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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朝追求稳定的治国理念，并受唐末五代乱政的影响，在东宫的设置上虽沿袭唐制，却以巧妙的制度设计不断虚化东宫组织。东宫的机构、官职、礼仪、兵权都被虚化，已不具备独立运行的能力。在弱化东宫职能和权力的同时，也将它纳入到国家体制的运作之中，以稳定统治秩序。
关键词：宋代；朝廷；国家体制；制度；仪礼
一、有关宋代东宫设置的争论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出于稳定政局的考虑未立太子，也未建造东宫。至道元年，宋太宗立寿王赵元侃为太子，才建立皇储制度，“皇太子宫曰东宫”[1]。关于宋代东宫的设置，龚延明先生认为皇帝册立太子之后，太子即迁入东宫居住，随之建立起一整套东宫官僚机构，从法制上确保皇太子继承皇帝位的合法性、权威性。[2]但又有学者指出，北宋的东宫一般不另外建造，只是将皇子居住的王府等视为东宫[3]。这只是就北宋的情况而说，未提到南宋东宫的设置情况。《宋代东宫虚化现象研究》一文中谈到，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其实分别概括了不同条件下宋代东宫的情况。文章还就此问题展开了详细的阐述，并依据北宋和南宋不同的情况进行说明，得出结论为宋代东宫的设置并没有固定的制度。
二、宋代东宫设置的虚化
（一）东宫设置虚化的原因
在政治制度上，宋承唐制。但在东宫制度上，学者多认为宋朝仅是部分承袭唐制，对东宫制度的设计较简单，东宫权力被弱化。宋代东宫组织被虚化，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宋朝以唐东宫乱政为鉴，不断强化皇权。《朱子语类》中对唐东宫概括道：唐六典载东宫官制甚详，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统众务，则犹朝廷之尚书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领众局，则犹中书、门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设官，有各率其属之意。崇文馆犹朝廷之馆阁，赞善大夫犹朝廷之谏议大夫。其官职一视朝廷而为之降杀，此等制度犹好。[4]唐代的东宫制度中太子可掌握较大的权力，但过大的储权，往往会引起权力争夺、宫廷政变，甚至威胁到皇权。宋代以唐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为鉴，削弱东宫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权力更为集中，政令的推行更为顺畅。
（2）对唐五代以来东宫制度的沿袭。东宫制度在唐朝发展到顶峰阶段，但从唐玄宗朝开始日渐衰微。尤其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东宫官由初唐的实官性质到唐玄宗朝渐成为职事官叙位官阶，安史之乱更使东宫制度遭到重创，东宫体质由实体向非实体演化。
（3）宋代对皇储的教育重心是以儒家文史经籍和品德教育为主，并与其奉行的祖宗之法相呼应。宋代对皇子的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注重对其品德的培养。宋朝统治者长期奉行“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的政治原则和追求稳定的治国理念，在东宫制度的设计中有意的弱化其官署和转移其职能，在教育方面提高太子的文化素质，以缓和皇权和储权的矛盾，保证皇权的顺利交接和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
（二）东宫虚化的具体表现
1.机构简略，官失其职
“今之东宫官署极苟简”，是宋代东宫官署的真实写照。龚延明先生的《宋代官制辞典》对宋代东宫官制的梳理尤为清晰。主要内容有：宋代东宫官，沿用唐的名号，元丰改制未及更换。大体有太子六傅，即太子三师、太子三少，太子宾客、詹事，左、右春坊司，皇太子宫都监、袛候、承受，太子左、右庶子、谕德，太子中舍人、舍人、家令、率更令、仆，太子侍读、侍讲，太子中允、洗馬，太子左、右赞善大夫。太子就学之所称资善堂。东宫有保卫机构，称太子诸率府、仅为点缀而已，不必备官。
宋代东宫制度讲究实效，具有因事而设，随宜而置的特点。东宫机构多被简化或不置，而东宫官员在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之下，多是官失其职，沦为虚设。“大唐置詹事府以统众务，置左右二春坊以领诸局。”宋代不置詹事府，至宋仁宗成为皇储之后，置詹事二人，且多为兼职，不负责东宫事务。唐朝“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中允二人，司议郎四人，录事二人，左谕德一人，左赞善大夫五人，崇文馆校书二人，亦统六局。”[5]宋朝仍设置皇太子宫左、右春坊司，在名义上比照朝廷的中书省、门下省而设，职掌左春坊印、右春坊印。该机构平时多省不置，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也很少能发挥作用。当立皇太子时派遣内侍官或武官勾当而已，皇太子处分公事时使用左春坊印，而且所配置的官员也多为兼领。太子即位后，“春坊司亦省去”[6]，部分官员也随之省去。在南宋为了避高宗之讳，将勾当改为主管左右春坊事。[7]
宋代以“散官定章服、阶官定品级与俸禄、职官定声望、差遣定职掌”，这也在东宫官的配置中有所体现。宋真宗朝，以宰相兼太子少师、枢密使兼太子少傅、执政官兼太子少保，有辅导太子的职责，成为有职事的东宫官。而太子三师依旧作为文臣的迁转官阶或宰执只是所带的官衔。元丰改制后，三师三少为荣誉加衔，而太子中允、太子左右赞善大夫、太子中舍以及太子洗马等均改为通直郎。皇太子宫都监、袛候、承受均由内侍充任，是职事官，掌管东宫事务，但都是临时设置，在太子即位后立刻罢去。太子侍读、侍讲也是职事官，负责为太子讲解经、史。至南宋乾道七年，太子詹事、谕德等官也获得了陪侍太子、讲读经史的职责。由此可见，宋代在东宫的官员配置上虽沿袭唐代，可在实际的运作中，仅有少数官员是职事官，负责东宫的具体事务。多数官职成为虚设，是作为文臣的迁转官阶或是荣誉性的加衔而存在，以区分官员的品级与俸禄。
2.仪礼简化，兵权尽失
“朝见皇帝、皇后，卫尉先于顺天门外，东朝堂之北设太子次；又于后设三师、三少及詹事等次。皇太子冠讫，诸衙依常行卤薄，陈列威依仗卫，前后部鼓吹备列。师傅以下及宫官皆朝服，皇太子服远游冠、绛纱袍，乘舆以出，仪仗侍从如常礼。”这是唐代太子加冠的礼仪，整个东宫都需要盛装参与庆贺，以彰显皇太子的威仪，同时也可看出，唐代是把皇太子的加冠礼上升到国家事务的高度，三师、三少等均需参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皇太子赵祯行加冠礼，“朝臣面贺，皇亲贺于内东门”[8]，《宋史》记录有关皇太子加冠礼主要由太常寺的官员负责引导完成，皇帝也会出席，但并未见太子六傅参与。东宫官也可出席，但未作具体的说明，仅以“东宫官入”、“东宫官后从”一带而过。通过唐宋皇太子加冠礼相比可知，宋代皇太子的加冠礼主要参与者是太常寺的官员，并无过多的东宫官参与，场面也远不如唐朝盛大。这是从礼法层面虚化皇太子的加冠礼，更突出东宫地位的下降。册封皇太子大礼后，皇太子要择日先朝谒景灵宫，第二日朝谒太庙、别庙，然后是到德寿宫行谢礼。依据礼官所言，皇太子朝谒景灵宫用常服，“朝谒太庙、别庙，当衮冕，乘金辂，设仗。”但皇太子认为“乘辂、设仗，虽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最终此礼被罢免。在礼仪规格方面，皇太子的礼仪规格不断下降，更不见东宫官随行。礼仪方面的简化更是突显东宫地位下降，表明宋代的东宫已不能再如“小朝廷”一样运行，而是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 唐代设东宫十率，是东宫的武装力量，主要负责东宫的仪仗和警卫。太子左右卫率府与太子左右司御率府共同职掌东宫兵仗、戒卫的政令。太子左右清道率府掌管东宫内外昼夜巡查警戒的制度，以防意外。太子左右监门率府职掌东宫各宫门守卫的制度。太子左右内率府掌管东宫千牛、备身侍奉的事务，主管兵仗卫队、总领府内事务。[9]至宋代，也设置了东宫十率，但“官存而无职司”。太子诸率府率、副率名义上是东宫的仗卫，负责导引，实际上不掌管任何事务，仅作为太子的僚属或用作朝会列班。又因太子即位而省，“中兴后不置，惟以监门率府副率为环卫阶官”。南宋时，太子右监门率府率和副率属于环卫官。而且宋代十率府的府率、副率等官职多作为官员的除授或责降，主要授予宗室和外臣。东宫十率在宋代已不是保卫东宫的武装力量，仅作为为太子僚属或朝会列班之用，具有导引仪仗的性质。
若皇太子武装力量扩大，势必会引起储权也随之强大。从唐朝中期开始，不断抑制皇太子的权势，削弱东宫的武装力量，而且也尽量不给予太子以实际的兵权。宋太宗在处理赵元佐纵火焚宫的事情上，曾对东宫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表示担忧，在宋孝宗朝，陈亮欲激励皇帝收复故土，提议让皇太子担任抚军大将军，“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10]。此举引起宋孝宗的震怒，未被采纳。对东宫兵权的剥夺已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既要不断弱化东宫十率，也不能给予储君过大的兵权。而且三衙制度的不断发展，东宫的兵权最终全部集中到皇帝手中，东宫的武装力量尽失。宋代君臣吸取唐末五代兵变的教训，对兵权严密控制，并将此确定为治国基本原则之一[11]。
三、东宫教育职能的削弱
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皇子的教育，宋真宗时期设置了资善堂。据范帅考证，皇子在出阁前后都可在资善堂学习，也并非只有可能成为太子的皇子能进入资善堂。资善堂在宋代主要用作皇太子、皇子的就学之所，有时也用作皇太子与大臣议政或作为经筵之所。教育是资善堂的主要功能，皇子要在此学习儒家经典和史书。宋仁宗是首位在资善堂学习的皇储，此时资善堂的设置十分简单。随着资善堂不断发展完善，先后设置了资善堂翊善、资善堂赞读、资善堂直讲、皇太子宫小学教授等官职。到资善堂学习的皇子不断增多，听读礼仪也更加讲究。宋徽宗时期，宰臣和执政到资善堂见定王赵桓、嘉王赵楷之时，定王、嘉王要在堂外中门外迎揖，升堂就坐时，二王向西，宰执向东，宰执离开时二王于资善堂大门内揖送。[12]南宋时期，宋高宗在行宫门内建造书院，作为资善堂，历朝皇子也在资善堂内就读。
自古帝王即位便着手册立太子，但宋代的传统是晚立储甚至不立储。曾有学者对宋代诸帝立储情况进行了考论，认为宋代诸帝有嫡子者一般等到嫡子将近成年才立储，如宋英宗、宋徽宗和宋孝宗；无嫡子者在执政晚年建储，如宋真宗、宋神宗；无子者到执政的晚年选年长的宗室立储或者在位时不立储，如宋仁宗、宋高宗、宋宁宗、宋理宗。[13]立储时间晚，有以下几点好处：?有利于缓和皇权和储权之间的矛盾；?加强对皇储的教育，尤其是皇储的道德修养；?均衡朝堂上各方势力，避免由太子过早参政引发朝堂党派林立、父子反目的悲剧。立储时间晚也导致东宫存在的时间较短，不足以担负起对皇储教育的任务，而资善堂的设置就成为培养皇储的最佳选择。资善堂并无固定的位置，多是依据实际情况而定，也就意味着资善堂虽是皇子和皇储的教育之所，却不一定是在东宫之内。因此，对于皇储的早年教育是在统治者的安排与监督之下进行的，东宫已不能对皇储的教育做出大的贡献，对皇储的影响力不断减弱。
四、东宫独立性丧失
（一）参政议政场所的转移
皇储一旦选定，就要着手学习处理政务。由于东宫设置不断虚化，太子参政议政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资善堂不仅是皇子早年教育的场所，也是太子与大臣议政的地方。宋真宗曾于天禧四年下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诸司该取旨公事仍旧进呈外，其常程事务，委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已下，就资善堂会议施行讫奏。”太子可与宰臣、枢密使在资善堂共同议政，学习从政的经验，但并没有处理政事的决策权。南宋还设置了议事堂，同資善堂类似，都是太子参政议政的场所。宋孝宗以内东门司为议事堂，但在政事处理上，由皇太子与宰执共同向皇帝奏禀取旨，皇帝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而太子只是在此政务学习而已。
唐代东宫是太子参政议政的场所，而宋代东宫参政议政的作用已被资善堂和议事堂所取代。以东宫作为参政议政的场所，是皇储掌握国家大权的开端。可是，宋代将皇储学习政务的地点转移至资善堂和议事堂，虽为皇储提供参与政务的条件，给予其参与和商议政事的权力，但并不授予其决策权，东宫的政治职能也就被架空。此举既巧妙的压缩了皇储的权力，弱化了东宫的职能，同时又能够保证对未来储君的政务培养。
（二）皇储尹京
唐代东宫能够独立运行，尤其是太子监国时，国家运行体制就被纳入东宫系统。此时，东宫成为处理国家政务的权力中心。由于受五代时期皇储尹京方式的影响，宋代罕有太子监国的惯例，多以太子尹京。至道元年，宋太宗令皇太子赵恒判开封府，有司上奏“伏缘皇太子兼判开封府，其所上表状即署皇太子位，其当申中书、枢密院状，祗判官等署，余断案及处分公事并画诺。”太子虽然是开封府的府尹，但权力有限，只能处理一些小事务。开封府的具体事务仍由权知开封府事负责处理，太子作为名义上的府尹，主要是学习如何处理政务。南宋时期，宋孝宗以皇太子赵惇为临安府尹，东宫作为太子处理政务的场所。这是由于临安府距离遥远，才特许太子可在东宫处理政务。但实际的执行情况与北宋相同，皇太子仅是临安府的挂名长官，少尹才是实际的负责人。
两宋皇储尹京的方式虽略有不同，但实际的执行情况是一样的。皇太子尹京时，都只是名义上的挂名。而且不能使用东宫官署，政务必须交由开封府或临安府之内的官员打理。同唐代东宫相比，宋代东宫在皇储尹京时，部分职能被开封府和临安府所分担，逐渐丧失独立运行的能力。以往东宫所拥有的权力也不断被抽离，最终都纳入到国家体制的运行之中。虽然此举使东宫独立运行的能力不断被削弱，但有利于对未来继承人的培养和统治秩序的稳定。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子居住的宫殿常被称之为东宫。东宫制度，既是历代王朝为了确保皇族政权的连续性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帝王将其嫡长子作为世袭继承人进行培养的一种制度。宋代东宫制度沿袭唐朝，但在实际执行中不断简化东宫的设置，弱化其职能，使之呈现全面虚化的结果。然而，资善堂的创设和皇储尹京的方式又使储君的教育得到保证。宋代以巧妙的制度设计剥夺了东宫独立运行的能力，使之依附于国家政权，从而保证了皇权的顺利交接和统治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3]朱瑞熙，祝建平.宋代皇储制度研究（下）[J].文史，2002（01）.163-180.
[4]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6]刘琳.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束保成.宋代东宫制度考辨[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100-102.
[8]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9]张九龄.唐六典全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1]陈峰.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12]范帅.宋代资善堂制度研究[J].宋史研究论丛，2016（02），17-40.
[13]范帅，陈峰.宋代东宫虚化现象探究[J].历史教学，2016（05），37-42.
[14]范帅.沿袭与趋势：宋代东宫衰微之原因[J].史学月刊，2016（11），53-61.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宋代；朝廷；国家体制；制度；仪礼
一、有关宋代东宫设置的争论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出于稳定政局的考虑未立太子，也未建造东宫。至道元年，宋太宗立寿王赵元侃为太子，才建立皇储制度，“皇太子宫曰东宫”[1]。关于宋代东宫的设置，龚延明先生认为皇帝册立太子之后，太子即迁入东宫居住，随之建立起一整套东宫官僚机构，从法制上确保皇太子继承皇帝位的合法性、权威性。[2]但又有学者指出，北宋的东宫一般不另外建造，只是将皇子居住的王府等视为东宫[3]。这只是就北宋的情况而说，未提到南宋东宫的设置情况。《宋代东宫虚化现象研究》一文中谈到，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其实分别概括了不同条件下宋代东宫的情况。文章还就此问题展开了详细的阐述，并依据北宋和南宋不同的情况进行说明，得出结论为宋代东宫的设置并没有固定的制度。
二、宋代东宫设置的虚化
（一）东宫设置虚化的原因
在政治制度上，宋承唐制。但在东宫制度上，学者多认为宋朝仅是部分承袭唐制，对东宫制度的设计较简单，东宫权力被弱化。宋代东宫组织被虚化，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宋朝以唐东宫乱政为鉴，不断强化皇权。《朱子语类》中对唐东宫概括道：唐六典载东宫官制甚详，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统众务，则犹朝廷之尚书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领众局，则犹中书、门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设官，有各率其属之意。崇文馆犹朝廷之馆阁，赞善大夫犹朝廷之谏议大夫。其官职一视朝廷而为之降杀，此等制度犹好。[4]唐代的东宫制度中太子可掌握较大的权力，但过大的储权，往往会引起权力争夺、宫廷政变，甚至威胁到皇权。宋代以唐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为鉴，削弱东宫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权力更为集中，政令的推行更为顺畅。
（2）对唐五代以来东宫制度的沿袭。东宫制度在唐朝发展到顶峰阶段，但从唐玄宗朝开始日渐衰微。尤其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东宫官由初唐的实官性质到唐玄宗朝渐成为职事官叙位官阶，安史之乱更使东宫制度遭到重创，东宫体质由实体向非实体演化。
（3）宋代对皇储的教育重心是以儒家文史经籍和品德教育为主，并与其奉行的祖宗之法相呼应。宋代对皇子的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注重对其品德的培养。宋朝统治者长期奉行“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的政治原则和追求稳定的治国理念，在东宫制度的设计中有意的弱化其官署和转移其职能，在教育方面提高太子的文化素质，以缓和皇权和储权的矛盾，保证皇权的顺利交接和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
（二）东宫虚化的具体表现
1.机构简略，官失其职
“今之东宫官署极苟简”，是宋代东宫官署的真实写照。龚延明先生的《宋代官制辞典》对宋代东宫官制的梳理尤为清晰。主要内容有：宋代东宫官，沿用唐的名号，元丰改制未及更换。大体有太子六傅，即太子三师、太子三少，太子宾客、詹事，左、右春坊司，皇太子宫都监、袛候、承受，太子左、右庶子、谕德，太子中舍人、舍人、家令、率更令、仆，太子侍读、侍讲，太子中允、洗馬，太子左、右赞善大夫。太子就学之所称资善堂。东宫有保卫机构，称太子诸率府、仅为点缀而已，不必备官。
宋代东宫制度讲究实效，具有因事而设，随宜而置的特点。东宫机构多被简化或不置，而东宫官员在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之下，多是官失其职，沦为虚设。“大唐置詹事府以统众务，置左右二春坊以领诸局。”宋代不置詹事府，至宋仁宗成为皇储之后，置詹事二人，且多为兼职，不负责东宫事务。唐朝“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中允二人，司议郎四人，录事二人，左谕德一人，左赞善大夫五人，崇文馆校书二人，亦统六局。”[5]宋朝仍设置皇太子宫左、右春坊司，在名义上比照朝廷的中书省、门下省而设，职掌左春坊印、右春坊印。该机构平时多省不置，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也很少能发挥作用。当立皇太子时派遣内侍官或武官勾当而已，皇太子处分公事时使用左春坊印，而且所配置的官员也多为兼领。太子即位后，“春坊司亦省去”[6]，部分官员也随之省去。在南宋为了避高宗之讳，将勾当改为主管左右春坊事。[7]
宋代以“散官定章服、阶官定品级与俸禄、职官定声望、差遣定职掌”，这也在东宫官的配置中有所体现。宋真宗朝，以宰相兼太子少师、枢密使兼太子少傅、执政官兼太子少保，有辅导太子的职责，成为有职事的东宫官。而太子三师依旧作为文臣的迁转官阶或宰执只是所带的官衔。元丰改制后，三师三少为荣誉加衔，而太子中允、太子左右赞善大夫、太子中舍以及太子洗马等均改为通直郎。皇太子宫都监、袛候、承受均由内侍充任，是职事官，掌管东宫事务，但都是临时设置，在太子即位后立刻罢去。太子侍读、侍讲也是职事官，负责为太子讲解经、史。至南宋乾道七年，太子詹事、谕德等官也获得了陪侍太子、讲读经史的职责。由此可见，宋代在东宫的官员配置上虽沿袭唐代，可在实际的运作中，仅有少数官员是职事官，负责东宫的具体事务。多数官职成为虚设，是作为文臣的迁转官阶或是荣誉性的加衔而存在，以区分官员的品级与俸禄。
2.仪礼简化，兵权尽失
“朝见皇帝、皇后，卫尉先于顺天门外，东朝堂之北设太子次；又于后设三师、三少及詹事等次。皇太子冠讫，诸衙依常行卤薄，陈列威依仗卫，前后部鼓吹备列。师傅以下及宫官皆朝服，皇太子服远游冠、绛纱袍，乘舆以出，仪仗侍从如常礼。”这是唐代太子加冠的礼仪，整个东宫都需要盛装参与庆贺，以彰显皇太子的威仪，同时也可看出，唐代是把皇太子的加冠礼上升到国家事务的高度，三师、三少等均需参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皇太子赵祯行加冠礼，“朝臣面贺，皇亲贺于内东门”[8]，《宋史》记录有关皇太子加冠礼主要由太常寺的官员负责引导完成，皇帝也会出席，但并未见太子六傅参与。东宫官也可出席，但未作具体的说明，仅以“东宫官入”、“东宫官后从”一带而过。通过唐宋皇太子加冠礼相比可知，宋代皇太子的加冠礼主要参与者是太常寺的官员，并无过多的东宫官参与，场面也远不如唐朝盛大。这是从礼法层面虚化皇太子的加冠礼，更突出东宫地位的下降。册封皇太子大礼后，皇太子要择日先朝谒景灵宫，第二日朝谒太庙、别庙，然后是到德寿宫行谢礼。依据礼官所言，皇太子朝谒景灵宫用常服，“朝谒太庙、别庙，当衮冕，乘金辂，设仗。”但皇太子认为“乘辂、设仗，虽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最终此礼被罢免。在礼仪规格方面，皇太子的礼仪规格不断下降，更不见东宫官随行。礼仪方面的简化更是突显东宫地位下降，表明宋代的东宫已不能再如“小朝廷”一样运行，而是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 唐代设东宫十率，是东宫的武装力量，主要负责东宫的仪仗和警卫。太子左右卫率府与太子左右司御率府共同职掌东宫兵仗、戒卫的政令。太子左右清道率府掌管东宫内外昼夜巡查警戒的制度，以防意外。太子左右监门率府职掌东宫各宫门守卫的制度。太子左右内率府掌管东宫千牛、备身侍奉的事务，主管兵仗卫队、总领府内事务。[9]至宋代，也设置了东宫十率，但“官存而无职司”。太子诸率府率、副率名义上是东宫的仗卫，负责导引，实际上不掌管任何事务，仅作为太子的僚属或用作朝会列班。又因太子即位而省，“中兴后不置，惟以监门率府副率为环卫阶官”。南宋时，太子右监门率府率和副率属于环卫官。而且宋代十率府的府率、副率等官职多作为官员的除授或责降，主要授予宗室和外臣。东宫十率在宋代已不是保卫东宫的武装力量，仅作为为太子僚属或朝会列班之用，具有导引仪仗的性质。
若皇太子武装力量扩大，势必会引起储权也随之强大。从唐朝中期开始，不断抑制皇太子的权势，削弱东宫的武装力量，而且也尽量不给予太子以实际的兵权。宋太宗在处理赵元佐纵火焚宫的事情上，曾对东宫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表示担忧，在宋孝宗朝，陈亮欲激励皇帝收复故土，提议让皇太子担任抚军大将军，“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10]。此举引起宋孝宗的震怒，未被采纳。对东宫兵权的剥夺已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既要不断弱化东宫十率，也不能给予储君过大的兵权。而且三衙制度的不断发展，东宫的兵权最终全部集中到皇帝手中，东宫的武装力量尽失。宋代君臣吸取唐末五代兵变的教训，对兵权严密控制，并将此确定为治国基本原则之一[11]。
三、东宫教育职能的削弱
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皇子的教育，宋真宗时期设置了资善堂。据范帅考证，皇子在出阁前后都可在资善堂学习，也并非只有可能成为太子的皇子能进入资善堂。资善堂在宋代主要用作皇太子、皇子的就学之所，有时也用作皇太子与大臣议政或作为经筵之所。教育是资善堂的主要功能，皇子要在此学习儒家经典和史书。宋仁宗是首位在资善堂学习的皇储，此时资善堂的设置十分简单。随着资善堂不断发展完善，先后设置了资善堂翊善、资善堂赞读、资善堂直讲、皇太子宫小学教授等官职。到资善堂学习的皇子不断增多，听读礼仪也更加讲究。宋徽宗时期，宰臣和执政到资善堂见定王赵桓、嘉王赵楷之时，定王、嘉王要在堂外中门外迎揖，升堂就坐时，二王向西，宰执向东，宰执离开时二王于资善堂大门内揖送。[12]南宋时期，宋高宗在行宫门内建造书院，作为资善堂，历朝皇子也在资善堂内就读。
自古帝王即位便着手册立太子，但宋代的传统是晚立储甚至不立储。曾有学者对宋代诸帝立储情况进行了考论，认为宋代诸帝有嫡子者一般等到嫡子将近成年才立储，如宋英宗、宋徽宗和宋孝宗；无嫡子者在执政晚年建储，如宋真宗、宋神宗；无子者到执政的晚年选年长的宗室立储或者在位时不立储，如宋仁宗、宋高宗、宋宁宗、宋理宗。[13]立储时间晚，有以下几点好处：?有利于缓和皇权和储权之间的矛盾；?加强对皇储的教育，尤其是皇储的道德修养；?均衡朝堂上各方势力，避免由太子过早参政引发朝堂党派林立、父子反目的悲剧。立储时间晚也导致东宫存在的时间较短，不足以担负起对皇储教育的任务，而资善堂的设置就成为培养皇储的最佳选择。资善堂并无固定的位置，多是依据实际情况而定，也就意味着资善堂虽是皇子和皇储的教育之所，却不一定是在东宫之内。因此，对于皇储的早年教育是在统治者的安排与监督之下进行的，东宫已不能对皇储的教育做出大的贡献，对皇储的影响力不断减弱。
四、东宫独立性丧失
（一）参政议政场所的转移
皇储一旦选定，就要着手学习处理政务。由于东宫设置不断虚化，太子参政议政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资善堂不仅是皇子早年教育的场所，也是太子与大臣议政的地方。宋真宗曾于天禧四年下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诸司该取旨公事仍旧进呈外，其常程事务，委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已下，就资善堂会议施行讫奏。”太子可与宰臣、枢密使在资善堂共同议政，学习从政的经验，但并没有处理政事的决策权。南宋还设置了议事堂，同資善堂类似，都是太子参政议政的场所。宋孝宗以内东门司为议事堂，但在政事处理上，由皇太子与宰执共同向皇帝奏禀取旨，皇帝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而太子只是在此政务学习而已。
唐代东宫是太子参政议政的场所，而宋代东宫参政议政的作用已被资善堂和议事堂所取代。以东宫作为参政议政的场所，是皇储掌握国家大权的开端。可是，宋代将皇储学习政务的地点转移至资善堂和议事堂，虽为皇储提供参与政务的条件，给予其参与和商议政事的权力，但并不授予其决策权，东宫的政治职能也就被架空。此举既巧妙的压缩了皇储的权力，弱化了东宫的职能，同时又能够保证对未来储君的政务培养。
（二）皇储尹京
唐代东宫能够独立运行，尤其是太子监国时，国家运行体制就被纳入东宫系统。此时，东宫成为处理国家政务的权力中心。由于受五代时期皇储尹京方式的影响，宋代罕有太子监国的惯例，多以太子尹京。至道元年，宋太宗令皇太子赵恒判开封府，有司上奏“伏缘皇太子兼判开封府，其所上表状即署皇太子位，其当申中书、枢密院状，祗判官等署，余断案及处分公事并画诺。”太子虽然是开封府的府尹，但权力有限，只能处理一些小事务。开封府的具体事务仍由权知开封府事负责处理，太子作为名义上的府尹，主要是学习如何处理政务。南宋时期，宋孝宗以皇太子赵惇为临安府尹，东宫作为太子处理政务的场所。这是由于临安府距离遥远，才特许太子可在东宫处理政务。但实际的执行情况与北宋相同，皇太子仅是临安府的挂名长官，少尹才是实际的负责人。
两宋皇储尹京的方式虽略有不同，但实际的执行情况是一样的。皇太子尹京时，都只是名义上的挂名。而且不能使用东宫官署，政务必须交由开封府或临安府之内的官员打理。同唐代东宫相比，宋代东宫在皇储尹京时，部分职能被开封府和临安府所分担，逐渐丧失独立运行的能力。以往东宫所拥有的权力也不断被抽离，最终都纳入到国家体制的运行之中。虽然此举使东宫独立运行的能力不断被削弱，但有利于对未来继承人的培养和统治秩序的稳定。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子居住的宫殿常被称之为东宫。东宫制度，既是历代王朝为了确保皇族政权的连续性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帝王将其嫡长子作为世袭继承人进行培养的一种制度。宋代东宫制度沿袭唐朝，但在实际执行中不断简化东宫的设置，弱化其职能，使之呈现全面虚化的结果。然而，资善堂的创设和皇储尹京的方式又使储君的教育得到保证。宋代以巧妙的制度设计剥夺了东宫独立运行的能力，使之依附于国家政权，从而保证了皇权的顺利交接和统治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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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