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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可以从一个故事开始。
两位以色列经济学家在以色列日托中心做了一项日后相当有名的实验。在日托中心，当一天结束需要家长来接孩子回家时，总有一些孩子的家长由于下班晚或其他原因迟到。这项实验正是针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验者决定对迟到的家长处以一定罚款，既作为对日托中心工作人员额外照顾孩子的补偿，又作为对家长的经济惩罚。按照正常的经济逻辑，由于付出了经济成本，迟到家长的数量会下降。
但事实恰恰相反，迟接孩子的父母不减反增。在没有罚款的情况下，迟到的家长会因为对工作人员感到内疚而道歉。但后来，他们只是简单地将这些罚金视作对多出的时间的付费。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这是罚金，而是酬金。大约12个星期后，托儿所取消了罚款做法。但，迟接孩子的父母数量仍然保持着增长势头。似乎有什么东西被从封闭的瓶子中释放了出来。某些东西一旦改变，就很难再复原。
迈克尔·桑德尔对此评论道：“一旦金钱支付侵蚀了准时接送孩子的道德义务，那么事实证明原有的责任感是很难得到恢复的。”
哈佛教授桑德尔因为关于公正的授课视频走红YouTube，并成为超级畅销书作家。他以一本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加入了针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口诛笔伐之中。他开宗明义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过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非贪婪的疯涨，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从这本书的致谢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桑德尔向一连串经济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表达了谢意，他们都曾和他一起共同授课或者参与了桑德尔关于市场弊端的讨论。这些显赫的名字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当代美国最有实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经济学和法学融合的先驱人物理查德·波斯纳。但他也诚实地表达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他的嘲讽态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一封信中对桑德尔说，行行好，不要说出那个在大学教你经济学的老师的名字。
对金钱或者市场的批判是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金钱腐蚀人。这个论点一点都不新鲜。巴尔扎克和左拉已经雄辩地描述过无数次这个腐化堕落的过程。在他们的小说中，甚至连富人本身都会成为富有的牺牲品。比如《高老头》。但是所有的雄辩都难以抵挡市场进军的速度。尤其是，在福山的“历史终结”之后。
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同资本主义竞争的制度宣告失败。于是，市场和市场观念重新赢得“无与伦比的声誉”。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哲学重新开始流行起来。这已经是个被讲述无数遍的故事。但是所有想要批判市场无处不在的人，也都必须从这个故事讲起，关于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如何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哲学奉行到真实的国家政策中。
在凯恩斯的信奉者和自由放纵市场的批判者看来，2008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宣告了自由市场的失败。几乎所有人都在洋洋自得地嘲弄着曾被奉为大师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将自己一本书的名字命名为Free Fall，自由市场的坠落。
当然，现在来看，这种趋势并不明显。市场仍然所向披靡，尽管曾经遇挫。
回到迈克尔·桑德尔对金钱或市场至上的批判上，他反对金钱能够购买一切的第一条理由是：这不公平！
“如果富足的唯一优势就是有能力购买游艇、跑车，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并非很重要了。但随着金钱最终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在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地方，有钱与否在世界各地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中异常艰难的原因。不仅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过使金钱变得越发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迈克尔·桑德尔写道。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并不罕见。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排队本来是一种基于公平的方式，但是通过出售优先购买权，或者雇人排队，就打破了这种看似公平的方式。
另外一种反对将所有东西明码标价的理由是，金钱本身具有腐蚀性。“反对腐蚀的意见与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不同。它所指向的是市场估价或市场交换有可能会对某些物品和做法产生的贬损效应。根据这种反对意见，如果某些具有道德性质的物品和公共物品被拿来买卖，那么它们就会受到销蚀或腐蚀。反对腐蚀的意见不可能通过建立公平的交易条件而被消解，因为无论条件是否平等，它都可以适用。”桑德尔说。
市场腐蚀性的一个例子是体育馆的包厢。2007年时，密歇根大学的校董们计划花费2.26亿美元返修密歇根大学体育场。在过去30年间，这个体育场的每一场棒球比赛都吸引了超过10万名的棒球迷。新体育场计划增建一些豪华包厢。反对这项计划的校友说：
“在过去的125年中，富人和普通民众不分彼此地站在一起，一起紧张，一起喝彩，并一起赢得胜利。私人豪华包厢所代表的正是那种传统的对立面，因为它们根据收入多少把密歇根的球迷分成了两个部分。”
第三个反对理由同第二个理由有关联，那就是，市场规则会将其他规则排挤出去，而只留下一种规则和思考方式。“经济学家常常假设，市场是中性的，亦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商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注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一个身边常见的例子是用金钱来鼓励孩子们读书，读完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一定的零花钱。在桑德尔看来，这是种贿赂和腐败。因为，“腐败就是买卖某种不应当拿来出售的东西。”“我们采取的这种贿赂行为，乃是在用一种较低的规范（为赚钱而读书）取代一种较高的规范（因为爱读书而读书）。”
另一个例子是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排放权买卖市场”。这是产权经济学家的杰作。桑德尔对此的观点是：让富裕的国家通过花钱而使其不必改变它们浪费资源的习惯，会强化一种错误的态度——即认为自然是那些能够负担费用的国家可随意倾倒垃圾的地方。我们应竭力强化而非弱化破坏环境所应背负的道德耻辱。
他说：“在决定是否要将某种物品商品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的不只是效率和分配公平，我们还必须追问这些市场规范是否会排挤掉非市场规范，而且如果会的话，那么这是否代表了一种得不偿失。”
这些反对的理由看上去有些过于道德化？没错。但这有何关系？这正是桑德尔想要的。他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定义道德问题辩论得过多，而是过少。”我们不愿进行道德和精神辩论，加之我们对市场的膜拜，已经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逐渐抽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含义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动了技术官僚政治的盛行（亦即管控政治），而这种政治正在戕害着当下的很多社会。“
（谨以此文纪念刚刚逝世的《金钱不能买什么》译者邓正来教授。他翻译的哈耶克启蒙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
两位以色列经济学家在以色列日托中心做了一项日后相当有名的实验。在日托中心，当一天结束需要家长来接孩子回家时，总有一些孩子的家长由于下班晚或其他原因迟到。这项实验正是针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验者决定对迟到的家长处以一定罚款，既作为对日托中心工作人员额外照顾孩子的补偿，又作为对家长的经济惩罚。按照正常的经济逻辑，由于付出了经济成本，迟到家长的数量会下降。
但事实恰恰相反，迟接孩子的父母不减反增。在没有罚款的情况下，迟到的家长会因为对工作人员感到内疚而道歉。但后来，他们只是简单地将这些罚金视作对多出的时间的付费。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这是罚金，而是酬金。大约12个星期后，托儿所取消了罚款做法。但，迟接孩子的父母数量仍然保持着增长势头。似乎有什么东西被从封闭的瓶子中释放了出来。某些东西一旦改变，就很难再复原。
迈克尔·桑德尔对此评论道：“一旦金钱支付侵蚀了准时接送孩子的道德义务，那么事实证明原有的责任感是很难得到恢复的。”
哈佛教授桑德尔因为关于公正的授课视频走红YouTube，并成为超级畅销书作家。他以一本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加入了针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口诛笔伐之中。他开宗明义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过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非贪婪的疯涨，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从这本书的致谢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桑德尔向一连串经济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表达了谢意，他们都曾和他一起共同授课或者参与了桑德尔关于市场弊端的讨论。这些显赫的名字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当代美国最有实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经济学和法学融合的先驱人物理查德·波斯纳。但他也诚实地表达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他的嘲讽态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一封信中对桑德尔说，行行好，不要说出那个在大学教你经济学的老师的名字。
对金钱或者市场的批判是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金钱腐蚀人。这个论点一点都不新鲜。巴尔扎克和左拉已经雄辩地描述过无数次这个腐化堕落的过程。在他们的小说中，甚至连富人本身都会成为富有的牺牲品。比如《高老头》。但是所有的雄辩都难以抵挡市场进军的速度。尤其是，在福山的“历史终结”之后。
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同资本主义竞争的制度宣告失败。于是，市场和市场观念重新赢得“无与伦比的声誉”。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哲学重新开始流行起来。这已经是个被讲述无数遍的故事。但是所有想要批判市场无处不在的人，也都必须从这个故事讲起，关于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如何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哲学奉行到真实的国家政策中。
在凯恩斯的信奉者和自由放纵市场的批判者看来，2008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宣告了自由市场的失败。几乎所有人都在洋洋自得地嘲弄着曾被奉为大师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将自己一本书的名字命名为Free Fall，自由市场的坠落。
当然，现在来看，这种趋势并不明显。市场仍然所向披靡，尽管曾经遇挫。
回到迈克尔·桑德尔对金钱或市场至上的批判上，他反对金钱能够购买一切的第一条理由是：这不公平！
“如果富足的唯一优势就是有能力购买游艇、跑车，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并非很重要了。但随着金钱最终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在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地方，有钱与否在世界各地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中异常艰难的原因。不仅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过使金钱变得越发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迈克尔·桑德尔写道。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并不罕见。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排队本来是一种基于公平的方式，但是通过出售优先购买权，或者雇人排队，就打破了这种看似公平的方式。
另外一种反对将所有东西明码标价的理由是，金钱本身具有腐蚀性。“反对腐蚀的意见与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不同。它所指向的是市场估价或市场交换有可能会对某些物品和做法产生的贬损效应。根据这种反对意见，如果某些具有道德性质的物品和公共物品被拿来买卖，那么它们就会受到销蚀或腐蚀。反对腐蚀的意见不可能通过建立公平的交易条件而被消解，因为无论条件是否平等，它都可以适用。”桑德尔说。
市场腐蚀性的一个例子是体育馆的包厢。2007年时，密歇根大学的校董们计划花费2.26亿美元返修密歇根大学体育场。在过去30年间，这个体育场的每一场棒球比赛都吸引了超过10万名的棒球迷。新体育场计划增建一些豪华包厢。反对这项计划的校友说：
“在过去的125年中，富人和普通民众不分彼此地站在一起，一起紧张，一起喝彩，并一起赢得胜利。私人豪华包厢所代表的正是那种传统的对立面，因为它们根据收入多少把密歇根的球迷分成了两个部分。”
第三个反对理由同第二个理由有关联，那就是，市场规则会将其他规则排挤出去，而只留下一种规则和思考方式。“经济学家常常假设，市场是中性的，亦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商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注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一个身边常见的例子是用金钱来鼓励孩子们读书，读完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一定的零花钱。在桑德尔看来，这是种贿赂和腐败。因为，“腐败就是买卖某种不应当拿来出售的东西。”“我们采取的这种贿赂行为，乃是在用一种较低的规范（为赚钱而读书）取代一种较高的规范（因为爱读书而读书）。”
另一个例子是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排放权买卖市场”。这是产权经济学家的杰作。桑德尔对此的观点是：让富裕的国家通过花钱而使其不必改变它们浪费资源的习惯，会强化一种错误的态度——即认为自然是那些能够负担费用的国家可随意倾倒垃圾的地方。我们应竭力强化而非弱化破坏环境所应背负的道德耻辱。
他说：“在决定是否要将某种物品商品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的不只是效率和分配公平，我们还必须追问这些市场规范是否会排挤掉非市场规范，而且如果会的话，那么这是否代表了一种得不偿失。”
这些反对的理由看上去有些过于道德化？没错。但这有何关系？这正是桑德尔想要的。他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定义道德问题辩论得过多，而是过少。”我们不愿进行道德和精神辩论，加之我们对市场的膜拜，已经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逐渐抽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含义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动了技术官僚政治的盛行（亦即管控政治），而这种政治正在戕害着当下的很多社会。“
（谨以此文纪念刚刚逝世的《金钱不能买什么》译者邓正来教授。他翻译的哈耶克启蒙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