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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和出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中国陕西省1999-2018年出口额、金融发展、创新和FDI等数据为样本，研究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对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反向因果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并使用替换因变量和自变量指标的方法验证模型的稳健性。
关键词：金融发展;出口;创新;FDI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金融发展和出口的研究
较多现有的研究考察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抑制作用。张某（2015）得到融资约束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倒U型关系的实证结果，说明了金融抑制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障碍效应。而企业融资状况的改善对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出口规模，以及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有研究基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区域间不均衡的事实，研究了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效率对本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作用，发现金融效率不同层面在不同地区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中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而提高地区层面普遍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缓解企业进出口的成本压力，促进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2017）。
（二）金融发展、创新和出口的研究
根据邓某的折衷理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出口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可以体现为技术优势，即国际企业的生产诀窍、销售技巧和研究开发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和金融优势，即融资渠道和融资能力方面的优势等。企业创新设计到大量研发所需的高额成本的投入，以及企业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的现金运营的波动性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的较强的金融约束会造成创新的成本更高，企业的成本收益的考虑更有可能会导致企业放弃创新。
（三）金融发展、FDI和出口的研究
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设立，运营乃至发展壮大通常比内资企业更具复杂性。前期目标市场、进入战略的选择需要企业支出信息和调研的成本;核心产品的本土化增加了研发费用的负担;在当地的营销活动，分销渠道的构建等方面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如当地果具有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为外资企业融资提供便利条件，就会增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选择的优势，提高本地区的外商投资数量（马宇洁，2013）。FDI对出口的作用尚无统一的结论，效果可能因投资目的和产品产业的发展阶段而异。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最早是由蒙代尔（Mundell）于1957年提出的，他认为，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而产生了FDI，所以投资与贸易是相互替代的。Vernon（1966）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视角，有效结合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认为在标准化阶段，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先替代出口，又创造了从东道国的进口。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FDI应该将投资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道国（通常这些投资国的边际产业在东道国仍然具有比较优势），投资国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东道国可以借助外资现金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样能改善本国的产业结构，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出口。
二、主要实证结果
（一）金融发展对出口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看，核心解释变量金融规模在1%的置信水平上高度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了金融规模发展对出口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规模扩张使得单個企业可利用的资金总量变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减少，节约下来的利息支出能够促进企业进行设备与系统的升级，进而带动生产效率的提升，达到覆盖营销物流成本、增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优势的目的。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在计量模型的估计中，内生性问题会使OLS估计结果有偏和不一致。一方面，金融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更丰富便利的融资渠道，促使企业扩大生产，将产品出口海外。另一方面，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伴随着资金向出口地流入，刺激当地的金融发展。
2.替换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金融发展效率（FE）替代金融发展规模（dandl）作为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金融效率在0.1的水平下正显著，说明金融发展对出口存在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结论完全一致，说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及可靠性。同时也说明除了金融规模的增加外，陕西省金融效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刺激出口规模扩张。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则用来衡量金融资源流向生产性用途的有效性，金融资源能否通过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投入高效部门是衡量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方面。
3.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陕西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替代陕西省当年的出口额，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银行存贷款余额的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再次证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机制分析
在经济科学的研究中，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都是直接的关系，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作用有可能依赖在第三个变量之上，这时要估计该变量对另变量的作用就需要借助交互项回归。本文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企业出口可能依赖于两种不同性质的间接作用渠道，即创新和FDI。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陕西省1999-2018年的企业出口、金融发展、创新和FDI等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地区金融发展对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反向因果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和修正，使结果保持稳健。之后又使用替换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方法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1）金融发展水平会通过影响创新这一机制变量发挥作用;（2）金融发展水平会通过FDI对出口的发挥促进作用。
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可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显著了地区出口的水平，我国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努力提升金融市场化的水平，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金融通过影响创新变量推动出口增长，所以要重视研发创新的作用。政府方面应加强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要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研发活动的能力。三是FDI作为调节变量正向影响出口规模，因此要提升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从“规模外资”向“质量外资”转变。不能只是简单地通过扩大金融市场规模来实现，而要鼓励水平型FDI的进入，并促进我国企业对于FDI技术溢出的吸收。
关键词：金融发展;出口;创新;FDI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金融发展和出口的研究
较多现有的研究考察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抑制作用。张某（2015）得到融资约束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倒U型关系的实证结果，说明了金融抑制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障碍效应。而企业融资状况的改善对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出口规模，以及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有研究基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区域间不均衡的事实，研究了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效率对本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作用，发现金融效率不同层面在不同地区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中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而提高地区层面普遍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缓解企业进出口的成本压力，促进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2017）。
（二）金融发展、创新和出口的研究
根据邓某的折衷理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出口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可以体现为技术优势，即国际企业的生产诀窍、销售技巧和研究开发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和金融优势，即融资渠道和融资能力方面的优势等。企业创新设计到大量研发所需的高额成本的投入，以及企业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的现金运营的波动性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的较强的金融约束会造成创新的成本更高，企业的成本收益的考虑更有可能会导致企业放弃创新。
（三）金融发展、FDI和出口的研究
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设立，运营乃至发展壮大通常比内资企业更具复杂性。前期目标市场、进入战略的选择需要企业支出信息和调研的成本;核心产品的本土化增加了研发费用的负担;在当地的营销活动，分销渠道的构建等方面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如当地果具有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为外资企业融资提供便利条件，就会增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选择的优势，提高本地区的外商投资数量（马宇洁，2013）。FDI对出口的作用尚无统一的结论，效果可能因投资目的和产品产业的发展阶段而异。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最早是由蒙代尔（Mundell）于1957年提出的，他认为，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而产生了FDI，所以投资与贸易是相互替代的。Vernon（1966）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视角，有效结合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认为在标准化阶段，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先替代出口，又创造了从东道国的进口。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FDI应该将投资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道国（通常这些投资国的边际产业在东道国仍然具有比较优势），投资国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东道国可以借助外资现金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样能改善本国的产业结构，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出口。
二、主要实证结果
（一）金融发展对出口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看，核心解释变量金融规模在1%的置信水平上高度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了金融规模发展对出口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规模扩张使得单個企业可利用的资金总量变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减少，节约下来的利息支出能够促进企业进行设备与系统的升级，进而带动生产效率的提升，达到覆盖营销物流成本、增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优势的目的。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在计量模型的估计中，内生性问题会使OLS估计结果有偏和不一致。一方面，金融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更丰富便利的融资渠道，促使企业扩大生产，将产品出口海外。另一方面，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伴随着资金向出口地流入，刺激当地的金融发展。
2.替换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金融发展效率（FE）替代金融发展规模（dandl）作为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金融效率在0.1的水平下正显著，说明金融发展对出口存在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结论完全一致，说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及可靠性。同时也说明除了金融规模的增加外，陕西省金融效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刺激出口规模扩张。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则用来衡量金融资源流向生产性用途的有效性，金融资源能否通过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投入高效部门是衡量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方面。
3.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陕西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替代陕西省当年的出口额，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银行存贷款余额的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再次证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机制分析
在经济科学的研究中，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都是直接的关系，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作用有可能依赖在第三个变量之上，这时要估计该变量对另变量的作用就需要借助交互项回归。本文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企业出口可能依赖于两种不同性质的间接作用渠道，即创新和FDI。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陕西省1999-2018年的企业出口、金融发展、创新和FDI等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地区金融发展对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反向因果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和修正，使结果保持稳健。之后又使用替换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方法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1）金融发展水平会通过影响创新这一机制变量发挥作用;（2）金融发展水平会通过FDI对出口的发挥促进作用。
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可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显著了地区出口的水平，我国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努力提升金融市场化的水平，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金融通过影响创新变量推动出口增长，所以要重视研发创新的作用。政府方面应加强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要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研发活动的能力。三是FDI作为调节变量正向影响出口规模，因此要提升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从“规模外资”向“质量外资”转变。不能只是简单地通过扩大金融市场规模来实现，而要鼓励水平型FDI的进入，并促进我国企业对于FDI技术溢出的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