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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赣州红色卫生文化是赣州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凝结了创建卫生文明城市的核心要义。依托红色卫生文化，寻求红色卫生文化与创建文明城市有机结合的合理范式，对于推动赣州文明城市的创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泰勒认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所谓的红色卫生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形成的医疗卫生战线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医学精神、行为规范等精神财富的总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红色卫生文化是重要的革命基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初心和旨向，也体现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思路。依托红色卫生文化，对创建赣州卫生文明城市意义重大。
1、红色卫生文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健康的初心。
赣南荒翳险阻，瘴气熏人，且阴霾多雨，素来是瘟疫多发之地，历史上，天花、霍乱、流脑等病曾肆虐行赣南各地。据“赣州地区卫生防疫志记载：民国时期，天花即流行，此起彼伏，“民国二年，寻乌天花流行”，民国四年，赣州镇发生洪水，水灾后大疫情”，[1]民国十一年、十二年、十六年，寻乌、宁都、信丰分别爆发了疫情。瘟疫因其流行性、传染性和群发性特点，成了赣南民众千百年来挥之不去之梦魇。
近代以来，腐败的清政府应对瘟疫束手无策，民众生死悉靠天命。辛亥革命后，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了创建公共卫生事业，1929年，已经有9个城市建立了公共卫生部门，而占人口85%的广大农村公共卫生事业仅仅是以试验区的形式开展起来，赣南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随着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为群众谋健康作为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初心，在1927年9月颁布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政纲》中，明确要求“积极进行各种公共卫生事业[2]”。1932年1月13日富田一带发生瘟疫“闻最近富田一带，传染病非常厉害，甚至一天死六十人左右，受传染的人发热，抽筋，吐泻，不到一两天，厉害的不到几个钟点，就可把生命送掉，这种恐怖的传染瘟疫非常危险[3]”。瘟疫给苏区民众的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就在疫情爆发当天，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第5期头版发表《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社论，苏维埃政府也相继颁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和《苏区卫生运动纲要》，号召“全苏区各处地方政府，各地群众团体，领导全体群众”，“要发起普遍的卫生运动”[2]。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健康的初心，中国共产党很快取得了卫生防疫的巨大成功，“不仅有效地遏制了瘟疫扩散，而且取得了政治道义上的道德优势，并借此优势开创了新的工作局面”[4]。
2、红色卫生文化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预防为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思路。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赣南、闽西等苏维埃区域群众昧于卫生知识，存在众多的卫生陋习，“很多人家，邋遢成了习惯，门内秽物满地，灰尘满桌，粪缺便桶，臭气哄哄，猪牛鸡鸭与人同室，污泥秽水，又众横于屋后阶前 ”[2]，这严重侵蚀群众的健康。由于缺乏公共健康意识，面对瘟疫，“招魂、求神驱鬼、设坛祭祀”等有悖于常理的迷信行为大行其道，民众共同维护公共健康的责任普遍缺失。因此向“污秽和疾病做斗争，同工农群众自己头脑里残留着的顽固守旧迷信邋遢的思想习惯做斗争”，显得“十分必需一天也不可缓[2]”。
瘟疫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的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5]。”面对瘟疫，中国共产党明确苏维埃政府公共健康之职责，协调卫生资源与群众健康诉求需要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组织和发动群众参与公共卫生运动。 1934年3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又组织了中央各机关领导人参加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全面指导防疫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构建了政府指导，苏区民众共同参与“普遍的卫生运动”，防疫运动“完全是广大群众的，不花钱能医病的，要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村村做、乡乡做、个个圩场做、个个城市做”[2]。可见，这种公共卫生运动，使得“预防为主、卫生运动”逐渐深入人心并逐步成为重要的卫生观念和生活习惯。
二
红色卫生文化资源内含的红色基因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遗传密码”，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当前，赣州市已全面部署启动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而环境卫生则是衡量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标准。因此，大力弘扬红色卫生文化，能为提升赣州市环境卫生质量的提供精神动力，对于赣州文明城市的创建具有重大的精神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应充分发挥红色卫生文化的价值导向，努力探索红色卫生文化融入赣州市卫生文明城市的合理范式。
第一，大力弘扬红色卫生文化，营造爱护公共卫生的良好氛围。
文化具有育人功能，良好的卫生文化能促使公民养成良好的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在中央苏区，为培养群众的公共卫生新习俗，“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 因此，创建卫生文明城市，要弘扬红色卫生文化，一是政府要大力宣传红色卫生文化中“预防为主”的卫生观念，强调每个人公共卫生的义务和责任，主动预防和消除影响群众健康的隐患;二是政府要促进红色卫生文化与赣州市城市建设的结合，在城市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建设中，要融入红色卫生文化元素，让这些景观成为传播红色卫生文化的载体，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宣传栏、报刊等传统媒介和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介宣传红色卫生文化，营造爱护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
第二，大力推进红色卫生文化进社区，实现红色卫生文化与文明社区创建的融通。
社区作为城市管理的最基本的单元，社区文化与居民的文化生活紧密相连，它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把红色卫生文化融入到社区文化建设中，让居民近距离的感悟红色卫生文化的深刻内涵，能极大的唤起社区居民对卫生工作的认同，进而自觉的维护公共卫生环境。
红色卫生文化能帮助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卫生习惯与公共卫生健康之间的关系，群众面对卫生文明城市創建中所主张个人的卫生习惯及个人权利，都能意识到个人权利“不得不被集体地来争取和赢得，而且只有被集体地争取，它们才可能得到承认[6] ”。
第三，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现卫生工作与卫生运动相结合。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将长冈乡的公共卫生运动，“规定各地每月举行一次卫生运动，发动群众大扫除。”对于不参加卫生运动的，“发动儿童团耻笑[2]”。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最鲜明的特色。从历史和实践来看，爱国卫生运动能预防和减少疾病，也能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创建赣州卫生文明城市，政府要借鉴重要苏区群众卫生运动的宝贵经验，制定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和行动目标，大力推进推进社会卫生综合治理，努力创造促进健康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赣州市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赣州市卫生防疫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9.
[2]刘善玖、钟继润.《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第一册）》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2，151，153，151，151，292.
[3]佚名.富田一带可怕的传染病发生[N].红色中华（5），1932—01—13（4）.
[4]刘禄山，梁君思.中央苏区卫生防疫运动及其道德效应泛论[J].赣南医学院学报，2010（5）681-684.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
[6]张轩辞.身体的医术与灵魂的医术：论古希腊医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J].现代哲学，2009（5）95-101.
[7]红色中华[Z].1932-1-13.
一
泰勒认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所谓的红色卫生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形成的医疗卫生战线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医学精神、行为规范等精神财富的总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红色卫生文化是重要的革命基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初心和旨向，也体现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思路。依托红色卫生文化，对创建赣州卫生文明城市意义重大。
1、红色卫生文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健康的初心。
赣南荒翳险阻，瘴气熏人，且阴霾多雨，素来是瘟疫多发之地，历史上，天花、霍乱、流脑等病曾肆虐行赣南各地。据“赣州地区卫生防疫志记载：民国时期，天花即流行，此起彼伏，“民国二年，寻乌天花流行”，民国四年，赣州镇发生洪水，水灾后大疫情”，[1]民国十一年、十二年、十六年，寻乌、宁都、信丰分别爆发了疫情。瘟疫因其流行性、传染性和群发性特点，成了赣南民众千百年来挥之不去之梦魇。
近代以来，腐败的清政府应对瘟疫束手无策，民众生死悉靠天命。辛亥革命后，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了创建公共卫生事业，1929年，已经有9个城市建立了公共卫生部门，而占人口85%的广大农村公共卫生事业仅仅是以试验区的形式开展起来，赣南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随着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为群众谋健康作为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初心，在1927年9月颁布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政纲》中，明确要求“积极进行各种公共卫生事业[2]”。1932年1月13日富田一带发生瘟疫“闻最近富田一带，传染病非常厉害，甚至一天死六十人左右，受传染的人发热，抽筋，吐泻，不到一两天，厉害的不到几个钟点，就可把生命送掉，这种恐怖的传染瘟疫非常危险[3]”。瘟疫给苏区民众的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就在疫情爆发当天，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第5期头版发表《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社论，苏维埃政府也相继颁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和《苏区卫生运动纲要》，号召“全苏区各处地方政府，各地群众团体，领导全体群众”，“要发起普遍的卫生运动”[2]。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健康的初心，中国共产党很快取得了卫生防疫的巨大成功，“不仅有效地遏制了瘟疫扩散，而且取得了政治道义上的道德优势，并借此优势开创了新的工作局面”[4]。
2、红色卫生文化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预防为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思路。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赣南、闽西等苏维埃区域群众昧于卫生知识，存在众多的卫生陋习，“很多人家，邋遢成了习惯，门内秽物满地，灰尘满桌，粪缺便桶，臭气哄哄，猪牛鸡鸭与人同室，污泥秽水，又众横于屋后阶前 ”[2]，这严重侵蚀群众的健康。由于缺乏公共健康意识，面对瘟疫，“招魂、求神驱鬼、设坛祭祀”等有悖于常理的迷信行为大行其道，民众共同维护公共健康的责任普遍缺失。因此向“污秽和疾病做斗争，同工农群众自己头脑里残留着的顽固守旧迷信邋遢的思想习惯做斗争”，显得“十分必需一天也不可缓[2]”。
瘟疫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的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5]。”面对瘟疫，中国共产党明确苏维埃政府公共健康之职责，协调卫生资源与群众健康诉求需要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组织和发动群众参与公共卫生运动。 1934年3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又组织了中央各机关领导人参加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全面指导防疫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构建了政府指导，苏区民众共同参与“普遍的卫生运动”，防疫运动“完全是广大群众的，不花钱能医病的，要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村村做、乡乡做、个个圩场做、个个城市做”[2]。可见，这种公共卫生运动，使得“预防为主、卫生运动”逐渐深入人心并逐步成为重要的卫生观念和生活习惯。
二
红色卫生文化资源内含的红色基因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遗传密码”，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当前，赣州市已全面部署启动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而环境卫生则是衡量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标准。因此，大力弘扬红色卫生文化，能为提升赣州市环境卫生质量的提供精神动力，对于赣州文明城市的创建具有重大的精神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应充分发挥红色卫生文化的价值导向，努力探索红色卫生文化融入赣州市卫生文明城市的合理范式。
第一，大力弘扬红色卫生文化，营造爱护公共卫生的良好氛围。
文化具有育人功能，良好的卫生文化能促使公民养成良好的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在中央苏区，为培养群众的公共卫生新习俗，“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 因此，创建卫生文明城市，要弘扬红色卫生文化，一是政府要大力宣传红色卫生文化中“预防为主”的卫生观念，强调每个人公共卫生的义务和责任，主动预防和消除影响群众健康的隐患;二是政府要促进红色卫生文化与赣州市城市建设的结合，在城市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建设中，要融入红色卫生文化元素，让这些景观成为传播红色卫生文化的载体，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宣传栏、报刊等传统媒介和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介宣传红色卫生文化，营造爱护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
第二，大力推进红色卫生文化进社区，实现红色卫生文化与文明社区创建的融通。
社区作为城市管理的最基本的单元，社区文化与居民的文化生活紧密相连，它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把红色卫生文化融入到社区文化建设中，让居民近距离的感悟红色卫生文化的深刻内涵，能极大的唤起社区居民对卫生工作的认同，进而自觉的维护公共卫生环境。
红色卫生文化能帮助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卫生习惯与公共卫生健康之间的关系，群众面对卫生文明城市創建中所主张个人的卫生习惯及个人权利，都能意识到个人权利“不得不被集体地来争取和赢得，而且只有被集体地争取，它们才可能得到承认[6] ”。
第三，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现卫生工作与卫生运动相结合。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将长冈乡的公共卫生运动，“规定各地每月举行一次卫生运动，发动群众大扫除。”对于不参加卫生运动的，“发动儿童团耻笑[2]”。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最鲜明的特色。从历史和实践来看，爱国卫生运动能预防和减少疾病，也能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创建赣州卫生文明城市，政府要借鉴重要苏区群众卫生运动的宝贵经验，制定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和行动目标，大力推进推进社会卫生综合治理，努力创造促进健康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赣州市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赣州市卫生防疫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9.
[2]刘善玖、钟继润.《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第一册）》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2，151，153，151，151，292.
[3]佚名.富田一带可怕的传染病发生[N].红色中华（5），1932—01—13（4）.
[4]刘禄山，梁君思.中央苏区卫生防疫运动及其道德效应泛论[J].赣南医学院学报，2010（5）681-684.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
[6]张轩辞.身体的医术与灵魂的医术：论古希腊医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J].现代哲学，2009（5）95-101.
[7]红色中华[Z].193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