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种可能落到他头上的最小的灾难会引起他某种更为现实的不安。如果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他今晚就会睡不着觉；但是，倘若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的亿万同胞，他就会在知道了他们毁灭的消息后怀着绝对的安全感呼呼大睡，亿万人的毁灭同他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相比，显然是更加无足轻重的事情。因此，为了不让他的这种微不足道的不幸发生，一个有人性的人如果从来没有见到过亿万同胞，就情愿牺牲他们的生命吗?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或许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几个月前的这条新闻：2011年5月26日，美国参议院以全票赞成的结果通过一项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诸项歧视华人的法律道歉。在这份由参议员黛安·法因斯坦和斯科特·布朗等人联署的提案中，这么说道：“许多华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美国，为美国经济发展以及西部的大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却遭到种族歧视和暴力侵害，美国政府还通过了排华法案等歧视性的法律，对华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法律与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理念不符、与美国宪法精神不符。对这些排华法律及其所造成的不公正，参议院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将会在今后致力于保护华人等少数族裔享有与其他美国国民相同的民权与宪法权利。”对历史事件，美国政府轻易不会道歉，因此，这种表态，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种相当明显的信号，即，美国开始正视这段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去重新认识中国，而现在的这个中国，与i00年前的中国，有诸多不同，也有着诸多的类似。
在论述指向当下的问题的过程中，回溯历史总是必需的。跟今天很多有钱人移民美国的目的不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涌向美国的第一波中国人，他们离别了生活几十年的故乡，抛却了留在国内的老婆与孩子，带着摆脱困顿生活的愿望，到当时正待开发中的北美大陆当起了劳工。当时，美国为了推进国内的大开发，正在修建横贯整个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大批来美的华工参与其间，共计约1.4万人，占全部筑路工人总数的90％，在整个铁路建设工程当中，共有数千华工死亡，可以说“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人的尸骨”。
但是，当时那些享受这种建设成果的美国国内民众似乎压根就无视华工的这一功劳簿，在对待这些华工，以及更为广义上的华人时，丝毫没有好感。在这些美国民众的心目中，这群人从落后愚昧的遥远中国飘零至此，纯粹就是为了生计而活着，他们没有秩序、生活肮脏，忍受痛苦成为家常便饭。当时的美国牧师认为：“基督文明将会让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人的本质，更好地理解他与别人的关系和他自己的责任，更加明白自己的尊严和命运”，可以说，在这种话语背景之下，华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痛苦”的代名词，华人既忍受着这种痛苦，同时又在无时无刻地制造这种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细究这种痛苦的发生链条，就会发现，这种痛苦，并非只作用于华人的身上，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来说，对他者“痛苦”认知的另一面则是对自身“被痛苦”的强调，而自身的这种有意识“被痛苦”更能激发起本国民众对于他者“痛苦”的排拒情绪，这就使得，就算是在当时已经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美国，伴随着对华人痛苦的想象与体验，美国人自己玩起了穿越，开始设想自己国家在未来“被痛苦”的场景。这里想讲一部杰克·伦敦(JackLondon)所写的小说，对于这位作家，大家如今早已耳熟能详，此处无需再谈，但对于这部小说，放在这种美国自身“被痛苦”的语境之下，无疑就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部小说名为《空前入侵》(TheUnparalleled Invasion)，是杰克·伦敦在一个世纪前的1910年所发表的一部科幻小说。小说顺应了当时美国国内的排华情绪，并通过对中国威胁的强调，凭借作者本人在文学界无比巨大的影响力，一呼百应，迅速成为当时美国的某种对华潜意识。
小说沿用的是美国式的“展望未来”笔法，虚构了中国从日本学习西方现代观念和技术之后得到飞速发展，进而迅速崛起，但最后遭到世界列强毁灭性打击的故事。作者以倒叙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1976年时候的世界格局：当时，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国间力量对比出现新的图景，中国已经悄然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强大国力令全世界感到害怕，而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则要追溯到72年之前的日俄战争，当年，日本战胜了欧洲强国——俄国，从此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这不仅成为日本最终崛起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中国觉醒的契机。作者叙述到，日本当时意识到自己在面对西方列强时深感势单力薄，因此就试图通过操作中国而与西方相抗衡，但中国在学习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与观念之后，就试图摆脱日本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崛起，于是在1922年爆发了中日大战，最终以日本失败告终。经此一役，日本企图打造东亚大帝国以与西方抗衡的意图宣告破产，使西方世界松了一口气，而更令西方人欣慰的是，中国尽管与日本相邻，也处于东亚，但是中国人却不像日本人那么好战，而是平和宽忍、埋头苦干，不与外国相争。在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到了1970年，中国的实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时候，中国与其周边邻国不断出现冲突。最先发难的是控制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由于大批中国人依据印度支那半岛地区，对法国在当地的殖民地统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法国遂决定向中国开战。当时的中国没有庞大的正规军，但其民兵组织却极有战斗力，大败法军。这些民兵随后就携妻带幼，移居到印度支那半岛，将法国的势力彻底清除了出去。为了夺回这片殖民地，法国派遣强大的海军来华，轰炸中国领土，但中国始终不应战，等到法军弹尽粮绝不得不撤退之后，中国又轻而易举地回到了这片沿海地区。在这之后，中国以同样的和平方式从南北西三个方向进行扩张，列强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加以遏止，最后，美国总统接受了科学家拉宁格尔的细菌战方案，并推荐给西方诸列强使用，最终用这种方式对中国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世界不再受到中国和平扩张的威胁。
这部小说的情节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影响甚大的“黄祸论”的文学翻版，只是将造成美国恐惧的对象从日本变成了中国。米兰·昆德拉曾言：“所有的小说家也许都只是用各种变奏写一种主题”，当时的杰克·伦敦自然也不例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政治和社会态度的写真，对中国人的“痛苦”的鄙视，而同时又害怕这种“痛苦”发生到美国人自身之上的这种心态，这成为当时中美民众交往中的一种“主题”。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挣扎当中，丝毫看不出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曙光，更逞论对列强殖民秩序的挑战了，但这却不妨碍美国人自己的“穿越”式想象，而这种想象，不仅仅只是科幻，更是一种态度，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感觉还是存在着。 如果我们将视点从中美转向中西关系，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中西方在诸如“痛苦”的态度方面的社会样态与观念差异，因此这个问题一直被持续讨论，并总是历久弥新。在100年之后，有一本书对这种“痛苦”与“被痛苦”的彼此纠结作了更为广阔而又深入的探究，值得加以特别关注。该书名为《假设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和中国疼痛》(The HypotheticalMandarin：Sympathy，Modernity，andChinese Pain，By Eric Hayot.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9)，作者恩里克·海耶特(Eric Hayot)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以及亚洲研究项目主管。这本书的研究素材极为广泛，但本书的问题点很明确，它以两个简单的问题加以展开：首先，为什么西方世界会在这么长的时间以这么多不同的方式表达这样的观念，即，中国人与残暴及肉体痛苦有着特殊的关系?其次就是，这种观念的历史和表现形式如何表明当前西方的对华关系?本书就试图对此作出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中国的“痛苦”以及西方的“被痛苦”问题作出整体性的回答
作者曾这样举例说明各文明间“痛苦”的体验，他说：“‘中国性’(Chineseness)似乎与他者的蛮夷之态(他们不曾被看成是“东方”)是可以相互交替的，而对前臂皮肤的狠狠一拧，在英国称为‘中国痛’(Chineseburn)，而在美国则叫做‘印度痛’(Indian burn)。在其他情况下，与一种特别受到关注的小的虐待行为往往会与‘他者’联系起来，但却不会在意究竟有多严重；更确切地说，其他人的选择所依靠的是当地的历史因素，而不是某种类型的持久稳定性。”(本书序言)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之上，对痛苦的体验就有了更鲜明的比较意义，而这种意义，也反过来影响着我们对当代痛苦的体验与反应。
具体而言，本书所叙述的是西方想象的历史，但同时也是启蒙时期哲学、18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口号之下的国际贸易活动、人权理论以及现代性观念史之间互动的历史，是一种复线的、多元的历史。作者通过对文学和历史方面一系列事例的探究，展现出中国生活方式与欧洲式同情相互之间的彼此平衡关系。对这些事例的再现式和历史性的处理方式展现出了西方与中国的明确关系，而且还成为一种表达西方最根本的价值观的重要方式。海耶特在这本书中，通过对小说、医案、旅游报告、照片、绘画的解读，揭示出在西方的同情与人道之间的关联，以及这种西方式的对华“同情”的来龙去脉，并力图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西方对中国疼痛的反应成为语言、身体、现代性的社会与哲学经验以及对人的主体性的定义之间关系的核心。可以说，作者在该书中的这种分析开启了思考西方过去与当今对华关系的新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对同情、受苦、经济交流以及再现式交换这四个术语的专门论述，进而建立起分析中国历史话语、同情与现代性的新网络。在结合了文化研究、亚洲研究、美国研究以及医疗史观念的基础上，海耶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中西方关系的独特的历史视角，这也就无怪乎哈佛的王德威先生(DavidWang)会不吝赞词了。
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希望正视和感知国家与社会所经历的“痛苦”的竟然都是外国人，毋宁是希望，在西方视角下的这些观察与叙述下，我们能够更好地看待和对待自己的祖国。我们不希望的是，所谓中国人，仅仅是那些怀念中国的人，而理应是那些实际地认识中国“痛苦”并力图挽救的人们。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或许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几个月前的这条新闻：2011年5月26日，美国参议院以全票赞成的结果通过一项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诸项歧视华人的法律道歉。在这份由参议员黛安·法因斯坦和斯科特·布朗等人联署的提案中，这么说道：“许多华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美国，为美国经济发展以及西部的大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却遭到种族歧视和暴力侵害，美国政府还通过了排华法案等歧视性的法律，对华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法律与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理念不符、与美国宪法精神不符。对这些排华法律及其所造成的不公正，参议院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将会在今后致力于保护华人等少数族裔享有与其他美国国民相同的民权与宪法权利。”对历史事件，美国政府轻易不会道歉，因此，这种表态，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种相当明显的信号，即，美国开始正视这段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去重新认识中国，而现在的这个中国，与i00年前的中国，有诸多不同，也有着诸多的类似。
在论述指向当下的问题的过程中，回溯历史总是必需的。跟今天很多有钱人移民美国的目的不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涌向美国的第一波中国人，他们离别了生活几十年的故乡，抛却了留在国内的老婆与孩子，带着摆脱困顿生活的愿望，到当时正待开发中的北美大陆当起了劳工。当时，美国为了推进国内的大开发，正在修建横贯整个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大批来美的华工参与其间，共计约1.4万人，占全部筑路工人总数的90％，在整个铁路建设工程当中，共有数千华工死亡，可以说“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人的尸骨”。
但是，当时那些享受这种建设成果的美国国内民众似乎压根就无视华工的这一功劳簿，在对待这些华工，以及更为广义上的华人时，丝毫没有好感。在这些美国民众的心目中，这群人从落后愚昧的遥远中国飘零至此，纯粹就是为了生计而活着，他们没有秩序、生活肮脏，忍受痛苦成为家常便饭。当时的美国牧师认为：“基督文明将会让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人的本质，更好地理解他与别人的关系和他自己的责任，更加明白自己的尊严和命运”，可以说，在这种话语背景之下，华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痛苦”的代名词，华人既忍受着这种痛苦，同时又在无时无刻地制造这种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细究这种痛苦的发生链条，就会发现，这种痛苦，并非只作用于华人的身上，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来说，对他者“痛苦”认知的另一面则是对自身“被痛苦”的强调，而自身的这种有意识“被痛苦”更能激发起本国民众对于他者“痛苦”的排拒情绪，这就使得，就算是在当时已经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美国，伴随着对华人痛苦的想象与体验，美国人自己玩起了穿越，开始设想自己国家在未来“被痛苦”的场景。这里想讲一部杰克·伦敦(JackLondon)所写的小说，对于这位作家，大家如今早已耳熟能详，此处无需再谈，但对于这部小说，放在这种美国自身“被痛苦”的语境之下，无疑就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部小说名为《空前入侵》(TheUnparalleled Invasion)，是杰克·伦敦在一个世纪前的1910年所发表的一部科幻小说。小说顺应了当时美国国内的排华情绪，并通过对中国威胁的强调，凭借作者本人在文学界无比巨大的影响力，一呼百应，迅速成为当时美国的某种对华潜意识。
小说沿用的是美国式的“展望未来”笔法，虚构了中国从日本学习西方现代观念和技术之后得到飞速发展，进而迅速崛起，但最后遭到世界列强毁灭性打击的故事。作者以倒叙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1976年时候的世界格局：当时，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国间力量对比出现新的图景，中国已经悄然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强大国力令全世界感到害怕，而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则要追溯到72年之前的日俄战争，当年，日本战胜了欧洲强国——俄国，从此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这不仅成为日本最终崛起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中国觉醒的契机。作者叙述到，日本当时意识到自己在面对西方列强时深感势单力薄，因此就试图通过操作中国而与西方相抗衡，但中国在学习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与观念之后，就试图摆脱日本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崛起，于是在1922年爆发了中日大战，最终以日本失败告终。经此一役，日本企图打造东亚大帝国以与西方抗衡的意图宣告破产，使西方世界松了一口气，而更令西方人欣慰的是，中国尽管与日本相邻，也处于东亚，但是中国人却不像日本人那么好战，而是平和宽忍、埋头苦干，不与外国相争。在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到了1970年，中国的实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时候，中国与其周边邻国不断出现冲突。最先发难的是控制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由于大批中国人依据印度支那半岛地区，对法国在当地的殖民地统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法国遂决定向中国开战。当时的中国没有庞大的正规军，但其民兵组织却极有战斗力，大败法军。这些民兵随后就携妻带幼，移居到印度支那半岛，将法国的势力彻底清除了出去。为了夺回这片殖民地，法国派遣强大的海军来华，轰炸中国领土，但中国始终不应战，等到法军弹尽粮绝不得不撤退之后，中国又轻而易举地回到了这片沿海地区。在这之后，中国以同样的和平方式从南北西三个方向进行扩张，列强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加以遏止，最后，美国总统接受了科学家拉宁格尔的细菌战方案，并推荐给西方诸列强使用，最终用这种方式对中国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世界不再受到中国和平扩张的威胁。
这部小说的情节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影响甚大的“黄祸论”的文学翻版，只是将造成美国恐惧的对象从日本变成了中国。米兰·昆德拉曾言：“所有的小说家也许都只是用各种变奏写一种主题”，当时的杰克·伦敦自然也不例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政治和社会态度的写真，对中国人的“痛苦”的鄙视，而同时又害怕这种“痛苦”发生到美国人自身之上的这种心态，这成为当时中美民众交往中的一种“主题”。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挣扎当中，丝毫看不出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曙光，更逞论对列强殖民秩序的挑战了，但这却不妨碍美国人自己的“穿越”式想象，而这种想象，不仅仅只是科幻，更是一种态度，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感觉还是存在着。 如果我们将视点从中美转向中西关系，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中西方在诸如“痛苦”的态度方面的社会样态与观念差异，因此这个问题一直被持续讨论，并总是历久弥新。在100年之后，有一本书对这种“痛苦”与“被痛苦”的彼此纠结作了更为广阔而又深入的探究，值得加以特别关注。该书名为《假设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和中国疼痛》(The HypotheticalMandarin：Sympathy，Modernity，andChinese Pain，By Eric Hayot.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9)，作者恩里克·海耶特(Eric Hayot)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以及亚洲研究项目主管。这本书的研究素材极为广泛，但本书的问题点很明确，它以两个简单的问题加以展开：首先，为什么西方世界会在这么长的时间以这么多不同的方式表达这样的观念，即，中国人与残暴及肉体痛苦有着特殊的关系?其次就是，这种观念的历史和表现形式如何表明当前西方的对华关系?本书就试图对此作出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中国的“痛苦”以及西方的“被痛苦”问题作出整体性的回答
作者曾这样举例说明各文明间“痛苦”的体验，他说：“‘中国性’(Chineseness)似乎与他者的蛮夷之态(他们不曾被看成是“东方”)是可以相互交替的，而对前臂皮肤的狠狠一拧，在英国称为‘中国痛’(Chineseburn)，而在美国则叫做‘印度痛’(Indian burn)。在其他情况下，与一种特别受到关注的小的虐待行为往往会与‘他者’联系起来，但却不会在意究竟有多严重；更确切地说，其他人的选择所依靠的是当地的历史因素，而不是某种类型的持久稳定性。”(本书序言)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之上，对痛苦的体验就有了更鲜明的比较意义，而这种意义，也反过来影响着我们对当代痛苦的体验与反应。
具体而言，本书所叙述的是西方想象的历史，但同时也是启蒙时期哲学、18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口号之下的国际贸易活动、人权理论以及现代性观念史之间互动的历史，是一种复线的、多元的历史。作者通过对文学和历史方面一系列事例的探究，展现出中国生活方式与欧洲式同情相互之间的彼此平衡关系。对这些事例的再现式和历史性的处理方式展现出了西方与中国的明确关系，而且还成为一种表达西方最根本的价值观的重要方式。海耶特在这本书中，通过对小说、医案、旅游报告、照片、绘画的解读，揭示出在西方的同情与人道之间的关联，以及这种西方式的对华“同情”的来龙去脉，并力图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西方对中国疼痛的反应成为语言、身体、现代性的社会与哲学经验以及对人的主体性的定义之间关系的核心。可以说，作者在该书中的这种分析开启了思考西方过去与当今对华关系的新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对同情、受苦、经济交流以及再现式交换这四个术语的专门论述，进而建立起分析中国历史话语、同情与现代性的新网络。在结合了文化研究、亚洲研究、美国研究以及医疗史观念的基础上，海耶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中西方关系的独特的历史视角，这也就无怪乎哈佛的王德威先生(DavidWang)会不吝赞词了。
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希望正视和感知国家与社会所经历的“痛苦”的竟然都是外国人，毋宁是希望，在西方视角下的这些观察与叙述下，我们能够更好地看待和对待自己的祖国。我们不希望的是，所谓中国人，仅仅是那些怀念中国的人，而理应是那些实际地认识中国“痛苦”并力图挽救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