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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布迪厄的“文学场”为理论依托和阐释框架，李永东的“租界文化”研究将文学艺术形式与社会生产机制联系起来，避免从内部或外部的孤立视角来切割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联，置作品于客观化和物质性的考察之下，以期达到对文本的理性认知。同样，他在“家族小说”“城市想象”“半殖民文学”三个领域所取得的系列研究成果，通过文本与场域的内外辉映，以个案考察推动全局进展，这使得宏观的史学论述不乏丰盈的文学细节。他的文学批评背后始终透着他的生命体验、人文关怀和问题意识，并在一次又一次的解惑和答疑之中，完成学术生命的自我演绎。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租界文化;文学批评;李永东;半殖民;城市想象
一、租界是一种场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好比一座层林叠翠、藤蔓交错的森林迷宫，若想领略其中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妙趣，而不被困守一隅，路径的选择至关重要。李永东非常大胆地闯入“租界”这一段“具有结构性功能”的、勾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海派与京派、高雅与低俗等八方风景的隐蔽通道，从而打破了以往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开创了新的学术空间，对“租界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
李永东所界定的“租界文化”，“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其本质和特征体现在与租界现象相联系的独特的市政制度、文化体制、城市空间、市民体验和审美风尚等多个文化层面。”①作为一片移植的“飞地”“借来的时空”，以及殖民者通过复制宗主国经验而构筑的“异托邦”②，租界承载着一段华人最隐讳、最暧昧、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民族心理创伤记忆，却又颇具吊诡地产生了畸形繁荣的经济腾飞与文化振兴，并且催生了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租界提供的“十里洋场”和所谓的“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③，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现代诗派”“新感觉派”不会应运而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分之二的文学期刊和翻译作品也不会出版发行，半数以上的民国作家将失去他们的寄居地。④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⑤，改变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风貌和流向。因此，租界研究可被视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对于重新认识和评判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租界本身也是一种“场域”。何谓“场域”？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看，场域可被定义为客观关系网络，进而言之，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也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与此相连的诸多因素。以布迪厄的“文学场”为理论依托和阐释框架，李永东的租界研究将文学艺术形式与社会生产机制联系起来，避免从内部或外部的孤立视角来切割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联，置作品于客观化和物质性的考察之下，以期达到对文本的理性认知，这对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无非比寻常的现实意义。
正如历史学家唐振常所指出，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远比它的精神层面更易被国人所接纳。其接受步骤明显遵循着一个典型模式：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⑥因此并不奇怪，“东方巴黎”何以聚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浪漫文人”“跳舞场里的前进作家”。也是鉴于租界相对自由的语境、规模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颇有声势的资产阶级阶层，以及冒险投机成风、贫富差距激增、民族意识高涨等等社会因素，上海注定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诞生之地。不过，左倾思想与咖啡馆、女招待相映成趣的话语情境，令左翼作家从一开始就在小资情调与无产阶级文艺理念之间左右摇摆，也就不难理解，1928年的革命文学为什么陷入了“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李永东的专著《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⑦以及修订版《租界文化与1930年代中国文学》⑧首次从“租界文化”的角度对1930年代中国文学做出了探索性的研究：系统梳理了租界文化语境下1930年代文学的特征，全面论证了左翼文学等思潮流派的生成、特质与租界文化的关系，读来有理有据，新意迭出。
二、文本分析与场域考察并重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重写文学史”“重读经典”“重返现场”的呼声渐高，文学史写作似乎已从固化的革命史或现代性逻辑中游离出来，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趋向综合的历史文化学科、百科全书式的“大文学史”转型。然而，这种高屋建瓴、纵横跨界的总体视域的建构却往往造成了“文学性”或“人文性”的稀薄。李欧梵说：“美国学者不论是何门何派或引用了任何理论，很少是从‘宏观’或文学史出发的，反而一切都从文本细读开始，所谓‘文本细读’这个‘新批评’的字眼，早已根深蒂固，只不过现在不把以前那种细读方法‘禁锢’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之中而已。可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传统——至少在现当代文学中——一向是‘宏观’挂帅，先从文学史着手，反而独缺精读文本的训练，因此我得出一个悖论：越是‘后现代’，越需要精读文本，精读之后才能演化出其他理论招数来。”⑨
上述好高骛远的理论弊病被李永东规避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布迪厄的“文学场”方法本身就可以打通传统的内部文学研究与外部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场的概念有助于超越内部阅读和外部分析之间的对立，丝毫不会丧失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种方法的成果和要求。”{10}另一方面，李永东的文学空间透视始终是以作家作品为本，最关注的是租界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例如他怀着探究历史真相的学术热情，对鲁迅、沈从文、茅盾等著名作家租界时期创作风格的嬗变做出揭秘性的解读。
众所周知，自1927年之后，鲁迅几乎不再从事虚构性的、隐喻性的小说和诗歌创作，而是完全投入单一的杂文写作，被卷进一场混乱的“声音的战争”{11}。他的论敌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的新生一代，以及现代评论派的学者型作家，例如：陈源、胡适、徐志摩、顾颉刚和梁实秋{12}。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不断有新的文学个体或流派卷入其中。其中不乏理智、文明的批评，但后来慢慢失去节制，转为琐碎无聊的个人攻击。鲁迅几乎是一人独战群雄。张枣认为，“通过这场论争，他的杂文艺术在‘一个也不原谅’的口号下不仅发挥到了外科手术的精准程度，成功地将大多数对手逼进哑口无言的绝境，而且还发展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最为成熟、备受欢迎的文类。只是鲁迅本人同时也受到了永不愈合的伤害：他失去了他的多声部的声音，其复调结构大大受损，这让他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危机”{13}。 为什么1930年代的上海成就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却压制了鲁迅的文学想象呢？对此，李永东的解释是：“租界本来是以英美的文化和制度为主导模式。然而，由于留学背景和个性气质的影响，鲁迅对英美的绅士风度和现代文化缺乏好感。”{14}当鲁迅把自己的身影混入租界化的上海后，“他的创作心境似乎与这个世界还不能息息相通，往日的乡土创作路子与租界光怪陆离、万象杂陈、中西杂糅的气氛似乎不大合拍，这里似乎没有‘铁屋子’需要摧毁，这里的民众似乎也有个体自我意识，不需要心灵的导师”，虽说他延续了前期批判国民性的文风，但“由于上海租界的存在时间不算长，其市民劣根性难免显得浅薄浮化，鲁迅的批判也就难得有大气度”{15}。
看来，作家创作与文学场域也象植物生长与水土环境的关系一样微妙。据王鼎钧回忆，他1949年初到台湾之时，“投枪”和“匕首”之类的辛辣短文依然盛行，被称为“鲁系杂文”。“虽然鲁迅连名字都是违禁品，他的风格和思想却有继承者大量繁殖”{16}。不过，进入1970年代，台湾的经济腾飞带来气象更新，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也是大势所趋，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就只能埋在线装书里。“鲁系杂文”也已退潮，报上的“小方块”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悻悻’不见了，‘彬彬’来眼前，血性减少，情趣增加，杀气减少，逸气增加，武断减少，商量增加。眼见他以谈天代骂阵，以天女散花代金刚怒目，以轻裘缓带代披甲戴盔，以与人为善代嫉恶如仇，以春风江南代秋风塞北，如是等等，不一而足。”{17}王鼎钧的观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1930年代的上海租界文学的流脉在战后台湾有了后续性的发展，同时说明场域的变化也会对文学形式产生深刻的影響。
三、家族·城市·国家
就某种程度而言，李永东第二部与租界有关的著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18}延续了先前的思路：文本分析与场域考察并重，以个案研究推动全局进展，这使得宏观的史学论述不乏丰盈的文学细节。但与《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相比，该著述在时间跨度、学术视野、理论阐释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较大的拓展，从而带来有效的洞见：租界文化语境促成了晚清小说风貌的嬗变，产生了“五四”文学革命酝酿和发动的必要空间，影响了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心理机制，引导了中国乌托邦叙事的方向和样态，决定了国产电影的故事模式和格调趣味，制约了孤岛文学的观念形态和话语策略。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曾言：“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为一本书。”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租界的存在是为了成为一部文学史。”假如没有租界，中国现代文学史势必改写。正是在租界研究的基础之上，李永东2015年进一步提出，“半殖民性不仅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特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特性，半殖民与解殖民构成了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19}。该观点一经阐发，立刻引发以“70后”为主的一批学者展开讨论。围绕此话题，李永东在《天津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湘潭大学学报》等期刊组织了专题讨论，贾振勇、熊辉、马兵、刘永春、张武军、刘永丽、杨经建、王再兴、于相风等学者发表了相关论文，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新颖且具有很大开拓空间的学术命题，为重新理解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观念、新思路。李永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的《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身份焦虑、民族认同与洋装政治：以创造社作家为例》《鲁迅与“西崽”：半殖民文化的焦虑与民族主义的批判》《殖民的“帝国”与半殖民地的殖民意愿》等系列论文，侧重从“内部历史”“心态史”来考察半殖民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对帝国主义的姿态，进入了现代中国文学生产的深层文化机制。例如，李永东的“假洋鬼子”研究通向了对“半殖民中国文化转型中的意愿分歧与西化病症”{20}的深度解读。
除了“租界文学”“半殖民文学”之外，李永东关于“城市想象”“家族小说”的研究也颇有创见。从表面上看，几个系列之间似乎并无关联，但无论“城市”还是“家族”，都同租界一样构成一个场域。租界是“城”中之“城”;家族也是一座戒备森严、等级有序的“城”，“这座‘城’在现代文化转型期不断受到来自‘城外’的侵蚀和攻击，解构的力量来自西方新思潮、解放区新政权以及各种战乱等等。传统家族在‘城外’力量的围攻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城内’的人为‘城外’的力量所召唤、催迫，有的逃出，有的背叛，有的坚守，有的动摇，演出了一出现代‘围城故事’”{21}。
李永东自称正是年少时候的乡村体验，让他对家族小说情有独钟，学术起步时就选择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后来出于“创新性”的考虑，才置身十里洋场，至今未能脱身。但无论何种场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李永东说：“近年我所做的关于租界文化与近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以及中国城市的文学想象的研究，都与我的乡村经验有关，与我的家族记忆有关。”{22}现代三十年，是传统家族解构的三十年，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三十年。这三十年的转型对于未来的很多发展都是决定性的。文学文本保留了转型时期的记忆;而文学批评所要做的，就是还原记忆并反思历史。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寓居美国的张爱玲写过一份英文《自白》，对“五四”以来的左翼思潮做出过这样的反省：“在向内生长的近代儒学主义最后的崩溃之中，有些中国人在盛行的物质虚无主义里寻找出路，相信了共产主义。就许多其他人而言，共产党统治也比回转到旧秩序要好得多，不过是以较大的血亲——国家——来取代家庭，编纳了我们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宗教：国家主义。我最关切两者之间那几十年：荒废、最终的狂闹、混乱，以及焦灼不安的个人主义的那些年。在过去千年与未来或许几百年之间，那几十年短得可怜。然而中国未来任何变化，都可能萌芽于那浅尝即止的自由……”{23}
从家族小说到租界文化，再到城市想象、半殖民文学，李永东文学批评背后始终透着他的生命体验、人文关怀和问题意识。这让他的思考总能触到时代的痛感神经。例如“城市想象”系列，他的代表性成果《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24}首次对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整体研究，阐释了中国、日本、西方作家的书写差异，以诗证史，对近年的创作倾向进行了反思。其中心设问为：文学到底该如何记忆、再现南京大屠杀？民族国家观念该如何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 王鼎钧曾说，南京大屠杀有三个阶段：第一，抗战文宣中的大屠杀，“目的在激起报仇雪恨的义愤，情绪挂帅，立场至上”;第二，历史记述中的大屠杀，横看成岭侧成峰，“以致于衍化出‘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屠杀’两个观念”，死难者人数竟有34万人和3万多人这九倍之差，经验主义和证据主义两相矛盾;第三，艺术作品中的大屠杀，“历史经过不可再现，文宣功效不能长久，艺术能昭告天下，各种偏见藩篱都不能拦阻”。{25}然而，艺术果真如此超脱？对此，李永东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经研究发现：“不同时期的中外作家介入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方式和力度千差万别，大屠杀甚至成了民族国家观念角逐的战场”，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中国人为受难主体的南京大屠杀，在进入小说后，很多时候承载、舒张的却不是中国的价值理想和民族精神，而是基督教义、女性主义和西方正义形象。我们的苦难历史自觉不自觉被全球化和世界主义遮蔽了”{26}。由此，李永东指出，“南京大屠杀文学叙事应对以消费主义姿态把民族劫难隐私化、情色化的写作方式保持高度警惕”{27}。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分别转载了该文;因话题在国家文化战略层面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特别策划”了“基于史实的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的专题讨论，用三个专版刊发了该文的縮写版和另外七位学者的文章。
“疑惑像鬼魂一样追逐着我们”{28}，面对疑惑，李永东毫不退缩，而是用他丰沛的元气去寻求答案。他的著述资料绵密、观点新颖、论述严谨，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解惑和答疑之中，他完成了学术生命的自我演绎。
注释：
①⑧{14}{15}李永东：《租界文化与1930年代中国文学》，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第216页、第218-219页。
②“异托邦”（heterotopias）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概念，福柯认为殖民地也是一种异托邦。参见[法]福柯著，王喆译：《另类空间》，《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③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载1933年11月1日《现代》4卷1期。
④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7页。
⑤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⑥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1期。
⑦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⑨李欧梵：《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一）》，[美]克林斯·布鲁克斯著，郭乙瑶、王楠、姜小卫等译，陈永国校：《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⑩[法]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1}关于鲁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坛论战，陈村称之为“声音的战争”，参见陈村：《声音的战争——鲁迅的论争》，《西北风》1998年第8期。
{12}陈思和：《鲁迅的骂人》，《思想的境界》1999年第22期。
{13}Zhang Zao. Gedicht Chinas-Untersuchungen zur literarisc
hen Modernit t， Eisingen： Heiderhoff Verlag， 2008. s. 70.
{16}王鼎钧：《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8页。
{17}王鼎钧：《杂文在台湾（外一篇）》，《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22日。
{18}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9}李永东：《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20}李永东：《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21}{22}李永东：《颓败的家族：家族小说的文化与叙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页、第190页。
{23}张爱玲著，高全之译：《自白》，参见高全之：《张爱玲学》，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24}{26}{27}李永东：《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25}乔再生：《误落尘网三十年？——王鼎钧和他的杂文》，隐地编：《王鼎钧书话》，台北尔雅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160页。
{28}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后记》，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租界文化;文学批评;李永东;半殖民;城市想象
一、租界是一种场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好比一座层林叠翠、藤蔓交错的森林迷宫，若想领略其中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妙趣，而不被困守一隅，路径的选择至关重要。李永东非常大胆地闯入“租界”这一段“具有结构性功能”的、勾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海派与京派、高雅与低俗等八方风景的隐蔽通道，从而打破了以往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开创了新的学术空间，对“租界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
李永东所界定的“租界文化”，“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其本质和特征体现在与租界现象相联系的独特的市政制度、文化体制、城市空间、市民体验和审美风尚等多个文化层面。”①作为一片移植的“飞地”“借来的时空”，以及殖民者通过复制宗主国经验而构筑的“异托邦”②，租界承载着一段华人最隐讳、最暧昧、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民族心理创伤记忆，却又颇具吊诡地产生了畸形繁荣的经济腾飞与文化振兴，并且催生了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租界提供的“十里洋场”和所谓的“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③，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现代诗派”“新感觉派”不会应运而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分之二的文学期刊和翻译作品也不会出版发行，半数以上的民国作家将失去他们的寄居地。④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⑤，改变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风貌和流向。因此，租界研究可被视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对于重新认识和评判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租界本身也是一种“场域”。何谓“场域”？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看，场域可被定义为客观关系网络，进而言之，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也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与此相连的诸多因素。以布迪厄的“文学场”为理论依托和阐释框架，李永东的租界研究将文学艺术形式与社会生产机制联系起来，避免从内部或外部的孤立视角来切割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联，置作品于客观化和物质性的考察之下，以期达到对文本的理性认知，这对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无非比寻常的现实意义。
正如历史学家唐振常所指出，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远比它的精神层面更易被国人所接纳。其接受步骤明显遵循着一个典型模式：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⑥因此并不奇怪，“东方巴黎”何以聚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浪漫文人”“跳舞场里的前进作家”。也是鉴于租界相对自由的语境、规模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颇有声势的资产阶级阶层，以及冒险投机成风、贫富差距激增、民族意识高涨等等社会因素，上海注定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诞生之地。不过，左倾思想与咖啡馆、女招待相映成趣的话语情境，令左翼作家从一开始就在小资情调与无产阶级文艺理念之间左右摇摆，也就不难理解，1928年的革命文学为什么陷入了“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李永东的专著《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⑦以及修订版《租界文化与1930年代中国文学》⑧首次从“租界文化”的角度对1930年代中国文学做出了探索性的研究：系统梳理了租界文化语境下1930年代文学的特征，全面论证了左翼文学等思潮流派的生成、特质与租界文化的关系，读来有理有据，新意迭出。
二、文本分析与场域考察并重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重写文学史”“重读经典”“重返现场”的呼声渐高，文学史写作似乎已从固化的革命史或现代性逻辑中游离出来，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趋向综合的历史文化学科、百科全书式的“大文学史”转型。然而，这种高屋建瓴、纵横跨界的总体视域的建构却往往造成了“文学性”或“人文性”的稀薄。李欧梵说：“美国学者不论是何门何派或引用了任何理论，很少是从‘宏观’或文学史出发的，反而一切都从文本细读开始，所谓‘文本细读’这个‘新批评’的字眼，早已根深蒂固，只不过现在不把以前那种细读方法‘禁锢’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之中而已。可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传统——至少在现当代文学中——一向是‘宏观’挂帅，先从文学史着手，反而独缺精读文本的训练，因此我得出一个悖论：越是‘后现代’，越需要精读文本，精读之后才能演化出其他理论招数来。”⑨
上述好高骛远的理论弊病被李永东规避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布迪厄的“文学场”方法本身就可以打通传统的内部文学研究与外部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场的概念有助于超越内部阅读和外部分析之间的对立，丝毫不会丧失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种方法的成果和要求。”{10}另一方面，李永东的文学空间透视始终是以作家作品为本，最关注的是租界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例如他怀着探究历史真相的学术热情，对鲁迅、沈从文、茅盾等著名作家租界时期创作风格的嬗变做出揭秘性的解读。
众所周知，自1927年之后，鲁迅几乎不再从事虚构性的、隐喻性的小说和诗歌创作，而是完全投入单一的杂文写作，被卷进一场混乱的“声音的战争”{11}。他的论敌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的新生一代，以及现代评论派的学者型作家，例如：陈源、胡适、徐志摩、顾颉刚和梁实秋{12}。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不断有新的文学个体或流派卷入其中。其中不乏理智、文明的批评，但后来慢慢失去节制，转为琐碎无聊的个人攻击。鲁迅几乎是一人独战群雄。张枣认为，“通过这场论争，他的杂文艺术在‘一个也不原谅’的口号下不仅发挥到了外科手术的精准程度，成功地将大多数对手逼进哑口无言的绝境，而且还发展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最为成熟、备受欢迎的文类。只是鲁迅本人同时也受到了永不愈合的伤害：他失去了他的多声部的声音，其复调结构大大受损，这让他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危机”{13}。 为什么1930年代的上海成就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却压制了鲁迅的文学想象呢？对此，李永东的解释是：“租界本来是以英美的文化和制度为主导模式。然而，由于留学背景和个性气质的影响，鲁迅对英美的绅士风度和现代文化缺乏好感。”{14}当鲁迅把自己的身影混入租界化的上海后，“他的创作心境似乎与这个世界还不能息息相通，往日的乡土创作路子与租界光怪陆离、万象杂陈、中西杂糅的气氛似乎不大合拍，这里似乎没有‘铁屋子’需要摧毁，这里的民众似乎也有个体自我意识，不需要心灵的导师”，虽说他延续了前期批判国民性的文风，但“由于上海租界的存在时间不算长，其市民劣根性难免显得浅薄浮化，鲁迅的批判也就难得有大气度”{15}。
看来，作家创作与文学场域也象植物生长与水土环境的关系一样微妙。据王鼎钧回忆，他1949年初到台湾之时，“投枪”和“匕首”之类的辛辣短文依然盛行，被称为“鲁系杂文”。“虽然鲁迅连名字都是违禁品，他的风格和思想却有继承者大量繁殖”{16}。不过，进入1970年代，台湾的经济腾飞带来气象更新，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也是大势所趋，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就只能埋在线装书里。“鲁系杂文”也已退潮，报上的“小方块”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悻悻’不见了，‘彬彬’来眼前，血性减少，情趣增加，杀气减少，逸气增加，武断减少，商量增加。眼见他以谈天代骂阵，以天女散花代金刚怒目，以轻裘缓带代披甲戴盔，以与人为善代嫉恶如仇，以春风江南代秋风塞北，如是等等，不一而足。”{17}王鼎钧的观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1930年代的上海租界文学的流脉在战后台湾有了后续性的发展，同时说明场域的变化也会对文学形式产生深刻的影響。
三、家族·城市·国家
就某种程度而言，李永东第二部与租界有关的著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18}延续了先前的思路：文本分析与场域考察并重，以个案研究推动全局进展，这使得宏观的史学论述不乏丰盈的文学细节。但与《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相比，该著述在时间跨度、学术视野、理论阐释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较大的拓展，从而带来有效的洞见：租界文化语境促成了晚清小说风貌的嬗变，产生了“五四”文学革命酝酿和发动的必要空间，影响了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心理机制，引导了中国乌托邦叙事的方向和样态，决定了国产电影的故事模式和格调趣味，制约了孤岛文学的观念形态和话语策略。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曾言：“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为一本书。”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租界的存在是为了成为一部文学史。”假如没有租界，中国现代文学史势必改写。正是在租界研究的基础之上，李永东2015年进一步提出，“半殖民性不仅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特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特性，半殖民与解殖民构成了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19}。该观点一经阐发，立刻引发以“70后”为主的一批学者展开讨论。围绕此话题，李永东在《天津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湘潭大学学报》等期刊组织了专题讨论，贾振勇、熊辉、马兵、刘永春、张武军、刘永丽、杨经建、王再兴、于相风等学者发表了相关论文，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新颖且具有很大开拓空间的学术命题，为重新理解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观念、新思路。李永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的《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身份焦虑、民族认同与洋装政治：以创造社作家为例》《鲁迅与“西崽”：半殖民文化的焦虑与民族主义的批判》《殖民的“帝国”与半殖民地的殖民意愿》等系列论文，侧重从“内部历史”“心态史”来考察半殖民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对帝国主义的姿态，进入了现代中国文学生产的深层文化机制。例如，李永东的“假洋鬼子”研究通向了对“半殖民中国文化转型中的意愿分歧与西化病症”{20}的深度解读。
除了“租界文学”“半殖民文学”之外，李永东关于“城市想象”“家族小说”的研究也颇有创见。从表面上看，几个系列之间似乎并无关联，但无论“城市”还是“家族”，都同租界一样构成一个场域。租界是“城”中之“城”;家族也是一座戒备森严、等级有序的“城”，“这座‘城’在现代文化转型期不断受到来自‘城外’的侵蚀和攻击，解构的力量来自西方新思潮、解放区新政权以及各种战乱等等。传统家族在‘城外’力量的围攻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城内’的人为‘城外’的力量所召唤、催迫，有的逃出，有的背叛，有的坚守，有的动摇，演出了一出现代‘围城故事’”{21}。
李永东自称正是年少时候的乡村体验，让他对家族小说情有独钟，学术起步时就选择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后来出于“创新性”的考虑，才置身十里洋场，至今未能脱身。但无论何种场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李永东说：“近年我所做的关于租界文化与近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以及中国城市的文学想象的研究，都与我的乡村经验有关，与我的家族记忆有关。”{22}现代三十年，是传统家族解构的三十年，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三十年。这三十年的转型对于未来的很多发展都是决定性的。文学文本保留了转型时期的记忆;而文学批评所要做的，就是还原记忆并反思历史。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寓居美国的张爱玲写过一份英文《自白》，对“五四”以来的左翼思潮做出过这样的反省：“在向内生长的近代儒学主义最后的崩溃之中，有些中国人在盛行的物质虚无主义里寻找出路，相信了共产主义。就许多其他人而言，共产党统治也比回转到旧秩序要好得多，不过是以较大的血亲——国家——来取代家庭，编纳了我们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宗教：国家主义。我最关切两者之间那几十年：荒废、最终的狂闹、混乱，以及焦灼不安的个人主义的那些年。在过去千年与未来或许几百年之间，那几十年短得可怜。然而中国未来任何变化，都可能萌芽于那浅尝即止的自由……”{23}
从家族小说到租界文化，再到城市想象、半殖民文学，李永东文学批评背后始终透着他的生命体验、人文关怀和问题意识。这让他的思考总能触到时代的痛感神经。例如“城市想象”系列，他的代表性成果《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24}首次对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整体研究，阐释了中国、日本、西方作家的书写差异，以诗证史，对近年的创作倾向进行了反思。其中心设问为：文学到底该如何记忆、再现南京大屠杀？民族国家观念该如何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 王鼎钧曾说，南京大屠杀有三个阶段：第一，抗战文宣中的大屠杀，“目的在激起报仇雪恨的义愤，情绪挂帅，立场至上”;第二，历史记述中的大屠杀，横看成岭侧成峰，“以致于衍化出‘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屠杀’两个观念”，死难者人数竟有34万人和3万多人这九倍之差，经验主义和证据主义两相矛盾;第三，艺术作品中的大屠杀，“历史经过不可再现，文宣功效不能长久，艺术能昭告天下，各种偏见藩篱都不能拦阻”。{25}然而，艺术果真如此超脱？对此，李永东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经研究发现：“不同时期的中外作家介入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方式和力度千差万别，大屠杀甚至成了民族国家观念角逐的战场”，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中国人为受难主体的南京大屠杀，在进入小说后，很多时候承载、舒张的却不是中国的价值理想和民族精神，而是基督教义、女性主义和西方正义形象。我们的苦难历史自觉不自觉被全球化和世界主义遮蔽了”{26}。由此，李永东指出，“南京大屠杀文学叙事应对以消费主义姿态把民族劫难隐私化、情色化的写作方式保持高度警惕”{27}。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分别转载了该文;因话题在国家文化战略层面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特别策划”了“基于史实的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的专题讨论，用三个专版刊发了该文的縮写版和另外七位学者的文章。
“疑惑像鬼魂一样追逐着我们”{28}，面对疑惑，李永东毫不退缩，而是用他丰沛的元气去寻求答案。他的著述资料绵密、观点新颖、论述严谨，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解惑和答疑之中，他完成了学术生命的自我演绎。
注释：
①⑧{14}{15}李永东：《租界文化与1930年代中国文学》，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第216页、第218-219页。
②“异托邦”（heterotopias）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概念，福柯认为殖民地也是一种异托邦。参见[法]福柯著，王喆译：《另类空间》，《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③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载1933年11月1日《现代》4卷1期。
④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7页。
⑤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⑥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1期。
⑦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⑨李欧梵：《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一）》，[美]克林斯·布鲁克斯著，郭乙瑶、王楠、姜小卫等译，陈永国校：《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⑩[法]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1}关于鲁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坛论战，陈村称之为“声音的战争”，参见陈村：《声音的战争——鲁迅的论争》，《西北风》1998年第8期。
{12}陈思和：《鲁迅的骂人》，《思想的境界》1999年第22期。
{13}Zhang Zao. Gedicht Chinas-Untersuchungen zur literarisc
hen Modernit t， Eisingen： Heiderhoff Verlag， 2008. s. 70.
{16}王鼎钧：《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8页。
{17}王鼎钧：《杂文在台湾（外一篇）》，《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22日。
{18}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9}李永东：《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20}李永东：《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21}{22}李永东：《颓败的家族：家族小说的文化与叙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页、第190页。
{23}张爱玲著，高全之译：《自白》，参见高全之：《张爱玲学》，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24}{26}{27}李永东：《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25}乔再生：《误落尘网三十年？——王鼎钧和他的杂文》，隐地编：《王鼎钧书话》，台北尔雅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160页。
{28}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后记》，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