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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德广教授是我国知名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从事教育管理和研究工作，近30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在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管理、大学德育及教育改革等方面发表了许多论著、论文和新的观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杨德广教育文选》，辑选了杨先生发表于各时期的论文精品。本文试以“问题”为关键词和逻辑导向，从“问题”的不同侧重点，分别从杨教授敏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善于解决问题三个方面谈一些学习《文选》的体会。
关键词：杨德广；文选；高等教育；问题
近日拜读了杨德广先生的《杨德广教育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感触颇深。《文选》收录了先生的193篇文章，约180万字，是在先生已发表、出版的450余篇文章中辑取出来的精华。《文选》各篇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从1978年到2009年），生动展现了近30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与进程，也完满记录了先生对每一时期高等教育中重大理论问题和改革发展问题的思考与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文选》，也是一次读近3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和高等教育思想史的过程。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著名教育家周远清教授在为《文选》所作序中谈到：“《文选》反映了杨德广教授30年来从事教育管理和教学、科研的心得体会及取得的成果，也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轨迹和历程。”[1]先生在自序中写道：“我不是教育专业科班出身，我从事教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我国教育的现状，立足于工作实践，是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问题。”[2]潘懋元先生如是评价了杨先生的著作：“从实际问题出发，进行理论探索，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回到实践中检验。全书材料丰富，视野宽阔，行文质朴流畅，说理深入浅出。”[3]研读《文选》后，笔者认为在先生的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始终有一条逻辑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争鸣问题—解决问题”，为此，试以“问题”为关键词和逻辑导向，从“问题”的不同侧重点，谈一些学习《文选》的体会。
一、敏于发现问题：研究高等教育的起点与基础
上世纪60年代初，杨先生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人生。工作伊始，杨先生就深深感到中国教育还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正是凭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教育事业的钟爱，他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努力探索中国教育发展的理论和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的教育实践相结合，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办学之路”。为此，无论后来工作岗位如何变动，杨先生始终密切关注中国的时代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并由此敏锐地感知与预测时代与社会发展对我国教育事业提出的新要求与新挑战。诚如先生所言：“工作中会不断遇到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研究的课题，把问题装在脑子里，努力去研究、探索与攻克；这个问题解决了，再去研究一个问题，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一点在他不同时期的论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与体现。
（一）“四化建设”必须依靠人才开发
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杨先生即撰写了《高等教育与人才开发》一文，以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视角回答了“实现四化主要靠什么”这一时代命题，他的答案就是“人才开发”。文章指出：“人才开发包括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而最主要的是人才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是人才开发的强大动力，智力投资是人才开发的物质基础，办好高等教育是人才开发的根本途径。”由此，高等教育经由人才培养来服务于四化建设的主题得到了清晰的揭示，明确了高等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主攻方向。文章还详细分析了日本等国重视教育与国力快速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进而指出：“应该看到，现代化生产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主要不是靠增加劳动力……生产劳动逐步变为科学劳动。”[4]杨先生的敏锐意识与先见之明在之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1988年9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
·理论探讨·以“问题”为逻辑导向的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
（二）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杨先生及时把握这一即将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在1992年就未雨绸缪地撰写了《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的转轨变型》一文，文章具体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五个方面，并指出：“相对而言，高等学校的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没有顺应经济的转轨，仍然停留在旧的经济体制、经济模式、经济结构上，停留在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上。因而要改变高等教育的落后状况，必须认真研究我国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转轨，并努力适应这些转轨。”[5]其后先生撰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一文更是全面阐述了他的高等教育改革观，在辨明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后，他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走向市场，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要求，首先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一是破除经院式的教育观念；二是破除‘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三是破除现有的管理体制；四是破除教育‘不宜面向市场’的观点。”[6] 我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先生曾提出了教育的内外关系规律，即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其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述为“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一表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制约；二是教育必须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服务。杨德广先生关于高等教育必须主动适应经济体制转型的论断正是依照“两个规律”理论回答了高等教育如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问题。 （三）知识经济急需高等教育创新
上世纪末，知识经济的浪潮开始席卷我国。杨先生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这一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正是高等教育大展宏图的最好时机，高等教育应努力去适应、去推动。先生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功能》一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阐明。文章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功能要拓宽，主要任务要转移到培养创造性人才上来。高等教育应把发展和创造新知识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为此，大学教师必须与工厂、企业、科研部门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组织学生共同参与。”[7]这些观点与后来国家大力提倡的“产学研用合作”政策以及近年提出的“协同创新”理论完全吻合，充分体现了先生的前瞻意识。与知识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先生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创新”这一事关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他率先发表了《创新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一文，结合西方国家创新教育的经验，分析了我国在创新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六大方面对我国高校如何加强创新教育和教育创新提出了建议，成为国内最早倡导创新教育的学者之一。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由之路
同样是在20世纪末，我国开始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至2001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数已跃升到250万人，比扩招前的1998年翻了一番还多。对此，当时社会上和教育界不少人士开始担心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和毕业生就业问题。杨先生意识到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多样化，如何看待大众化、多样化以后的教学质量，以及如何解决教学质量中存在的问题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和必须在理论上加以阐明的现实问题。他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与质量保证》一文恰逢其时地对此进行了解惑。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必须加快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是多样化；必须树立与教育多样化相对应的质量观，制定多种质量标准；必须正视高校教学质量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8]
二、敢于提出问题：引发高等教育的争鸣与反思
文如其人，学者自身的人品与人格往往决定了他的学术风格。周远清教授在《文选》的序文中曾写道：“杨德广给我的印象是待人热情、乐观豁达、富有朝气，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会上发言，总是直言不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先生在自序中也写道：“在撰写文章时，我始终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讲真话，不讲假话；二是讲实话，不讲空话。对的坚持，错了的就反省、改正。我自信我大多数文章和观点还是正确的，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尽管当时有人不赞成，甚至受到批评。”在半个世纪的教育研究过程中，先生始终秉持了一名学者的独立风格，敢于发问，他的很多观点引发了高等教育界的争鸣与反思。
（一）坚持人尽其才，反对行政化用人观
近几来年，大学内“学而优则仕”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将其与大学行政化、官僚化一起列为现今大学的弊病之一。而杨先生早在1980年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实属难能可贵。《重才不在授官》一文指出：“不适当地安排专家、教授以及中青年骨干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兼很多职，是有害的。这不是重视人才、重用人才，而是滥用人才、浪费人才。”[9]先生认为：“重才首先要弄清一个人有什么才，是理论研究人才，还是科学人才；是科研人才，还是管理人才。其次要使每个有才能的人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发挥优势，各显身手。再次要重视有才能人的意见，重视专家、教授的意见，并不是说要让每个人都去担任领导工作。”[10]先生这种敢于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精神委实令人敬佩。
（二）反对“统包统配”，呼吁建立供需见面的就业制度
过去我国对大学毕业生一直采取“统包统配”的办法，即先由计划部门统一下达分配计划，再由教育部门统一制定调配计划，然后由用人单位的各大口统一制定分配方案，最后由学校统一制定派遣计划。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校要等候主管部门下达的统一计划，所有的基层单位要得到毕业生也是由上面统一调拨。杨先生从1979年开始就在上海市高教局工作，后来担任学生处处长，负责全市高校学生管理和毕业生分配工作。按理说，处在那一年代的那样一个位置上，可以说是大权在握，但先生看到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毕业生“统包统配”政策存在的弊端，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用权”，而是如何“放权”，甚至还为此与有关部门的领导产生了分歧与争论。先生从1984年到1986年期间，围绕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大学毕业生的‘统包统配’制度已与我国建设的需要，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必须进行改革。”[11]他建设性地提出了六点改革的主要目的和指导思想，力主改变制定毕业生分配计划的办法，实行供需见面，实行推荐录用和考核制，实行预分配制，实行服务期制和流动制，实行浮动工资制，实行有偿分配制。令人欣慰的是先生的这些主张在后来的教育实践中都得到了实现，也算是对当年那些“坚持己见”的领导同志的一种无声的回应。
（三）支持民办高等教育，鼓励高校走进市场
民办高校现如今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施行，这一队伍仍在壮大。至2012年年初，我国已有民办高校676所，在校生4766845人，教职工348857人，我国还另有其他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836所，学生数达921841人，教职工38140人。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围绕要不要办民办大学一直有争议。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更多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办。从1992 年开始，杨先生开始关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问题。他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单一的、由国家单独举办大学的弊端逐渐凸显，而且我国的高等教育也无法满足人们对教育的渴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发展民办大学势在必行。”在《我国应积极稳妥地发展民办大学》一文中，他在分析民办大学的三个特点 （ 经费自筹、办学自主、灵活多样） 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的民办大学要突破旧模式、改变旧体制、转换旧机制，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的办学路子”的思想。他提出：“健康、稳妥地发展民办大学，必须采取如下对策： 一是解放思想， 积极鼓励和扶持民办大学的发展；二是制订法规， 确保民办大学健康发展；三是逐步将部分公立大学改为民办大学。”[12]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改革步伐显得比较缓慢，高校的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不少高校呈现出办学困境。当时，关于高等学校要不要走进市场，能不能走进市场，以及怎样走进市场等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此时，先生立场鲜明，以《高等学校要走进市场才能走出困境》一文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深入分析了影响高校走进市场的主要原因和高校走进市场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紧接着，先生又发表了《关于建立教育市场的思考》一文，指出：“我坚定不移地认为，高等学校不仅要走进市场，而且要建立教育市场，才能走出困境，摆脱困境。”[13]
三、善于解决问题：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无为何入世，入世有所为”，这是杨先生的座右铭。依循先生以“问题”为逻辑导向的治学路径，从发现问题到提出问题再到争鸣问题，最终目的还是在解决问题。而各类难题的创造性解决处处体现了一位高等教育学学者与高等教育管理专家的智慧。
（一）深入教学实际，创新思政教育
先生是众所周知的德育专家，潘懋元教授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中有关德育的章节就是由他主笔的。他善于解决问题的特质与禀赋也充分体现在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中。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教学领域中去”。“学生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大量的思想问题是从这里反映出来的。因此，怎样把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到教学领域中去，使之在六分之六的时间中发挥作用，确保和促进学生的学习，是政治思想工作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政治工作干部就应该深入教学实际，就要以学习为中心，积极开展促进学生学习的各种活动，及时帮助学生排除学习上的障碍。”[14]之后他又提出了“变平面教育为立体教育”的思政工作思路。“我们不能把大学生的思想情况放在一个平面上去研究，而要在立体中去研究。我们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也不能只采用平面的教育方法，而要用立体的教育方法。只有用立体教育方法才能有效地解决立体的思想问题。”做到“静态教育与动态教育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对比教育相结合；统一教育与多元教育相结合；一体教育与复合教育相结合；外部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思想教育与管理工作相结合”[15]。
（二）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也要找市场
我国人口基数大，所以长期存在“穷国办大教育”的不利局面。上世纪80年代初，按人均所占教育经费算，我国在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位居149位。面对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先生在1985年的《关于多渠道增加教育经费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我认为要解决教育经费问题，首先要解决三个思想问题。一是要使所有部门、所有领导充分认识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二是要克服‘教育是教育部门的事’的思想；三是要发挥学校（主要是大学）的优势，加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结合，直接为四化建设服务，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从而增加教育经费。”[16]1989 年，他又在《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及出路》一文中对如何解决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再次提出了办法和对策。他认为：“要解决我国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需要采取如下对策： 第一，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切实把教育投资放在首位，改变教育是非生产性投资的观点；第二，大力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挤出钱来办教育；第三，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经费的利用率；第四，学校在开展为社会服务中增加收入、积累资金，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发展产业；第五，建立董事会、基金会；第六，收取学杂费，改变学校包下来的状况。”他提出的这些对策和建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1996年，杨先生基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认识，更是大胆提出了大学要与市场接轨以化解办学经费紧张的难题。他在《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也要找市场》一文中指出：“现在高教经费严重不足，但在目前情况下，提高高教经费不能全部靠国家增加财政拨款，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更要找市场，只有坚持多渠道筹措经费，努力形成良性循环的教育投入机制，才能发展高等教育。”[17]先生不仅提出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并且还在其治校过程中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1998年的高校扩招过程中，当时上海市教委要求上海师范大学多承担一些扩招任务并开发奉贤校区，但办学资金并没有增加。作为一校之长，杨先生对政府的决策表示理解和支持。面对各种困难，他提出了“有困难要找市场，不能只找市长”的应对之策。于是，他走出了一条发展改革之路，在他建议下，经上级批准，学校成立了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各种运作共筹集了3亿多元资金，奉贤校区的开发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赢得了时任教育部周济部长的高度评价。
（三）基于实践，构建与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
假如说以上还是对高等教育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问题的解决，那么对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学的思考及成就则是以宏观的视角科学地解决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问题。1996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学的探讨》一文。他将之前已有的五部《高等教育学》称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学》，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世界知识与技术革命，原有的高等教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很多方面已无法解释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和问题，建立新的现代高等教育学已是迫在眉睫。杨先生分析了传统高等教育的三个特点，进而提出要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学，一方面要吸收传统高等教育学的精华，另一方面要克服传统高等教育学中的弊端。他认为现代高等教育有九个基本特点，分别是“方向性、适应性、自主性、多样性、开放性、竞争性、特色性、产业性与先进性”。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现代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绪论、大学原理论、大学学生论、大学教师论、大学教学论、大学德育论、大学体育论、大学科研论、大学产业论、大学装备论、大学制度论和大学管理论”[18]。2009年，杨先生主编的新《高等教育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得到了阶段性解决。
杨先生说他在初中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今读《文选》，让我领悟了一位农民的儿子是怎样成长为大学校长的。前30年为人生命运而抗争，此后一直为我国教育事业而奋斗，这就是杨德广先生平凡而又传奇的教育人生。
参考文献：
[1][2][3][4][9][10][11][14][15][16] 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序）3，（自序）4，（序）3，104，25，26，229-233，2-3，127-136，177.
[5][6][7][12][13][18]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72，291-292，429，188-190，226-227，306-308.
[8] 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4-109.
[17] 杨德广.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387.
（责任编辑刘第红）
关键词：杨德广；文选；高等教育；问题
近日拜读了杨德广先生的《杨德广教育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感触颇深。《文选》收录了先生的193篇文章，约180万字，是在先生已发表、出版的450余篇文章中辑取出来的精华。《文选》各篇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从1978年到2009年），生动展现了近30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与进程，也完满记录了先生对每一时期高等教育中重大理论问题和改革发展问题的思考与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文选》，也是一次读近3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和高等教育思想史的过程。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著名教育家周远清教授在为《文选》所作序中谈到：“《文选》反映了杨德广教授30年来从事教育管理和教学、科研的心得体会及取得的成果，也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轨迹和历程。”[1]先生在自序中写道：“我不是教育专业科班出身，我从事教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我国教育的现状，立足于工作实践，是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问题。”[2]潘懋元先生如是评价了杨先生的著作：“从实际问题出发，进行理论探索，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回到实践中检验。全书材料丰富，视野宽阔，行文质朴流畅，说理深入浅出。”[3]研读《文选》后，笔者认为在先生的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始终有一条逻辑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争鸣问题—解决问题”，为此，试以“问题”为关键词和逻辑导向，从“问题”的不同侧重点，谈一些学习《文选》的体会。
一、敏于发现问题：研究高等教育的起点与基础
上世纪60年代初，杨先生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人生。工作伊始，杨先生就深深感到中国教育还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正是凭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教育事业的钟爱，他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努力探索中国教育发展的理论和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的教育实践相结合，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办学之路”。为此，无论后来工作岗位如何变动，杨先生始终密切关注中国的时代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并由此敏锐地感知与预测时代与社会发展对我国教育事业提出的新要求与新挑战。诚如先生所言：“工作中会不断遇到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研究的课题，把问题装在脑子里，努力去研究、探索与攻克；这个问题解决了，再去研究一个问题，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一点在他不同时期的论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与体现。
（一）“四化建设”必须依靠人才开发
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杨先生即撰写了《高等教育与人才开发》一文，以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视角回答了“实现四化主要靠什么”这一时代命题，他的答案就是“人才开发”。文章指出：“人才开发包括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而最主要的是人才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是人才开发的强大动力，智力投资是人才开发的物质基础，办好高等教育是人才开发的根本途径。”由此，高等教育经由人才培养来服务于四化建设的主题得到了清晰的揭示，明确了高等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主攻方向。文章还详细分析了日本等国重视教育与国力快速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进而指出：“应该看到，现代化生产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主要不是靠增加劳动力……生产劳动逐步变为科学劳动。”[4]杨先生的敏锐意识与先见之明在之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1988年9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
·理论探讨·以“问题”为逻辑导向的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
（二）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杨先生及时把握这一即将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在1992年就未雨绸缪地撰写了《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的转轨变型》一文，文章具体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五个方面，并指出：“相对而言，高等学校的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没有顺应经济的转轨，仍然停留在旧的经济体制、经济模式、经济结构上，停留在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上。因而要改变高等教育的落后状况，必须认真研究我国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转轨，并努力适应这些转轨。”[5]其后先生撰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一文更是全面阐述了他的高等教育改革观，在辨明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后，他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走向市场，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要求，首先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一是破除经院式的教育观念；二是破除‘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三是破除现有的管理体制；四是破除教育‘不宜面向市场’的观点。”[6] 我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先生曾提出了教育的内外关系规律，即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其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述为“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一表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制约；二是教育必须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服务。杨德广先生关于高等教育必须主动适应经济体制转型的论断正是依照“两个规律”理论回答了高等教育如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问题。 （三）知识经济急需高等教育创新
上世纪末，知识经济的浪潮开始席卷我国。杨先生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这一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正是高等教育大展宏图的最好时机，高等教育应努力去适应、去推动。先生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功能》一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阐明。文章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功能要拓宽，主要任务要转移到培养创造性人才上来。高等教育应把发展和创造新知识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为此，大学教师必须与工厂、企业、科研部门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组织学生共同参与。”[7]这些观点与后来国家大力提倡的“产学研用合作”政策以及近年提出的“协同创新”理论完全吻合，充分体现了先生的前瞻意识。与知识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先生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创新”这一事关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他率先发表了《创新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一文，结合西方国家创新教育的经验，分析了我国在创新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六大方面对我国高校如何加强创新教育和教育创新提出了建议，成为国内最早倡导创新教育的学者之一。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由之路
同样是在20世纪末，我国开始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至2001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数已跃升到250万人，比扩招前的1998年翻了一番还多。对此，当时社会上和教育界不少人士开始担心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和毕业生就业问题。杨先生意识到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多样化，如何看待大众化、多样化以后的教学质量，以及如何解决教学质量中存在的问题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和必须在理论上加以阐明的现实问题。他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与质量保证》一文恰逢其时地对此进行了解惑。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必须加快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是多样化；必须树立与教育多样化相对应的质量观，制定多种质量标准；必须正视高校教学质量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8]
二、敢于提出问题：引发高等教育的争鸣与反思
文如其人，学者自身的人品与人格往往决定了他的学术风格。周远清教授在《文选》的序文中曾写道：“杨德广给我的印象是待人热情、乐观豁达、富有朝气，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会上发言，总是直言不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先生在自序中也写道：“在撰写文章时，我始终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讲真话，不讲假话；二是讲实话，不讲空话。对的坚持，错了的就反省、改正。我自信我大多数文章和观点还是正确的，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尽管当时有人不赞成，甚至受到批评。”在半个世纪的教育研究过程中，先生始终秉持了一名学者的独立风格，敢于发问，他的很多观点引发了高等教育界的争鸣与反思。
（一）坚持人尽其才，反对行政化用人观
近几来年，大学内“学而优则仕”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将其与大学行政化、官僚化一起列为现今大学的弊病之一。而杨先生早在1980年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实属难能可贵。《重才不在授官》一文指出：“不适当地安排专家、教授以及中青年骨干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兼很多职，是有害的。这不是重视人才、重用人才，而是滥用人才、浪费人才。”[9]先生认为：“重才首先要弄清一个人有什么才，是理论研究人才，还是科学人才；是科研人才，还是管理人才。其次要使每个有才能的人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发挥优势，各显身手。再次要重视有才能人的意见，重视专家、教授的意见，并不是说要让每个人都去担任领导工作。”[10]先生这种敢于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精神委实令人敬佩。
（二）反对“统包统配”，呼吁建立供需见面的就业制度
过去我国对大学毕业生一直采取“统包统配”的办法，即先由计划部门统一下达分配计划，再由教育部门统一制定调配计划，然后由用人单位的各大口统一制定分配方案，最后由学校统一制定派遣计划。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校要等候主管部门下达的统一计划，所有的基层单位要得到毕业生也是由上面统一调拨。杨先生从1979年开始就在上海市高教局工作，后来担任学生处处长，负责全市高校学生管理和毕业生分配工作。按理说，处在那一年代的那样一个位置上，可以说是大权在握，但先生看到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毕业生“统包统配”政策存在的弊端，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用权”，而是如何“放权”，甚至还为此与有关部门的领导产生了分歧与争论。先生从1984年到1986年期间，围绕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大学毕业生的‘统包统配’制度已与我国建设的需要，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必须进行改革。”[11]他建设性地提出了六点改革的主要目的和指导思想，力主改变制定毕业生分配计划的办法，实行供需见面，实行推荐录用和考核制，实行预分配制，实行服务期制和流动制，实行浮动工资制，实行有偿分配制。令人欣慰的是先生的这些主张在后来的教育实践中都得到了实现，也算是对当年那些“坚持己见”的领导同志的一种无声的回应。
（三）支持民办高等教育，鼓励高校走进市场
民办高校现如今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施行，这一队伍仍在壮大。至2012年年初，我国已有民办高校676所，在校生4766845人，教职工348857人，我国还另有其他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836所，学生数达921841人，教职工38140人。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围绕要不要办民办大学一直有争议。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更多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办。从1992 年开始，杨先生开始关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问题。他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单一的、由国家单独举办大学的弊端逐渐凸显，而且我国的高等教育也无法满足人们对教育的渴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发展民办大学势在必行。”在《我国应积极稳妥地发展民办大学》一文中，他在分析民办大学的三个特点 （ 经费自筹、办学自主、灵活多样） 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的民办大学要突破旧模式、改变旧体制、转换旧机制，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的办学路子”的思想。他提出：“健康、稳妥地发展民办大学，必须采取如下对策： 一是解放思想， 积极鼓励和扶持民办大学的发展；二是制订法规， 确保民办大学健康发展；三是逐步将部分公立大学改为民办大学。”[12]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改革步伐显得比较缓慢，高校的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不少高校呈现出办学困境。当时，关于高等学校要不要走进市场，能不能走进市场，以及怎样走进市场等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此时，先生立场鲜明，以《高等学校要走进市场才能走出困境》一文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深入分析了影响高校走进市场的主要原因和高校走进市场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紧接着，先生又发表了《关于建立教育市场的思考》一文，指出：“我坚定不移地认为，高等学校不仅要走进市场，而且要建立教育市场，才能走出困境，摆脱困境。”[13]
三、善于解决问题：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无为何入世，入世有所为”，这是杨先生的座右铭。依循先生以“问题”为逻辑导向的治学路径，从发现问题到提出问题再到争鸣问题，最终目的还是在解决问题。而各类难题的创造性解决处处体现了一位高等教育学学者与高等教育管理专家的智慧。
（一）深入教学实际，创新思政教育
先生是众所周知的德育专家，潘懋元教授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中有关德育的章节就是由他主笔的。他善于解决问题的特质与禀赋也充分体现在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中。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教学领域中去”。“学生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大量的思想问题是从这里反映出来的。因此，怎样把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到教学领域中去，使之在六分之六的时间中发挥作用，确保和促进学生的学习，是政治思想工作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政治工作干部就应该深入教学实际，就要以学习为中心，积极开展促进学生学习的各种活动，及时帮助学生排除学习上的障碍。”[14]之后他又提出了“变平面教育为立体教育”的思政工作思路。“我们不能把大学生的思想情况放在一个平面上去研究，而要在立体中去研究。我们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也不能只采用平面的教育方法，而要用立体的教育方法。只有用立体教育方法才能有效地解决立体的思想问题。”做到“静态教育与动态教育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对比教育相结合；统一教育与多元教育相结合；一体教育与复合教育相结合；外部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思想教育与管理工作相结合”[15]。
（二）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也要找市场
我国人口基数大，所以长期存在“穷国办大教育”的不利局面。上世纪80年代初，按人均所占教育经费算，我国在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位居149位。面对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先生在1985年的《关于多渠道增加教育经费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我认为要解决教育经费问题，首先要解决三个思想问题。一是要使所有部门、所有领导充分认识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二是要克服‘教育是教育部门的事’的思想；三是要发挥学校（主要是大学）的优势，加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结合，直接为四化建设服务，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从而增加教育经费。”[16]1989 年，他又在《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及出路》一文中对如何解决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再次提出了办法和对策。他认为：“要解决我国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需要采取如下对策： 第一，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切实把教育投资放在首位，改变教育是非生产性投资的观点；第二，大力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挤出钱来办教育；第三，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经费的利用率；第四，学校在开展为社会服务中增加收入、积累资金，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发展产业；第五，建立董事会、基金会；第六，收取学杂费，改变学校包下来的状况。”他提出的这些对策和建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1996年，杨先生基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认识，更是大胆提出了大学要与市场接轨以化解办学经费紧张的难题。他在《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也要找市场》一文中指出：“现在高教经费严重不足，但在目前情况下，提高高教经费不能全部靠国家增加财政拨款，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更要找市场，只有坚持多渠道筹措经费，努力形成良性循环的教育投入机制，才能发展高等教育。”[17]先生不仅提出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并且还在其治校过程中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1998年的高校扩招过程中，当时上海市教委要求上海师范大学多承担一些扩招任务并开发奉贤校区，但办学资金并没有增加。作为一校之长，杨先生对政府的决策表示理解和支持。面对各种困难，他提出了“有困难要找市场，不能只找市长”的应对之策。于是，他走出了一条发展改革之路，在他建议下，经上级批准，学校成立了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各种运作共筹集了3亿多元资金，奉贤校区的开发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赢得了时任教育部周济部长的高度评价。
（三）基于实践，构建与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
假如说以上还是对高等教育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问题的解决，那么对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学的思考及成就则是以宏观的视角科学地解决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问题。1996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学的探讨》一文。他将之前已有的五部《高等教育学》称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学》，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世界知识与技术革命，原有的高等教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很多方面已无法解释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和问题，建立新的现代高等教育学已是迫在眉睫。杨先生分析了传统高等教育的三个特点，进而提出要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学，一方面要吸收传统高等教育学的精华，另一方面要克服传统高等教育学中的弊端。他认为现代高等教育有九个基本特点，分别是“方向性、适应性、自主性、多样性、开放性、竞争性、特色性、产业性与先进性”。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现代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绪论、大学原理论、大学学生论、大学教师论、大学教学论、大学德育论、大学体育论、大学科研论、大学产业论、大学装备论、大学制度论和大学管理论”[18]。2009年，杨先生主编的新《高等教育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得到了阶段性解决。
杨先生说他在初中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今读《文选》，让我领悟了一位农民的儿子是怎样成长为大学校长的。前30年为人生命运而抗争，此后一直为我国教育事业而奋斗，这就是杨德广先生平凡而又传奇的教育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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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12][13][18]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72，291-292，429，188-190，226-227，306-308.
[8] 杨德广.杨德广教育文选（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4-109.
[17] 杨德广.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我的教育人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387.
（责任编辑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