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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新宣传话语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善于统一党内思想，对外展现完整统一话语形象，不断增强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度。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对于当前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话语权;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1-0015-03
从历史上看，一个政党能否取得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根本取决于这个政党所秉持的意识形态是否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要求以及社会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中获得最终胜利，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用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着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应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群众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形成了一系列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话语体系建设的有益经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当时中国共产党话语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独立自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新宣传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国革命都受到了共产国际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总体上看，当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客观、冷静而不是盲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展工作时，中国革命就能顺利推进，党在革命进程中就比较主动，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形势变化，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策略和口号，引领革命向前发展，并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革命主导权，并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反之，脱离中国实际，奉行教条主义，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就会让党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据此而提出的政策、策略和口号就难以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实际，难以准确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给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相当大的损害，也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处于比较被动、困难的局面。
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1930年，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当时中共中央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事实上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并不相符合。一是因为当时地处湘赣地区的红军尚无力影响北部边境的苏联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二是因为当时苏联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其实质是争夺他们各自在中国的特权，都侵害了中国的利益。因此，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既不符合一般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也给国民党反共提供了口实，导致党在国內外舆论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也给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使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流于表面，缺乏现实可行性，最终损害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又如，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他盲目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口号既不符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具体实际，又实质上会削弱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当时，国共合作是“在各自保持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各自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情况下，由两党代表遇事磋商谈判的特殊党外合作形式。”[1]这样一种形式是符合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现实实力和革命利益的，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停止内战，集中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另一方面也能有效防范国民党借机削弱共产党的影响力。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仅不利于国共合作抗日，而且事实上损害了党领导的抗战局面。
上述两例虽然发生在不同时期，但都从反面证明，如果放弃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就不可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策略和口号，就难以指导革命取得胜利，也难以对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话语权就会遭到削弱。面对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批评犯教条主义毛病的人，“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但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列主义）对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2]，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他把那些认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不胜利的看法，批评为“保守路线”，并认为“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3]。通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党内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共识，并依据这个基本原则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比如，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等话语。这些话语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愿望和要求，有力地回击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力地回击了外部因素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预。这些话语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反映了当时广大党员和战士的意愿，用这些话语充实起来的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就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和号召力，极大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内外的威信和影响力。
二、坚持实事求是，秉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开展话语权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逐渐走向成熟。要顺利推进革命向前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防范和反对不顾革命客观条件，制定和实施“左”的冒险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又要防范和抵制看不到革命有利形势的右的保守主义。为使“实事求是”真正落实到党的各项工作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正确处理革命中的“理”“利”与“节”三者的关系。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4]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揭示了革命斗争中“理、利、节”三者的辩证关系，深化了人们对“实事求是”本质特征的认识。 “理”与“利”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但是，毛泽东同志给它们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应用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在宋明理学那里，“理”不仅是本体论的核心范畴，也是认识论的核心范畴，主要是指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同志对“理”的认识，视野更为开阔。他不仅用“理”来表征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而且来表征事物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他提出“有理”这个范畴，一方面强调当人们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并据此指导实践时，实践活动便具有了科学性;另一方面，因为掌握了事物的规律性，当人们按照客观发展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具有了正当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我们的事业是这样的具备正义性，那么，我们的要求是一定要实现，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5]所以，“有理”这个范畴，既表征实践活动的“科学性”，又表征其“正当性”。“利”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往往与“义”作为一对矛盾范畴被讨论，主要是指各种利益形式。在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利”并非指个人利益，而是指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他所强调的“有利”，实质是强调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利益要求。正如他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错误主张时所指出的，“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4]毛泽东同志不仅拓展了对“理”和“利”内涵的认识，而且将“利”与“理”作为一对矛盾范畴提出，一定意义上讲，就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转换为“理利之辩”。这种转换拓展了“义利之辩”内涵，为正确解决两者的矛盾创造了新条件。儒家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义与利的对抗性矛盾。而“理与利”的关系不仅具有对抗性，也具有非对抗性，即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当人们按照客观规律去实践，“有理”而行，就能推动事业发展，实现“有利”。为解决“理与利”可能的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同志便引入了“节”这个范畴。“节”这个范畴是强调要把握事物发生转变的平衡点。毛泽东同志将“节”引入“理利”的关系之中，形成“理、利、节”三者的辩证结构，从而确保“理”和“利”处于平衡互动的状态，避免“理”或“利”任何一方走向极端相互摧毁。
“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原则提出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思想方法，并在1945年揭露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的舆论战中得到成功应用，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当时，蒋介石企图通过提出的“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等口号，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撤销地方政权。面对国民党所设立的话语陷阱和发动的舆论攻势，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直接反对国民党的口号，而是提出了“民主、进步、团结”政治主张来予以应对。因为当时的普通大众和一些民主党派对所谓“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这些口号所隐藏的政治图谋还缺乏认识，如果简单反对“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等口号容易在民众中产生误解。而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进步、团结”，不仅强调战后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要能推动“民主、进步、团结”，而且强调只有先实现“政治民主化”，才可能为和平建国和军队国家化创造前提条件，这样一来，就将国民党根本无意于推动“政治民主化”的真实面目暴露在人民面前。在这场舆论战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坚持了原则，又表现出了灵活性，不仅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政治伎俩，而且教育了人民，提高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认同。因此，可以说，“有理、有利、有节”的提出，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舆论斗争和话语权斗争的重要方法。
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通过党内思想工作对外展现完整统一话语形象
“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是我们党抓自身建设的重要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了党内错误，最终从各种左的、右的错误中拨乱反正，确保党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确保广大党员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形成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合力。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党内几次路线斗争，逐渐走向成熟，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从而能正视错误、纠正错误。比如在1929年，当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部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在内部争论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一度受到压制，不仅导致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遭受挫折，在军事上也导致了失利。为了推动红四军的发展，当年12月在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批评，广大黨员和干部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认识，增强了政治素质，部队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古田会议决议也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纲领性文献。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比如1935年的遵义会议、194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都充分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批判，广大党员、干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更加自觉地抵制各种左的、右的错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更加成熟，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加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同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大党员的思想都自觉统一到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上来，对外宣传工作话语体系和思想政治工作话语体系协调统一，步调一致，展现了党坚强、富有战斗力的鲜明政治形象，为赢得更大范围群众的认同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和政治基础。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证明了“不善于自我批评的阶级及其政党”最终只能在政治斗争中走向没落。与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统一的政党意志不同，国民党则由于党内派系林立，各种思想混杂，权力斗争激烈，不同派别竞相发表对自己派别有利的言论，操弄政权机构出台有利于自己派别利益的政策，由此导致其话语体系混乱、矛盾，无法形成一个鲜明的统一完整的话语体系。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发表了众多声明，“它们的共同之处只是全部都提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对这些主义的解释或者由此而提倡的具体要求却各不相同，所有的声明都极为混乱。”[7]应该说，面对共产党统一完整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国民党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也曾试图加强其意识形态建设以强化其党员和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陈立夫感叹：“民生哲学系统的解释，在今日尤觉得是非常的迫切。共产党们的理论，现在在表面上的系统，已经是装饰的很好了。”[8]为了因应国民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戴季陶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阐发，并提出了所谓“孔孙道统说”和“民生哲学”。这些思想后来被蒋介石所接受，成为国民党高层实权派的新意识形态。国民党通过发起了所谓“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民众灌输所谓“孔孙道统说”和“民生哲学”。从1927年起，还利用“恢复教育权”运动，要求所有高校开设三民主义相关课程，加强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9]。但是，由于国民党内阶级成分复杂、派系林立，每种势力都试图左右国民党，造成其意识形态碎片化，根本难以形成一个真正统一完整的意识形态，其对外宣传就更加混乱矛盾。同时，由于党内权力斗争激烈，官僚主义、腐败盛行，国民党党员普遍感到“党成了空壳”，觉得国民党“大多数成员利用这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幸福而奋斗”[9]。国民党的腐败完全损耗了其意识形态的可信度，不仅民众普遍对国民党失去信任，不再相信其“说辞”，而且其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普遍缺乏认同，整个党离心力变大，呈现分崩离析趋势。近代中国政治史上的正反两个案例表明，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以及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只有建立起完整统一、科学有效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才能在舆论上赢得话语权。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全党思想，塑造完整统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形象，从而凝聚了全党的力量，也赢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同。
回顾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展望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善于有效应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指导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传播力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田克勤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25.
[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时资料（2）[C].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205.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116.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3.
[5]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2.
[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7.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424.
[8]吕厚轩，马望英.“戴季陶主义”与国民党实权派的意识形态[J].北方论丛，2008（4）.
[9][美]费正清，费维楷.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M].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40-441，160.
收稿日期：2019-07-19
基金项目：西华师范大学2017年英才科研基金项目“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权话语权建构”（17YC27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相斌（1977-），男，四川达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李小燕（1977-），女，四川宜宾人，副教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话语权;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1-0015-03
从历史上看，一个政党能否取得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根本取决于这个政党所秉持的意识形态是否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要求以及社会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中获得最终胜利，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用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着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应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群众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形成了一系列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话语体系建设的有益经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当时中国共产党话语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独立自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新宣传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国革命都受到了共产国际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总体上看，当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客观、冷静而不是盲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展工作时，中国革命就能顺利推进，党在革命进程中就比较主动，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形势变化，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策略和口号，引领革命向前发展，并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革命主导权，并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反之，脱离中国实际，奉行教条主义，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就会让党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据此而提出的政策、策略和口号就难以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实际，难以准确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给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相当大的损害，也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处于比较被动、困难的局面。
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1930年，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当时中共中央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事实上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并不相符合。一是因为当时地处湘赣地区的红军尚无力影响北部边境的苏联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二是因为当时苏联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其实质是争夺他们各自在中国的特权，都侵害了中国的利益。因此，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既不符合一般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也给国民党反共提供了口实，导致党在国內外舆论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也给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使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流于表面，缺乏现实可行性，最终损害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又如，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他盲目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口号既不符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具体实际，又实质上会削弱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当时，国共合作是“在各自保持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各自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情况下，由两党代表遇事磋商谈判的特殊党外合作形式。”[1]这样一种形式是符合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现实实力和革命利益的，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停止内战，集中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另一方面也能有效防范国民党借机削弱共产党的影响力。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仅不利于国共合作抗日，而且事实上损害了党领导的抗战局面。
上述两例虽然发生在不同时期，但都从反面证明，如果放弃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就不可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策略和口号，就难以指导革命取得胜利，也难以对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话语权就会遭到削弱。面对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批评犯教条主义毛病的人，“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但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列主义）对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2]，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他把那些认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不胜利的看法，批评为“保守路线”，并认为“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3]。通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党内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共识，并依据这个基本原则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比如，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等话语。这些话语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愿望和要求，有力地回击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力地回击了外部因素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预。这些话语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反映了当时广大党员和战士的意愿，用这些话语充实起来的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就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和号召力，极大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内外的威信和影响力。
二、坚持实事求是，秉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开展话语权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逐渐走向成熟。要顺利推进革命向前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防范和反对不顾革命客观条件，制定和实施“左”的冒险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又要防范和抵制看不到革命有利形势的右的保守主义。为使“实事求是”真正落实到党的各项工作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正确处理革命中的“理”“利”与“节”三者的关系。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4]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揭示了革命斗争中“理、利、节”三者的辩证关系，深化了人们对“实事求是”本质特征的认识。 “理”与“利”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但是，毛泽东同志给它们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应用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在宋明理学那里，“理”不仅是本体论的核心范畴，也是认识论的核心范畴，主要是指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同志对“理”的认识，视野更为开阔。他不仅用“理”来表征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而且来表征事物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他提出“有理”这个范畴，一方面强调当人们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并据此指导实践时，实践活动便具有了科学性;另一方面，因为掌握了事物的规律性，当人们按照客观发展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具有了正当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我们的事业是这样的具备正义性，那么，我们的要求是一定要实现，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5]所以，“有理”这个范畴，既表征实践活动的“科学性”，又表征其“正当性”。“利”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往往与“义”作为一对矛盾范畴被讨论，主要是指各种利益形式。在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利”并非指个人利益，而是指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他所强调的“有利”，实质是强调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利益要求。正如他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错误主张时所指出的，“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4]毛泽东同志不仅拓展了对“理”和“利”内涵的认识，而且将“利”与“理”作为一对矛盾范畴提出，一定意义上讲，就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转换为“理利之辩”。这种转换拓展了“义利之辩”内涵，为正确解决两者的矛盾创造了新条件。儒家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义与利的对抗性矛盾。而“理与利”的关系不仅具有对抗性，也具有非对抗性，即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当人们按照客观规律去实践，“有理”而行，就能推动事业发展，实现“有利”。为解决“理与利”可能的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同志便引入了“节”这个范畴。“节”这个范畴是强调要把握事物发生转变的平衡点。毛泽东同志将“节”引入“理利”的关系之中，形成“理、利、节”三者的辩证结构，从而确保“理”和“利”处于平衡互动的状态，避免“理”或“利”任何一方走向极端相互摧毁。
“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原则提出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思想方法，并在1945年揭露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的舆论战中得到成功应用，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当时，蒋介石企图通过提出的“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等口号，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撤销地方政权。面对国民党所设立的话语陷阱和发动的舆论攻势，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直接反对国民党的口号，而是提出了“民主、进步、团结”政治主张来予以应对。因为当时的普通大众和一些民主党派对所谓“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这些口号所隐藏的政治图谋还缺乏认识，如果简单反对“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等口号容易在民众中产生误解。而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进步、团结”，不仅强调战后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要能推动“民主、进步、团结”，而且强调只有先实现“政治民主化”，才可能为和平建国和军队国家化创造前提条件，这样一来，就将国民党根本无意于推动“政治民主化”的真实面目暴露在人民面前。在这场舆论战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坚持了原则，又表现出了灵活性，不仅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政治伎俩，而且教育了人民，提高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认同。因此，可以说，“有理、有利、有节”的提出，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舆论斗争和话语权斗争的重要方法。
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通过党内思想工作对外展现完整统一话语形象
“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是我们党抓自身建设的重要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了党内错误，最终从各种左的、右的错误中拨乱反正，确保党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确保广大党员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形成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合力。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党内几次路线斗争，逐渐走向成熟，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从而能正视错误、纠正错误。比如在1929年，当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部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在内部争论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一度受到压制，不仅导致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遭受挫折，在军事上也导致了失利。为了推动红四军的发展，当年12月在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批评，广大黨员和干部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认识，增强了政治素质，部队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古田会议决议也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纲领性文献。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比如1935年的遵义会议、194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都充分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批判，广大党员、干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更加自觉地抵制各种左的、右的错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更加成熟，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加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同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大党员的思想都自觉统一到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上来，对外宣传工作话语体系和思想政治工作话语体系协调统一，步调一致，展现了党坚强、富有战斗力的鲜明政治形象，为赢得更大范围群众的认同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和政治基础。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证明了“不善于自我批评的阶级及其政党”最终只能在政治斗争中走向没落。与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统一的政党意志不同，国民党则由于党内派系林立，各种思想混杂，权力斗争激烈，不同派别竞相发表对自己派别有利的言论，操弄政权机构出台有利于自己派别利益的政策，由此导致其话语体系混乱、矛盾，无法形成一个鲜明的统一完整的话语体系。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发表了众多声明，“它们的共同之处只是全部都提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对这些主义的解释或者由此而提倡的具体要求却各不相同，所有的声明都极为混乱。”[7]应该说，面对共产党统一完整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国民党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也曾试图加强其意识形态建设以强化其党员和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陈立夫感叹：“民生哲学系统的解释，在今日尤觉得是非常的迫切。共产党们的理论，现在在表面上的系统，已经是装饰的很好了。”[8]为了因应国民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戴季陶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阐发，并提出了所谓“孔孙道统说”和“民生哲学”。这些思想后来被蒋介石所接受，成为国民党高层实权派的新意识形态。国民党通过发起了所谓“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民众灌输所谓“孔孙道统说”和“民生哲学”。从1927年起，还利用“恢复教育权”运动，要求所有高校开设三民主义相关课程，加强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9]。但是，由于国民党内阶级成分复杂、派系林立，每种势力都试图左右国民党，造成其意识形态碎片化，根本难以形成一个真正统一完整的意识形态，其对外宣传就更加混乱矛盾。同时，由于党内权力斗争激烈，官僚主义、腐败盛行，国民党党员普遍感到“党成了空壳”，觉得国民党“大多数成员利用这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幸福而奋斗”[9]。国民党的腐败完全损耗了其意识形态的可信度，不仅民众普遍对国民党失去信任，不再相信其“说辞”，而且其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普遍缺乏认同，整个党离心力变大，呈现分崩离析趋势。近代中国政治史上的正反两个案例表明，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以及宣传思想工作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只有建立起完整统一、科学有效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才能在舆论上赢得话语权。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全党思想，塑造完整统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形象，从而凝聚了全党的力量，也赢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同。
回顾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展望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善于有效应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指导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传播力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田克勤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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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7.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424.
[8]吕厚轩，马望英.“戴季陶主义”与国民党实权派的意识形态[J].北方论丛，2008（4）.
[9][美]费正清，费维楷.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M].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40-441，160.
收稿日期：2019-07-19
基金项目：西华师范大学2017年英才科研基金项目“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权话语权建构”（17YC27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相斌（1977-），男，四川达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李小燕（1977-），女，四川宜宾人，副教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