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
　　据传李一生以未掌文衡为憾事，但事实上，虽然李是二甲进士出身，对科名中人却不太看得起。同光年间，派驻各国使节，屡屡有朝臣提议应考虑人选的科举功名，李鸿章却认为使臣应该“历练稍深，权衡得当”，而此种人才不必“专于文学科目中求之，致有偏而不举之患”。他与淮军各将领一样，不太敬佩读书人，因为这些人喜欢空谈，没什么真本事。
　　李鸿章用人不拘一格，却重乡谊，如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时论多认为不胜其任，至兵败刘公岛，丁虽一死全节，时人仍骂其“死有余辜”。丁汝昌在甲午之役中指挥若何，军史或未有定论，然非良才之选无疑。李鸿章用人，一味坚持己见，任由谤骂不易其初衷，这是好处，也有坏处。
　　李鸿章用洋人，却开了千年未有之变局。自然，他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当李鸿章建设那支著名的“常胜军”时，就坚持：不管这支军队的领袖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他必须“呈请归入中国版图，愿受节制，方可予以兵柄”。他和朝廷一致，希望这个西人像常胜军第一任管带华尔那样“归化中国”，娶中国女子为妻，始终向清廷与李鸿章表示效忠。
　　然而第二任管带戈登很快就与李鸿章发生争执，那是破苏州后李鸿章“杀降”引起的。在戈登看来，这不仅违反人道对待俘虏的国际惯例，也违反事先关于降将的人身安全保证。李鸿章却认为，身为部将，戈登没有资格质疑主帅的决定。蒙受耻辱而愤慨的戈登扬言要将苏州交还叛军，并且用他的由外国人率领的常胜军攻打李鸿章的部队，一度还威胁过要加入太平军。在这场争论中，列强的代表都站在戈登一边。英国公使卜鲁斯甚至禁止戈登继续留在李鸿章军中。
　　如果李鸿章像之前清廷办理外交的大臣那样固执，“常胜军”将会星散，与太平军的战斗将加倍艰难，中国历史或许就会改写。但这时的李鸿章，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一面，在总税务司赫德的帮助下，他主动与戈登联络，并承诺给他更大权力，终于让戈登重新披挂，回到战场上来。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无论湘军还是淮军，早就看这帮外国佬不顺眼了：他们一点也不仰慕中国文化，甚至不肯学习中文，常胜军士兵穿着外国军服，应答口令都用英文，薪饷过厚，粗暴好吵，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粗野无文”。而且，总有谣言说他们一旦壮大，将帮助西洋人推翻满清朝廷。
　　在戈登身上，李鸿章的招揽的确相当成功。11年后（1880），李鸿章在“伊犁危机”中，面临与俄国开仗的危险，赫德打算征募英国军官100人来教练中国军队。但英国政府的政策却禁止该国军官“战时”为中国效力。此时戈登毅然重返中国，告诉李鸿章，只要俄国进攻，他将再为中国征战沙场。李鸿章颇为担忧，于是问戈登，若俄国因此向英国抗议怎么办，戈登当即回答说，他只要放弃英国军籍，量英国政府管不着他。
　　李鸿章自己曾回忆，在他接任北洋时，老师曾国藩问他如何与外人相处，李鸿章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很不赞成地说“诚能动物”，洋人也是人，还是要以诚相待。李鸿章唯唯。
　　但在李后来的外交生涯中，李还是免不了经常“打痞子腔”。比如甲午战后，伊藤博文代表日本政府，逼迫中国割让辽东，李鸿章一边想尽办法拖延，一边暗地里不断鼓动俄法德等国出面干涉，最后通过支付一笔“赎辽费”，收回了辽东。
　　晚清时的外国政界普遍喜欢李鸿章，如俾斯麦、伊藤博文都对他给予很高评价。同治去世无嗣，法使热福理就曾建议“不如李鸿章为帝”；庚子事变，列强恨极西太后，据说瓦德西也曾建议联军出动军舰百余艘，拥立李鸿章称帝，李鸿章“笑谢之”。不过，之前“东南互保”定盟之时，确有密议，一旦西太后、光绪均遭不测，东南各省即拥护李鸿章出任“伯理玺天德”，也就是总统。
　　纵观其一生，李鸿章未必不曾遵行他老师教诲的“诚”字，因为一位政治家，光靠权谋与耍滑头，不可能得到国内外实权派一致宾服。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