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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词研究》，很可以见出批评家的功夫。虽然，在吴则虞笺注《花外集》(附《王沂孙事迹考略》)、黃贤俊作《王碧山四考》、叶嘉莹著《碧山词析论》之后，留给批评家的题目，已经不多。
对批评家来说，碧山词研究，似乎是个难题——王沂孙姓氏不见于史乘，诗文尽佚，生卒年无考；偏偏他的交游，能够让人知道的，也只是词社中和他一起唱和的几个人。在这里，排比史料、考订史实的功夫，已经不大用得上。批评家面对的，几乎只有六十五首碧山词。如此，事情倒又变得简单了：他的词，就是他的全部。
词到了文人手里，这艳冶的、娇媚的又是充满生气的文字，渐渐渗入了书卷气。虽然仍是写感受、写感觉，却有了铺陈与安排的匠心。仍然是情欲，仍然是渴望，却一点一点淡化作忧郁与惆怅。说忧郁，也许还嫌太有重量，似乎更多的是惆怅——它没有实实在在的分量，却是由“轻”和“空”而生出一种无法排遣的沉重。
自从出了苏、辛，词中就有了变调。美丽的惆怅不再独擅胜场；怒发冲冠，慷慨纵横，词的旋律中有了壮美。但“婉约”仍被认为是正声，并且，“婉约”到南渡，“婉约”到宋亡，惆怅一变为悲凉，悲凉而一至于凄婉与幽咽了。
后人不能想象、或者说是不能容忍，在亡国之前与之后，王孙公子与文人墨客，还能够在词的世界里继续“婉约”。这“婉约”，究竟也不同于先前，于是人们发现“婉约”中的“深刻”——在幽幽低吟的咏物词中，原来有“本事”，原来有黍离麦秀的哀痛。这一“发现”或曰发掘，至少有两个意义：其一，它为已经精致到近乎成为纯艺术品的词，找到了蕴藏其中的社会意义；其二，原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也可以有“变调”，也可以是“靡靡之音”。
所谓以风花雪月之词，寓黍离麦秀之思，不妨说就是能够把美丽做成凄凉。“婉约”词到了王沂孙的“思笔双绝”，差不多成了绝唱。
他用文字，建造了一个超越文字本身的境界。他以他特有的思、笔，营造出一种气氛，并在这气氛中，传达一己的情绪。“争如一朵，幽人独对，水边竹际？把酒花前，剩拼醉了，醒来还醉”(《水龙吟·牡丹》)，两个“醉”的中间，他藏了无限悲凉的、排遣不去的清醒。“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残阳几度”(《齐天乐·蝉》)，他用“惊秋”、“阅世”、“消得”，唤起颓败、衰亡着的生命，完成生的最后的悲哀。即便是黍离麦秀之感吧，即便是亡国之音哀以思吧，这在碧山词中，似乎也只是一个背景。比如前引咏蝉中的“一襟余恨宫魂断”，“为谁娇鬓尚如许”，如果不联想“南宋诸后妃陵墓经过发掘后尸骨被弃于草野之悲惨”，如果不联想“孟后陵曾得一髻，其上尚有短金钗云云”，是否就不见其佳呢？恐怕不是的。因此我以为，他吟唱的，仍是世事无常、生命无常这古今相通的悲慨。
他有本领写出一种凄艳的美丽，他更有本领写出这美丽的消亡。这才是生命的本质，这才是令人长久感动的命运的无常。它小到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它大到由无数生命个体组成的大千世界。他又能用委曲，吞咽，沉郁的思、笔，把感伤与凄凉雕琢得玲珑剔透。他影响于读者的，有时竟不是同样的感伤，而是对感伤的欣赏。因为他把悲哀美化了，变成了艺术。
碧山词在清代才获得了它的最高评价。它超越时空的限制而终于不朽，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有着近乎完美的形式，及形式与内容近乎完美的结合。它达到了一种形式所能达到的极致，而又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
《碧山词研究》先谈“王沂孙词审美意象形态之特色”，再谈“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之成因”；为谈这“成因”之一，又用了几乎是历史教科书中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谈它的大背景。传统的词论自然尽可能多地称引，更“兼采泰西理论以为用”。又附有“王沂孙生平事迹补辨”和诸家汇评。“花外集笺注”部分，有详尽的注解，并附各家评议。
我喜欢碧山词，对碧山词研究也分外有兴趣。这本书读罢，受益匪浅，前述便是由此引发的一点点感想。却又因此而不免有苛求。以碧山词的典重与雅驯，研究者的文字就不免让人生出一点点遗憾。比如这样的题目——“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之三：即情造境的景物意绪氛围意象形态特色”；比如这样的语言——“……二者的联系，则体现在刺激引发词人创作的现实史事、时代环境等创作缘起的性质，与审美情感特定情绪性质指向的同一性程度上”，“……本书的研究形式，……必须是在把握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的前提下，因其‘体’得其‘用’，把握其意象形态与‘寄托’——审美情感的关系，把握其意象形态和现实的关系，并由此进而把握决定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和词作风格的审美中介——词人特定的心境状态、审美价值取向和审美感知一表现方式——的形成原因和作用”——读来不惟拗口，且大费索解。并且，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运用，也觉未能融化无痕，有时甚至很勉强，勉强得像是硬拉来作陪衬。这种语言上的障碍，不免对理解与欣赏造成“间离效果”。不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这种作法，是不是很通行。或者，是我太缺少理论的训练，尤其缺少西方语言文体的训练，但文学批评，总可以和它的研究对象具有同样的魅力吧？古典文学的批评，是否也可以在接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不失去自己原有的美丽？
当然，这里的一点儿感想和期望，远不具备批评的分量。题目中嵌了这两个字，不过凑对儿而已。所以，后者是加了引号的。
(《碧山词研究》，王筱芸著，南京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5.90元)
对批评家来说，碧山词研究，似乎是个难题——王沂孙姓氏不见于史乘，诗文尽佚，生卒年无考；偏偏他的交游，能够让人知道的，也只是词社中和他一起唱和的几个人。在这里，排比史料、考订史实的功夫，已经不大用得上。批评家面对的，几乎只有六十五首碧山词。如此，事情倒又变得简单了：他的词，就是他的全部。
词到了文人手里，这艳冶的、娇媚的又是充满生气的文字，渐渐渗入了书卷气。虽然仍是写感受、写感觉，却有了铺陈与安排的匠心。仍然是情欲，仍然是渴望，却一点一点淡化作忧郁与惆怅。说忧郁，也许还嫌太有重量，似乎更多的是惆怅——它没有实实在在的分量，却是由“轻”和“空”而生出一种无法排遣的沉重。
自从出了苏、辛，词中就有了变调。美丽的惆怅不再独擅胜场；怒发冲冠，慷慨纵横，词的旋律中有了壮美。但“婉约”仍被认为是正声，并且，“婉约”到南渡，“婉约”到宋亡，惆怅一变为悲凉，悲凉而一至于凄婉与幽咽了。
后人不能想象、或者说是不能容忍，在亡国之前与之后，王孙公子与文人墨客，还能够在词的世界里继续“婉约”。这“婉约”，究竟也不同于先前，于是人们发现“婉约”中的“深刻”——在幽幽低吟的咏物词中，原来有“本事”，原来有黍离麦秀的哀痛。这一“发现”或曰发掘，至少有两个意义：其一，它为已经精致到近乎成为纯艺术品的词，找到了蕴藏其中的社会意义；其二，原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也可以有“变调”，也可以是“靡靡之音”。
所谓以风花雪月之词，寓黍离麦秀之思，不妨说就是能够把美丽做成凄凉。“婉约”词到了王沂孙的“思笔双绝”，差不多成了绝唱。
他用文字，建造了一个超越文字本身的境界。他以他特有的思、笔，营造出一种气氛，并在这气氛中，传达一己的情绪。“争如一朵，幽人独对，水边竹际？把酒花前，剩拼醉了，醒来还醉”(《水龙吟·牡丹》)，两个“醉”的中间，他藏了无限悲凉的、排遣不去的清醒。“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残阳几度”(《齐天乐·蝉》)，他用“惊秋”、“阅世”、“消得”，唤起颓败、衰亡着的生命，完成生的最后的悲哀。即便是黍离麦秀之感吧，即便是亡国之音哀以思吧，这在碧山词中，似乎也只是一个背景。比如前引咏蝉中的“一襟余恨宫魂断”，“为谁娇鬓尚如许”，如果不联想“南宋诸后妃陵墓经过发掘后尸骨被弃于草野之悲惨”，如果不联想“孟后陵曾得一髻，其上尚有短金钗云云”，是否就不见其佳呢？恐怕不是的。因此我以为，他吟唱的，仍是世事无常、生命无常这古今相通的悲慨。
他有本领写出一种凄艳的美丽，他更有本领写出这美丽的消亡。这才是生命的本质，这才是令人长久感动的命运的无常。它小到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它大到由无数生命个体组成的大千世界。他又能用委曲，吞咽，沉郁的思、笔，把感伤与凄凉雕琢得玲珑剔透。他影响于读者的，有时竟不是同样的感伤，而是对感伤的欣赏。因为他把悲哀美化了，变成了艺术。
碧山词在清代才获得了它的最高评价。它超越时空的限制而终于不朽，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有着近乎完美的形式，及形式与内容近乎完美的结合。它达到了一种形式所能达到的极致，而又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
《碧山词研究》先谈“王沂孙词审美意象形态之特色”，再谈“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之成因”；为谈这“成因”之一，又用了几乎是历史教科书中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谈它的大背景。传统的词论自然尽可能多地称引，更“兼采泰西理论以为用”。又附有“王沂孙生平事迹补辨”和诸家汇评。“花外集笺注”部分，有详尽的注解，并附各家评议。
我喜欢碧山词，对碧山词研究也分外有兴趣。这本书读罢，受益匪浅，前述便是由此引发的一点点感想。却又因此而不免有苛求。以碧山词的典重与雅驯，研究者的文字就不免让人生出一点点遗憾。比如这样的题目——“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之三：即情造境的景物意绪氛围意象形态特色”；比如这样的语言——“……二者的联系，则体现在刺激引发词人创作的现实史事、时代环境等创作缘起的性质，与审美情感特定情绪性质指向的同一性程度上”，“……本书的研究形式，……必须是在把握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的前提下，因其‘体’得其‘用’，把握其意象形态与‘寄托’——审美情感的关系，把握其意象形态和现实的关系，并由此进而把握决定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和词作风格的审美中介——词人特定的心境状态、审美价值取向和审美感知一表现方式——的形成原因和作用”——读来不惟拗口，且大费索解。并且，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运用，也觉未能融化无痕，有时甚至很勉强，勉强得像是硬拉来作陪衬。这种语言上的障碍，不免对理解与欣赏造成“间离效果”。不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这种作法，是不是很通行。或者，是我太缺少理论的训练，尤其缺少西方语言文体的训练，但文学批评，总可以和它的研究对象具有同样的魅力吧？古典文学的批评，是否也可以在接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不失去自己原有的美丽？
当然，这里的一点儿感想和期望，远不具备批评的分量。题目中嵌了这两个字，不过凑对儿而已。所以，后者是加了引号的。
(《碧山词研究》，王筱芸著，南京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5.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