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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高考已结束，看着网上各种纷至沓来的高考信息，尤其是看到一些回忆参加高考的文章，我的思绪也不禁穿越时空隧道，回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那一代人参加高考时的场景。
因为入学晚，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是在1980年。我读高中是1978年，那时1977年刚刚进行第一次全国高考，据说当时有一个政策，哪一个公社的学生高考升学率高，县政府就给予奖励。公社领导为了自己的政绩，就把已经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留在自己公社办的农村中学里，我们就是这么一批人。我所读的中学全名叫五泄农中，只有高中部。学校建在一个溪滩上，四周除了农田就是鹅卵石，距离最近的一个村庄也有一里路。学校里自办了一个碳化砖厂，用车子把石灰窑的煤渣拉来，用巨大的石磨碾碎，再用压砖机把研碎的煤渣压成砖头，在砖窑里煅烧以后出卖，其收入用以购买教学仪器、建设校园等。每个学生在一个学期内都会轮到几次做砖，时间是一天一夜，这种劳动十分艰苦，占据了我们宝贵的学习时间，但也锻炼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意志。
学校的教学设施十分简陋，校舍的布置呈长方形，校门朝东，大门进去右边和正对门的两排房子是教室，左边一排是办公室。教室后面有一个食堂，路远的同学自带铝制的饭盒在学校蒸饭，解决中饭问题，晚上各自回家，没有住宿生。校门外面有一个十分简陋的操场，上面只有一个四百米的跑道和一个篮球场。除了上体育课之外，没有其他的娱乐设施和活动。
当时“四人帮”刚刚粉碎，百废待举，尤其是被破坏的农业生产还需要恢复元气，所以物质凋敝、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十分贫困。出生于多兄妹家族的我，放学回家之后，不是上山捡柴火，就是到野地里去拔兔草、割羊草，抑或是带弟妹或帮妈妈烧晚饭，根本没有时间课后复习或课前预习。晚上，没有电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一会儿就熏黑了鼻子，为了节省煤油，母亲总是催我早早上床。
当是家里正在造房子，离村一里的地方有我们村办的石灰窑，用于烧制石灰出售，那是村里唯一的集体企业。一天里出三次窑，分别在早上5点半、下午4点半、晚上10点半。出窑之后，大的石灰被专门安排的工人捡起来出卖，遗留下的小石灰被烧窑工人拉到溪滩边作为废物倒掉，我们就去捡遗留在煤渣里的小石灰。下午出窑的时候，捡小石灰的人特别多，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抢不到，所以，我常常去捡晚上10点半或早上5点半出窑之后的小石灰。捡好以后一个人用畚箕挑回家，到家常常是半夜11点多，或早上6点多了。晚上还好说，早上得在8点钟正式上课之前赶到学校，学校离我们家有二里多路，所以，我都是匆忙地扒几口早饭，胡乱抹一把脸就蓬头垢面地赤着脚一路小跑着去上学，我现在都无法想象当时的我是怎样的样子。好在那时的老师很好，他们从不因为我这个样子而看不起我。不过我也很争气，数理化经常考滿分。除了捡小石灰，我还要去石宕推车，烧石灰的石灰石是由石匠打出来，然后由村里的壮劳力用手拉车去拉，大队根据社员所拉的重量记工分。我大哥就经常去拉，我就得去推车，好在石宕离我的学校不是很远，下午4点一下课我就去石宕推车。周末也经常去推车，有一次因过度疲劳，周一的数学测验发挥失常，才考了63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考试失败。不过，这种境况也不是我一人如此，当时我们全年级284位同学中绝大多数的家境都与我差不多。
不过，学校虽小，也藏有真才实学之人。教化学的沈老师是浙大的高材生，教语文的文老师曾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两人皆因“文革”爆发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教物理和教数学的老师都在县里的教师知识考试和技能竞赛中获得过一等奖。这些老师十分敬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授知识与技能。化学老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一些深奥的化学知识阐述清楚，以至于我非常喜欢化学，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常常能考100分。语文老师的古文教育方法特别好，他上课时把每一篇古文的实词、虚词、特殊句式都讲得十分清楚，第二节课就让我们默写或课堂提问，这样逼着我们去记、去读。这个方法，不但使我在高考时40分古文题得38分的高分，而且在我进大学之后，古汉语也考得全年段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们学校虽然是农中，但是我们的期中、期末试卷都是从县重点中学拿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缩小与县重点的距离，也为了激励老师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技能。高二的第一学期期末，我的成绩名列全校第一，与某一重点中学的第一名只差6分，领导和老师都很开心，把第二年高考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自己也信心满满。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春耕前夕，母亲因为切紫云英（当时农村都把紫云英切碎，在砖砌的石缸里用脚踩实，作为猪饲料）时不小心在中指上切了一刀，没有及时上医院治疗，而是用一块没有消毒过的脏布胡乱包扎一下，就继续干活，结果中了无名之毒，中指肿得像胡萝卜，一直熬到第七天，红肿不但没消退，反而有更加厉害的趋势，我力劝母亲去医院治疗，她才去医院打了一针青霉素。肿是退下去了，可是体内的毒素转移到了腰部，在那里生了一个毒瘤。腰部是神经集中的地方，也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支撑，对于一个干重体力活的农民，这里绝对不能出问题，所以，一般都是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母亲也是接受了中药调理和贴膏药的办法才让肿瘤慢慢消除。母亲病倒之后，走读的我担负起了一切家务：烧饭、喂猪、洗碗、洗衣服、烧猪食。宝贵的早自修、晚自修没了不说，中午还得请假一节课提前回家烧中饭。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4个月，我的成绩直线下降，最后以10分之差名落孙山。
原本班主任对我成绩下降一事很生气，后来得知我是因为母亲生病才高考失利之后，就想办法把我送到一个离我们家80里路的县重点中学——浬浦中学去读复习班。
我们县具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大家都把子女读书考学看得很重，每年考上的人数在浙江省名列前茅，但因高考失利者而读复习班的人也很多。当时的理科复习班只有那些距高考录取线差5分的人才有资格进去，我差了10分，就进了文科复习班，就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浬浦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创办于1826年，抗战时期曾是诸暨中学的前身。这个学校的校风严谨，要求学生全部住校，作息制度非常严格，每天晚上9：40教室熄灯，10：10必须上床，值日老师站在学生寝室外面检查，如果有说话吵闹的声音，他就会大声批评。第二天早上5：40打起床铃，6：10到操场集合，由教导主任或副校长带头在校内操场上跑步，周一到周五日日如此，从不间断。由此，我养成很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从不熬夜，也从不睡懒觉。师资力量与我原来读书的农中相比强了很多，所有的老师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我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每一堂课都非常认真专注地听讲，白天学的内容，通过晚上两节自学课就记住背会。尽管历史、地理两门课是从零开始，但仅仅半个学期的时间，我的成绩就冲到前列去了。
但是，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一样，到了浬浦中学之后，我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顿的状态。首先是这所中学离我家有80里路，学校又规定我们只能一个月回家一次，我没有钱吃学校的公菜，只能吃梅干菜和黄豆，甚至连黄豆每餐都只能吃十几颗。
其次是母亲再次生病了，这一次是眼睛发炎，住在一个离家40多里的本地一个著名私人眼科医生家里接受治疗。
我们家有七兄妹，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两个哥哥在外面打工赚钱，家里只剩下年幼的弟弟妹妹。父亲身体很强壮，年轻时能挑300多斤重的东西，可是他从来没做过家务。
母亲住在医生家里，每天为家里的事情担忧，为此常常通宵失眠，以致病情加重，等我国庆节回去的时候，母亲因病危被父亲用板车拉回了家。看着母亲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很矛盾。好在母亲回到家里之后，悬在半空的心落到了实地，睡眠改善，食欲增强，经过几天的休息，情况有了好转。我大哭一场之后，还是挑着一个月要吃的米和菜再次走上了求学的路，因为我知道，只有我考上大学，才能为这个家庭和父母带来一点希望。
等我11月初回家的时候，母亲身体基本复原能下地走路了。之后的几个月我过得很安心，成绩上升得也很快。
可是到了年底，我大哥结婚了。大哥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能干、勤劳、聪明，我跟大哥相差12岁，我与他配合得最为默契，感情也最深。十几岁的时候就跟在他后面推车，有时候从我们村拉砖头或石灰去25里远的外陈火车站，一天来回跑两趟。每次重车去的时候大哥让我推车，空车回来的时候让我坐在手拉车上，带去的点心也会让我多吃一点，所以，我特别喜欢给大哥推车。由于子女多，收入低，赚来的钱只够糊口，大哥的婚事一直拖到30岁才解决，而且做了上门女婿，这在农村里是很沒面子的一件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是同村的。大哥出门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家的顶梁柱被抽走了，躲在柴灶后面放声大哭，那一种痛，是一辈子无法释怀的。
大哥一走，家里的经济更加困难了。春节一过，我提前几天就去学校读书，而且这半年就没有回过家，中间只有父亲来送过两次菜和米，也还是梅干菜与黄豆为主，春节时带去的一点腌肉很快就吃完了。那时候吃学校食堂一个月的菜金只需6元钱，可我就是吃不起。由于每天吃梅干菜和黄豆，极度的营养不良和每天高能量的消耗，导致我整整半年没来例假。
我们校长的家与我们家相距不过10里路，他看着我这样的状况也十分不忍，于是在高考的那三天，他亲自为我烧菜做饭，我记得当时他烧了绿豆芽炒猪肝、西红柿蛋汤、清炒小白菜、油焖茄子、红烧肉、清蒸河鲫鱼等，这是整个浬浦中学所有学生都没有享受过的，也是这个学校之前之后都没有的先例。我也没有让他失望，虽然由于过度紧张，我在高考的三天三夜里一分钟也没合过眼，但我还是考出了414分的好成绩，那一年总共考6门课，总分是550分，其中英语的分数即使满分也只能算50分，我在两个文科复习班56个考上的学生中并列第三，这个分数在那一年可以进一些重点大学了，只因家里没钱，所以填了浙江师范大学（当时还叫师范学院），因为读师范是有伙食补贴的。
与现在的考生有家长小车接送，甚至一些爱心机构组织专车接送，考生们浑身上下穿着品牌服装、拿着苹果手机、有父母陪同等状况相比，我们那时的高考生活有以下几个特点（我这里主要谈的是农村考生）。首先是物质贫困，周围的同学都是农民子弟，十年“文革”，导致工厂停产、农业减产，物质极度贫乏。农民的收入很低，家家缺粮缺钱。其次，考生人数多，当时许多高校正在恢复或创办过程中，高校数量少、专业缺，招生人数少。1962年、1963年是人口出生高峰，虽然前面1977年、1978年、1979年已经有三批人考入大学，但还有很多人簇拥在高考的大门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不少省份考生与考上的人数比是100∶1，我那年就是这样的情况。再次，高中的办学条件落后，有许多复习班是借农民的房子开办的，一个只能容纳30人的教室，密密麻麻地挤着50个人，教室里没有电风扇，只有两三盏日光灯，灯光很暗，我的眼睛就是在高复班的时候开始近视的。但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大家都把高考作为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契机，很多同学晚上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看书看到12点，早上4点多又起来读书了，或者挤在学校仅有的几盏路灯下面看书，很有点古代凿壁借光的劲头。
因为大家的刻苦努力，每年高考的升学率也很可观，一批批学生都如跃过龙门的鲤鱼，奔向各自的高校，继续努力深造，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如今，我们这代人慢慢步入退休的年龄，但可以毫无愧疚地说，我们努力了，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作者简介：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81年考入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因为入学晚，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是在1980年。我读高中是1978年，那时1977年刚刚进行第一次全国高考，据说当时有一个政策，哪一个公社的学生高考升学率高，县政府就给予奖励。公社领导为了自己的政绩，就把已经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留在自己公社办的农村中学里，我们就是这么一批人。我所读的中学全名叫五泄农中，只有高中部。学校建在一个溪滩上，四周除了农田就是鹅卵石，距离最近的一个村庄也有一里路。学校里自办了一个碳化砖厂，用车子把石灰窑的煤渣拉来，用巨大的石磨碾碎，再用压砖机把研碎的煤渣压成砖头，在砖窑里煅烧以后出卖，其收入用以购买教学仪器、建设校园等。每个学生在一个学期内都会轮到几次做砖，时间是一天一夜，这种劳动十分艰苦，占据了我们宝贵的学习时间，但也锻炼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意志。
学校的教学设施十分简陋，校舍的布置呈长方形，校门朝东，大门进去右边和正对门的两排房子是教室，左边一排是办公室。教室后面有一个食堂，路远的同学自带铝制的饭盒在学校蒸饭，解决中饭问题，晚上各自回家，没有住宿生。校门外面有一个十分简陋的操场，上面只有一个四百米的跑道和一个篮球场。除了上体育课之外，没有其他的娱乐设施和活动。
当时“四人帮”刚刚粉碎，百废待举，尤其是被破坏的农业生产还需要恢复元气，所以物质凋敝、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十分贫困。出生于多兄妹家族的我，放学回家之后，不是上山捡柴火，就是到野地里去拔兔草、割羊草，抑或是带弟妹或帮妈妈烧晚饭，根本没有时间课后复习或课前预习。晚上，没有电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一会儿就熏黑了鼻子，为了节省煤油，母亲总是催我早早上床。
当是家里正在造房子，离村一里的地方有我们村办的石灰窑，用于烧制石灰出售，那是村里唯一的集体企业。一天里出三次窑，分别在早上5点半、下午4点半、晚上10点半。出窑之后，大的石灰被专门安排的工人捡起来出卖，遗留下的小石灰被烧窑工人拉到溪滩边作为废物倒掉，我们就去捡遗留在煤渣里的小石灰。下午出窑的时候，捡小石灰的人特别多，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抢不到，所以，我常常去捡晚上10点半或早上5点半出窑之后的小石灰。捡好以后一个人用畚箕挑回家，到家常常是半夜11点多，或早上6点多了。晚上还好说，早上得在8点钟正式上课之前赶到学校，学校离我们家有二里多路，所以，我都是匆忙地扒几口早饭，胡乱抹一把脸就蓬头垢面地赤着脚一路小跑着去上学，我现在都无法想象当时的我是怎样的样子。好在那时的老师很好，他们从不因为我这个样子而看不起我。不过我也很争气，数理化经常考滿分。除了捡小石灰，我还要去石宕推车，烧石灰的石灰石是由石匠打出来，然后由村里的壮劳力用手拉车去拉，大队根据社员所拉的重量记工分。我大哥就经常去拉，我就得去推车，好在石宕离我的学校不是很远，下午4点一下课我就去石宕推车。周末也经常去推车，有一次因过度疲劳，周一的数学测验发挥失常，才考了63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考试失败。不过，这种境况也不是我一人如此，当时我们全年级284位同学中绝大多数的家境都与我差不多。
不过，学校虽小，也藏有真才实学之人。教化学的沈老师是浙大的高材生，教语文的文老师曾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两人皆因“文革”爆发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教物理和教数学的老师都在县里的教师知识考试和技能竞赛中获得过一等奖。这些老师十分敬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授知识与技能。化学老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一些深奥的化学知识阐述清楚，以至于我非常喜欢化学，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常常能考100分。语文老师的古文教育方法特别好，他上课时把每一篇古文的实词、虚词、特殊句式都讲得十分清楚，第二节课就让我们默写或课堂提问，这样逼着我们去记、去读。这个方法，不但使我在高考时40分古文题得38分的高分，而且在我进大学之后，古汉语也考得全年段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们学校虽然是农中，但是我们的期中、期末试卷都是从县重点中学拿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缩小与县重点的距离，也为了激励老师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技能。高二的第一学期期末，我的成绩名列全校第一，与某一重点中学的第一名只差6分，领导和老师都很开心，把第二年高考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自己也信心满满。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春耕前夕，母亲因为切紫云英（当时农村都把紫云英切碎，在砖砌的石缸里用脚踩实，作为猪饲料）时不小心在中指上切了一刀，没有及时上医院治疗，而是用一块没有消毒过的脏布胡乱包扎一下，就继续干活，结果中了无名之毒，中指肿得像胡萝卜，一直熬到第七天，红肿不但没消退，反而有更加厉害的趋势，我力劝母亲去医院治疗，她才去医院打了一针青霉素。肿是退下去了，可是体内的毒素转移到了腰部，在那里生了一个毒瘤。腰部是神经集中的地方，也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支撑，对于一个干重体力活的农民，这里绝对不能出问题，所以，一般都是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母亲也是接受了中药调理和贴膏药的办法才让肿瘤慢慢消除。母亲病倒之后，走读的我担负起了一切家务：烧饭、喂猪、洗碗、洗衣服、烧猪食。宝贵的早自修、晚自修没了不说，中午还得请假一节课提前回家烧中饭。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4个月，我的成绩直线下降，最后以10分之差名落孙山。
原本班主任对我成绩下降一事很生气，后来得知我是因为母亲生病才高考失利之后，就想办法把我送到一个离我们家80里路的县重点中学——浬浦中学去读复习班。
我们县具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大家都把子女读书考学看得很重，每年考上的人数在浙江省名列前茅，但因高考失利者而读复习班的人也很多。当时的理科复习班只有那些距高考录取线差5分的人才有资格进去，我差了10分，就进了文科复习班，就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浬浦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创办于1826年，抗战时期曾是诸暨中学的前身。这个学校的校风严谨，要求学生全部住校，作息制度非常严格，每天晚上9：40教室熄灯，10：10必须上床，值日老师站在学生寝室外面检查，如果有说话吵闹的声音，他就会大声批评。第二天早上5：40打起床铃，6：10到操场集合，由教导主任或副校长带头在校内操场上跑步，周一到周五日日如此，从不间断。由此，我养成很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从不熬夜，也从不睡懒觉。师资力量与我原来读书的农中相比强了很多，所有的老师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我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每一堂课都非常认真专注地听讲，白天学的内容，通过晚上两节自学课就记住背会。尽管历史、地理两门课是从零开始，但仅仅半个学期的时间，我的成绩就冲到前列去了。
但是，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一样，到了浬浦中学之后，我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顿的状态。首先是这所中学离我家有80里路，学校又规定我们只能一个月回家一次，我没有钱吃学校的公菜，只能吃梅干菜和黄豆，甚至连黄豆每餐都只能吃十几颗。
其次是母亲再次生病了，这一次是眼睛发炎，住在一个离家40多里的本地一个著名私人眼科医生家里接受治疗。
我们家有七兄妹，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两个哥哥在外面打工赚钱，家里只剩下年幼的弟弟妹妹。父亲身体很强壮，年轻时能挑300多斤重的东西，可是他从来没做过家务。
母亲住在医生家里，每天为家里的事情担忧，为此常常通宵失眠，以致病情加重，等我国庆节回去的时候，母亲因病危被父亲用板车拉回了家。看着母亲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很矛盾。好在母亲回到家里之后，悬在半空的心落到了实地，睡眠改善，食欲增强，经过几天的休息，情况有了好转。我大哭一场之后，还是挑着一个月要吃的米和菜再次走上了求学的路，因为我知道，只有我考上大学，才能为这个家庭和父母带来一点希望。
等我11月初回家的时候，母亲身体基本复原能下地走路了。之后的几个月我过得很安心，成绩上升得也很快。
可是到了年底，我大哥结婚了。大哥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能干、勤劳、聪明，我跟大哥相差12岁，我与他配合得最为默契，感情也最深。十几岁的时候就跟在他后面推车，有时候从我们村拉砖头或石灰去25里远的外陈火车站，一天来回跑两趟。每次重车去的时候大哥让我推车，空车回来的时候让我坐在手拉车上，带去的点心也会让我多吃一点，所以，我特别喜欢给大哥推车。由于子女多，收入低，赚来的钱只够糊口，大哥的婚事一直拖到30岁才解决，而且做了上门女婿，这在农村里是很沒面子的一件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是同村的。大哥出门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家的顶梁柱被抽走了，躲在柴灶后面放声大哭，那一种痛，是一辈子无法释怀的。
大哥一走，家里的经济更加困难了。春节一过，我提前几天就去学校读书，而且这半年就没有回过家，中间只有父亲来送过两次菜和米，也还是梅干菜与黄豆为主，春节时带去的一点腌肉很快就吃完了。那时候吃学校食堂一个月的菜金只需6元钱，可我就是吃不起。由于每天吃梅干菜和黄豆，极度的营养不良和每天高能量的消耗，导致我整整半年没来例假。
我们校长的家与我们家相距不过10里路，他看着我这样的状况也十分不忍，于是在高考的那三天，他亲自为我烧菜做饭，我记得当时他烧了绿豆芽炒猪肝、西红柿蛋汤、清炒小白菜、油焖茄子、红烧肉、清蒸河鲫鱼等，这是整个浬浦中学所有学生都没有享受过的，也是这个学校之前之后都没有的先例。我也没有让他失望，虽然由于过度紧张，我在高考的三天三夜里一分钟也没合过眼，但我还是考出了414分的好成绩，那一年总共考6门课，总分是550分，其中英语的分数即使满分也只能算50分，我在两个文科复习班56个考上的学生中并列第三，这个分数在那一年可以进一些重点大学了，只因家里没钱，所以填了浙江师范大学（当时还叫师范学院），因为读师范是有伙食补贴的。
与现在的考生有家长小车接送，甚至一些爱心机构组织专车接送，考生们浑身上下穿着品牌服装、拿着苹果手机、有父母陪同等状况相比，我们那时的高考生活有以下几个特点（我这里主要谈的是农村考生）。首先是物质贫困，周围的同学都是农民子弟，十年“文革”，导致工厂停产、农业减产，物质极度贫乏。农民的收入很低，家家缺粮缺钱。其次，考生人数多，当时许多高校正在恢复或创办过程中，高校数量少、专业缺，招生人数少。1962年、1963年是人口出生高峰，虽然前面1977年、1978年、1979年已经有三批人考入大学，但还有很多人簇拥在高考的大门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不少省份考生与考上的人数比是100∶1，我那年就是这样的情况。再次，高中的办学条件落后，有许多复习班是借农民的房子开办的，一个只能容纳30人的教室，密密麻麻地挤着50个人，教室里没有电风扇，只有两三盏日光灯，灯光很暗，我的眼睛就是在高复班的时候开始近视的。但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大家都把高考作为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契机，很多同学晚上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看书看到12点，早上4点多又起来读书了，或者挤在学校仅有的几盏路灯下面看书，很有点古代凿壁借光的劲头。
因为大家的刻苦努力，每年高考的升学率也很可观，一批批学生都如跃过龙门的鲤鱼，奔向各自的高校，继续努力深造，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如今，我们这代人慢慢步入退休的年龄，但可以毫无愧疚地说，我们努力了，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作者简介：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81年考入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