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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典教育,尽管表面看似轰轰烈烈,实则饱受争议。要言之,抨击主要在以下方面:经典乃封建糟粕,提倡经典教育乃是复古倒退的作法,将毒害青少年的成长;经典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将造成民众思想的混乱;提倡经典教育者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且自身并不懂经典等等。这些批评意见自然也遭到了提倡者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经典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确实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主要有经典教育的合理性、当代诠释、与其它思想学派及政治的关系等;在实践上,存在功利化、形式化的倾向。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抓住经典教育为生命教化服务这一主旨:在理论上作出创造性诠释的同时,实践上培养出以身体道的群体,使经典对生命真正产生教化之功。
一、经典教育性质分析——合理性、当代诠释、与其它思想学派及政治的关系
为什么要复活已经废弃多年的经典教育,经典到底有无价值,价值几何呢?对这些有关经典教育合理性问题的回答是提倡者首先要面对的,如果对之认识不清,势必有碍于经典教育的发展。这一问题其实是对经典特点、价值的认识。经典的特点在于它的永恒性、超越性、神圣性。它超越当下和个体,超越时间和空间,如长江之水绵绵不绝地滋润着中华民族所有个体的生命,为之树立安身立命之道。尽管时有变迁、势有转移、人有差异,但经典始终具有恒久之魅力,且永远不缺乏鲜活的时代特性。
经典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为整个民族树立起共同的稳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根植于人性的深处,只要有人性的存在,它就不会过时。故此,它并不会因为产生于遥远时代而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而是具有广大的包容性。时下日益富强的中国,乃接续五千年文明而来,同样需要经典为它提供思想价值支持。有些批评者总是抱有一种“时代的傲慢”感,秉持今必胜古、古必不如今的无限进步论,认为经典作为农业社会产生的东西,于社会主义中国何益之有。到底是否如此呢?事实胜于雄辩。我国近些年的一系列措施,诸如以德治国、八荣八耻、和谐社会,以及眼下各单位树立道德模范,演艺界推行十大孝子等活动都与经典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你要知道什么是光荣与耻辱,知道何者为和而不同,何者为真正的孝悌之道,就必须投入到儒家经典之中,这是中华文化的命脉根基所在。现实中的慈善事业,善心、善举,希望工程等等其实都离不开“民胞物与”的思想,也即是孔孟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思想之呈现。
有学者提出经典教育虽未可全盘否定,但应当分析其中精华与糟粕,最好站在远处,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将之当作历史知识来欣赏,免得其糟粕污染心灵。我们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对也是不现实的。正如要知道食物之味除亲自品尝别无它法一样,对于经典的精华与糟粕之分,也应当先涉足、阅读、体会经典,由阅读者根据自身经历、知识结构作出自主评判。切不可先端出一本已经加工变味的白话翻译本或“阉割”了的所谓精选本来加以评判,这种越俎代庖的“高明”之举实则是对经典的戕害。多年来,我们对于经典的工作仅停留于翻译、节选阶段,研究者所作又多为以马、西释中的诠释工作,真正表达自身领悟的代表性成果很少。究其原因是时间不够,积淀不够,社会还没有孕育出产生大师和大作的土壤,学者亦没有充分挖掘出经典的现实价值。古代中国经典讲究“成德之学”,是性命攸关的修身养性之学,怎么可能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知识,当作一种与自己无关的对象进行超然研究呢?怎样的诠释才是有意义的呢?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参照。在当代经典诠释中,于丹、易中天等学术明星对经典的阐发讲述皆是饱含理智与感情的有感而发,故广受欢迎。中国的文化市场,此前十年是以故事性吸引人的评书火爆,这符合传统中国人的喜好。当下的中国人更爱看小品,“赵本山现象”反映出当下民众追求娱乐的趣味。故此,在固守经典原味的基础上,经典的当代诠释应该关注民众的需求、趣味,以加大其普及程度。
经典所代表的是传统的价值理念,在诠释中应考虑到它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流派的关系。任何经典诠释皆基于诠释者的立场和时代关注点,在诠释中容纳其它思想并与之对话互动乃是经典诠释的应有之义。朱熹可以说是我国经典诠释的最成功者,他对于《四书》的诠释对时下经典诠释很有借鉴意义。朱熹所处时代的儒家不仅在外部面临佛家、道家和功利之说的压迫,而且在儒家思想内部,也遭到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涑水学、陆九渊的心学等各种分化思想的冲击。朱熹站在理学立场,对各家思想作出了或吸收、或反对的回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综合性的诠释,开启了中华经典教育的《四书》时代。当前的经典诠释同样处在各种思潮纷起的氛围中,诠释者应该以广阔的视角,瞄准当下的社会实际,作出符合时代的诠释。有些学者的诠释点就很好,比如李景林先生对《大学》“知止”观念的现代意义作出了有价值的阐发。故此,经典的学术解读应具有广阔的视野,在综合中创新。
经典教育本来是一种思想文化教育,但其中也含有政治的意味,故应处理好经典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儒家传统经典,自古以来就与政治联系紧密,古代国家长期以来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以儒立国,政教合一。当下中国奉行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国民思想之主导。故此,经典教育不应当和政治有过多牵连,应尽量实现和政治的切割,以学术和生活为追求。因为经典本来就是民众自由的价值选择,它的根基在民间,反映出民众内心对于真善美的精神向往,不需要也不应奢望靠政治的强制力来推广。事实上,儒家经典总是先在民间获得民众的认可,方才和政治挂上联系,而最终却导致了异化。孔子的六经、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命运皆是如此。
二、经典教育存在问题——功利化、形式化的倾向及其纠正
除了理论上的问题之外,经典教育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功利化和形式化。
不可否认,目前经典教育的确存在鱼龙混杂的现象,甚者借经典教育之名行敛财求名之实,导致经典教育日趋功利化,违背了经典教育的本质与初衷。诚然,在一个如此高度商业化的时代,经典的推广不能完全否定借助商业的手段。但一涉及商业活动,就必然要牵扯到利润,分寸把握不好,就势必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对经典教育的伤害。经典教育本来是成德之学,设若推广经典教育者过于注重经济利益,那还不如去推广赚钱术。有些高校将经典教育设为一种奢侈的有偿精英教育,以此来创收,虽说双方秉着愿打愿挨各取所需的自愿互利原则,然毕竟难免遭致物议,有违本旨。
功利化的另一表现就是有用化。可以说美国人推崇的实用主义是中国当前最流行的思想,时下的国人凡事都要问个有没有用、有多大用,于经典教育亦是如此。古代对读书的期望就是两个字:明理。凡事都要问个合不合理、合什么理。那时的知识人虽然经济不富有,但是凭着学识和操守而备受尊重。现在的理念是花钱买知识,花了钱就要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客观的说经典教育有没有用,到底又有多大用呢?朱自清先生对此说得很清楚,“经典教育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既然经典的价值在文化,那经典有无作用,也就是文化有无作用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楚的。李景林先生对文化的功利性做了很好的阐发,他认为:“文化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功利性。这与文化本身的特性及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方式有关。”在表现形式上:“文化的存在和作用寄寓在各种实存的领域,人们常据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实存领域而判断文化的正面与负面的价值。”他同时指出,“一种文化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具有直接的、线性的因果联系。”正是因为文化具有功利性,故此经典自然有其用处。学习经典不是为谋求功名利禄,而是为寻求安身立命之道,明白个人在世界的义务使命。正如文天祥所言,“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在当代社会,人皆日趋成为单向度的人,消费至上、享受第一,人格虚无、价值淡化,人人皆被裹挟而成为社会这个高度流程化的自动运行机械中的一颗小钉子。经典教育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急功近利的人生态度,赋予另一种人生体验,消除人性的浮躁与失落。
经典教育应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形式化。眼下对经典的推广似乎有过于看重外在形式的倾向。这样容易流于口耳之学,表现在:强迫性质的背诵,导致学习者的厌烦逆反心理;炫耀性的追求背诵的数量成果,引入竞赛等竞争性、功利性的手段来刺激经典教育等。这些皆流于外在而未能抓住经典教育的本质,走上了将经典推向知识化的道路。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对于经典的认识颇具启发意义,他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可见,经典教育和读经不是一回事。此外,经典教育形式化还表现为讲解中的教条性。对经典应当加以适度的讲解,这种讲解是引导而不是替代阅读者思考。经典是整个民族和个人生命的源头活水,人人皆可从中取得有益成分。在理解上,必然是千人千面而非千人一面。故在经典的诠释理解上应当允许多样阐发的存在,应虚怀若谷,扫除自身的成见、偏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经典教育必须坚持自由自愿的原则,不可以己之愿而强迫之。要以讲解、诵读、体验、实践多种方法相结合。在讲解抽象义理的时候,应当辅助以日常的实际行为,注重诠释的自我性和现实性,与古人对照,于身心证解。经典教育还应注重其它相应知识的辅导,比如必要的语言文字知识,以帮助学习者逐步提高阅读原典的能力。
三、经典教育发展方向——在实践中建立经典教育与生命教化的关联
要使经典教育获得更好的推进,窃以为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在实践中建立经典教育与生命教化的关联。注重生命的教化、心灵的修养是古代经典教育的根本主旨。经典教育能否真正的“复活”,完全取决于它对于现代社会是否具有塑造生命、完善人性、提高生命质量的实践价值。
从表现形式来看,经典以古代文字为载体;从思想内容来说,以古代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观念为核心。那么,我们传承经典,就是要彰显经典核心价值于当代社会人生的实践意义,达到返本开新的目标。有人认为,古代经典只是一堆过时的历史知识,可以当作古董来玩赏,对于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已经毫无价值。新时代人物的核心是什么?用通行的标准就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人,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是具有自由、自主、独立、创新精神的人。难道说经典教育在塑造这些品质上就毫无价值吗?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讲理想,难道“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还不够吗?讲道德,难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够吗?讲自由,难道“为仁由己”;讲自主,“发明本心,自作主宰”,没有价值吗?
经典教育提倡学习,是要在实践中学习,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起到“化性起伪”“变化气质”的效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民皆须在实践中展开。《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为己之学就是学要切己,为求得自身的受用而非求知于人炫耀于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下学而上达”。孔门弟子非常注重实践的意味,他们在实践中以忠恕之道作为行动的指南。从颜回的“克己复礼”到曾子的“三省吾身”皆是从行为到内心的一种自我对照修习。其学习所得皆能在某一行事上体现出来,如子路的信、勇,曾子的守礼等。儒家认为,道在伦常日用中,“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故德性的养成必定在实践中实现。为学应“尊德性而道问学”。古人从小注重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家庭礼仪中涵养德性,长大后再学习经典之义理,就更为有效了。
经典教育的当务之急在于培养出一批以身体道的践履者,树立人格的典范,言传身教,这样才能产生实际的说服力,才能使经典教育活跃起来,恢复其应有的生机。受经典熏陶出来的具有浩然之气、大丈夫人格、注重气节操守的廉介耿直之士实为每个时代所必需。中国古代追求士大夫人格、士大夫群体的养成,体现为以道担当、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值得新型知识分子继承弘扬。经典教育的复活来源于民间而非高层,表现出强大的民众基础,是民间的一项自发活动。民众对它的需求亦体现在实践中。古人讲化民成俗,要实现民间风俗的改变,需要以身体道者以身垂范,教化百姓,移风易俗。这一点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民众道德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要把这种实践性作用于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培养出一批受经典影响的儒商、儒官、儒师等。这些人虽然从事事业不一,但是皆受经典泽惠,以之作为为人处世之价值准绳。只有培育出一批批“为民请命者,埋头苦干者”,经典教育才能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和吸引力。目前投身经典教育事业者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不仅没有接受过经典教育,而且多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成长起来的。这就更加要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作出道德表率,赢得民众真正的信任,取得实际的教化效果,这才是对经典教育的真正弘扬。
一、经典教育性质分析——合理性、当代诠释、与其它思想学派及政治的关系
为什么要复活已经废弃多年的经典教育,经典到底有无价值,价值几何呢?对这些有关经典教育合理性问题的回答是提倡者首先要面对的,如果对之认识不清,势必有碍于经典教育的发展。这一问题其实是对经典特点、价值的认识。经典的特点在于它的永恒性、超越性、神圣性。它超越当下和个体,超越时间和空间,如长江之水绵绵不绝地滋润着中华民族所有个体的生命,为之树立安身立命之道。尽管时有变迁、势有转移、人有差异,但经典始终具有恒久之魅力,且永远不缺乏鲜活的时代特性。
经典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为整个民族树立起共同的稳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根植于人性的深处,只要有人性的存在,它就不会过时。故此,它并不会因为产生于遥远时代而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而是具有广大的包容性。时下日益富强的中国,乃接续五千年文明而来,同样需要经典为它提供思想价值支持。有些批评者总是抱有一种“时代的傲慢”感,秉持今必胜古、古必不如今的无限进步论,认为经典作为农业社会产生的东西,于社会主义中国何益之有。到底是否如此呢?事实胜于雄辩。我国近些年的一系列措施,诸如以德治国、八荣八耻、和谐社会,以及眼下各单位树立道德模范,演艺界推行十大孝子等活动都与经典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你要知道什么是光荣与耻辱,知道何者为和而不同,何者为真正的孝悌之道,就必须投入到儒家经典之中,这是中华文化的命脉根基所在。现实中的慈善事业,善心、善举,希望工程等等其实都离不开“民胞物与”的思想,也即是孔孟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思想之呈现。
有学者提出经典教育虽未可全盘否定,但应当分析其中精华与糟粕,最好站在远处,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将之当作历史知识来欣赏,免得其糟粕污染心灵。我们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对也是不现实的。正如要知道食物之味除亲自品尝别无它法一样,对于经典的精华与糟粕之分,也应当先涉足、阅读、体会经典,由阅读者根据自身经历、知识结构作出自主评判。切不可先端出一本已经加工变味的白话翻译本或“阉割”了的所谓精选本来加以评判,这种越俎代庖的“高明”之举实则是对经典的戕害。多年来,我们对于经典的工作仅停留于翻译、节选阶段,研究者所作又多为以马、西释中的诠释工作,真正表达自身领悟的代表性成果很少。究其原因是时间不够,积淀不够,社会还没有孕育出产生大师和大作的土壤,学者亦没有充分挖掘出经典的现实价值。古代中国经典讲究“成德之学”,是性命攸关的修身养性之学,怎么可能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知识,当作一种与自己无关的对象进行超然研究呢?怎样的诠释才是有意义的呢?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参照。在当代经典诠释中,于丹、易中天等学术明星对经典的阐发讲述皆是饱含理智与感情的有感而发,故广受欢迎。中国的文化市场,此前十年是以故事性吸引人的评书火爆,这符合传统中国人的喜好。当下的中国人更爱看小品,“赵本山现象”反映出当下民众追求娱乐的趣味。故此,在固守经典原味的基础上,经典的当代诠释应该关注民众的需求、趣味,以加大其普及程度。
经典所代表的是传统的价值理念,在诠释中应考虑到它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流派的关系。任何经典诠释皆基于诠释者的立场和时代关注点,在诠释中容纳其它思想并与之对话互动乃是经典诠释的应有之义。朱熹可以说是我国经典诠释的最成功者,他对于《四书》的诠释对时下经典诠释很有借鉴意义。朱熹所处时代的儒家不仅在外部面临佛家、道家和功利之说的压迫,而且在儒家思想内部,也遭到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涑水学、陆九渊的心学等各种分化思想的冲击。朱熹站在理学立场,对各家思想作出了或吸收、或反对的回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综合性的诠释,开启了中华经典教育的《四书》时代。当前的经典诠释同样处在各种思潮纷起的氛围中,诠释者应该以广阔的视角,瞄准当下的社会实际,作出符合时代的诠释。有些学者的诠释点就很好,比如李景林先生对《大学》“知止”观念的现代意义作出了有价值的阐发。故此,经典的学术解读应具有广阔的视野,在综合中创新。
经典教育本来是一种思想文化教育,但其中也含有政治的意味,故应处理好经典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儒家传统经典,自古以来就与政治联系紧密,古代国家长期以来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以儒立国,政教合一。当下中国奉行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国民思想之主导。故此,经典教育不应当和政治有过多牵连,应尽量实现和政治的切割,以学术和生活为追求。因为经典本来就是民众自由的价值选择,它的根基在民间,反映出民众内心对于真善美的精神向往,不需要也不应奢望靠政治的强制力来推广。事实上,儒家经典总是先在民间获得民众的认可,方才和政治挂上联系,而最终却导致了异化。孔子的六经、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命运皆是如此。
二、经典教育存在问题——功利化、形式化的倾向及其纠正
除了理论上的问题之外,经典教育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功利化和形式化。
不可否认,目前经典教育的确存在鱼龙混杂的现象,甚者借经典教育之名行敛财求名之实,导致经典教育日趋功利化,违背了经典教育的本质与初衷。诚然,在一个如此高度商业化的时代,经典的推广不能完全否定借助商业的手段。但一涉及商业活动,就必然要牵扯到利润,分寸把握不好,就势必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对经典教育的伤害。经典教育本来是成德之学,设若推广经典教育者过于注重经济利益,那还不如去推广赚钱术。有些高校将经典教育设为一种奢侈的有偿精英教育,以此来创收,虽说双方秉着愿打愿挨各取所需的自愿互利原则,然毕竟难免遭致物议,有违本旨。
功利化的另一表现就是有用化。可以说美国人推崇的实用主义是中国当前最流行的思想,时下的国人凡事都要问个有没有用、有多大用,于经典教育亦是如此。古代对读书的期望就是两个字:明理。凡事都要问个合不合理、合什么理。那时的知识人虽然经济不富有,但是凭着学识和操守而备受尊重。现在的理念是花钱买知识,花了钱就要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客观的说经典教育有没有用,到底又有多大用呢?朱自清先生对此说得很清楚,“经典教育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既然经典的价值在文化,那经典有无作用,也就是文化有无作用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楚的。李景林先生对文化的功利性做了很好的阐发,他认为:“文化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功利性。这与文化本身的特性及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方式有关。”在表现形式上:“文化的存在和作用寄寓在各种实存的领域,人们常据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实存领域而判断文化的正面与负面的价值。”他同时指出,“一种文化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具有直接的、线性的因果联系。”正是因为文化具有功利性,故此经典自然有其用处。学习经典不是为谋求功名利禄,而是为寻求安身立命之道,明白个人在世界的义务使命。正如文天祥所言,“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在当代社会,人皆日趋成为单向度的人,消费至上、享受第一,人格虚无、价值淡化,人人皆被裹挟而成为社会这个高度流程化的自动运行机械中的一颗小钉子。经典教育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急功近利的人生态度,赋予另一种人生体验,消除人性的浮躁与失落。
经典教育应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形式化。眼下对经典的推广似乎有过于看重外在形式的倾向。这样容易流于口耳之学,表现在:强迫性质的背诵,导致学习者的厌烦逆反心理;炫耀性的追求背诵的数量成果,引入竞赛等竞争性、功利性的手段来刺激经典教育等。这些皆流于外在而未能抓住经典教育的本质,走上了将经典推向知识化的道路。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对于经典的认识颇具启发意义,他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可见,经典教育和读经不是一回事。此外,经典教育形式化还表现为讲解中的教条性。对经典应当加以适度的讲解,这种讲解是引导而不是替代阅读者思考。经典是整个民族和个人生命的源头活水,人人皆可从中取得有益成分。在理解上,必然是千人千面而非千人一面。故在经典的诠释理解上应当允许多样阐发的存在,应虚怀若谷,扫除自身的成见、偏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经典教育必须坚持自由自愿的原则,不可以己之愿而强迫之。要以讲解、诵读、体验、实践多种方法相结合。在讲解抽象义理的时候,应当辅助以日常的实际行为,注重诠释的自我性和现实性,与古人对照,于身心证解。经典教育还应注重其它相应知识的辅导,比如必要的语言文字知识,以帮助学习者逐步提高阅读原典的能力。
三、经典教育发展方向——在实践中建立经典教育与生命教化的关联
要使经典教育获得更好的推进,窃以为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在实践中建立经典教育与生命教化的关联。注重生命的教化、心灵的修养是古代经典教育的根本主旨。经典教育能否真正的“复活”,完全取决于它对于现代社会是否具有塑造生命、完善人性、提高生命质量的实践价值。
从表现形式来看,经典以古代文字为载体;从思想内容来说,以古代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观念为核心。那么,我们传承经典,就是要彰显经典核心价值于当代社会人生的实践意义,达到返本开新的目标。有人认为,古代经典只是一堆过时的历史知识,可以当作古董来玩赏,对于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已经毫无价值。新时代人物的核心是什么?用通行的标准就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人,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是具有自由、自主、独立、创新精神的人。难道说经典教育在塑造这些品质上就毫无价值吗?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讲理想,难道“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还不够吗?讲道德,难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够吗?讲自由,难道“为仁由己”;讲自主,“发明本心,自作主宰”,没有价值吗?
经典教育提倡学习,是要在实践中学习,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起到“化性起伪”“变化气质”的效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民皆须在实践中展开。《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为己之学就是学要切己,为求得自身的受用而非求知于人炫耀于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下学而上达”。孔门弟子非常注重实践的意味,他们在实践中以忠恕之道作为行动的指南。从颜回的“克己复礼”到曾子的“三省吾身”皆是从行为到内心的一种自我对照修习。其学习所得皆能在某一行事上体现出来,如子路的信、勇,曾子的守礼等。儒家认为,道在伦常日用中,“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故德性的养成必定在实践中实现。为学应“尊德性而道问学”。古人从小注重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家庭礼仪中涵养德性,长大后再学习经典之义理,就更为有效了。
经典教育的当务之急在于培养出一批以身体道的践履者,树立人格的典范,言传身教,这样才能产生实际的说服力,才能使经典教育活跃起来,恢复其应有的生机。受经典熏陶出来的具有浩然之气、大丈夫人格、注重气节操守的廉介耿直之士实为每个时代所必需。中国古代追求士大夫人格、士大夫群体的养成,体现为以道担当、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值得新型知识分子继承弘扬。经典教育的复活来源于民间而非高层,表现出强大的民众基础,是民间的一项自发活动。民众对它的需求亦体现在实践中。古人讲化民成俗,要实现民间风俗的改变,需要以身体道者以身垂范,教化百姓,移风易俗。这一点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民众道德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要把这种实践性作用于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培养出一批受经典影响的儒商、儒官、儒师等。这些人虽然从事事业不一,但是皆受经典泽惠,以之作为为人处世之价值准绳。只有培育出一批批“为民请命者,埋头苦干者”,经典教育才能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和吸引力。目前投身经典教育事业者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不仅没有接受过经典教育,而且多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成长起来的。这就更加要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作出道德表率,赢得民众真正的信任,取得实际的教化效果,这才是对经典教育的真正弘扬。