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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叔，是我父亲的堂兄弟，我意识上对死亡的认知，就是从他才开始的。
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好——农活儿经常一起干，他家给我家耩地、耙草，我家给他家帮耧、翻红薯秧、拨玉米。从我小学到高中毕业，两家一直共用一个麦场。日常中你来我往，借借讨讨，鸡毛蒜皮子的事情更是难以计数。孩子们也是整日腻在一起，一起上学、割草、洗澡、玩耍。曾经，大叔家儿子夏夜里去看瓜，一个人害怕，总喊我给他做伴儿，我可没少吃他家的瓜。
在我眼里，大叔就是一头永远健壮结实的牛马，从不会喊一声累，除了干活儿无欲无求。大叔的农活样样好，从来不受难为，耩地是耧板儿，扬场就是“二把式”，没风也能扬。村里除了他，再无旁人像他担水的模样：双手也不扶扁担，就那样甩着，还走得蹬蹬响。扁担像用皮胶黏在肩膀上，忽闪归忽闪，就是不会掉。如无特殊情况，每天早上第一个去担水的总是大叔，少有人和他碰面。
农闲时，他家的牲口也是幸福的，饮得都是井水。要知道，井在村东头，他家在村西头，距离最远。牲口好吃青草，大叔每年总是最先开镰和收尾的，他家的牛享受青草的时间最长。大叔的草箩头非常瓷实，压根没有插胳膊的位置，他只有一口气扛到家，真的也是功夫。铡草呢，一般是俩人配合，一人送草一人铡，大叔却经常一个人，他半跪着忙碌，丝毫不见焦躁。孩子们来帮忙，并非因为勤快，只觉得好玩。可不管你摁得多快，大叔铡的就有多快，“嚓嚓”“嚓嚓”的声音，干净，动听……好像家里除了针线活儿，他几乎能把所有的活儿都干完。
当人们说大叔病了，我本不以为然，因为他仍如往常一样不停在干活儿。
可大人异样的表现，让我意识到大叔病的挺严重。他们经常背着他谈论起他。可当大叔走近了，话题便戛然而止，随即转移成不咸不淡的家常话。再或者，往日的大叔在家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但现在，不管大叔要干啥，家人总说不要他操心，一边歇着吧，还把他手中的锄啊锨啊抢过来。村里人呢，见了他说话也不那么随便了，带着几分客气和谦让。往往，这种对比鲜明的变化，却是一种隔膜、歧视。大叔从众人的变化里，是否读出什么，或者可能已经读懂，只是憋在心里不说而已。或许，他永远不戳破，就永远都不会绝望。但当大叔独自去面对这些时，却显得那么茫然失神。
大叔得的是“噎食”，学名“食道癌”。这种病在农村屡见不鲜，上了年纪的老人，猜也能猜个八八九九。大叔和其他人一样，发病初期是觉得吃馍咽菜不顺畅，光噎住，开始细嚼慢咽还能将就，可慢慢就越发严重。有一次，大叔被噎得直瞪眼，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家人忙捶打着他的胸部，缓了一阵子才过来。
在农村，劳力的主食就是蒸馍，不吃馍就没劲。大叔只好把馍泡在稀饭里，泡得涨白涨白的，一般人不会这样吃。可就算这样，他接下来也只能喝稀饭。再后来，连一口水也变得难以下咽。一日三餐，是全家人难受的时刻，大叔看着家人吃饭难受，家人看着他吃不下去更难受，以致于不敢当着他面吃饭，怕刺激着他。大叔虽病着，可心里不糊涂。每当吃饭时，他就一个人躲在一边。
这种病，阴险狡诈，懂得欲擒故纵，懂得跌宕起伏，隔一阵子就会偃旗息鼓，老人们称之为“放闸”。放闸时好好的，什么都能吃，可之后，病情便更加严重。看大叔能吃下东西，家人都会趁机宽慰大叔，说这是食道炎，会好的。大叔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不知道饥饱，一天到晚的吃啊，吃啊，好像也在证明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
熬油灯一样，很快，大叔身上的油脂、肌肉被熬掉了;接着，水分和所有的能量都被熬掉了，只剩下一具骨头架子。肋骨一根根挑着，胳膊腿儿像是几根细小的木棍。面孔是区分人的标识，一张面孔就是一个人，没有完全一样的面孔，最后的日子，大叔面目全非，让人怀疑这个人还是不是他。老人们流行“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的说法，大叔是在夏末走的。他吃上了当年的新麦面，却没有等到秋庄稼成熟。
现代医学说，癌症和遗传基因有关。在农村，人们却说，气大伤身，容易“生疮害疙瘩”——疙瘩，就是肿瘤，就是癌，这也是中医的说法。但具体什么是“气”？没人能去解释清楚。
可大叔，确实是憋了一口气，他有个解不开的心结。上面说大叔家其实是不对的，小叔家才正确——大叔没有成家，他是个光棍汉。他弟兄三个，他是老大，他跟着小叔过。小叔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花婶体弱多病，生活负担非常大。大叔平日就主内，给小叔外出赚外块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小叔是一个手艺人，会修车子、会做白铁皮水桶、升子，隔一天逢集都要去镇上摆摊儿。
有大叔支撑，小叔家的日子还算轻松。小叔的大儿子结婚后要分家，媳妇要求大叔跟着他们。小叔一万个不情愿，什么都能给，唯独大叔不舍得——还有三个儿子，都等着盖房子结婚呢，这还不是把大家庭的墙根给挖了？但小叔嘴上说得其实挺好，说尊重大叔的意见，他想跟谁就跟誰。最后大叔说，他要跟大侄子。大叔不善于表达，但他的行动出卖了他内心的喜悦，一得空就往大侄家跑，给他们收拾菜园子，种菜，担水，收鸡蛋，耩地先给大侄子耩，锄草先给大侄子家锄。到分家时，大叔的一份家产，比如粮食，也都分给了大侄。只剩下大叔卷着铺盖住到他家里了。大叔心里，是多么盼望那一天能早些到来啊，那个属于他的家，他的新家，他要在那里开始崭新的生活、崭新的人生。
那一天终没到来。大叔卑微而美好的希望破灭了。大侄子说，房子太紧张，住不下。于是，便有人怀疑他大侄当初的真实目的。可不管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不管有没有欺骗性，大叔最终没有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或者，经过这样的变故后，大叔才真切看到自己在这个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件被随意处置的一种物品？还是一种高级的牲口？大叔是这样想的吗？可大叔什么都没说，无人知悉他内心的汹涌澎湃。可明眼人还是能看到，大叔额头上的纹路再也不会像水一样流动了，它们凝结成一团乌云。
大叔还和往常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明面上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担水时脚步不再噔噔作响，锄草不再顺心应手，割草拖着箩筐回来，铡草铡一会儿歇一会儿，总之，无论干什么都比从前慢了半拍，很累的样子。他常常独自出神发呆，饭量也小了许多，一直到最后病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医疗条件不好，我不知道大叔做没做过钡餐透视等等的检查。他所享受到的治疗，就是隔三差五在村委卫生所里抓一些药，最好的待遇是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去输了几天液，那个人可是号称方圆几里的“名医”。那时候输液和现在输液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时输液听起来非常恐怖，意味着一个生命的完结。
直到一天大叔冒了一滩黑乎乎的稀屎，大人们说快了，说大叔肚里的东西全部烧坏了。果然，没两天大叔就死了。当时他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屎糊弄了一床、一被单、一身。大叔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没一个人和我说话呀！
二
三叔是我父亲的另一个堂兄弟。
三叔做胃镜半途而废，肿胀的食道已经不允许胃镜管子通过了，病到这样的程度任何治疗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医生们大都这样建议：回家吧，想吃啥好吃的就给他吃啥。善意的欺骗，病人能吃进去吗，即使山珍海味，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痛苦。
曾有老人说，在很早很早以前，人过了六十岁，就要被活埋，省得累赘人和不受待见。三叔跨过了七十岁的门坎儿，也算活得够本了。话是这样说，三叔自己并没放弃，开始了他一个人抗击病魔的战争。他相信单方治大病，能够起死回生，他不停验证着它们的效果，吃蟾蜍、壁虎，喝猫眼睛。这些东西，代价不大，只需拥有良药苦口利于病的信心，因为这些东西在乡下四处可寻。只要听说什么单方，三叔就会弄回来服用，不用旁人问，他自己总说有效。事实上，他不停地在更换单方的路上奔波，可他仍然日渐瘦弱。在他之前，族里的一位长辈去世，众人从坟地里回来，在村口碰见了三叔。三叔微微叹口气，说，等不了多长时间，就该轮着埋我了。
三叔四个儿子，一个闺女，老三老四结婚没几年，都在家务农。经济条件不好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父亲病了很长时间，也知道他没有积蓄，可几个孩子都不出头，睁只眼闭只眼，能拖则拖。三叔自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作为，客观上顺应了子女们的意向，还帮助他们逃脱了心灵上的责问。
活过才知道，夫妻两个，先死的那個是幸福的，三婶就比三叔有福。生前三叔带着她寻医问药，卧病在床三叔无微不至地伺候，擦屎端尿，收拾得干干净净。
被确诊后，三叔回来之后亦如往常，只是没有人喊他帮忙干活了。三叔在四个儿子家里轮流住。轮到二儿子家时，正是麦忙天。病里的三叔渴得厉害，可家里没有一个人。半晌，二儿子终于回来了，得到是却二儿子哭丧着脸的诉苦：忙得饭都吃不上，哪有功夫给你烧茶！你自己烧吧，你看我，我喝的就是凉水！说完，二儿子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瓢凉水。
独生闺女难得来一次，匆匆来，又匆匆地走。三叔屋里有种难闻的气味，是器官腐败的味道，也是死神临近的味道。闺女出来进去，都要捏着鼻子，皱着眉头。三叔病的日子里，她只给三叔洗过一次衣服被褥，还说快被熏死了。
三叔儿子们说，三叔是因为一件事才生了这样的病。三叔生病之前，曾给一个亲戚看工地场子，看了一两年，不但没给一分钱，自己还搭生活费，米面都是从自己家里带到工地的。亲戚却辩解说，包工程赔了钱。可赔钱与这件事有关系吗？三叔病了之后，儿子们曾经主张要把三叔拉到亲戚家里，看他给不给工钱，但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更不知道那件事对三叔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关于生死，村里流传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法。没有所以然，但人们却自觉地遵循着。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是不是，不得而知。是说人在将死之前，要从里屋挪在堂屋，不能让人死了“背过梁”。过梁承担着整个屋顶的压力，那压力多大呀，这是生者对逝者一种最美好的祝福，让逝者轻松地离去，再也没有什么负担。我的理解这是一种生命最后的告别仪式，就如结婚大摆筵席一样正大光明、热闹隆重，是见证，也是宣告天下——什么也没有生命神圣不可亵渎。很多人死之前一点都不糊涂，非常清醒，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会不顾亲人们的劝阻，自己挣扎着把床铺挪到了堂屋里，睡在堂屋后，整个家庭的气氛都散发着生命不可挽留的悲凉。
对于三叔而言，生命最后的尊严被剥夺掉了，他背了过梁。
三叔轮到三儿子家时，病情已相当严重，好多天只能间断地喝几口水或面汤，一直是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于是，孩子们开始讨论三叔的身后事，老大说轮到谁家就在谁家办丧事，老四说不管放谁家里，反正是不能放在他家里，因为他已经尽到应有的义务了——三婶是在他家去世的，老二老三的口径一致，说应该放在老大家里，因为他是老大。很多人忌讳父母死在自己的家里，说害怕闹鬼，比如有人生病，看了很长时间看不好，原因不明，找了人一看，说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阴间唠叨他了，那人赶紧上坟给父母烧香磕头，之后便好了。打死我也不相信这个，纯属无稽之谈，父母才是子女真正的神，死了也要保佑他们的子女，和谁过不去也不会和自己的子女过不去，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子女折腾得死去活来呢，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呢。争议还没个准确结果，三叔就在三儿子的里屋咽了气。
三叔死后，儿子们请来舅公主持公道，几个儿子各有一堆理由，彼此都不让步，舅公就用了最简单最公平的的办法——抓阄，谁抓到就放在谁家里。结果老大抓到了，大家说这是天意，给足了老大的脸面。于是，尸身早已僵硬的三叔从老三家被抬出来，又抬到了老大家里。
这件事，远近闻名。多年来，时不时就被人们拉出来抖落一下。
三
小叔的血缘和我家远了些，他和我父亲是一个老爷。
我关于小叔最初的记忆，是他老婆的事，他老婆常常失踪，他常常出去找老婆。因为穷吗？要说那个年头谁家都不富裕呀，各家各户分不出明显的穷富来。对于他老婆，我还残存着模糊的印象：长黑脸，豁子嘴，一颗大金牙。最后，他老婆彻底从村庄里消失了，小叔找了也没找到。多年后，听人说他老婆又嫁人了，给那家生的孩子也都到了而立之年。
老婆走后，跌入中年的小叔又当爹又当妈，拉扯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小闺女。当时，他儿子也就四五岁的样子，上学时报名，还是我领着去学校的，我六岁上学，比他儿子高一届。 他的儿子叫书斌，前不久我们还通了电话。我们谈起小叔，书斌情难自己，说话几次中断。沉默里，我还是真切感受到了他情感上的汹涌澎湃。书斌说他父亲的病都是因他而起。
书斌十多岁时，得了一种怪病，不停地发高烧和腿疼。之所以怪，是初期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诊断出来是什么病，其中包括经验丰富的专家。小叔总是慕名而去，可药用在书斌身上，一直不能根治。往往是用了药，烧就退去;停了药，烧就卷土重来，间隔的时间时长时短。乡下很多人的眼里，县医院就是高级医院，很多人老死都不知道县医院的门朝哪儿开的。对于书斌，县医院大夫们使出浑身解数也不济事，这才转到了市医院。然而，书斌被确诊为骨髓炎，是在数月之后。
骨髓炎——是指化脓性细菌感染骨髓、骨皮质、骨膜而引起的炎症性疾病，说白了就是骨组织感染。找不到病因，对于患者和家属而言，等于设置了一道深渊。可当医生说出脊髓炎这个名称，以及治疗手段的复杂、棘手和迁延的病程、后果等等时，小叔听到的却是绝望。
这些书斌并不知道，知道详细情况的是他的父亲——我的小叔。我也是一位父亲，曾经面对过和小叔一样的事情，我的儿子遭受的是病痛的折磨，而小叔遭受的则是多重折磨——妻子的背弃，抚养孩子，精神上的空虚、失落、绝望、压抑，一个男人的失败，世俗的嘲弄。对于小叔来说，孩子就是他活在人世间最后最大的一根救命稻草。那几年，小叔一直领着书斌寻医问药，一直和医院打交道，书斌那几年，大多是躺在床上度过的。那段时间，我只记得他们家的大门长期锁着，没人详细知道他们的行踪。再见到时，原来那个蹦蹦跳跳的少年不见了：书斌成了一个一走一颠的瘸子。
再有关小叔的消息就是他病了，噎食。他做了手术。手术之后的他非常消瘦，声音嘶哑，说话似乎拼尽了力气。乡下人不懂医学，却也有自己的认知，说他这是“声音倒了”，说明这个人的體质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一个人的声音一旦倒掉，他可能就与死神不远了。果然，两年之后，村北边的土丘，就成了小叔残存人世的一个符号。
小叔去世之前有块心病，一想到他残疾的儿子将来如何生活，面对的是怎样的磨难，他死也无法心安。
小叔去世时，书斌才十五六岁。书斌带着妹妹离开了村庄，很少回来。房子这东西，有人住着，也就那样，一旦没人住了，坏掉的速度非常快。书斌中间回来修过两次，但修的速度总是赶不上坏的速度，使人失去了再次修缮的信心。脱落的瓦越来越多，到最后屋顶也塌了。整个院子残垣断壁，一片废墟。
书斌的本家叔，就用砖头高高低低摆了一个圈子——势力范围，证明这一处荒芜之地并非没有主人。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它曾经承载了怎样的一个家庭、一些人、一些故事。本家叔就在里面种菜，经营成个眉目清秀的菜园子，后来又放弃了，现在是百草园——百草竞相生长。
书斌吃过很多苦，卖过小吃，开过饭店，贩过水果，他一直很努力，生活却一直也没有起色。书斌在老家的口碑很不好，有亲戚骂他是骗子。因为他借了好多亲戚朋友的钱。俗话说，有钱钱打发，没钱话打发，可他玩起了失踪。到现在，不知道那些旧账还了还是没还。
我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时断时续，失踪与浮现交替，但大致轨迹可见。当年在县城，他实在呆不下去，就去了新疆。在新疆也是颠沛流离，无根浮萍一般，最终还是一事无成。开饭店时，他和女服务员谈了恋爱，姑娘比他小，我曾见过，挺好的。姑娘娘家对书斌却极为愤慨，认定是书斌拐骗了姑娘，对他们的婚事极为反对。我曾猜测，当年他玩失踪是为了躲避娘家人的纠缠，他领着姑娘私奔了。后来，不知道是姑娘受了娘家的撺掇，还是屈服了生活的艰辛，俩人最终还是分了。然而，他们已经生了个女孩，现在已经十几岁了。
小叔的女儿叫书霞，有关她的消息，就像过山车，忽高忽低，落差极大。据说书霞去南方不久，就在县城买了房子，这不啻是重磅炸弹，整个村庄都在震动，是她开启了我们村农民在县城买房的先河。要知道，那可是2000年，一个年轻轻的姑娘干啥能挣那么多钱？人们心里充满了怀疑、猎奇、借助于世俗、嫉恨、或者幸灾乐祸、讥笑、常态的思维来揣测、联想。
接下来的消息让人唏嘘，书霞失踪了！谁都和她联系不上。这才知道她的房子是贷款，贷款迟迟还不上，她又没有踪迹，房子最后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掉了。听说，她也借了她最近族家点钱，失踪之后，族家也骂书霞和她哥一样，都是大骗子。
可怜我的小叔，死时才四十多岁。就算他还活着，不知会不会被一双儿女给气死。
四
我只有一个亲堂哥。在我一圈亲人里，唯有堂哥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
他是一个人去了县医院做的胃镜检查，检查报告单出来后，医生看着他欲言又止。正常情况下，患者都由家人陪同，医生一般都不会把真实病情直接告诉患者。就算说，也区别于普通病症，无形间，便有种神秘和遮遮掩掩的意味。就连报告单上也很模糊，癌症也不会标明是“癌”，只是单词缩写“Ca”。
堂哥从医生躲躲闪闪的眼神里意识到了什么：“什么病，癌症吗？只管说！”他目光的锋芒如一把利器，直抵医生的胸口，医生肯定感到诧异，一时间里，目光不敢和堂哥的对接。在堂哥的一再逼问下，医生反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回答“是”。这个大夫是善良的，他不忍心面对这个得了重症的人，无论这个人多么勇敢，多么坚强，但，癌细胞已经占领了他看似强健的身体。
村里一个人，曾带舅父去市里看病。早饭舅父吃了很多，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外甥撵都撵不上，说他哪像一个病人？可当食道癌的报告单拿到手时，舅父午饭一口都吃不下了，浑身无力，走路也摇晃起来，走一段歇一段，蹲在路边，像只即将死去的瘟鸡。我不知道堂哥当时的内心活动，但起码在外在上，他表现了自己精神上的强大。他一个人去的医院，又一个人回的家。到家了他说：我得食道癌了。语气和平时一样轻松，一家人当时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绝症病人一般都要经过否定、怨愤、侥幸、抑郁、无奈、绝望、接受等等一系列的心理反应，在每个阶段里其实都是焦虑、恐慌、挣扎的。大多数患者初次检查之后并不死心，都会换个医院做第二次检查，以便印证第一次是否准确，他们渴望最好的结果就是前一次是误诊，这样的误诊该有多么的美好，然而却不肯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患者很少主动放弃治疗，不管什么样的办法都想尝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放弃总有希望——这是陷入沼泽里的挣扎、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挣扎、最绝望最无奈的挣扎。很多的治疗其实也就是实验性的，破坏性的，死马当活马医，最后患者身上插满了管子，看起来触目惊心。 可堂哥一下把所有的阶段都省略了，或者也有，但速度很快，瞬间功夫，堂哥爽快地拒绝了放疗、化疗、手术、药物等等一切的治疗。并非经济上拮据，他有退休金和积蓄，子女们都有工作，家境都很富裕，都很孝顺。家人声泪俱下地劝说堂哥，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堂哥和原野里的草木一样，摈弃了所有的人为因素，他要自然而然地谢幕。
在人们的眼里，堂哥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几乎打破了“金无赤金，人无完人”的魔咒，关于他的都是好的。堂哥是个老师，当了大半辈子的中学校长，在当地很有名气，都称他“老校长”，对他的肯定是多方面的，领导、教师、学生、社会，业务能力是一个因素，为人也是一个因素。众口难调，一人难衬百人心，作为一个领导能做到这个样子，真的不容易，都说堂哥的好没有水分。在村里堂哥的口碑也一致的好，堂哥每次回到村里总是推着自行车，见了人总是先开口说话，一视同仁，不管你有用或无用。在公共场合里让烟，不要担心你会被遗漏，即使你不吸烟，你站在人群最后。人活一世，总免不了恩怨、纷争、爱憎，而对于堂哥来说这些似乎都不存在，他一生都是如此的诚恳、温和、谦卑、低调、谨慎入微，堂哥不是教徒，却是合格的教徒。
我父亲并不这样看，总说堂哥太懦弱了，一向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我父亲比我堂哥只大了几岁，叔侄俩一起长大，他们之间太了解了。我一直怀疑我父亲和堂哥的叔侄关系，我们两家基本都没什么来往，关系一般。我父亲有事从来就不去找堂哥，怕他担惊受怕。有年春节前夕，堂哥家曾有一头二百斤的大猪被人偷走了，那时这样的一头大猪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辛苦喂养，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能办很大的事情。不久堂哥就知道了盗贼是谁，证据确凿，但堂哥没有追讨，也没有告发，旁人都为他抱打不平，他竟然还说少惹事生非为好。
我不知道是堂哥的性格使然，还是环境造就了他的性格，或它们相互影响和适应？我不想以任何一种论调来牵强附会，虚妄生义，仅仅是我对于他个人一种客观的陈述。
堂哥生于1932年，他父亲去世时堂哥才几岁，堂哥本来兄弟两个人，兄弟少亡，实质意义来说，堂哥是独生子。他的家庭成分不好，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过活，孤儿寡母的，可能对动荡的时局和世態炎凉更为敏感，他向来不多言多语，出头冒尖。我家成份也不好，那时候家庭成份是一种标签，用于区别家庭的好与坏。堂哥从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的经历，一般人难以想象。我所看到的一切只是强弩之末的微小动荡，相对而言是静态的，因为时势对于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并没有实质的影响，肤浅都说不上。
那样的背景下，谁能准确地预知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命运究竟和哪一件事情有关联？堂哥那时期在当校长，无疑也在风口浪尖上。保护自己，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本能，沉默、隐忍、懦弱或许是最好的法宝，这些成就了堂哥的完美，让他举重若轻、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此波未平彼波又起的一个个漩涡。
一个完美的人是不可信的，没有爱憎的人是不可信的，我相信堂哥一定也有他的爱憎，有他的喜怒哀乐，只是他没有表达出来，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任它们翻江倒海，他一生走来要比一般人承受了更多的厌恶、痛恨、违心、憋屈、愤怒、误解、焦虑，它们慢慢聚拢、盘踞在堂哥的胸口，结果只有一个字：堵。除了堵还是堵，堵在胸口里生根发芽，无形的气体终于有了自己的实体而存在，可以直观地、明确地表达了出来。锋利的手术刀能把肿瘤划开、拿掉，病理切片能研究出来它的性质、组织，可能破译出堂哥人生的历史烙印，人性的扭曲，精神的变态吗？
一生不属于自己，一生懦弱，一生都在堵，一生不能释怀，是这样吗？到了人生最后，堂哥这才要任性一次，痛快地发泄一次，把一生的憋屈、愤怒、世俗一次性地全部抛弃掉了;对于他而言，终于可以说一次“不”了，终于可以做一次真实的自己了，终于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了，尽管这样的拒绝是那么的悲壮。
责任编辑 杨枥
大叔，是我父亲的堂兄弟，我意识上对死亡的认知，就是从他才开始的。
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好——农活儿经常一起干，他家给我家耩地、耙草，我家给他家帮耧、翻红薯秧、拨玉米。从我小学到高中毕业，两家一直共用一个麦场。日常中你来我往，借借讨讨，鸡毛蒜皮子的事情更是难以计数。孩子们也是整日腻在一起，一起上学、割草、洗澡、玩耍。曾经，大叔家儿子夏夜里去看瓜，一个人害怕，总喊我给他做伴儿，我可没少吃他家的瓜。
在我眼里，大叔就是一头永远健壮结实的牛马，从不会喊一声累，除了干活儿无欲无求。大叔的农活样样好，从来不受难为，耩地是耧板儿，扬场就是“二把式”，没风也能扬。村里除了他，再无旁人像他担水的模样：双手也不扶扁担，就那样甩着，还走得蹬蹬响。扁担像用皮胶黏在肩膀上，忽闪归忽闪，就是不会掉。如无特殊情况，每天早上第一个去担水的总是大叔，少有人和他碰面。
农闲时，他家的牲口也是幸福的，饮得都是井水。要知道，井在村东头，他家在村西头，距离最远。牲口好吃青草，大叔每年总是最先开镰和收尾的，他家的牛享受青草的时间最长。大叔的草箩头非常瓷实，压根没有插胳膊的位置，他只有一口气扛到家，真的也是功夫。铡草呢，一般是俩人配合，一人送草一人铡，大叔却经常一个人，他半跪着忙碌，丝毫不见焦躁。孩子们来帮忙，并非因为勤快，只觉得好玩。可不管你摁得多快，大叔铡的就有多快，“嚓嚓”“嚓嚓”的声音，干净，动听……好像家里除了针线活儿，他几乎能把所有的活儿都干完。
当人们说大叔病了，我本不以为然，因为他仍如往常一样不停在干活儿。
可大人异样的表现，让我意识到大叔病的挺严重。他们经常背着他谈论起他。可当大叔走近了，话题便戛然而止，随即转移成不咸不淡的家常话。再或者，往日的大叔在家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但现在，不管大叔要干啥，家人总说不要他操心，一边歇着吧，还把他手中的锄啊锨啊抢过来。村里人呢，见了他说话也不那么随便了，带着几分客气和谦让。往往，这种对比鲜明的变化，却是一种隔膜、歧视。大叔从众人的变化里，是否读出什么，或者可能已经读懂，只是憋在心里不说而已。或许，他永远不戳破，就永远都不会绝望。但当大叔独自去面对这些时，却显得那么茫然失神。
大叔得的是“噎食”，学名“食道癌”。这种病在农村屡见不鲜，上了年纪的老人，猜也能猜个八八九九。大叔和其他人一样，发病初期是觉得吃馍咽菜不顺畅，光噎住，开始细嚼慢咽还能将就，可慢慢就越发严重。有一次，大叔被噎得直瞪眼，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家人忙捶打着他的胸部，缓了一阵子才过来。
在农村，劳力的主食就是蒸馍，不吃馍就没劲。大叔只好把馍泡在稀饭里，泡得涨白涨白的，一般人不会这样吃。可就算这样，他接下来也只能喝稀饭。再后来，连一口水也变得难以下咽。一日三餐，是全家人难受的时刻，大叔看着家人吃饭难受，家人看着他吃不下去更难受，以致于不敢当着他面吃饭，怕刺激着他。大叔虽病着，可心里不糊涂。每当吃饭时，他就一个人躲在一边。
这种病，阴险狡诈，懂得欲擒故纵，懂得跌宕起伏，隔一阵子就会偃旗息鼓，老人们称之为“放闸”。放闸时好好的，什么都能吃，可之后，病情便更加严重。看大叔能吃下东西，家人都会趁机宽慰大叔，说这是食道炎，会好的。大叔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不知道饥饱，一天到晚的吃啊，吃啊，好像也在证明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
熬油灯一样，很快，大叔身上的油脂、肌肉被熬掉了;接着，水分和所有的能量都被熬掉了，只剩下一具骨头架子。肋骨一根根挑着，胳膊腿儿像是几根细小的木棍。面孔是区分人的标识，一张面孔就是一个人，没有完全一样的面孔，最后的日子，大叔面目全非，让人怀疑这个人还是不是他。老人们流行“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的说法，大叔是在夏末走的。他吃上了当年的新麦面，却没有等到秋庄稼成熟。
现代医学说，癌症和遗传基因有关。在农村，人们却说，气大伤身，容易“生疮害疙瘩”——疙瘩，就是肿瘤，就是癌，这也是中医的说法。但具体什么是“气”？没人能去解释清楚。
可大叔，确实是憋了一口气，他有个解不开的心结。上面说大叔家其实是不对的，小叔家才正确——大叔没有成家，他是个光棍汉。他弟兄三个，他是老大，他跟着小叔过。小叔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花婶体弱多病，生活负担非常大。大叔平日就主内，给小叔外出赚外块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小叔是一个手艺人，会修车子、会做白铁皮水桶、升子，隔一天逢集都要去镇上摆摊儿。
有大叔支撑，小叔家的日子还算轻松。小叔的大儿子结婚后要分家，媳妇要求大叔跟着他们。小叔一万个不情愿，什么都能给，唯独大叔不舍得——还有三个儿子，都等着盖房子结婚呢，这还不是把大家庭的墙根给挖了？但小叔嘴上说得其实挺好，说尊重大叔的意见，他想跟谁就跟誰。最后大叔说，他要跟大侄子。大叔不善于表达，但他的行动出卖了他内心的喜悦，一得空就往大侄家跑，给他们收拾菜园子，种菜，担水，收鸡蛋，耩地先给大侄子耩，锄草先给大侄子家锄。到分家时，大叔的一份家产，比如粮食，也都分给了大侄。只剩下大叔卷着铺盖住到他家里了。大叔心里，是多么盼望那一天能早些到来啊，那个属于他的家，他的新家，他要在那里开始崭新的生活、崭新的人生。
那一天终没到来。大叔卑微而美好的希望破灭了。大侄子说，房子太紧张，住不下。于是，便有人怀疑他大侄当初的真实目的。可不管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不管有没有欺骗性，大叔最终没有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或者，经过这样的变故后，大叔才真切看到自己在这个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件被随意处置的一种物品？还是一种高级的牲口？大叔是这样想的吗？可大叔什么都没说，无人知悉他内心的汹涌澎湃。可明眼人还是能看到，大叔额头上的纹路再也不会像水一样流动了，它们凝结成一团乌云。
大叔还和往常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明面上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担水时脚步不再噔噔作响，锄草不再顺心应手，割草拖着箩筐回来，铡草铡一会儿歇一会儿，总之，无论干什么都比从前慢了半拍，很累的样子。他常常独自出神发呆，饭量也小了许多，一直到最后病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医疗条件不好，我不知道大叔做没做过钡餐透视等等的检查。他所享受到的治疗，就是隔三差五在村委卫生所里抓一些药，最好的待遇是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去输了几天液，那个人可是号称方圆几里的“名医”。那时候输液和现在输液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时输液听起来非常恐怖，意味着一个生命的完结。
直到一天大叔冒了一滩黑乎乎的稀屎，大人们说快了，说大叔肚里的东西全部烧坏了。果然，没两天大叔就死了。当时他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屎糊弄了一床、一被单、一身。大叔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没一个人和我说话呀！
二
三叔是我父亲的另一个堂兄弟。
三叔做胃镜半途而废，肿胀的食道已经不允许胃镜管子通过了，病到这样的程度任何治疗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医生们大都这样建议：回家吧，想吃啥好吃的就给他吃啥。善意的欺骗，病人能吃进去吗，即使山珍海味，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痛苦。
曾有老人说，在很早很早以前，人过了六十岁，就要被活埋，省得累赘人和不受待见。三叔跨过了七十岁的门坎儿，也算活得够本了。话是这样说，三叔自己并没放弃，开始了他一个人抗击病魔的战争。他相信单方治大病，能够起死回生，他不停验证着它们的效果，吃蟾蜍、壁虎，喝猫眼睛。这些东西，代价不大，只需拥有良药苦口利于病的信心，因为这些东西在乡下四处可寻。只要听说什么单方，三叔就会弄回来服用，不用旁人问，他自己总说有效。事实上，他不停地在更换单方的路上奔波，可他仍然日渐瘦弱。在他之前，族里的一位长辈去世，众人从坟地里回来，在村口碰见了三叔。三叔微微叹口气，说，等不了多长时间，就该轮着埋我了。
三叔四个儿子，一个闺女，老三老四结婚没几年，都在家务农。经济条件不好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父亲病了很长时间，也知道他没有积蓄，可几个孩子都不出头，睁只眼闭只眼，能拖则拖。三叔自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作为，客观上顺应了子女们的意向，还帮助他们逃脱了心灵上的责问。
活过才知道，夫妻两个，先死的那個是幸福的，三婶就比三叔有福。生前三叔带着她寻医问药，卧病在床三叔无微不至地伺候，擦屎端尿，收拾得干干净净。
被确诊后，三叔回来之后亦如往常，只是没有人喊他帮忙干活了。三叔在四个儿子家里轮流住。轮到二儿子家时，正是麦忙天。病里的三叔渴得厉害，可家里没有一个人。半晌，二儿子终于回来了，得到是却二儿子哭丧着脸的诉苦：忙得饭都吃不上，哪有功夫给你烧茶！你自己烧吧，你看我，我喝的就是凉水！说完，二儿子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瓢凉水。
独生闺女难得来一次，匆匆来，又匆匆地走。三叔屋里有种难闻的气味，是器官腐败的味道，也是死神临近的味道。闺女出来进去，都要捏着鼻子，皱着眉头。三叔病的日子里，她只给三叔洗过一次衣服被褥，还说快被熏死了。
三叔儿子们说，三叔是因为一件事才生了这样的病。三叔生病之前，曾给一个亲戚看工地场子，看了一两年，不但没给一分钱，自己还搭生活费，米面都是从自己家里带到工地的。亲戚却辩解说，包工程赔了钱。可赔钱与这件事有关系吗？三叔病了之后，儿子们曾经主张要把三叔拉到亲戚家里，看他给不给工钱，但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更不知道那件事对三叔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关于生死，村里流传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法。没有所以然，但人们却自觉地遵循着。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是不是，不得而知。是说人在将死之前，要从里屋挪在堂屋，不能让人死了“背过梁”。过梁承担着整个屋顶的压力，那压力多大呀，这是生者对逝者一种最美好的祝福，让逝者轻松地离去，再也没有什么负担。我的理解这是一种生命最后的告别仪式，就如结婚大摆筵席一样正大光明、热闹隆重，是见证，也是宣告天下——什么也没有生命神圣不可亵渎。很多人死之前一点都不糊涂，非常清醒，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会不顾亲人们的劝阻，自己挣扎着把床铺挪到了堂屋里，睡在堂屋后，整个家庭的气氛都散发着生命不可挽留的悲凉。
对于三叔而言，生命最后的尊严被剥夺掉了，他背了过梁。
三叔轮到三儿子家时，病情已相当严重，好多天只能间断地喝几口水或面汤，一直是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于是，孩子们开始讨论三叔的身后事，老大说轮到谁家就在谁家办丧事，老四说不管放谁家里，反正是不能放在他家里，因为他已经尽到应有的义务了——三婶是在他家去世的，老二老三的口径一致，说应该放在老大家里，因为他是老大。很多人忌讳父母死在自己的家里，说害怕闹鬼，比如有人生病，看了很长时间看不好，原因不明，找了人一看，说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阴间唠叨他了，那人赶紧上坟给父母烧香磕头，之后便好了。打死我也不相信这个，纯属无稽之谈，父母才是子女真正的神，死了也要保佑他们的子女，和谁过不去也不会和自己的子女过不去，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子女折腾得死去活来呢，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呢。争议还没个准确结果，三叔就在三儿子的里屋咽了气。
三叔死后，儿子们请来舅公主持公道，几个儿子各有一堆理由，彼此都不让步，舅公就用了最简单最公平的的办法——抓阄，谁抓到就放在谁家里。结果老大抓到了，大家说这是天意，给足了老大的脸面。于是，尸身早已僵硬的三叔从老三家被抬出来，又抬到了老大家里。
这件事，远近闻名。多年来，时不时就被人们拉出来抖落一下。
三
小叔的血缘和我家远了些，他和我父亲是一个老爷。
我关于小叔最初的记忆，是他老婆的事，他老婆常常失踪，他常常出去找老婆。因为穷吗？要说那个年头谁家都不富裕呀，各家各户分不出明显的穷富来。对于他老婆，我还残存着模糊的印象：长黑脸，豁子嘴，一颗大金牙。最后，他老婆彻底从村庄里消失了，小叔找了也没找到。多年后，听人说他老婆又嫁人了，给那家生的孩子也都到了而立之年。
老婆走后，跌入中年的小叔又当爹又当妈，拉扯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小闺女。当时，他儿子也就四五岁的样子，上学时报名，还是我领着去学校的，我六岁上学，比他儿子高一届。 他的儿子叫书斌，前不久我们还通了电话。我们谈起小叔，书斌情难自己，说话几次中断。沉默里，我还是真切感受到了他情感上的汹涌澎湃。书斌说他父亲的病都是因他而起。
书斌十多岁时，得了一种怪病，不停地发高烧和腿疼。之所以怪，是初期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诊断出来是什么病，其中包括经验丰富的专家。小叔总是慕名而去，可药用在书斌身上，一直不能根治。往往是用了药，烧就退去;停了药，烧就卷土重来，间隔的时间时长时短。乡下很多人的眼里，县医院就是高级医院，很多人老死都不知道县医院的门朝哪儿开的。对于书斌，县医院大夫们使出浑身解数也不济事，这才转到了市医院。然而，书斌被确诊为骨髓炎，是在数月之后。
骨髓炎——是指化脓性细菌感染骨髓、骨皮质、骨膜而引起的炎症性疾病，说白了就是骨组织感染。找不到病因，对于患者和家属而言，等于设置了一道深渊。可当医生说出脊髓炎这个名称，以及治疗手段的复杂、棘手和迁延的病程、后果等等时，小叔听到的却是绝望。
这些书斌并不知道，知道详细情况的是他的父亲——我的小叔。我也是一位父亲，曾经面对过和小叔一样的事情，我的儿子遭受的是病痛的折磨，而小叔遭受的则是多重折磨——妻子的背弃，抚养孩子，精神上的空虚、失落、绝望、压抑，一个男人的失败，世俗的嘲弄。对于小叔来说，孩子就是他活在人世间最后最大的一根救命稻草。那几年，小叔一直领着书斌寻医问药，一直和医院打交道，书斌那几年，大多是躺在床上度过的。那段时间，我只记得他们家的大门长期锁着，没人详细知道他们的行踪。再见到时，原来那个蹦蹦跳跳的少年不见了：书斌成了一个一走一颠的瘸子。
再有关小叔的消息就是他病了，噎食。他做了手术。手术之后的他非常消瘦，声音嘶哑，说话似乎拼尽了力气。乡下人不懂医学，却也有自己的认知，说他这是“声音倒了”，说明这个人的體质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一个人的声音一旦倒掉，他可能就与死神不远了。果然，两年之后，村北边的土丘，就成了小叔残存人世的一个符号。
小叔去世之前有块心病，一想到他残疾的儿子将来如何生活，面对的是怎样的磨难，他死也无法心安。
小叔去世时，书斌才十五六岁。书斌带着妹妹离开了村庄，很少回来。房子这东西，有人住着，也就那样，一旦没人住了，坏掉的速度非常快。书斌中间回来修过两次，但修的速度总是赶不上坏的速度，使人失去了再次修缮的信心。脱落的瓦越来越多，到最后屋顶也塌了。整个院子残垣断壁，一片废墟。
书斌的本家叔，就用砖头高高低低摆了一个圈子——势力范围，证明这一处荒芜之地并非没有主人。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它曾经承载了怎样的一个家庭、一些人、一些故事。本家叔就在里面种菜，经营成个眉目清秀的菜园子，后来又放弃了，现在是百草园——百草竞相生长。
书斌吃过很多苦，卖过小吃，开过饭店，贩过水果，他一直很努力，生活却一直也没有起色。书斌在老家的口碑很不好，有亲戚骂他是骗子。因为他借了好多亲戚朋友的钱。俗话说，有钱钱打发，没钱话打发，可他玩起了失踪。到现在，不知道那些旧账还了还是没还。
我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时断时续，失踪与浮现交替，但大致轨迹可见。当年在县城，他实在呆不下去，就去了新疆。在新疆也是颠沛流离，无根浮萍一般，最终还是一事无成。开饭店时，他和女服务员谈了恋爱，姑娘比他小，我曾见过，挺好的。姑娘娘家对书斌却极为愤慨，认定是书斌拐骗了姑娘，对他们的婚事极为反对。我曾猜测，当年他玩失踪是为了躲避娘家人的纠缠，他领着姑娘私奔了。后来，不知道是姑娘受了娘家的撺掇，还是屈服了生活的艰辛，俩人最终还是分了。然而，他们已经生了个女孩，现在已经十几岁了。
小叔的女儿叫书霞，有关她的消息，就像过山车，忽高忽低，落差极大。据说书霞去南方不久，就在县城买了房子，这不啻是重磅炸弹，整个村庄都在震动，是她开启了我们村农民在县城买房的先河。要知道，那可是2000年，一个年轻轻的姑娘干啥能挣那么多钱？人们心里充满了怀疑、猎奇、借助于世俗、嫉恨、或者幸灾乐祸、讥笑、常态的思维来揣测、联想。
接下来的消息让人唏嘘，书霞失踪了！谁都和她联系不上。这才知道她的房子是贷款，贷款迟迟还不上，她又没有踪迹，房子最后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掉了。听说，她也借了她最近族家点钱，失踪之后，族家也骂书霞和她哥一样，都是大骗子。
可怜我的小叔，死时才四十多岁。就算他还活着，不知会不会被一双儿女给气死。
四
我只有一个亲堂哥。在我一圈亲人里，唯有堂哥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
他是一个人去了县医院做的胃镜检查，检查报告单出来后，医生看着他欲言又止。正常情况下，患者都由家人陪同，医生一般都不会把真实病情直接告诉患者。就算说，也区别于普通病症，无形间，便有种神秘和遮遮掩掩的意味。就连报告单上也很模糊，癌症也不会标明是“癌”，只是单词缩写“Ca”。
堂哥从医生躲躲闪闪的眼神里意识到了什么：“什么病，癌症吗？只管说！”他目光的锋芒如一把利器，直抵医生的胸口，医生肯定感到诧异，一时间里，目光不敢和堂哥的对接。在堂哥的一再逼问下，医生反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回答“是”。这个大夫是善良的，他不忍心面对这个得了重症的人，无论这个人多么勇敢，多么坚强，但，癌细胞已经占领了他看似强健的身体。
村里一个人，曾带舅父去市里看病。早饭舅父吃了很多，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外甥撵都撵不上，说他哪像一个病人？可当食道癌的报告单拿到手时，舅父午饭一口都吃不下了，浑身无力，走路也摇晃起来，走一段歇一段，蹲在路边，像只即将死去的瘟鸡。我不知道堂哥当时的内心活动，但起码在外在上，他表现了自己精神上的强大。他一个人去的医院，又一个人回的家。到家了他说：我得食道癌了。语气和平时一样轻松，一家人当时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绝症病人一般都要经过否定、怨愤、侥幸、抑郁、无奈、绝望、接受等等一系列的心理反应，在每个阶段里其实都是焦虑、恐慌、挣扎的。大多数患者初次检查之后并不死心，都会换个医院做第二次检查，以便印证第一次是否准确，他们渴望最好的结果就是前一次是误诊，这样的误诊该有多么的美好，然而却不肯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患者很少主动放弃治疗，不管什么样的办法都想尝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放弃总有希望——这是陷入沼泽里的挣扎、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挣扎、最绝望最无奈的挣扎。很多的治疗其实也就是实验性的，破坏性的，死马当活马医，最后患者身上插满了管子，看起来触目惊心。 可堂哥一下把所有的阶段都省略了，或者也有，但速度很快，瞬间功夫，堂哥爽快地拒绝了放疗、化疗、手术、药物等等一切的治疗。并非经济上拮据，他有退休金和积蓄，子女们都有工作，家境都很富裕，都很孝顺。家人声泪俱下地劝说堂哥，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堂哥和原野里的草木一样，摈弃了所有的人为因素，他要自然而然地谢幕。
在人们的眼里，堂哥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几乎打破了“金无赤金，人无完人”的魔咒，关于他的都是好的。堂哥是个老师，当了大半辈子的中学校长，在当地很有名气，都称他“老校长”，对他的肯定是多方面的，领导、教师、学生、社会，业务能力是一个因素，为人也是一个因素。众口难调，一人难衬百人心，作为一个领导能做到这个样子，真的不容易，都说堂哥的好没有水分。在村里堂哥的口碑也一致的好，堂哥每次回到村里总是推着自行车，见了人总是先开口说话，一视同仁，不管你有用或无用。在公共场合里让烟，不要担心你会被遗漏，即使你不吸烟，你站在人群最后。人活一世，总免不了恩怨、纷争、爱憎，而对于堂哥来说这些似乎都不存在，他一生都是如此的诚恳、温和、谦卑、低调、谨慎入微，堂哥不是教徒，却是合格的教徒。
我父亲并不这样看，总说堂哥太懦弱了，一向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我父亲比我堂哥只大了几岁，叔侄俩一起长大，他们之间太了解了。我一直怀疑我父亲和堂哥的叔侄关系，我们两家基本都没什么来往，关系一般。我父亲有事从来就不去找堂哥，怕他担惊受怕。有年春节前夕，堂哥家曾有一头二百斤的大猪被人偷走了，那时这样的一头大猪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辛苦喂养，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能办很大的事情。不久堂哥就知道了盗贼是谁，证据确凿，但堂哥没有追讨，也没有告发，旁人都为他抱打不平，他竟然还说少惹事生非为好。
我不知道是堂哥的性格使然，还是环境造就了他的性格，或它们相互影响和适应？我不想以任何一种论调来牵强附会，虚妄生义，仅仅是我对于他个人一种客观的陈述。
堂哥生于1932年，他父亲去世时堂哥才几岁，堂哥本来兄弟两个人，兄弟少亡，实质意义来说，堂哥是独生子。他的家庭成分不好，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过活，孤儿寡母的，可能对动荡的时局和世態炎凉更为敏感，他向来不多言多语，出头冒尖。我家成份也不好，那时候家庭成份是一种标签，用于区别家庭的好与坏。堂哥从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的经历，一般人难以想象。我所看到的一切只是强弩之末的微小动荡，相对而言是静态的，因为时势对于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并没有实质的影响，肤浅都说不上。
那样的背景下，谁能准确地预知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命运究竟和哪一件事情有关联？堂哥那时期在当校长，无疑也在风口浪尖上。保护自己，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本能，沉默、隐忍、懦弱或许是最好的法宝，这些成就了堂哥的完美，让他举重若轻、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此波未平彼波又起的一个个漩涡。
一个完美的人是不可信的，没有爱憎的人是不可信的，我相信堂哥一定也有他的爱憎，有他的喜怒哀乐，只是他没有表达出来，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任它们翻江倒海，他一生走来要比一般人承受了更多的厌恶、痛恨、违心、憋屈、愤怒、误解、焦虑，它们慢慢聚拢、盘踞在堂哥的胸口，结果只有一个字：堵。除了堵还是堵，堵在胸口里生根发芽，无形的气体终于有了自己的实体而存在，可以直观地、明确地表达了出来。锋利的手术刀能把肿瘤划开、拿掉，病理切片能研究出来它的性质、组织，可能破译出堂哥人生的历史烙印，人性的扭曲，精神的变态吗？
一生不属于自己，一生懦弱，一生都在堵，一生不能释怀，是这样吗？到了人生最后，堂哥这才要任性一次，痛快地发泄一次，把一生的憋屈、愤怒、世俗一次性地全部抛弃掉了;对于他而言，终于可以说一次“不”了，终于可以做一次真实的自己了，终于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了，尽管这样的拒绝是那么的悲壮。
责任编辑 杨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