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权，在开始时生机勃勃，到后来却内忧外患不断，以至于最终覆灭。一个政权的垮台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则在于政府同人民之间能否进行有效的沟通，即来自底层的诉求是否为上层所听闻与反馈。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权总是能通过自我调整不断回应来自下层和人民的诉求，一旦这种诉求与回馈的机制出现问题，上下之间的错位就会越拉越大，最终则会招致政权的倒台，进而需要通过成立新政权以重构一套有效的诉求回馈体系。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并为我们今天提供借鉴。
　　一
　　公元前356年，在秦孝公支持下，商鞅实行变法，前后共两次，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1）编组全民监督网。商鞅创立了什五连坐制度，五家为一保，十保为一什，一家有罪，五十家连坐，并明确了赏罚的标准，主要是告奸晋爵。知奸而能告发者，与“斩敌首同赏”；知奸不告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诛其身，没其家。（2）强行小家庭制，促进生产。自西周开始，中国就是大家庭制，家族集团聚集而居。商鞅认为这样的大家庭中掩藏了很多的剩余劳动力，致使全国的生产潜力得不到最大发挥，因此推出了“分户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行将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各个家庭单位经济独立，自食其力，男人务必农耕，女人务必桑织。这项改革，配之以对商业的持续打击，无疑效果突出，最大程度地挖掘了秦国潜在的劳动力。商鞅第二次变法时再颁分户令，“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也就是说，任何家族都必须无条件地拆分成小家庭，父子、兄弟不能同室而居，有钱也不能买例外，这样又有一大批劳动力被挖掘了出来。（3）唯军为荣，以战获爵。春秋时代，爵位世袭，土地亦世袭，受封者一世领爵，世世领爵，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一大批不劳而获的世袭宗室。为了打破这种现象，商鞅推出以战获爵的措施，“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也就是将爵位和军功挂钩，没军功就没有爵位。换言之，所有贵族顷刻间全部沦为百姓，只有在战场上得到了军功才能重新拥有爵位。变法同时规定了军功大小和爵位高低的配比。这一条改革措施同样是商鞅变法的要害环节之一，这样做实际上造成了军功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使贵族、平民的区分失去了意义，但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从战的积极性，自此秦国全民皆兵、唯军为荣、勇武好战的风气迅速弥散开来。（4）行县制，设县署。封建世袭制下，各封国独立自主，中央政府也常常难以涉足。秦孝公时代，秦国已经以县代替封建世袭制，商鞅变法将这一重要政治改革推向深入，废封建，设郡县，各郡县都遵从统一的政治制度，自此自己制定游戏规则的独立小王国不复存在，中央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商鞅变法的几个方面都鲜明地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秦国所有的人与事都围绕“农”与“战”两个要素来运转，严厉打击一切妨害农战的因素。这在经济上为秦国农业生产带来了勃勃生机，为秦国霸业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政治上强化了中央集权，使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高效；军事上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使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史记》描述了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变化：“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变法前，秦国始终未能真正强大起来，加上保守势力十分顽固，对秦国的强盛造成了严重影响，而商鞅变法以极大的气魄摧毁了秦国的保守势力，并最终让秦国强盛起来。仅从这个结果来说，商鞅变法是成功的。
　　二
　　商鞅变法最终归于失败，根源在于商鞅变法及后来的秦帝国所奉行的“备民、愚民、役民”思想。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这就明确指出法令的设立就是为了防备人民的。之所以要对人民严加防范，是因为商鞅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人民和国家在利益取向上是相互矛盾的，要想国家强大，则必须削弱人民，正如《商君书·弱民》所言：“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首先必须制服本国的人民。商鞅思想上的继承发扬者韩非子更进一步地阐发了不能信任民众的原因，其《显学》篇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民众不但蒙蔽无智，而且从本性上讲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但自私自利，而且数量庞大。他们为求私利而无所不作，构成了对国家的极大威胁，根本不会把君主和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能不做坏事就已经很不错了，根本不要指望他们能有什么道德礼仪。“夫圣人之治国，不侍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对于这样的民众当然要严加防备，防备他们为非作歹，损害国家利益。
　　防民的最有效手段是愚民，只有使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农民不进行智力活动，不好学问，就会专心地从事农业生产。商法的实施本就是要将全国的活动都集中到农战上来，民众当然是从事这些活动的主体。可见，按照《商君书》的观点，民众只不过是耕战的工具，商法所要解决的不过是竭尽其用而已。韩非子继承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也就是说，不管是商鞅变法时的秦国还是后来的秦帝国，都无一例外将人民视作耕战的工具。
　　为了做到这些，商法一是采取措施让民众远离礼乐教化，因“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意指礼乐诗书会让民众只关心自己的亲人，从而逃脱国家义务。商法还禁止一切关于变法的争论和学术，商鞅说：“所谓壹教者，博闻、辨慧、信廉、礼乐、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总之，不允许民众对国家有任何议论，即任何思想的自由都会削弱国家的权威，因此与效忠君主相违的一切传统和思想都应禁止，儒家的“孝悌”观念在法家看来也是有害无益的，“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越是孝子，就越有可能站到国家的对立面，可见法家对儒家的理论批判是全面而细致的。此外，商法还从人性恶的理论出发，主张国家不要施行所谓的“善政”，而要以严刑峻法控制民众，“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即要以恶去恶，达到强令民众专心农战的目的。《商君书》提供了控制民众的详细方案，包括对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粮食价格、粮食买卖、商业活动、市场行为等的监督、管理，可谓无孔不入，在这样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民众除了成为农与战的工具之外，别无他选。但对法家而言，若能如此控制民众，国家就能更好地役民，让民众为国家效犬马之劳了。 　　从商鞅及其后秦国对民众的做法来看，其备民、愚民、役民的理论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韩非子从正面的角度讲过秦昭襄王时的一件事，某年秦国发生一次大饥荒，有官员建议开仓放粮。秦昭襄王表示：秦法赏罚严明，如果开仓放粮，饥民无论是否有功，都能得到赏赐，这会导致混乱。与其开仓放粮导致混乱，不如为了法度秩序而放弃救济。对人民有如此态度的统治者，自然不可能在回应人民诉求上有任何积极作为，秦政权的覆灭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三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秦国备民、愚民、役民的做法也是对官民诉求回馈政治传统的违背。早在周代开始，政府主动重视民间舆情并采纳民众的意见就已经形成了制度，据说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便是政府派遣的乐官深入民间采集而成。班固《汉书·艺文志》明言：“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货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也就是说，政府主动派人深入民间了解民生疾苦和百姓诉求，以此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后人将这些内容辑录下来，便形成了《诗经》。在“采诗”说之外，关于《诗经》的形成还有“献诗”说。《国语·周语上》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师、百工谏”，而《晋语》上也说：“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之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献诗”的目的则是使居上位者能“辨祆祥于谣”、“问谤誉于路”，把“观民风”作为执政的参考。
　　可见，不管是“采诗”还是“献诗”，其目的都不离“听于民”、“以闻天子”，都是希望老百姓的心声能够上达天听。而在中国古代，地位低的人向居上位者进谏，不但不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励。《淮南子·主术训》上说：“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愼之鼗，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即古代贤明的统治者都是能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
　　从这个角度再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商鞅变法既有不少创举，又有严重失误。创举在于，从总体上看，商鞅变法可视作统治阶级对国家、人民图强的一种有效回应；从具体内容上看，商鞅变法的诸多内容，如编组全民监督网、设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将整个秦国有效地整合联系到了一起，在当时交通、通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以上率下的功效。秦帝国的统治者若能以这套制度为基础，当能建立起一个效率远超前代的官民沟通新机制。其严重失误是，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宣告了这个政权运作系统拒绝对下层人民的诉求做出回应，这使得商鞅变法只能让秦国强大一时，却不能使其传之久远。
　　秦灭之后，秦政的教训成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反思的主题，所达成的最大共识就是认为秦政暴戾无道，完全不为治下的人民着想。秦之后的汉代“独尊儒术”，而之后的历朝历代也都崇奉儒家，这与儒法两家截然不同的君民关系主张和历代对秦政的深刻反思紧密相关。《论语·颜渊》中说：“哀公问于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百姓足即是君足，百姓不足，君又如何能足呢？这与秦国的做法可谓天壤之别。
　　进入现代政党政治以来，党群关系从实质上讲仍是官民诉求回馈这一古老政治课题的现代延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党群关系问题上有着先天的自觉，这在党一贯奉行的群众路线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清楚。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时，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概括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从本文关注的官民诉求回馈这个角度来看，群众路线是一个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过程，它是由领导和群众的不断互动组成的，即领导的决策内容不断返回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和检验，如此在与群众的互动中不断得到深化，在这个明显体现了诉求回馈的过程中，群众始终是群众路线的中心，正是这一点，群众路线契合了政治活动的根本点，也是对历史经验的传承与升华。
　　责任编辑：刘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