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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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代表作之一,它以敏锐的触觉发现并解剖着“文革”中人性的丧失与现实的荒诞,并试图以“性”来强调人的个性、探讨个体的生存。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纠葛和遭际,对“文革”的荒谬和专制的非理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恩,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生的思考。
  【关键词】《黄金时代》 意识形态 性 文革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0.19.042
  
  引言
  
  巴赫金说: “任何一种对形成着的存在的意识形态折射,无论凭借哪种意义材料,都伴随着话语的意识形态折射,就如同一种必然伴随的现象。”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是以其独特的思想方式,从“性”这个“最自然最堕落的官能性质上”揭示了“文革”这一特殊时代的存在本质,触到了人们生命的痛处。然而作品的寓意又超越了文本自身,深入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对历史对现实乃至未来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王小波在谈到《黄金时代》时就说:“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种写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这样写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时代,性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性’,是一个人隐藏最多的东西,是透视灵魂的真正窗口。”面对专制,面对愚蠢对人性、自由和智慧的压迫,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性”这一本是隐蔽的、私人化的情感行为特征,作为叙述那个荒诞年代的武器和突破口,以“性”的荒诞来揭示那个特定时代对于自由的渴望。
  
  一、对荒诞社会的批判
  
  《黄金时代》是以“文化大革命”为叙事背景的,刻画知识青年身处困境时的挣扎和抗争,揭露了这一特殊时代中人性的衰败与沦丧。众所周知, “文革”是一个无理性的年代,自由、理性荡然无存,社会里横加在个体身上都是些不幸。本文作者就是采用回忆的形式,叙述知青王二及队医陈清扬在“文革”中所经历的故事:
  二十一岁的知青王二在云南插队,因为被误认为打死队长家的狗而遭到队长的整治,一米九以上的身高被安排去插秧,导致腰部的损伤;而当地的医疗条件又非常差,医务室的针头都有倒钩,经常把身上的肉“钩下来”:由此结识了北医大毕业的大夫陈清扬:因为陈清扬的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的监狱而她仍然很漂亮,人们便认为她就是破鞋;陈清扬及王二都不能证明她不是破鞋,于是两人就倾向于证明陈清扬是破鞋,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并产生了爱情。紧接着便是王二与当地青年发生冲突后逃上山,各种运动中的挨批挨斗,无休止地写交待材料。而最终陈清扬的一份承认自己爱上王二的材料结束了这一切。
  在文中,无论是王二还是陈清扬,对荒诞社会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幸都采取一种戏谑的态度,从而消解了我们一贯认为严肃、公正、客观的历史存在。王二没有打瞎队长家的狗,其实大家都知道是罗小四打的,但队长不敢找罗小四,便把帐记到王二的头上。王二也不愿去证明,却以打瞎另一只狗眼的形式来反抗。王二同样可以证明陈清扬不是破鞋,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用非逻辑的理由证明陈清扬是破鞋。陈清扬在不能证明自己不是破鞋的情况下,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是破鞋。也即是说,王二与陈清扬在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时,便去证明自己的不无辜。轻而易举就能证明的简单的问题,在王二与陈清扬这儿恰恰不能得以澄清,更重要的是他(她)并不坚持去证明自己。“历史只有在社会成员承认它的严肃与客观时,它才具有权威性。”而本文主人公的这种戏谑的态度则明显消解了历史的权威性,进而达到了对“文革”这一荒诞社会的批判。
  
  二、探讨“人”的存在
  
  在”文革”的年代里,王二与陈清扬这两个精神和肉体双重受压但并不甘屈服的小人物,面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残酷胁迫,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中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软弱和反抗的徒劳,也必然寻求某种方式来反抗和超越。他们找到的是“性”。但是王二与陈清扬的“性”并没有情感的依托,“他们的性行为只是一种明火执仗的‘破鞋行径’,是一种赤裸裸的生理行为,这种行为已不受任何伦理和道德的束缚,而几乎是一种动物性行为”。但王小波正是借此表达了“文革”中一个人会变成“动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环境的荒谬与残酷、人性的沉沦与湮灭,都尽在不言中了。
  在文本中,许多性爱场景出现在“斗破鞋”和“写交待材料”等情节里。“斗破鞋”和“写交待材料”本是对”不道德”的反省、对“有罪”的批判。但每一次“斗破鞋”,陈清扬都很高兴,甚至因为她是“当地斗过破鞋中最漂亮的一个”而觉得“无比自豪”:而且每一次斗完以后,她都是“性欲勃兴”。在“交待材料”中,王二和陈清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甚至对性爱的细节和他们对性爱的“喜欢”、“热情”、“有趣”也如实交待, “做过的事就不怕交待”。审查期间,在众人的窥伺与猥琐中,他们依旧尽情尽兴地享受性爱的欢愉而无视所谓的道德和法律。王二和陈清扬为了做“真正的人”,他们选择了自己人性的法律和道德,他们这种对世俗、对”权威”的傲视和对伦理道德的不从使他们挣脱了现实的困扰,从而获得了人性的自由与人格的完整。
  
  三、对专制的反叛
  
  在荒诞的语境下,王二体现出了异样的狂欢风格,消解和颠覆着这个世界的不合理性。王二是一个叛逆形象,他的叛逆性表现在他流氓习气的外表,“那时我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21岁的王二被陈清扬说成“始终是一个恶棍”,20年后陈清扬仍然坚持说“王二,你一辈子学不了好,永远是个混蛋”。王二的形象是桀骜不驯、狂放不羁的,这种狂放不羁本身就是对“文革”的对抗与反叛。
  然而王二内心深处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他不甘心充当被改造对象,他要享受生活, “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他要活出一个真我来。但在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极为严厉的环境下,他的生活理想是无法实现的,虽然他有正常青年的心态,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他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又不同,他更多的是渴望个体自由,他隐匿山林之中,享受山林自然的快乐,极力证明自己的“不存在”,在消失中实现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和理想。
  但是,王二是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他对当时的社会感受是这样的: “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的挨了锤的牛一样。”因此,在他的本能欲望的驱使下,王二更倾向于和陈清扬搞破鞋,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这是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但是王二的叛逆是清醒的,王二是一个清醒的 叛逆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质,放到合适想的地方就大放光彩。我的本质是流氓土匪一类,现在做个城里的市民,学校的教员,就很不像样。”可见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明确的,他就是要和非理智的社会对抗,甘愿“思想淫乱,作风腐败”,甘愿自我放逐。
  
  四、对苦难的认同
  
  作品的另一层深刻寓意是对“苦难”的认同,这主要通过陈清扬的感受与体验来表现的。陈清扬的性格基本是保守的,在她身上有着较深的传统观念的烙印。她心地善良,当王二受伤可能瘫痪时“披头散发眼皮红肿地跑了来,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别怕。要是你瘫了,我照顾你一辈子”。她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对那些打她主意的色狼毫不心软,甚至敢给”不是个好东西”的军代表~记大耳光,以至被贬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基层当队医。她并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目空一切的女强人,她常对自己妥协、对王二妥协、对现实妥协。
  当陈清扬为世人所弃而不知“自己是谁”时,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和抓住生活中最真实最基本的~点东西,她相信了王二和王二的“义气”与“友谊”。她认为自己后来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伟大的友谊,坚持自己无罪: “她这样做是为了伟大友谊,伟大的友谊是一种诺言。守信肯定不是罪孽”。同时在寻找自我的苦难过程中,她慢慢领悟到了“人活在世上,就是为忍受摧残”,并“下定决心,走上前来,接受摧残,心里快乐异常”。
  因此,她虽然不喜欢“性”,但她还是走上前去,接受性的摧残,她心中快乐异常:虽然在山上和出逃中,日子过得很惬意甚至很浪漫,但她还是决定走进人世,接受摧残,她心中快乐异常;虽然“斗破鞋”和写“交待材料”是对她人格的侮辱,但她还是坦然接受这种摧残,她心中快乐异常…并且在摧残与苦难的洗礼中,陈清扬悟出了她人生的最高秉性:接受苦难,泰然面对一切,从而走向了她生命的澄明之境。所以即使后来她变成了一个“香喷喷的Lady”,她也承认那是她人生中的“黄金时代”。
  
  结语
  
  就这样,王二与陈清扬在荒谬的环境与苦难的摧残中,没有走向绝望与虚无,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即以“性”为支点,通过对性的坦率与热烈、对世俗与道德的反叛和傲然、对苦难的认同与接受,获得了对现实困苦的解脱与超越,回归成了“真正”的人。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表现出的这种清醒、理智与傲然无疑触到了许多人思想上的痼疾,捏着人们生命的痛处,而且震撼了现代人的心灵,启示和拯救着那些失去精神家园的人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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