《圣经》的中国人，
是第一家华文报《循环日报》的创办人，
第一家华商出版社中华印务总局的创始人，
还是第一个登上英国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
第一个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的人。
这几项第一，今天看来，都很了不起，可在当时，没人认为是正业，因为，哪一项都与王权无关，不过，他靠一支笔，证明了自由的价值。
他难以成为王权主义者，便落得去做一个自由化的文人。
可起初，他并不想这么做，他像所有的传统文人一样，都有一种圣化情结，一番政治抱负，16岁那年，他考中了秀才，乳臭未干，就夸下大口：
“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
这样的王权主义口吻，道出了对刀把子的向往和冲动，不需要有什么异禀，大凡念了几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都会说这种大话。
可是一年后，他乡试不中，就跑来上海，一来就迷住了。五光十色的上海，在他眼里，“几如海外三神山”，他不想回去。
从此，他不再参加科举，因为他发现，他的“三寸毛锥子”，在上海有戏。他先是在《墨海书馆》做笔士，一边翻译《圣经》，一边狎妓。
红袖添香夜译经，这是四马路上才会有的故事，人生如此足矣！
追求自由的文人与追求自由的妓女，在四马路上来相遇。有一天，他下了班，从报馆出来，换一身衣服，去吃饭。
四马路上有西餐，最有名是一品香，他找了个位子，临窗而坐，一个养眼的女子，从目下悠然而去，他一打听，知她亦是苏州女子，名陆小芬。
于是，轻车熟路，去找了鸨母，不料，却被拒绝。因为她已被苏州丝绸大王顾永年包了。他想见她，她便下了楼来，一问，才知是王韬。
须知，他的名头，挂在书报两界，四马路上，谁人不晓？一年后，他听说顾永年已破产，于是，旧地重游，来寻佳人。
两个追求自由的沦落人，宛如他乡遇故知，一番山盟海誓。
然而就在此时，由于他曾给太平军献计，太平军失败后，事发，朝廷要捉拿他，闻讯，他连夜逃走。没想到，却连累了陆小芬，被官府捉拿了。
陆小芬虽是妓女，却忠贞不渝，受尽了折磨，而始终不屈。关了好几年，才被释放出狱，从此身价扫地，只能做野鸡。
事隔22年，王韬回来了。期间，他曾流亡香港，逃难英国，后来，李鸿章批准，他回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找陆小芬，终于找到了她。
可她却不相认。她活着，苦不堪言，就为了等这一天，见他一面。既已相见，知他平安归来，足矣！何必还要相认？万般羞辱后，经历难启齿。
于是，她突然消失，四马路上，留下了这篇“茶花女”的故事……
他在四马路附近的望平街，开“墨海书馆”，雇佣了一批落拓文人——“秉华笔士”，来传教和传学。因此，谈海派文化，不可不谈麦都思和“秉华笔士”。
“秉华笔士”中，有几位中西会通，为我国近代文化开山的人物，如王韬、李善兰等，有了他们打底子，“墨海书馆”就成为海派文化的渊薮了。
此后，这些“秉华笔士”，从“墨海书馆”放射出来，使总长不过1453米的四马路及附近的望平街上，兴起了无数报馆、书馆、印刷所。
四马路一直在变，先是变成布道街，预示了海派文化的一方面，后来又变成福州路，展示了海派文化的另一面。布道街为什么会变成福州路呢？
因为第二跑马厅的兴起，将英租界拓展至西藏中路，工部局给新的四马路命名时，作为该局五董事之一的名叫马太提的英国人，建议改为福州路。
当初，他乘船来中国时，曾在福州码头邂逅一位中国女子，因此而思念之，当他终于抱得美人归时，便以这段艳遇为提议，其他董事居然都同意。
上海开埠后，即有秦淮河上之画舫，入黄浦江和吴淞江游弋。
后来，太平军据东吴之地，禁娼，宁、苏、扬之妓女奔沪，入租界，分布于四马路中段，以路北的会乐里和路南的同庆里为中心，东起中和里，西至大兴里，北起三马路公阳里，南至五马路庆云里，形成亮丽之艳色。
四马路，是开放的奇迹，我国近代文化产业在此沛然兴矣。
如果说上海是西方文化登陆我国的港口和集散地，那么四马路就是西方文化产业化的生产加工基地，妓业在此，理所当然成为文化产业之一隅。
四马路，东西向，文化产业分布，一分为二，东段“福州路文化街”，为文化制造业，西段“四马路长三书寓”，为文化服务业——消费性娱乐业。
对此，英租界工部局有清醒认识。早在1854年，工部局董事会就发布两次决议，坚决取缔鸦片、妓女、赌博，并拆除其地面建筑物，侦探捉拿罪犯。
改名“福州路”是一个标志，暗示了妓业属于文化产业，不久，工部局就给四马路上的长三堂子颁发营业执照，还在执照上注明为“书寓”。
文人和妓女是共生的，正如男人和女人一般。
文人卖文，妓女卖身，卖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身价也就不一样。
文人要将文章卖给帝王家，先要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途，登天子堂，这条路太长，可只要上了路，似乎一生都有了保障——被王权一次性买断。
相比之下，妓女还要相对自由一些，当然被鸨母买断了的除外。
那些拥有自由身的妓女，在性爱市场上出卖自己，零售，还是批发？从良，还是改嫁？自己可以选择，较之仕途上的文人，似乎要多一点“独立的精神”。
妓女，并非女人走投无路的选择，而是传统女性争取自由的选择。不是所有的妓女都因家贫而沉沦，都是“被损害，受屈辱”的一群，有的因为自尊。
她们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选择了“反求诸己”——自立的生存，不依赖男人和家庭，因此，男权社会的评价往往扼杀她们，否认她们的独立精神。
反倒是那些期待王权收买和被王权买断了的文人，他们成了王权主义的化身，哪还有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是“受屈辱”的一群！
他们到妓女那里去，还能闻到一些自由的气息，听到一点独立的声音，还有人用性与爱，来修补其“被损害”了的人格——“受屈辱”的文化个体性。
妓女能给予的，不单纯是性的交易，爱的交流，更以微弱的自由之声，激活了男人的自尊。自尊，王权给予不了，妻妾也给予不了，它来自心灵。
自由的气息，吹拂心灵，我们内心，渴望永恒之女性。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永恒之女性”我们有吗？柳如是、李香君……
如此，我才读懂了《柳如是别传》：中国文化需要“永恒之女性”。
但近代文人已有所不同，那些自由撰稿人，从全国各地跑到上海四马路来了。在四马路上，他们相遇了追求自由的另一群“她们”，同是天涯自由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她们”为漂泊的书生提供“书寓”，使“他们”安顿。
而“他们”却把四马路做成了文化街，不是像秦淮河畔那样的纯消费性的文化街，而是近代化的文化产业街，在不到三里路长的马路上，他们竟然开了一百多家私营的书报馆，有史以来，中国的文人何尝有过这般盛世？
上海四大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都从这里印发；中国三大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在此地出书。
这些私营的报业和书业，就矗立在书香和花香飘逸的四马路上。
这里是文化的产业化基地，也是文人的自由化基地，有了这样的基地，文人何必“应帝王”？货与帝王家，何如靠自己！我们以王韬为例。
四马路文人，王韬可算代表，请看：
他是第一位翻译《圣经》的中国人，
是第一家华文报《循环日报》的创办人，
第一家华商出版社中华印务总局的创始人，
还是第一个登上英国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
第一个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的人。
这几项第一，今天看来，都很了不起，可在当时，没人认为是正业，因为，哪一项都与王权无关，不过，他靠一支笔，证明了自由的价值。
他难以成为王权主义者，便落得去做一个自由化的文人。
可起初，他并不想这么做，他像所有的传统文人一样，都有一种圣化情结，一番政治抱负，16岁那年，他考中了秀才，乳臭未干，就夸下大口：
“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
这样的王权主义口吻，道出了对刀把子的向往和冲动，不需要有什么异禀，大凡念了几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都会说这种大话。
可是一年后，他乡试不中，就跑来上海，一来就迷住了。五光十色的上海，在他眼里，“几如海外三神山”，他不想回去。
从此，他不再参加科举，因为他发现，他的“三寸毛锥子”，在上海有戏。他先是在《墨海书馆》做笔士，一边翻译《圣经》，一边狎妓。
红袖添香夜译经，这是四马路上才会有的故事，人生如此足矣！
追求自由的文人与追求自由的妓女，在四马路上来相遇。有一天，他下了班，从报馆出来，换一身衣服，去吃饭。
四马路上有西餐，最有名是一品香，他找了个位子，临窗而坐，一个养眼的女子，从目下悠然而去，他一打听，知她亦是苏州女子，名陆小芬。
于是，轻车熟路，去找了鸨母，不料，却被拒绝。因为她已被苏州丝绸大王顾永年包了。他想见她，她便下了楼来，一问，才知是王韬。
须知，他的名头，挂在书报两界，四马路上，谁人不晓？一年后，他听说顾永年已破产，于是，旧地重游，来寻佳人。
两个追求自由的沦落人，宛如他乡遇故知，一番山盟海誓。
然而就在此时，由于他曾给太平军献计，太平军失败后，事发，朝廷要捉拿他，闻讯，他连夜逃走。没想到，却连累了陆小芬，被官府捉拿了。
陆小芬虽是妓女，却忠贞不渝，受尽了折磨，而始终不屈。关了好几年，才被释放出狱，从此身价扫地，只能做野鸡。
事隔22年，王韬回来了。期间，他曾流亡香港，逃难英国，后来，李鸿章批准，他回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找陆小芬，终于找到了她。
可她却不相认。她活着，苦不堪言，就为了等这一天，见他一面。既已相见，知他平安归来，足矣！何必还要相认？万般羞辱后，经历难启齿。
于是，她突然消失，四马路上，留下了这篇“茶花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