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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民进国退了吗?
差点给人造成这种错觉的是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2012年,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1%,而私营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从利润额来看,后者比前者足足高出4009亿元人民币。
实际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还远未到位。而这样的结果真让政府尴尬—从来不把国企当外人,从税收、资金到营造市场竞争环境……给予了种种特殊优待,到头来还是得指望私营企业拯救中国经济。
私营企业,或者说更大范畴的民营企业,早已不再是20年前那个小小的1%了。它最初只是被当做“公有制经济有益的补充”,而到今天,中国已经离不开这个公有制之外的经济体系,因为近90%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收入的贡献率超过六成,并且这个比例仍在不断扩大中。
就算在经济形势十分不景气的2012年,以市场作为基础的民营经济仍然展现了它的活力。一些经济学专家把这归于民营企业的灵活,转型更迅速,嗅觉更敏锐,可以更快地找到带来新利润的市场。与之对比,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则不够高,对市场需求的反应也较为迟钝。
其实,公平地说,国企之所以利润数字难看,是因为它们大多分布在一些经济命脉的行业,比如石油化工冶炼等等,而这些都是在去年利润下降比较大的行业领域—在经济下行之时,这些行业比较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当然,反过来,当经济形势好转时,它们也更容易获利。
中国社会对于民营企业的依赖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它的价值层面。这个创造财富的部门为社会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许多微小企业,它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同时,创业企业也往往能带来更多的创新,促进商业繁荣。
但是它们还远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尽管它们贡献了60%的国民经济收入,尽管它们表现出更为蓬勃的活力,但它们还是这个资源由政府和大型国企控制的经济体中的“外人”。民营企业很难得到信任。
正如最近宗庆后提到的,现在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太差,民营企业税负太重,不管大小企业,项目审批繁琐。他已经坐到中国首富的位置上,可他仍然感到民营企业像二等公民,“我们的政府(应该)是服务的政府,不是垄断企业的政府。”
眼下正值两会前夕,你能在浙江等地的两会代表讨论中听到类似的抱怨。比如纳爱斯的董事长庄启传直接发问:“这几年,为何倒下去的都是中小民企,而国有大企业的日子都挺好过?”
确实,在承受税收压力和政策风险的同时,民企很难获得贷款,在大环境变差时,也经常因银行抽贷而趋于破产。
一些意外事件更容易造成脆弱信任的丧失,比如重庆永煌实业。
这个导致重庆当地多名地方首脑下台的案件发生以后,我们要警惕政府中滋生的对民营企业的排斥和不信任,更要警惕无限放大这种关系。
实际上,这个反例的存在恰好说明政府把握了过多的资源,尤其是在经济项目的审批方面,政府掌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力。
大到宏观小到微观,政府处处监管,这种情况并不正常,也是可怕的,它极容易促成腐败。尽管几年来陆续减少了许多审批项目,但政府对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话语权还是过大了。而行政权力的干预容易造成市场不公平,也降低了市场的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各种版本的雷政富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假如它们带来政府对民营企业新一轮的不信任,则是所有悲剧中最悲剧的那一种。
差点给人造成这种错觉的是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2012年,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1%,而私营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从利润额来看,后者比前者足足高出4009亿元人民币。
实际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还远未到位。而这样的结果真让政府尴尬—从来不把国企当外人,从税收、资金到营造市场竞争环境……给予了种种特殊优待,到头来还是得指望私营企业拯救中国经济。
私营企业,或者说更大范畴的民营企业,早已不再是20年前那个小小的1%了。它最初只是被当做“公有制经济有益的补充”,而到今天,中国已经离不开这个公有制之外的经济体系,因为近90%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收入的贡献率超过六成,并且这个比例仍在不断扩大中。
就算在经济形势十分不景气的2012年,以市场作为基础的民营经济仍然展现了它的活力。一些经济学专家把这归于民营企业的灵活,转型更迅速,嗅觉更敏锐,可以更快地找到带来新利润的市场。与之对比,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则不够高,对市场需求的反应也较为迟钝。
其实,公平地说,国企之所以利润数字难看,是因为它们大多分布在一些经济命脉的行业,比如石油化工冶炼等等,而这些都是在去年利润下降比较大的行业领域—在经济下行之时,这些行业比较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当然,反过来,当经济形势好转时,它们也更容易获利。
中国社会对于民营企业的依赖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它的价值层面。这个创造财富的部门为社会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许多微小企业,它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同时,创业企业也往往能带来更多的创新,促进商业繁荣。
但是它们还远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尽管它们贡献了60%的国民经济收入,尽管它们表现出更为蓬勃的活力,但它们还是这个资源由政府和大型国企控制的经济体中的“外人”。民营企业很难得到信任。
正如最近宗庆后提到的,现在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太差,民营企业税负太重,不管大小企业,项目审批繁琐。他已经坐到中国首富的位置上,可他仍然感到民营企业像二等公民,“我们的政府(应该)是服务的政府,不是垄断企业的政府。”
眼下正值两会前夕,你能在浙江等地的两会代表讨论中听到类似的抱怨。比如纳爱斯的董事长庄启传直接发问:“这几年,为何倒下去的都是中小民企,而国有大企业的日子都挺好过?”
确实,在承受税收压力和政策风险的同时,民企很难获得贷款,在大环境变差时,也经常因银行抽贷而趋于破产。
一些意外事件更容易造成脆弱信任的丧失,比如重庆永煌实业。
这个导致重庆当地多名地方首脑下台的案件发生以后,我们要警惕政府中滋生的对民营企业的排斥和不信任,更要警惕无限放大这种关系。
实际上,这个反例的存在恰好说明政府把握了过多的资源,尤其是在经济项目的审批方面,政府掌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力。
大到宏观小到微观,政府处处监管,这种情况并不正常,也是可怕的,它极容易促成腐败。尽管几年来陆续减少了许多审批项目,但政府对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话语权还是过大了。而行政权力的干预容易造成市场不公平,也降低了市场的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各种版本的雷政富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假如它们带来政府对民营企业新一轮的不信任,则是所有悲剧中最悲剧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