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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由于历史及语言因素，乌克兰文学曾经长期置于俄语文学的大框架之下，其文学作品的民族性和独立性被忽视与掩盖。现在，乌克兰文学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乌克兰现代诗歌更是被排除于我们的文学视野之外。而德米特里·克莱明的诗，如同一把利剑，穿透乌克兰历史的烟尘，重新挑起被掩盖的民族伤痕，试图用诗歌构建民族认同的同时，重新找回乌克兰失去的声音和记忆。
德米特里·克莱明是当代乌克兰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1953年出生于乌克兰最西部的喀尔巴阡山脉伊尔沙地区的一个小镇，斯拉夫人最早于此定居，它是乌克兰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也是乌克兰文化的发源地，这为童年的克莱明打开了一条直接且原始的通向乌克兰历史的探寻之路。而后，克莱明搬到了乌克兰南部尼古拉斯州，这将他带入了更为古老的、前斯拉夫的历史。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公元前曾是古希腊殖民地，在此流传着斯基泰人的传说，他们是乌克兰大地上最早的定居者之一。这种迁移，使得克莱明有机会以西部的喀尔巴阡山脉的视角，来俯视乌克兰广阔的南部草原，深入这片充满了异族故事的神秘之地。乌克兰大地上最古老的两个区域，得以在克莱明的经历和诗歌中跨越时空实现相遇和对话。他们代表的不只是乌克兰，更包括欧洲和亚洲的原始记忆，在如此广阔的视野下，乌克兰在克莱明的诗歌中重新感知这个世界，找回了四散的记忆碎片，构成了一段完整的进行中的历史。同时，这一变迁也是克莱明诗歌创作的根基和理解其诗歌的关键，他在诗歌中拾起故乡记忆，通过个体经验发掘出乌克兰人灵魂深处的精神性，将乌克兰历史从边缘拉回视野的中心，在模糊的记忆片段的拼接中，展现了广阔而深远的乌克兰图景。
克莱明的创作展现了现代乌克兰人的迷失，也表达出对虚无和遗忘的强烈拒斥。他的诗歌创作历程也是对乌克兰民族性和精神性的追寻历程，与时间的洪流和历史的虚无的对抗过程中，过去与未来在诗句中相遇。“……我在何时何地弄丢了故乡——/和那月夜，那土地，那时光？”克莱明的诗中充斥着一种焦虑，这是来自于民族认同缺失和历史定位模糊的焦虑。“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是每个有良心的乌克兰人内心的抉择。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国家独立而得到解决：“但是我们依然——在绝望的无尽深渊——/我们是霍哈尔，是小俄罗斯人……”，他们的声音依旧非常微弱。历史上东部与西部的割裂使乌克兰人陷入了迷失与怀疑，而诗人的做法则是回到乌克兰更为古老的岁月，回到“斯基泰人的故乡”，试图在此找到乌克兰与世界历史的衔接和融合。克莱明并非想要提供一种世界性的视角或史诗般的描绘，而更多的从个人内在经验和心理出发，传达出对混乱历史的主观思考。这也使得克莱明的诗中总保持着“呼唤”的姿态，呼唤人们和“我”一起，找回遗失的乌克兰记忆。
为了摆脱迷失，克莱明对虚无主义表达出强烈的反对立场。他认为，虽然无人能够逃脱时间的洪流，但时间之流不能抹杀一切，不能让存在变成虚无。在《被焚烧的书简》中，克莱明警告：“焚毁书简——就意味着/人类从未在这世界出现。/你也会陷入更加苦涩的痛楚——/历史将对一切保持缄默。”“我们从未因历史而心神不宁。/一束光照在孩子们的额头上/苦涩的遗忘狠狠鞭挞着灵魂”。在诗人看来，“我”是历史的过客，是存在到消亡的见证者与守护者，从“过往的岁月上疾驰而过”。克莱明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时间视角，在他的笔下，对过去时间的回溯和对未来时间的展望在某处汇合，使处在历史中的人和事陷入一种怪诞。在同一首诗中，时间的含混让人们听到过往岁月于当下的回响，寻找到不同时代的共同启示。
而对乌克兰伤痛的记忆是连接起一切历史的核心。克莱明认为，乌克兰民族所经历的伤痛是构成乌克兰历史和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渗透在每个乌克兰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这种创伤从古代的被侵占、被奴役，延续到独立后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乌克兰人的大部分历史记忆。在克莱明的诗中，从家庭悲剧到民族苦难，从宗教灾难到战争浩劫，从自然的惩罚到人为的悲剧，从沙皇的屠杀到苏联的饥荒，诗人“点燃蜡烛/照亮悲哀岁月的所有记忆” 。诗歌成为武器，成为“海达马克的圣刀”，捍卫着民族存在的尊严和意义。同时，在《世界边缘之旅》中，克莱明借2002年在乌克兰发生的记者遇害事件讽刺当代政治，将当代的伤痛与历史相连，把读者引入历史记忆的纵深空间，反思“乌克兰人永恒的命运”。
克莱明诗歌中的另一个关键主题是对现代性的思考。出生于西部喀尔巴阡山区的诗人，对神秘的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他时常传达出对往日田园和原始自然的留恋，以及对现代性事物的试探和怀疑。
“……过去的日子历历在目，
大城市将出现在井旁。
这田园的、乡村的洛可可风格——
成为了世界身后遥远的过往。”
他对自然的描述中，也常常穿插着现代机械社会的意象。但这些现代社会的产物，在自然中却显得渺小且无助，“直升机将在空中嗡嗡作响/落入坟墓般跌进无边的天际”。与许多现代诗人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解构，以精神的异化来传达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抗拒不同，克莱明承认机械时代的来临无法阻挡，他只能执拗地坚守在巴洛克式的回忆之中，保持一个捍卫者的顽固姿态。
克莱明诗中一些固定的意象，成为其创作中的关键元素，像诗歌的碎片般，拼贴出诗人完整的精神世界。如在诗中反复出现的海的形象，它象征着一种深远的远古记忆，同时也代表着超越个体的自然之力：海洋文明和乌克兰草原文明的对立。而荒原代表着乌克兰的辽阔与奔放，是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孕育和起源之地。在海洋与草原的交融、对立之中，构建出独特的乌克兰历史民族记忆。马是荒原的真正主人，它在过往的历史中穿梭，代表着自由和挣脱枷锁的力量。“在坚德拉，连马都可以选择自由。/我们呢？我们何时能成为真正的人类？”在某种意义上，马就是乌克兰这个草原民族的象征，“从马蹄铁到粗野的名字——/为一切而冒险”。这些反复出现的意象使克莱明的诗歌展现出一种连贯性，他不仅仅满足于抒发感情，再现历史与伤痛，更乐于通过这些意象创造一个民族历史的共同体，为过去曾被割裂的记忆找到安身之地。
虽然此次的译文是通过英语转译的，但仍能从中感受到克莱明充满魅力的饱满抒情，以及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那是一种既有音乐感又有民谣意味，同时带有草原般辽阔的语言张力。克莱明不执着于对生活细微处和情感碎片处的刻画，而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中营造出沧桑感和历史感。但对于命运、死亡、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思考与怀疑，又避免了空洞乏味的宏大抒情。可以说，从克莱明的诗中，传来了乌克兰历史的“歌声，神话和赞美诗”。
两百年前，乌克兰民族诗人舍甫琴科为乌克兰文学开辟了一种可能性——发出乌克兰民族自己的声音。当代，克莱明延续了这种可能性，用诗歌穿透虚无，直击历史的伤痛，唤回失去的记忆。在诗中，这种力量终将超越个人的命运，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在广阔的世界中听见旷远的回响。
栏目责编：柴燕
德米特里·克莱明是当代乌克兰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1953年出生于乌克兰最西部的喀尔巴阡山脉伊尔沙地区的一个小镇，斯拉夫人最早于此定居，它是乌克兰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也是乌克兰文化的发源地，这为童年的克莱明打开了一条直接且原始的通向乌克兰历史的探寻之路。而后，克莱明搬到了乌克兰南部尼古拉斯州，这将他带入了更为古老的、前斯拉夫的历史。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公元前曾是古希腊殖民地，在此流传着斯基泰人的传说，他们是乌克兰大地上最早的定居者之一。这种迁移，使得克莱明有机会以西部的喀尔巴阡山脉的视角，来俯视乌克兰广阔的南部草原，深入这片充满了异族故事的神秘之地。乌克兰大地上最古老的两个区域，得以在克莱明的经历和诗歌中跨越时空实现相遇和对话。他们代表的不只是乌克兰，更包括欧洲和亚洲的原始记忆，在如此广阔的视野下，乌克兰在克莱明的诗歌中重新感知这个世界，找回了四散的记忆碎片，构成了一段完整的进行中的历史。同时，这一变迁也是克莱明诗歌创作的根基和理解其诗歌的关键，他在诗歌中拾起故乡记忆，通过个体经验发掘出乌克兰人灵魂深处的精神性，将乌克兰历史从边缘拉回视野的中心，在模糊的记忆片段的拼接中，展现了广阔而深远的乌克兰图景。
克莱明的创作展现了现代乌克兰人的迷失，也表达出对虚无和遗忘的强烈拒斥。他的诗歌创作历程也是对乌克兰民族性和精神性的追寻历程，与时间的洪流和历史的虚无的对抗过程中，过去与未来在诗句中相遇。“……我在何时何地弄丢了故乡——/和那月夜，那土地，那时光？”克莱明的诗中充斥着一种焦虑，这是来自于民族认同缺失和历史定位模糊的焦虑。“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是每个有良心的乌克兰人内心的抉择。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国家独立而得到解决：“但是我们依然——在绝望的无尽深渊——/我们是霍哈尔，是小俄罗斯人……”，他们的声音依旧非常微弱。历史上东部与西部的割裂使乌克兰人陷入了迷失与怀疑，而诗人的做法则是回到乌克兰更为古老的岁月，回到“斯基泰人的故乡”，试图在此找到乌克兰与世界历史的衔接和融合。克莱明并非想要提供一种世界性的视角或史诗般的描绘，而更多的从个人内在经验和心理出发，传达出对混乱历史的主观思考。这也使得克莱明的诗中总保持着“呼唤”的姿态，呼唤人们和“我”一起，找回遗失的乌克兰记忆。
为了摆脱迷失，克莱明对虚无主义表达出强烈的反对立场。他认为，虽然无人能够逃脱时间的洪流，但时间之流不能抹杀一切，不能让存在变成虚无。在《被焚烧的书简》中，克莱明警告：“焚毁书简——就意味着/人类从未在这世界出现。/你也会陷入更加苦涩的痛楚——/历史将对一切保持缄默。”“我们从未因历史而心神不宁。/一束光照在孩子们的额头上/苦涩的遗忘狠狠鞭挞着灵魂”。在诗人看来，“我”是历史的过客，是存在到消亡的见证者与守护者，从“过往的岁月上疾驰而过”。克莱明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时间视角，在他的笔下，对过去时间的回溯和对未来时间的展望在某处汇合，使处在历史中的人和事陷入一种怪诞。在同一首诗中，时间的含混让人们听到过往岁月于当下的回响，寻找到不同时代的共同启示。
而对乌克兰伤痛的记忆是连接起一切历史的核心。克莱明认为，乌克兰民族所经历的伤痛是构成乌克兰历史和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渗透在每个乌克兰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这种创伤从古代的被侵占、被奴役，延续到独立后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乌克兰人的大部分历史记忆。在克莱明的诗中，从家庭悲剧到民族苦难，从宗教灾难到战争浩劫，从自然的惩罚到人为的悲剧，从沙皇的屠杀到苏联的饥荒，诗人“点燃蜡烛/照亮悲哀岁月的所有记忆” 。诗歌成为武器，成为“海达马克的圣刀”，捍卫着民族存在的尊严和意义。同时，在《世界边缘之旅》中，克莱明借2002年在乌克兰发生的记者遇害事件讽刺当代政治，将当代的伤痛与历史相连，把读者引入历史记忆的纵深空间，反思“乌克兰人永恒的命运”。
克莱明诗歌中的另一个关键主题是对现代性的思考。出生于西部喀尔巴阡山区的诗人，对神秘的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他时常传达出对往日田园和原始自然的留恋，以及对现代性事物的试探和怀疑。
“……过去的日子历历在目，
大城市将出现在井旁。
这田园的、乡村的洛可可风格——
成为了世界身后遥远的过往。”
他对自然的描述中，也常常穿插着现代机械社会的意象。但这些现代社会的产物，在自然中却显得渺小且无助，“直升机将在空中嗡嗡作响/落入坟墓般跌进无边的天际”。与许多现代诗人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解构，以精神的异化来传达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抗拒不同，克莱明承认机械时代的来临无法阻挡，他只能执拗地坚守在巴洛克式的回忆之中，保持一个捍卫者的顽固姿态。
克莱明诗中一些固定的意象，成为其创作中的关键元素，像诗歌的碎片般，拼贴出诗人完整的精神世界。如在诗中反复出现的海的形象，它象征着一种深远的远古记忆，同时也代表着超越个体的自然之力：海洋文明和乌克兰草原文明的对立。而荒原代表着乌克兰的辽阔与奔放，是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孕育和起源之地。在海洋与草原的交融、对立之中，构建出独特的乌克兰历史民族记忆。马是荒原的真正主人，它在过往的历史中穿梭，代表着自由和挣脱枷锁的力量。“在坚德拉，连马都可以选择自由。/我们呢？我们何时能成为真正的人类？”在某种意义上，马就是乌克兰这个草原民族的象征，“从马蹄铁到粗野的名字——/为一切而冒险”。这些反复出现的意象使克莱明的诗歌展现出一种连贯性，他不仅仅满足于抒发感情，再现历史与伤痛，更乐于通过这些意象创造一个民族历史的共同体，为过去曾被割裂的记忆找到安身之地。
虽然此次的译文是通过英语转译的，但仍能从中感受到克莱明充满魅力的饱满抒情，以及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那是一种既有音乐感又有民谣意味，同时带有草原般辽阔的语言张力。克莱明不执着于对生活细微处和情感碎片处的刻画，而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中营造出沧桑感和历史感。但对于命运、死亡、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思考与怀疑，又避免了空洞乏味的宏大抒情。可以说，从克莱明的诗中，传来了乌克兰历史的“歌声，神话和赞美诗”。
两百年前，乌克兰民族诗人舍甫琴科为乌克兰文学开辟了一种可能性——发出乌克兰民族自己的声音。当代，克莱明延续了这种可能性，用诗歌穿透虚无，直击历史的伤痛，唤回失去的记忆。在诗中，这种力量终将超越个人的命运，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在广阔的世界中听见旷远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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