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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法战争期间，著名谏官张佩纶曾被清政府派赴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战后，张佩纶因误荐徐延旭和马江战败而受到严惩。这件事，后来被一些人渲染成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如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称：“盖光绪初年之四谏，及清流，议论风生，封事靡刂切，久为西朝所不满。……陈**庵以内阁学士，拜会办南洋军务之命，亦宫中强委以兵事，欲入以罪，会陈丁艰归，其后卒以荐徐延旭、唐炯案降五级。张绳庵则最不幸，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识者谓微中法一役，绳庵亦不能独免，推西后积憾清流之心，说盖可信。”①黄浚的这种看法，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学者。宝成关所著《奕讠斤慈禧政争记》②和徐彻所著《慈禧大传》③，都引用这种观点入书。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为什么要使张佩纶等言官到各海疆会办防务，这真的是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吗？
首先，说慈禧以书生典兵就是别有用心，以速其败，这是不对的。因为书生典兵并不一定会打败仗，不一定是坏事。远的不说，与张佩纶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不是行伍出身，但无不是以书生典兵而获成功并飞黄腾达的。即与张佩纶、陈宝琛同时被派赴各地办理军事的，还有吴大澄及曾为清流中坚人物、以山西巡抚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这二人则是成功了，特别是张之洞更因抗法有功，不但误荐徐延旭一事只受到小小的惩处，还奠定了一生事业的根基。因此不能一概说以书生典兵就是别有用心。
其次，清政府任命张佩纶等出办海防，是在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四月十四日，即李鸿章和福禄诺谈判基本达成和约、中法已经和解的情况下颁布的，战事似乎已经结束，因而，这些文官担负的并非是作战任务，而是和平使命。五月初一日有旨指明张佩纶前赴福建的使命：“前因福建海疆紧要，谕令张佩纶前往会办，以资整顿。……所有该省濒海各处，张佩纶抵闽后，自当周历巡查，会商该将军督抚妥筹布置，期于周密。”其中重点在于查看台湾防务和台湾镇道是否得力，以及马尾造船厂的生产等情况④。可见清政府的原意并非要张佩纶前去打仗。只是在一个半月后发生了“观音桥事件”，中法重新起衅，张佩纶才主动承担指挥作战的任务。这是由于客观形势变化的不可抗拒原因，而不能说清政府一开始就有意“使书生典兵，以速其败”。
其实，在此之前，张佩纶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张佩纶要参劾那些一二品大臣，都可得照准，并于光绪九年初即得任署理左副都御史以及在总理衙门行走等重要职务。但是，张佩纶却辜负了朝廷的信任和期望，于中法开战前夕连篇累牍地举荐徐延旭、唐炯可任援越抗法重任。他于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正月上奏，极力举荐徐延旭可任广西边事⑤。清政府纳奏，在同月将徐延旭升为广西布政使。四月初十日，陈宝琛、张佩纶又联名上奏，建议“应饬徐延旭急引粤西现军出关，借以牵制法兵”⑥。清政府纳奏，于五月十九日有旨：该藩司到任后，“倘边务紧急，即著派令出关督办，以资得力”⑦。徐延旭因而成为广西边军的统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二月二十三日，张佩纶上奏，要求清政府给徐延旭以专奏之权⑧，清政府纳奏，二十五日有旨：“准其专折奏事”⑨。但清流派官员仍不满足，还不断上奏建议清政府考虑撤换广西巡抚倪文蔚，改任徐延旭为广西巡抚。四月十八日，张佩纶上奏：“应恳朝廷将倪文蔚酌调他省，责以吏治，而简知兵大员莅任粤西，冀收安边之效。”⑩这个“知兵大员”是谁呢？张佩纶在多次上奏中竭力把徐延旭描绘为一个“知兵能员”，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其他清流派官员则与张佩纶相呼应，频频称誉徐延旭的“兵事边才”。清政府受到这些意见的影响，于九月初九日降旨：着徐延旭补授广西巡抚11，把抗法的重任放在了徐延旭的身上。
为了扫除徐延旭执掌广西边军大权的障碍，张佩纶还于光绪九年四月十八日上奏，弹劾与徐延旭有嫌隙的广西提督冯子材：“提督冯子材老病骄满，不辠其军，虽有前功，宜令退位。”12冯子材担任广西提督二十余年，能征惯战，并曾多次率军入越助剿，军情地理精熟，可以作援越抗法的主将，但既受张佩纶弹劾，又担心徐延旭奉旨督师，自己再恋栈将会招祸，遂称病开缺。直到一年后才被清政府重新起用，即指挥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创造了中国近代抵抗外侵战争的奇迹。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张佩纶这样狂热地力荐徐延旭出关督办军务，却排挤能征惯战的冯子材，实际上是自断臂助，结果酿成了北宁之战的惨败。正如李鸿章所说的，徐延旭是“实不知兵、不知洋务大局、其言多不可信”的庸才13。他耗费了国库的大量粮饷，率领两万广西边军在北宁布防经年，但当侵越法军来攻时，即闻风溃败。法军只以死２６人、伤２５人的轻微代价即已攻下北宁，接着又轻取太原、兴化等重镇。清军则损兵折将，大损国威军威，不但使得清政府被迫默认法国吞并藩属国越南，而且助长了法国的侵略气焰，埋下日后法国利用“观音桥事件”的小隙与中国大兴风波的祸根。
事后，朝廷追究北宁战败的责任，以恭亲王奕讠斤为首的军机处被全体撤换。而举荐徐延旭最力的张佩纶则自知罪孽深重，难逃公论，只好准备接受言官的弹劾和朝廷的重责。他曾多次致函李鸿章称：“误荐晓山（徐延旭字），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14“徐、唐均已逮问，此时自劾转涉畏祸沽名，不如一听他人指摘。失言、失人，咎当以一人承之。”15“此间自徐、唐逮问后，言者纷纷。可庄之介弟旭庄，偏诣其相识之人，力诋鄙人。”16弹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至无颜在朝廷再呆下去，有“求去”之心17。如果慈禧太后真要“瓦解清流”的话，这时完全可以顺水推舟，理直气壮地惩处张佩纶等，而不必再多此一举，搞什么“以书生典兵”的事情。
其实，由于慈禧太后对张佩纶颇有好感，所以，尽管人言汹汹，弹章不断，张佩纶却不但没受惩处，反而被命出任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从后来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张佩纶的这个新差使相当于中央政府派到地方的钦差大臣，地位几乎与总督平等，可见，他实际上是被破格重用了。清政府就是在关键时刻，以这个异乎寻常的行动，宣布了对张佩纶的信任，并让他远离京都是非之地，实际上就是示意朝臣不要追究他误荐徐延旭的责任。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让他出任会办福建海防，其实是慈禧太后对他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张佩纶曾不无得意地致函李鸿章称：“恭（亲王）、李（鸿藻）黜，徐、唐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绵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并点明是慈禧太后对他的特别眷顾：“丹老来述慈圣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恩。”18所谓“内隙可弭”，指的是平息言官对他的弹劾。而我们的论者没有窥透这其中的奥妙，却作出相反的解释，认为是慈禧太后要“瓦解清流”的阴谋，离事实何其太远！
在张佩纶赴任福建之初，曾致函李鸿藻谈自己再也不愿留在朝廷的想法：“初意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覆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去意颇决。”19可惜的是，张佩纶在福建期间，又以极其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惹下了一场后果并不次于北宁惨败的大祸，再次辜负了慈禧太后和清政府的期望，也彻底毁了自己的前途。
早在法国扩大对越南北圻的侵略，清政府在如何援越抗法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之初，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八月初一日，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就致函总理衙门，主张中国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持强硬态度，出兵（特别是出动海军）援越以牵制法国的侵略进程：“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侮。法人内怯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似是一好机会。”20清政府终于决定援越抗法的原因是很多的，但过分相信刚刚取得修改俄约胜利的曾纪泽的看法，以为中国海军可以与法国侵越海军抗衡，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其实，这是过分乐观的看法。当时，虽然自同治年间清政府就开始筹建新式海军舰队，但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事情进展很慢。至中法战前，北洋、南洋、广东三支水师还只是初具规模，而拥有舰只最多、军力最强的福建水师，它的主力就是后来在马江之战被轰沉的诸舰。所以，即使将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集中起来，也不是法国侵华海军的对手。因此，曾纪泽所谓中国出动海军军舰就能慑服法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清醒地看到中法海军力量的巨大差距，曾多次奏称：中国“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21但总理衙门及张佩纶等一批清流派官员却为曾纪泽的说法所迷惑，极力鼓吹出动中国海军与法国海军对抗，这种意见并在当时成了主流观念，影响了清政府的军事战略决策。
张佩纶于闰五月十四日到达福建，这时，中法已因“观音桥事件”而重新起衅，马尾船政局被法国侵略者定为“踞地为质，勒索赔款”的主要目标。当张佩纶闻知法舰闯入马江时，就于二十七日冒雨赶到马尾船政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一道指挥抗法事宜。不知是不是这样一件事引起了他的误会，他在闰五月二十九日函告黄再同：二十七午，他闻知法军将于二十八日攻马尾，即日冒雨率兵调军济舟至马尾。法军得知后，十分惊慌，“孤拔令各船施放电光灯，照彻数里，防我劫船，而鄙人劳倦，鼻息鸣矣。惜中旨戒先发，吾军亦疲，若是夜一战，彼舟不能驶行，必可小胜也”22。言下似有法军畏惧胆怯的意思。又致函安圃侄谈此事：“敌本虚声，今亦中止。今退去两艘。吓我不动，去吓老穆（指福州将军穆图善）矣。”23又致函李鸿藻：“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二十八夜战定可胜24。轻敌之意溢于言外。也许是这件事，使得原来存在于张佩纶头脑中轻视法舰的思想，变成了集中华舰与法舰对峙的行动。他于六月初一日有电给总理衙门称：“彼（指法舰）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25即把一般适用于陆战的军队数量多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的规律生搬硬套到海战上来，以为舰只多少即可决定海战的胜负。所以在闰五月下旬就调集了“扬武”、“福星”、“福胜”、“建胜”四舰到马尾，同法舰“衔尾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26。接着，张佩纶还多次致电清政府，要求及时调拨南北洋和广东水师的舰船前来马尾助战。朝廷纳奏，向南北洋大臣下达了派船援闽的旨令。但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国荃则比张佩纶更有军事头脑，认为海战以军舰的强弱分胜负，而不以舰船多少分高下，当时中国舰船远较法舰弱小，以弱舰敌强舰，无异以卵击石，因而都拒绝派船援闽。六月初六日，总理衙门奏报清政府：“法兵船现已深入福州，张佩纶等迭请南北洋浙粤酌派兵轮策援，以为牵缀之计。而南洋电覆，以兵轮不敷守口，实难分拨；北洋电覆，以现有兵轮较法人铁甲大船相去远甚，尾蹑无济，且津门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浙省亦以船少尚难自顾电覆；均系实在情形。”27张佩纶只是通过与张之洞等的特殊关系，调回了原由福建调往广东的“飞云”和“济安”两舰，何如璋则调到出差在外的“振威”、“伏波”、“航琛”、“保民”等舰船以及一些旧式师船。六月十四日，张佩纶奏报清政府：法三船在口外，内船仅多于我两艘，而连日潮汐小信，敌船可出入者不过一二时，皆犯军家之忌，此又微臣所以欲战之故也。为此，张佩纶得到清政府的称赞：“览奏具见勇敢，布置亦合机宜。”28他在六月十八日致安圃侄信称：“以马尾地势、法人军谋而论，战必先水。现在法船仅九艘，我船足与相当……但敌不骤增多船，水战未必能败。”29六月二十日电告张之洞称：“论闽口现在敌情，先发可胜。”30其实，在当时的海战中有一个规律，即在一般的情况下，弱舰应该避免与强舰对敌，南北洋大臣可能多少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肯将他们手中的舰船派来送死。六月十五日，李鸿章电寄总理衙门称：“鸿等前在烟台，曾上法铁舰看操，其船坚炮巨，实非南北各船所能敌。今法两铁甲驻闽港口以堵外援，我船铁板厚仅五分，易被轰沉；即曰尾缀勿战，若开衅彼必在海面寻战，倘挫失，徒自损威，于事何济？”31而张佩纶、何如璋不懂海战规律，千辛万苦地将散在各处的弱舰调集，送到法方强舰的炮口下当靶子，无异是将羊肉送进虎口，成了送给法国侵华舰队的一份厚礼，怎么不闯大祸呢！所以，当他拒绝清政府和李鸿章要他将舰船撤出，勿与法舰对峙时，就有人讥讽他是“好奇尚气，好胜沽名”32。至开战前，张佩纶、何如璋总共调集了“扬武”等１１艘舰船及１０余只旧式师船与法舰对峙，总吨位约１万吨，大小炮５０门。“所有这些船只都是木制的，未装铁甲，外表美观，但质地脆弱。船身借一些不透水的壁板，多少得以免于沉没”33。因而在法舰看来，都不过是一些炮靶罢了。而法舰也有１１艘，总吨位约１５万吨，大小炮７２门，还装备了新式的机关炮，比华舰占有了绝对优势。结果，开战不到半小时，华舰就几乎全被法舰轰沉。
如果当时张佩纶们不是愚蠢地迷信中国海军可以和法国海军对峙的思想，而将这些不堪一击的舰船集中到法舰炮口下的话，法军要想在一次战斗中消灭这么多中国舰船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福建水师也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后来左宗棠查奏此事，就批评张佩纶：“明知敌人船坚炮利，乃调令兵商各舰，与敌舰聚泊一处，遂至被其轰沉，此调度之失宜也。”34可见，张佩纶是做了一件天大的蠢事，结果是葬送了福建舰队。后来，清政府没有处死张佩纶，而仅是发交军台效力，已是十分宽大了。
综上所述，可知在北宁战败后，清政府没有即时追咎张佩纶误荐徐延旭的责任，并让他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其实是对张佩纶实行的保护措施。只是他自己不争气，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民愤极大。清政府给以惩处，这是张佩纶咎由自取，并非什么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
①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出版，第５７页。
②宝成关：《奕讠斤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３５页。
③徐彻：《慈禧大传》，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４月版，第３００页。
④26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二），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０、１２３、１２４页。
⑤10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４、３６７～３６８、３６８页。
⑥⑧21252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１０６、１４０、１９８、４３３、４４４页。
⑦⑨11《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３卷，第１３、３７页；第６卷第３页。
131415161718192022232429303132《中法战争》（四），第９３、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３、３７４、２５７、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４、４０３、１７７、３８４页。
33《中法战争》（三），第５４６页。
34《中法战争》（六），第２４９页。
（作者单位：湛江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责任编辑：蔡世华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为什么要使张佩纶等言官到各海疆会办防务，这真的是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吗？
首先，说慈禧以书生典兵就是别有用心，以速其败，这是不对的。因为书生典兵并不一定会打败仗，不一定是坏事。远的不说，与张佩纶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不是行伍出身，但无不是以书生典兵而获成功并飞黄腾达的。即与张佩纶、陈宝琛同时被派赴各地办理军事的，还有吴大澄及曾为清流中坚人物、以山西巡抚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这二人则是成功了，特别是张之洞更因抗法有功，不但误荐徐延旭一事只受到小小的惩处，还奠定了一生事业的根基。因此不能一概说以书生典兵就是别有用心。
其次，清政府任命张佩纶等出办海防，是在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四月十四日，即李鸿章和福禄诺谈判基本达成和约、中法已经和解的情况下颁布的，战事似乎已经结束，因而，这些文官担负的并非是作战任务，而是和平使命。五月初一日有旨指明张佩纶前赴福建的使命：“前因福建海疆紧要，谕令张佩纶前往会办，以资整顿。……所有该省濒海各处，张佩纶抵闽后，自当周历巡查，会商该将军督抚妥筹布置，期于周密。”其中重点在于查看台湾防务和台湾镇道是否得力，以及马尾造船厂的生产等情况④。可见清政府的原意并非要张佩纶前去打仗。只是在一个半月后发生了“观音桥事件”，中法重新起衅，张佩纶才主动承担指挥作战的任务。这是由于客观形势变化的不可抗拒原因，而不能说清政府一开始就有意“使书生典兵，以速其败”。
其实，在此之前，张佩纶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张佩纶要参劾那些一二品大臣，都可得照准，并于光绪九年初即得任署理左副都御史以及在总理衙门行走等重要职务。但是，张佩纶却辜负了朝廷的信任和期望，于中法开战前夕连篇累牍地举荐徐延旭、唐炯可任援越抗法重任。他于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正月上奏，极力举荐徐延旭可任广西边事⑤。清政府纳奏，在同月将徐延旭升为广西布政使。四月初十日，陈宝琛、张佩纶又联名上奏，建议“应饬徐延旭急引粤西现军出关，借以牵制法兵”⑥。清政府纳奏，于五月十九日有旨：该藩司到任后，“倘边务紧急，即著派令出关督办，以资得力”⑦。徐延旭因而成为广西边军的统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二月二十三日，张佩纶上奏，要求清政府给徐延旭以专奏之权⑧，清政府纳奏，二十五日有旨：“准其专折奏事”⑨。但清流派官员仍不满足，还不断上奏建议清政府考虑撤换广西巡抚倪文蔚，改任徐延旭为广西巡抚。四月十八日，张佩纶上奏：“应恳朝廷将倪文蔚酌调他省，责以吏治，而简知兵大员莅任粤西，冀收安边之效。”⑩这个“知兵大员”是谁呢？张佩纶在多次上奏中竭力把徐延旭描绘为一个“知兵能员”，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其他清流派官员则与张佩纶相呼应，频频称誉徐延旭的“兵事边才”。清政府受到这些意见的影响，于九月初九日降旨：着徐延旭补授广西巡抚11，把抗法的重任放在了徐延旭的身上。
为了扫除徐延旭执掌广西边军大权的障碍，张佩纶还于光绪九年四月十八日上奏，弹劾与徐延旭有嫌隙的广西提督冯子材：“提督冯子材老病骄满，不辠其军，虽有前功，宜令退位。”12冯子材担任广西提督二十余年，能征惯战，并曾多次率军入越助剿，军情地理精熟，可以作援越抗法的主将，但既受张佩纶弹劾，又担心徐延旭奉旨督师，自己再恋栈将会招祸，遂称病开缺。直到一年后才被清政府重新起用，即指挥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创造了中国近代抵抗外侵战争的奇迹。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张佩纶这样狂热地力荐徐延旭出关督办军务，却排挤能征惯战的冯子材，实际上是自断臂助，结果酿成了北宁之战的惨败。正如李鸿章所说的，徐延旭是“实不知兵、不知洋务大局、其言多不可信”的庸才13。他耗费了国库的大量粮饷，率领两万广西边军在北宁布防经年，但当侵越法军来攻时，即闻风溃败。法军只以死２６人、伤２５人的轻微代价即已攻下北宁，接着又轻取太原、兴化等重镇。清军则损兵折将，大损国威军威，不但使得清政府被迫默认法国吞并藩属国越南，而且助长了法国的侵略气焰，埋下日后法国利用“观音桥事件”的小隙与中国大兴风波的祸根。
事后，朝廷追究北宁战败的责任，以恭亲王奕讠斤为首的军机处被全体撤换。而举荐徐延旭最力的张佩纶则自知罪孽深重，难逃公论，只好准备接受言官的弹劾和朝廷的重责。他曾多次致函李鸿章称：“误荐晓山（徐延旭字），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14“徐、唐均已逮问，此时自劾转涉畏祸沽名，不如一听他人指摘。失言、失人，咎当以一人承之。”15“此间自徐、唐逮问后，言者纷纷。可庄之介弟旭庄，偏诣其相识之人，力诋鄙人。”16弹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至无颜在朝廷再呆下去，有“求去”之心17。如果慈禧太后真要“瓦解清流”的话，这时完全可以顺水推舟，理直气壮地惩处张佩纶等，而不必再多此一举，搞什么“以书生典兵”的事情。
其实，由于慈禧太后对张佩纶颇有好感，所以，尽管人言汹汹，弹章不断，张佩纶却不但没受惩处，反而被命出任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从后来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张佩纶的这个新差使相当于中央政府派到地方的钦差大臣，地位几乎与总督平等，可见，他实际上是被破格重用了。清政府就是在关键时刻，以这个异乎寻常的行动，宣布了对张佩纶的信任，并让他远离京都是非之地，实际上就是示意朝臣不要追究他误荐徐延旭的责任。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让他出任会办福建海防，其实是慈禧太后对他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张佩纶曾不无得意地致函李鸿章称：“恭（亲王）、李（鸿藻）黜，徐、唐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绵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并点明是慈禧太后对他的特别眷顾：“丹老来述慈圣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恩。”18所谓“内隙可弭”，指的是平息言官对他的弹劾。而我们的论者没有窥透这其中的奥妙，却作出相反的解释，认为是慈禧太后要“瓦解清流”的阴谋，离事实何其太远！
在张佩纶赴任福建之初，曾致函李鸿藻谈自己再也不愿留在朝廷的想法：“初意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覆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去意颇决。”19可惜的是，张佩纶在福建期间，又以极其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惹下了一场后果并不次于北宁惨败的大祸，再次辜负了慈禧太后和清政府的期望，也彻底毁了自己的前途。
早在法国扩大对越南北圻的侵略，清政府在如何援越抗法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之初，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八月初一日，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就致函总理衙门，主张中国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持强硬态度，出兵（特别是出动海军）援越以牵制法国的侵略进程：“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侮。法人内怯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似是一好机会。”20清政府终于决定援越抗法的原因是很多的，但过分相信刚刚取得修改俄约胜利的曾纪泽的看法，以为中国海军可以与法国侵越海军抗衡，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其实，这是过分乐观的看法。当时，虽然自同治年间清政府就开始筹建新式海军舰队，但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事情进展很慢。至中法战前，北洋、南洋、广东三支水师还只是初具规模，而拥有舰只最多、军力最强的福建水师，它的主力就是后来在马江之战被轰沉的诸舰。所以，即使将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集中起来，也不是法国侵华海军的对手。因此，曾纪泽所谓中国出动海军军舰就能慑服法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清醒地看到中法海军力量的巨大差距，曾多次奏称：中国“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21但总理衙门及张佩纶等一批清流派官员却为曾纪泽的说法所迷惑，极力鼓吹出动中国海军与法国海军对抗，这种意见并在当时成了主流观念，影响了清政府的军事战略决策。
张佩纶于闰五月十四日到达福建，这时，中法已因“观音桥事件”而重新起衅，马尾船政局被法国侵略者定为“踞地为质，勒索赔款”的主要目标。当张佩纶闻知法舰闯入马江时，就于二十七日冒雨赶到马尾船政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一道指挥抗法事宜。不知是不是这样一件事引起了他的误会，他在闰五月二十九日函告黄再同：二十七午，他闻知法军将于二十八日攻马尾，即日冒雨率兵调军济舟至马尾。法军得知后，十分惊慌，“孤拔令各船施放电光灯，照彻数里，防我劫船，而鄙人劳倦，鼻息鸣矣。惜中旨戒先发，吾军亦疲，若是夜一战，彼舟不能驶行，必可小胜也”22。言下似有法军畏惧胆怯的意思。又致函安圃侄谈此事：“敌本虚声，今亦中止。今退去两艘。吓我不动，去吓老穆（指福州将军穆图善）矣。”23又致函李鸿藻：“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二十八夜战定可胜24。轻敌之意溢于言外。也许是这件事，使得原来存在于张佩纶头脑中轻视法舰的思想，变成了集中华舰与法舰对峙的行动。他于六月初一日有电给总理衙门称：“彼（指法舰）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25即把一般适用于陆战的军队数量多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的规律生搬硬套到海战上来，以为舰只多少即可决定海战的胜负。所以在闰五月下旬就调集了“扬武”、“福星”、“福胜”、“建胜”四舰到马尾，同法舰“衔尾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26。接着，张佩纶还多次致电清政府，要求及时调拨南北洋和广东水师的舰船前来马尾助战。朝廷纳奏，向南北洋大臣下达了派船援闽的旨令。但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国荃则比张佩纶更有军事头脑，认为海战以军舰的强弱分胜负，而不以舰船多少分高下，当时中国舰船远较法舰弱小，以弱舰敌强舰，无异以卵击石，因而都拒绝派船援闽。六月初六日，总理衙门奏报清政府：“法兵船现已深入福州，张佩纶等迭请南北洋浙粤酌派兵轮策援，以为牵缀之计。而南洋电覆，以兵轮不敷守口，实难分拨；北洋电覆，以现有兵轮较法人铁甲大船相去远甚，尾蹑无济，且津门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浙省亦以船少尚难自顾电覆；均系实在情形。”27张佩纶只是通过与张之洞等的特殊关系，调回了原由福建调往广东的“飞云”和“济安”两舰，何如璋则调到出差在外的“振威”、“伏波”、“航琛”、“保民”等舰船以及一些旧式师船。六月十四日，张佩纶奏报清政府：法三船在口外，内船仅多于我两艘，而连日潮汐小信，敌船可出入者不过一二时，皆犯军家之忌，此又微臣所以欲战之故也。为此，张佩纶得到清政府的称赞：“览奏具见勇敢，布置亦合机宜。”28他在六月十八日致安圃侄信称：“以马尾地势、法人军谋而论，战必先水。现在法船仅九艘，我船足与相当……但敌不骤增多船，水战未必能败。”29六月二十日电告张之洞称：“论闽口现在敌情，先发可胜。”30其实，在当时的海战中有一个规律，即在一般的情况下，弱舰应该避免与强舰对敌，南北洋大臣可能多少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肯将他们手中的舰船派来送死。六月十五日，李鸿章电寄总理衙门称：“鸿等前在烟台，曾上法铁舰看操，其船坚炮巨，实非南北各船所能敌。今法两铁甲驻闽港口以堵外援，我船铁板厚仅五分，易被轰沉；即曰尾缀勿战，若开衅彼必在海面寻战，倘挫失，徒自损威，于事何济？”31而张佩纶、何如璋不懂海战规律，千辛万苦地将散在各处的弱舰调集，送到法方强舰的炮口下当靶子，无异是将羊肉送进虎口，成了送给法国侵华舰队的一份厚礼，怎么不闯大祸呢！所以，当他拒绝清政府和李鸿章要他将舰船撤出，勿与法舰对峙时，就有人讥讽他是“好奇尚气，好胜沽名”32。至开战前，张佩纶、何如璋总共调集了“扬武”等１１艘舰船及１０余只旧式师船与法舰对峙，总吨位约１万吨，大小炮５０门。“所有这些船只都是木制的，未装铁甲，外表美观，但质地脆弱。船身借一些不透水的壁板，多少得以免于沉没”33。因而在法舰看来，都不过是一些炮靶罢了。而法舰也有１１艘，总吨位约１５万吨，大小炮７２门，还装备了新式的机关炮，比华舰占有了绝对优势。结果，开战不到半小时，华舰就几乎全被法舰轰沉。
如果当时张佩纶们不是愚蠢地迷信中国海军可以和法国海军对峙的思想，而将这些不堪一击的舰船集中到法舰炮口下的话，法军要想在一次战斗中消灭这么多中国舰船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福建水师也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后来左宗棠查奏此事，就批评张佩纶：“明知敌人船坚炮利，乃调令兵商各舰，与敌舰聚泊一处，遂至被其轰沉，此调度之失宜也。”34可见，张佩纶是做了一件天大的蠢事，结果是葬送了福建舰队。后来，清政府没有处死张佩纶，而仅是发交军台效力，已是十分宽大了。
综上所述，可知在北宁战败后，清政府没有即时追咎张佩纶误荐徐延旭的责任，并让他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其实是对张佩纶实行的保护措施。只是他自己不争气，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民愤极大。清政府给以惩处，这是张佩纶咎由自取，并非什么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
①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出版，第５７页。
②宝成关：《奕讠斤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３５页。
③徐彻：《慈禧大传》，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４月版，第３００页。
④26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二），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０、１２３、１２４页。
⑤10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４、３６７～３６８、３６８页。
⑥⑧21252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１０６、１４０、１９８、４３３、４４４页。
⑦⑨11《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３卷，第１３、３７页；第６卷第３页。
131415161718192022232429303132《中法战争》（四），第９３、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３、３７４、２５７、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４、４０３、１７７、３８４页。
33《中法战争》（三），第５４６页。
34《中法战争》（六），第２４９页。
（作者单位：湛江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