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西方人研究政治，不说则已，一说就是选举。说来惭愧，中国人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说到选举，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
　　选举在中国的语汇里，是选拔官员的意思，多数时候意味着考试。各种正史里都有选举志，内容都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和相关事宜。这种选举，大体上是自上而下的。这跟西方所谓的选举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中西概念的互译，在此达到混乱的顶峰。
　　既然国人脑子里从来没有投票选举这回事，所以一旦投票选举落到自家的头上，难免会莫名糊涂。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就是在这样的糊涂之中进行的。有资格投票的人不多，占人口比例的1/10左右，但是多數地方的票，都是按组织者的意图投的，没有多少人把自己手上的票太当回事。有资格有名望的人，往往缩头缩脑，不肯出来竞选，很多有名的绅士，就这样拱手把议员让给了一些到日本混过的革命党人，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国会选举，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在把政权都交出去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选举的大胜。如果当时的人们知道这届议员在后来的历史如此风光，不仅可以在议会上飞墨盒、骂部长，下班吃馆子、逛胡同，而且经常是被人争夺的对象，轮到曹锟想过总统瘾了，还可以一票卖5000大洋，肯定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到了1918年第二届国会选举的时候，情形大变。绅士们发现，原来做国会议员有如此多的好处，而上面的若干政治势力也觉得操纵国会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于是，竞争开始。上面是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和当家的军人集团皖系军阀在争，下面是各个绅士在抢。两家原来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合作过，但到了选举的当口，都当仁不让。都说梁启超一枝笔独步天下，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毛笔还就是敌不过毛瑟枪。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一手组织安福俱乐部，招待一群人吃喝玩乐，伴着嫖经赌经，就成了依附于军阀的政党。于是下面的竞争，就变成了谁可以赢得安福俱乐部的欢心。
　　徐树铮是当年纵横捭阖的高手，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一手是指使各地军阀直接操控，务必使安福俱乐部的人当选，什么招都行，最笨的如安徽的督军倪嗣冲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干脆打开票箱换票；软的一手是收买选票，市场交易。当时的北京政府跟日本关系变好，因此得到大笔的借款，这些借款相当一部分用在了贿选上。初选投票人多，每票含金量不高，几毛乃至几分钱就可以买一票，一般不是跟选民直接交易，找到地方领袖型人物，按选民人头数给钱就行。复选投票人数少，价格飙升至上千元，特别精明的投票人还有办法除了拿钱，吃、喝、嫖、赌全让买的人买单。当然，有时行情也会变，如果把持选举的人发现票数已经达到当选比例，剩下的投票人手中的票，就一钱不值了，因此，卖票的人，也不能过于矜持，讨价还价，见好就收。有的地方买票的人特别精，在投票之初就放出风来，说是买到某个数额就够了，剩下的不买了，沉不住气的投票人一恐慌，很便宜地就把票卖了，买票人就可以落下一大笔经费放进自己腰包。
　　民国北洋时期，政治势力操控最少的，要数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省议会的选举。即使这样的选举，也一样有贿选，选民也是既不知道怎么去投票，也不知道怎么卖掉自己的选票。买票的还是通过地方的领袖，比如宗族的族长，或者地方的乡绅。有的大乡绅可以控制很多宗族，一笔交易下来，斩获甚丰。不过，也有的宗族里面明白人比较多，不肯轻易让族长发财，开族内会议，要求把票统一卖给出钱最多的买家，卖得的钱则作为宗族的公共财产。
　　最为乏味的选举，当属国民党当政时期1947年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整个由国民党组织操办，多少名额给党内（国民党），多少留给友党（如青年党、国社党），多少给社会贤达，都事先有组织规划，到时候按计划进行就是，基本上没给地方人士多少挣银子的机会。选举走到这一步，也就没看头了。
　　投票选举，前提是选民得有权利意识。个人主义固然好，家族主义也差强人意，只要能意识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一个群体，投票选出的那个人，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人群有好处，那么，选举才会像样一点。
　　（摘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姑妄集〈续〉》 作者：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