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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年11月29日，WWF针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第一次信息公示发表了回应，这是时隔两年以后，这一组织针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再度发声。WWF在这篇名为《也为“一湖清水”，请选择无坝（闸）替代方案》的文章中说：
鉴于鄱阳湖在全球生态格局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态地位，阻隔江湖联系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将对生态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一湖清水”，不能只将建设水利枢纽作为唯一途径，无坝（闸）替代方案仍然应该作为维护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和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实践的最优选择。
事实上，“控湖”设想由来已久，并且争议一直存在，为了推动工程上马，工程的方案也进行了多方调整，包括由控洪改为控枯，由“坝”改为“闸”，由全年控制改为分期控制等，并且针对反对者提出来的关于潜在生态风险的质疑，对工程的功能定位、调度方式等进行了不断的优化，并指出工程是为了保水，缓解鄱阳湖枯水所带来的生态和民生问题，甚至定位为“生态工程”。
然而，民间和学界的反对声音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来自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一直推动着信息公开和事态发展。反对声音认为，目前导致枯水季节水位过低的原因很多，包括挖砂、气候变化、上游水利工程等等，用工程措施解决问题，无异于头痛医脚，并将造成不可预计的生态风险。
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必要性在哪里？究竟是“为”生态，还是“伪”生态？“博弈”在不同层面展开。也有人指出，这些争议归根结底，还是“大开发”与“大保护”的矛盾。
《中国周刊》试图联系负责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鄱建办），但未得到任何答复。
在长江流域从事湿地、物种等保护工作多年的WWF流域综合管理项目负责人蒋勇认为“皆为‘一湖清水’，决策更需要上善若水的气魄”;而复旦大学教授陈家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赖锡军则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阐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利弊与规避可能。
“鄱阳湖的坝一旦开建，洞庭湖将紧随其上。”一位长期关注长江湿地的环保人士向《中国周刊》记者感慨。而作为长江流域仅存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鄱阳湖、洞庭湖的生态意义不仅仅是两个湖本身，而是关系到长江全流域大保护的核心问题。
“鄱阳湖水利枢纽：长江大保护与大开发的博弈—复旦大学 陈家宽
自从“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以来，要不要建“鄱阳湖水利枢纽”的争议又引起了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信息公开”无疑是中国重大事项科学决策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尤其可喜的是各种不同意见都能在主流媒体上得以发表。
在分析相关信息后，我认为建鄱阳湖水利枢纽不但没有必要。这场争论也是长江大保护与大开发各利益方博弈的典型案例。我反对建鄱阳湖水利枢纽的理由如下：
第一，“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枯水期延长”是建鄱阳湖水利枢纽主要理由之一，但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还缺少科学依据。近十年来，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枯水期延长的现象的确存在，解释其原因的主要有两说：“长江上游水库群汛后蓄水影响”说和“采砂导致湖水下泄”说。前者从流域水资源配置变化，后者从鄱阳湖湖盆演变导致水文变化来解释。我认为原因决没有那么简单，从全球尺度看，长江流域对全球气候变化十分敏感，降雨强度和时空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在长江流域“旱涝急转弯”近十年来频发;从流域尺度看，不但长江上游水库群汛后蓄水影响，而且南水北调工程以及长江中上游越来越密集的城市群、重工业布局大量用水，同样会加剧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和枯水期延长。尤其要指出鄱阳湖流域五条支流上所建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和水库蓄水影响也不能低估。何况近十年来鄱阳湖演变趋势难以判断其中长期演变的必然趋势！
第二，“造成鄱阳湖区上百万农田缺水，几十万人临时引水困难”，所以建鄱阳湖水利枢纽是民生工程，这是建鄱阳湖水利枢纽主要理由之二。先不说“上百万农田”和“几十万人”的数据是否属实，谁都知道鄱阳湖区是我国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人均资源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当地水利部门只要投资几亿元建农田灌溉工程和饮水系统就能加以解决，完全没有必要动用上百亿资金和冒巨大生态风险。请主张建鄱阳湖水利枢纽的官员和水利工程专家先去考察一下地处干旱区的以色列，学习当地节水农业和生活用水方式，你们就会明白反对者早就识破了建鄱阳湖水利枢纽的所谓理由纯属是千方百计上重大水利工程的借口。
第三，“调枯不控洪、建坝改建闸”是力挺工程上马者的“策略”。“建闸”的结果将彻底改变鄱阳湖全年江-湖连通的自然属性。长江中下游湖泊群是世界上同一纬度唯一的通江、浅水、草型湖泊群，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水生植物、洄游性鱼类、迁徙鸟类等对江-湖连通形成的水位季节性变化形成了适应性。目前长江流域保持通江的大型湖泊只剩鄱阳湖和洞庭湖。“调枯不控洪”本质上会改变其水位变化的全年自然节律;“建坝改建闸”更是一种另有企图的文字游戏，在世界上，“坝”上有“闸”处处可见，“闸”建在“坝”上是个常识。请问谁见过2公里长的无坝之闸吗？
第四，“鄱阳湖水利枢纽”争议的实质是长江大保护与大开发的博弈。江西第一次提出鄱阳湖控制工程是在1980年，是为了防洪;1985年，工程方案发生了变化，是为了拦洪、发电、通航和渔道;2001年，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提出“鄱阳湖水济京津”战略工程（预计投资在1000亿元左右）;2002年，江西省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要求开展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建议书加快立项进程的建议》，主要思路就是“御长江水于湖口之外”，工程大坝设计高度为21米，后因国家有关部门主张“湖控工程”应该缓行而改变策略;2008年，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决策，并提出将鄱阳湖“湖控工程”改为“枢纽工程”。从这一变化中，明白人能看清楚两点：一是水利枢纽工程推进者提出方案不断改变，但毫无科学原则;二是因外界压力不断改变“策略”，但不改其上重大工程的初心！ 发人深省的是：在最近的激烈争议中，水利工程界的权威们力挺鄱阳湖水利枢纽项目;而生态学家们很少公开表态，其中缘故值得深思！
2009年8月24日，江西省水利厅在“鄱湖人家”网站上发表了《为了“一湖清水”—一位省委书记的鄱阳湖情怀》署名文章，这位省委书记说“鄱阳湖不仅是江西的，而且是全国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同意“九三学社”的建议：停止当前仅水利部门和江西单独主导的鄱阳湖工程，将鄱阳湖问题放到长江大保护层面进行研究，有更多环保、林业等多学科参与，统筹解决水资源、防洪和生态问题。
“认清问题根源，采取科学措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赖锡军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江湖关系研究团队在国家973计划项目的资助下，深入揭示了鄱阳湖的水位变化及其成因。鄱阳湖水位变化主要与流域五河来水多寡、长江水位（水量）的高低以及鄱阳湖向长江排水的能力（泄流能力）变化三者有关。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则是三者变化的驱动力。鄱阳湖水位的变化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根据我们基于1950年代以来的鄱阳湖与长江的水文观测数据和长江中游江湖河一体的水动力学模型定量模拟表明，对于鄱阳湖的秋冬季枯水成因问题，通过划分不同的时段更便于说明问题。
长江上中游干支流秋季来水偏少以及三峡工程汛末（9月中旬-10月末）拦蓄上游来水对鄱阳湖秋季的枯水有着明显的影响。从定量计算结果来看，三峡工程影响最大的是10月份，湖口水位平均下降1.03米（2006-2011年）。但是由于鄱阳湖南北水位落差较大，10月三峡对鄱阳湖水情影响从北至南快速递减，南部湖区的影响明显减小（康山平均下降为0.08米）。三峡蓄水汛末9-10月份的短历时高强度蓄水，使得长江中下游水位提前快速消落，长江中下游提前进入枯水期，鄱阳湖也不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通过干支流来水实测资料分析也表明，三峡在近年的历次枯水事件中起的作用并不全是主导性的，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鄱阳湖水位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秋季的枯水提前，更体现在冬春季北部湖心区（都昌）水位的异常偏低（较多年平均偏低1～2米）。而此时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湖口）水位则略高于多年平均水位。这种异常的枯水特征排除了鄱阳湖冬春季异常低枯水是由长江影响所致的说法。为此，我们基于近60年来的水位流量资料，鄱阳湖湖口水道地形及遥感反演的洲滩与水域变迁等，揭示了鄱阳湖人工采砂是造成鄱阳湖冬春季枯水的直接原因。采砂活动造成的湖口水道枯水期过水断面成倍展宽、河床下切使湖泊“泄流能力”倍增。泄流能力概念不容易理解，这里作简要说明，即假设湖泊出口水位一定，对于同样的湖泊来水量，泄流能力越大的湖泊，维持该湖泊出流所需的水力坡降（水位落差）越小，因而其存蓄水能力就越小;反之亦然。湖口水道泄流能力的增加，在冬春季五河来水少时，北部湖区不再能够和长江维持原有的水位落差，从而直接使鄱阳湖的冬春水位出现了异常偏低现象。据估算，2008-2012年采砂造成都昌枯季水位下降1.16米，与其水位异常偏低1.17米非常一致。鄱阳湖湖口水道河床这种变化严重损害了其维持湖泊水体缓慢下泄的功能。一方面，它直接放大了枯水的效应（水位越低，影响越大），包括三峡工程汛末蓄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湖泊水位消落速度明显加快（近年鄱阳湖高水位的快速消落就是例证）。有关专家提出湖口水道河床下切是水沙变化引起的自然冲刷所致。但是，根据我们最近基于实地流速的调查及泥沙冲淤的分析，可排除自然冲刷的作用。
鄱阳湖采砂目前已逐步由原来都昌、吴城-湖口主河道深入到松门山以北区域以及棠荫等水域，大面积的洲滩被采挖，不仅进一步侵蚀湿地洲滩面积，而且还可能对湖泊南部水位分布格局产生质的影响，由此而导致的鄱阳湖保护区的环境和生态影响不可预料，亟待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
“皆为‘一湖清水’”—WWF流域综合管理项目负责人 蒋勇
如果不是因为鸟，因为从事湿地保护工作，也许鄱阳湖只会是我心目中“中国第一大淡水湖”这么一个称号，想象中一定也如洞庭湖一样“烟波浩渺、浩浩汤汤”。充其量当一两回过客，坐着船感受一下内陆瀚海般的波涛。也许会试着揣摩《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是如何存在;甚至也许会感慨是不是也会如黄鹤楼前繁华的都市一样，真的就“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了？（黄鹤，幼年白鹤的别称）
遗憾的是，鸟类保护和研究、湿地管理和修复、社区发展与环境关系，它们都成了我的工作。而长江流域最大的白鹤越冬种群、最大的长江江豚栖息种群、最完整的河湖湿地生态系统就在鄱阳湖。我不得不无数次地走进了鄱阳湖，开始渐渐了解、不断更新着对鄱阳湖的印象。
“春自生，冬自槁，须知湖亦如人老”，这是清代诗人袁枚《过洞庭湖甚小》中的诗句。“涨水一片，退水一线”，这是现代人描写洞庭湖的夏、冬不同季节的景象。当然，也是鄱阳湖的真实写照。鄱阳湖和洞庭湖“夏荣冬枯”的过程吞吐着长江与鄱阳湖上游“五河”与洞庭湖“四水”流域的径流，如同人的呼吸一样，氧气、营养、能量实现了交流和转换。鄱阳湖与洞庭湖也成了长江中下游仅有的两个能“自由呼吸”的通江湖泊，与长江荣辱与共的“难兄难弟”，白鹤、江豚等濒危物种的主要居留地。
时光荏苒，在鄱阳湖开展鸟类和湿地调查研究和项目合作接近20年了。因为鸟类保护和研究，我们开始审视水环境变化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开始观察人类活动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探索当地社区发展的方式，试图在不同的生物生存方式选择与人的发展方式选择中找到调和的路径，找到共生、共存的方法。不得不鼓励和支持建立保护区，开展各类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保护管理能力;不得不开展鸟类和湿地的公众宣传，以唤起全社会共同珍视这个大自然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本;我们也共同尝试推进大湖池、蚌湖、南矶山等子湖的社区共管，发展适洪经济，推动观鸟、观豚的生态旅游，协助保护区收购、赎买鄱阳湖中的子湖经营权来作小生境适应性管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开展“点鸟奖湖”等措施鼓励当地社区渔民和承包者放弃一部分收益来为鸟类提供栖息时间和空间;共同寻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方法，创新和建立能惠及生态和民生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在长江流域推进流域综合管理，开展洞庭湖、洪湖、安庆湖群、长江河口、沿海滩涂等区域一系列生态保护项目之后，我们发现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还任重道远。
我们不得不庆幸：越冬水鸟还有一个鄱阳湖，江豚还有一个鄱阳湖，江西还有一个鄱阳湖，长江还有一个鄱阳湖，中国还有一个鄱阳湖。我们才真正明白：鄱阳湖是长江流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休戚与共;鄱阳湖是人与野生动物的共有家园，生生不息;鄱阳湖的鸟类是链接国际国内的桥梁，川合东西;鄱阳湖是自然资本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弥足珍贵;鄱阳湖是建设生态文明和践行“长江大保护”的时空节点，不容差池。
今天，围绕长江与鄱阳湖江湖关系发生的一些变化，鄱阳湖水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话题再次上升为决策前的科学讨论，成为了所有关切者热议和争辩的焦点，针对水、生态和民生三个关键问题频繁交换观点。是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措施来解决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带来的民生和生态问题？还是以生态优先、适应性调度来化解以上矛盾？成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虽然主建方不断地根据建议方提出的担忧、质疑和科研成果调整着方案，从建坝发电修改为建闸不发电、控枯不控洪。但是，质疑和建议的专家依然觉得不建固定设施增加生态扰动，寻找替代方案是更好的选择。因此，有人将这种科学探讨比喻为“博弈”也不为过。当然，决策者可以选择一意孤行，也可以选择兼听则明，再好的建议，如果不被采纳也就一文不值了。
总体而言，这个过程是社会进步的象征，皆为“一湖清水”所寄予的殷切希望，皆为解决鄱阳湖水资源、生态和民生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所有相关的人都无法回避的原点和初心。
两种观点就如同一张纸的两面，虽然它们已经无限地接近了彼此。作为这个过程的持续见证者，游走在这张纸的两面，我们看到：一面是复杂的画面，那是生态系统属性早已决定的。一面是简单的画面，用工程技术去解决所有问题。换了任何人，在复杂画面面前，特别是生态系统研究不充分、不全面、不系统的前提下，简直就是一幅抽象的图案，如何拼接？如何联系？着实难以说得清楚。而简单画面则清晰很多，立项、建设、调度、管理流程明确，涉及到的无非是技术、资金、人力、调整、适应等等环节，可量化规模，可监测进展，可组织生产。多数人会选择简单画面，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的麻烦。毫无疑问，根据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完全可以将它建成，也能让它发挥一定的作用，比如抬高冬季地下水位和湖泊水位等等。
然而，不仅仅是然而，正是因为鄱阳湖与长江的系统复杂，还没有研究清楚，所以才需要慎重，所以才会有担忧，所以才选择尊重。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下这张简单的图案，而是试图在那一面复杂的画面上来简单地画出图案。那么，此时一张蓝图解决的可能只是自己看到的那几根线条，而无法顾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更甚之，如果力图简单，反而会有意识地摒弃掉了解它们之间关联这个过程。胸有成竹，只适用于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可以一气呵成。对于鄱阳湖流域与长江流域这样两个复杂的关联者而言，多一点耐心，才对得起初心。何况，生态系统本身经不起实验，生态后果经不起调整，江豚等水生生物未来的10年扛不住“最后一根稻草”的重压，民生与发展更经不起在“一条道”上的徘徊和等待。
生态问题不能“皆”而化之，但适应和应对生态变化的方法可以重新来过。皆的本义为“全都归零，从零起步”，其实就是重新寻找初心，回到解决水、生态和民生问题的本意上来，多方参与，共同科学谋划应对之策。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湖泊亦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也决定了它很难量化、复制和重复验证，重新来过已无可能。替代方案其实就是先保民生和发展，优化调度以保生态水位。不要担心鄱阳湖不干了，老百姓不缺水了，经济发展起来了，豚鸟得到有效保护了，就没有了建坝（闸）的必要了。
今天，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新的江湖关系，创新发展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已经不缺乏国家意志和法制规范，“长江大保护”已经不缺乏公众意识和科学共识，甚至也不缺乏为一些鸟儿、鱼儿留下一点未开垦的处女地，为长江—母亲河保留一点尊严。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方案出台，不会听到“长江大保护”这一时代最强音，不会去想创新基于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
“一湖清水”何止于此，它也包含了上善若水的胸怀，清静无为的智慧，从善如流的勇气。复杂问题简单化，看似很合理。但复杂问题具体化，做起来也很简单。
从纸的一面走向另一面，其实就这么简单。
2016年11月29日，WWF针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第一次信息公示发表了回应，这是时隔两年以后，这一组织针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再度发声。WWF在这篇名为《也为“一湖清水”，请选择无坝（闸）替代方案》的文章中说：
鉴于鄱阳湖在全球生态格局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态地位，阻隔江湖联系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将对生态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一湖清水”，不能只将建设水利枢纽作为唯一途径，无坝（闸）替代方案仍然应该作为维护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和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实践的最优选择。
事实上，“控湖”设想由来已久，并且争议一直存在，为了推动工程上马，工程的方案也进行了多方调整，包括由控洪改为控枯，由“坝”改为“闸”，由全年控制改为分期控制等，并且针对反对者提出来的关于潜在生态风险的质疑，对工程的功能定位、调度方式等进行了不断的优化，并指出工程是为了保水，缓解鄱阳湖枯水所带来的生态和民生问题，甚至定位为“生态工程”。
然而，民间和学界的反对声音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来自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一直推动着信息公开和事态发展。反对声音认为，目前导致枯水季节水位过低的原因很多，包括挖砂、气候变化、上游水利工程等等，用工程措施解决问题，无异于头痛医脚，并将造成不可预计的生态风险。
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必要性在哪里？究竟是“为”生态，还是“伪”生态？“博弈”在不同层面展开。也有人指出，这些争议归根结底，还是“大开发”与“大保护”的矛盾。
《中国周刊》试图联系负责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鄱建办），但未得到任何答复。
在长江流域从事湿地、物种等保护工作多年的WWF流域综合管理项目负责人蒋勇认为“皆为‘一湖清水’，决策更需要上善若水的气魄”;而复旦大学教授陈家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赖锡军则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阐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利弊与规避可能。
“鄱阳湖的坝一旦开建，洞庭湖将紧随其上。”一位长期关注长江湿地的环保人士向《中国周刊》记者感慨。而作为长江流域仅存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鄱阳湖、洞庭湖的生态意义不仅仅是两个湖本身，而是关系到长江全流域大保护的核心问题。
“鄱阳湖水利枢纽：长江大保护与大开发的博弈—复旦大学 陈家宽
自从“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以来，要不要建“鄱阳湖水利枢纽”的争议又引起了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信息公开”无疑是中国重大事项科学决策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尤其可喜的是各种不同意见都能在主流媒体上得以发表。
在分析相关信息后，我认为建鄱阳湖水利枢纽不但没有必要。这场争论也是长江大保护与大开发各利益方博弈的典型案例。我反对建鄱阳湖水利枢纽的理由如下：
第一，“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枯水期延长”是建鄱阳湖水利枢纽主要理由之一，但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还缺少科学依据。近十年来，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枯水期延长的现象的确存在，解释其原因的主要有两说：“长江上游水库群汛后蓄水影响”说和“采砂导致湖水下泄”说。前者从流域水资源配置变化，后者从鄱阳湖湖盆演变导致水文变化来解释。我认为原因决没有那么简单，从全球尺度看，长江流域对全球气候变化十分敏感，降雨强度和时空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在长江流域“旱涝急转弯”近十年来频发;从流域尺度看，不但长江上游水库群汛后蓄水影响，而且南水北调工程以及长江中上游越来越密集的城市群、重工业布局大量用水，同样会加剧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和枯水期延长。尤其要指出鄱阳湖流域五条支流上所建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和水库蓄水影响也不能低估。何况近十年来鄱阳湖演变趋势难以判断其中长期演变的必然趋势！
第二，“造成鄱阳湖区上百万农田缺水，几十万人临时引水困难”，所以建鄱阳湖水利枢纽是民生工程，这是建鄱阳湖水利枢纽主要理由之二。先不说“上百万农田”和“几十万人”的数据是否属实，谁都知道鄱阳湖区是我国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人均资源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当地水利部门只要投资几亿元建农田灌溉工程和饮水系统就能加以解决，完全没有必要动用上百亿资金和冒巨大生态风险。请主张建鄱阳湖水利枢纽的官员和水利工程专家先去考察一下地处干旱区的以色列，学习当地节水农业和生活用水方式，你们就会明白反对者早就识破了建鄱阳湖水利枢纽的所谓理由纯属是千方百计上重大水利工程的借口。
第三，“调枯不控洪、建坝改建闸”是力挺工程上马者的“策略”。“建闸”的结果将彻底改变鄱阳湖全年江-湖连通的自然属性。长江中下游湖泊群是世界上同一纬度唯一的通江、浅水、草型湖泊群，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水生植物、洄游性鱼类、迁徙鸟类等对江-湖连通形成的水位季节性变化形成了适应性。目前长江流域保持通江的大型湖泊只剩鄱阳湖和洞庭湖。“调枯不控洪”本质上会改变其水位变化的全年自然节律;“建坝改建闸”更是一种另有企图的文字游戏，在世界上，“坝”上有“闸”处处可见，“闸”建在“坝”上是个常识。请问谁见过2公里长的无坝之闸吗？
第四，“鄱阳湖水利枢纽”争议的实质是长江大保护与大开发的博弈。江西第一次提出鄱阳湖控制工程是在1980年，是为了防洪;1985年，工程方案发生了变化，是为了拦洪、发电、通航和渔道;2001年，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提出“鄱阳湖水济京津”战略工程（预计投资在1000亿元左右）;2002年，江西省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要求开展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建议书加快立项进程的建议》，主要思路就是“御长江水于湖口之外”，工程大坝设计高度为21米，后因国家有关部门主张“湖控工程”应该缓行而改变策略;2008年，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决策，并提出将鄱阳湖“湖控工程”改为“枢纽工程”。从这一变化中，明白人能看清楚两点：一是水利枢纽工程推进者提出方案不断改变，但毫无科学原则;二是因外界压力不断改变“策略”，但不改其上重大工程的初心！ 发人深省的是：在最近的激烈争议中，水利工程界的权威们力挺鄱阳湖水利枢纽项目;而生态学家们很少公开表态，其中缘故值得深思！
2009年8月24日，江西省水利厅在“鄱湖人家”网站上发表了《为了“一湖清水”—一位省委书记的鄱阳湖情怀》署名文章，这位省委书记说“鄱阳湖不仅是江西的，而且是全国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同意“九三学社”的建议：停止当前仅水利部门和江西单独主导的鄱阳湖工程，将鄱阳湖问题放到长江大保护层面进行研究，有更多环保、林业等多学科参与，统筹解决水资源、防洪和生态问题。
“认清问题根源，采取科学措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赖锡军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江湖关系研究团队在国家973计划项目的资助下，深入揭示了鄱阳湖的水位变化及其成因。鄱阳湖水位变化主要与流域五河来水多寡、长江水位（水量）的高低以及鄱阳湖向长江排水的能力（泄流能力）变化三者有关。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则是三者变化的驱动力。鄱阳湖水位的变化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根据我们基于1950年代以来的鄱阳湖与长江的水文观测数据和长江中游江湖河一体的水动力学模型定量模拟表明，对于鄱阳湖的秋冬季枯水成因问题，通过划分不同的时段更便于说明问题。
长江上中游干支流秋季来水偏少以及三峡工程汛末（9月中旬-10月末）拦蓄上游来水对鄱阳湖秋季的枯水有着明显的影响。从定量计算结果来看，三峡工程影响最大的是10月份，湖口水位平均下降1.03米（2006-2011年）。但是由于鄱阳湖南北水位落差较大，10月三峡对鄱阳湖水情影响从北至南快速递减，南部湖区的影响明显减小（康山平均下降为0.08米）。三峡蓄水汛末9-10月份的短历时高强度蓄水，使得长江中下游水位提前快速消落，长江中下游提前进入枯水期，鄱阳湖也不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通过干支流来水实测资料分析也表明，三峡在近年的历次枯水事件中起的作用并不全是主导性的，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鄱阳湖水位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秋季的枯水提前，更体现在冬春季北部湖心区（都昌）水位的异常偏低（较多年平均偏低1～2米）。而此时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湖口）水位则略高于多年平均水位。这种异常的枯水特征排除了鄱阳湖冬春季异常低枯水是由长江影响所致的说法。为此，我们基于近60年来的水位流量资料，鄱阳湖湖口水道地形及遥感反演的洲滩与水域变迁等，揭示了鄱阳湖人工采砂是造成鄱阳湖冬春季枯水的直接原因。采砂活动造成的湖口水道枯水期过水断面成倍展宽、河床下切使湖泊“泄流能力”倍增。泄流能力概念不容易理解，这里作简要说明，即假设湖泊出口水位一定，对于同样的湖泊来水量，泄流能力越大的湖泊，维持该湖泊出流所需的水力坡降（水位落差）越小，因而其存蓄水能力就越小;反之亦然。湖口水道泄流能力的增加，在冬春季五河来水少时，北部湖区不再能够和长江维持原有的水位落差，从而直接使鄱阳湖的冬春水位出现了异常偏低现象。据估算，2008-2012年采砂造成都昌枯季水位下降1.16米，与其水位异常偏低1.17米非常一致。鄱阳湖湖口水道河床这种变化严重损害了其维持湖泊水体缓慢下泄的功能。一方面，它直接放大了枯水的效应（水位越低，影响越大），包括三峡工程汛末蓄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湖泊水位消落速度明显加快（近年鄱阳湖高水位的快速消落就是例证）。有关专家提出湖口水道河床下切是水沙变化引起的自然冲刷所致。但是，根据我们最近基于实地流速的调查及泥沙冲淤的分析，可排除自然冲刷的作用。
鄱阳湖采砂目前已逐步由原来都昌、吴城-湖口主河道深入到松门山以北区域以及棠荫等水域，大面积的洲滩被采挖，不仅进一步侵蚀湿地洲滩面积，而且还可能对湖泊南部水位分布格局产生质的影响，由此而导致的鄱阳湖保护区的环境和生态影响不可预料，亟待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
“皆为‘一湖清水’”—WWF流域综合管理项目负责人 蒋勇
如果不是因为鸟，因为从事湿地保护工作，也许鄱阳湖只会是我心目中“中国第一大淡水湖”这么一个称号，想象中一定也如洞庭湖一样“烟波浩渺、浩浩汤汤”。充其量当一两回过客，坐着船感受一下内陆瀚海般的波涛。也许会试着揣摩《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是如何存在;甚至也许会感慨是不是也会如黄鹤楼前繁华的都市一样，真的就“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了？（黄鹤，幼年白鹤的别称）
遗憾的是，鸟类保护和研究、湿地管理和修复、社区发展与环境关系，它们都成了我的工作。而长江流域最大的白鹤越冬种群、最大的长江江豚栖息种群、最完整的河湖湿地生态系统就在鄱阳湖。我不得不无数次地走进了鄱阳湖，开始渐渐了解、不断更新着对鄱阳湖的印象。
“春自生，冬自槁，须知湖亦如人老”，这是清代诗人袁枚《过洞庭湖甚小》中的诗句。“涨水一片，退水一线”，这是现代人描写洞庭湖的夏、冬不同季节的景象。当然，也是鄱阳湖的真实写照。鄱阳湖和洞庭湖“夏荣冬枯”的过程吞吐着长江与鄱阳湖上游“五河”与洞庭湖“四水”流域的径流，如同人的呼吸一样，氧气、营养、能量实现了交流和转换。鄱阳湖与洞庭湖也成了长江中下游仅有的两个能“自由呼吸”的通江湖泊，与长江荣辱与共的“难兄难弟”，白鹤、江豚等濒危物种的主要居留地。
时光荏苒，在鄱阳湖开展鸟类和湿地调查研究和项目合作接近20年了。因为鸟类保护和研究，我们开始审视水环境变化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开始观察人类活动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探索当地社区发展的方式，试图在不同的生物生存方式选择与人的发展方式选择中找到调和的路径，找到共生、共存的方法。不得不鼓励和支持建立保护区，开展各类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保护管理能力;不得不开展鸟类和湿地的公众宣传，以唤起全社会共同珍视这个大自然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本;我们也共同尝试推进大湖池、蚌湖、南矶山等子湖的社区共管，发展适洪经济，推动观鸟、观豚的生态旅游，协助保护区收购、赎买鄱阳湖中的子湖经营权来作小生境适应性管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开展“点鸟奖湖”等措施鼓励当地社区渔民和承包者放弃一部分收益来为鸟类提供栖息时间和空间;共同寻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方法，创新和建立能惠及生态和民生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在长江流域推进流域综合管理，开展洞庭湖、洪湖、安庆湖群、长江河口、沿海滩涂等区域一系列生态保护项目之后，我们发现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还任重道远。
我们不得不庆幸：越冬水鸟还有一个鄱阳湖，江豚还有一个鄱阳湖，江西还有一个鄱阳湖，长江还有一个鄱阳湖，中国还有一个鄱阳湖。我们才真正明白：鄱阳湖是长江流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休戚与共;鄱阳湖是人与野生动物的共有家园，生生不息;鄱阳湖的鸟类是链接国际国内的桥梁，川合东西;鄱阳湖是自然资本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弥足珍贵;鄱阳湖是建设生态文明和践行“长江大保护”的时空节点，不容差池。
今天，围绕长江与鄱阳湖江湖关系发生的一些变化，鄱阳湖水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话题再次上升为决策前的科学讨论，成为了所有关切者热议和争辩的焦点，针对水、生态和民生三个关键问题频繁交换观点。是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措施来解决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带来的民生和生态问题？还是以生态优先、适应性调度来化解以上矛盾？成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虽然主建方不断地根据建议方提出的担忧、质疑和科研成果调整着方案，从建坝发电修改为建闸不发电、控枯不控洪。但是，质疑和建议的专家依然觉得不建固定设施增加生态扰动，寻找替代方案是更好的选择。因此，有人将这种科学探讨比喻为“博弈”也不为过。当然，决策者可以选择一意孤行，也可以选择兼听则明，再好的建议，如果不被采纳也就一文不值了。
总体而言，这个过程是社会进步的象征，皆为“一湖清水”所寄予的殷切希望，皆为解决鄱阳湖水资源、生态和民生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所有相关的人都无法回避的原点和初心。
两种观点就如同一张纸的两面，虽然它们已经无限地接近了彼此。作为这个过程的持续见证者，游走在这张纸的两面，我们看到：一面是复杂的画面，那是生态系统属性早已决定的。一面是简单的画面，用工程技术去解决所有问题。换了任何人，在复杂画面面前，特别是生态系统研究不充分、不全面、不系统的前提下，简直就是一幅抽象的图案，如何拼接？如何联系？着实难以说得清楚。而简单画面则清晰很多，立项、建设、调度、管理流程明确，涉及到的无非是技术、资金、人力、调整、适应等等环节，可量化规模，可监测进展，可组织生产。多数人会选择简单画面，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的麻烦。毫无疑问，根据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完全可以将它建成，也能让它发挥一定的作用，比如抬高冬季地下水位和湖泊水位等等。
然而，不仅仅是然而，正是因为鄱阳湖与长江的系统复杂，还没有研究清楚，所以才需要慎重，所以才会有担忧，所以才选择尊重。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下这张简单的图案，而是试图在那一面复杂的画面上来简单地画出图案。那么，此时一张蓝图解决的可能只是自己看到的那几根线条，而无法顾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更甚之，如果力图简单，反而会有意识地摒弃掉了解它们之间关联这个过程。胸有成竹，只适用于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可以一气呵成。对于鄱阳湖流域与长江流域这样两个复杂的关联者而言，多一点耐心，才对得起初心。何况，生态系统本身经不起实验，生态后果经不起调整，江豚等水生生物未来的10年扛不住“最后一根稻草”的重压，民生与发展更经不起在“一条道”上的徘徊和等待。
生态问题不能“皆”而化之，但适应和应对生态变化的方法可以重新来过。皆的本义为“全都归零，从零起步”，其实就是重新寻找初心，回到解决水、生态和民生问题的本意上来，多方参与，共同科学谋划应对之策。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湖泊亦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也决定了它很难量化、复制和重复验证，重新来过已无可能。替代方案其实就是先保民生和发展，优化调度以保生态水位。不要担心鄱阳湖不干了，老百姓不缺水了，经济发展起来了，豚鸟得到有效保护了，就没有了建坝（闸）的必要了。
今天，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新的江湖关系，创新发展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已经不缺乏国家意志和法制规范，“长江大保护”已经不缺乏公众意识和科学共识，甚至也不缺乏为一些鸟儿、鱼儿留下一点未开垦的处女地，为长江—母亲河保留一点尊严。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方案出台，不会听到“长江大保护”这一时代最强音，不会去想创新基于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
“一湖清水”何止于此，它也包含了上善若水的胸怀，清静无为的智慧，从善如流的勇气。复杂问题简单化，看似很合理。但复杂问题具体化，做起来也很简单。
从纸的一面走向另一面，其实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